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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都会忘记,自己到底是做什么研究的。”一位青年教师表示,一些高校也出现“996”现象,但依然没有充足的精力投入科研。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当下部分青年科研人员主持项目机会少,在参与项目过程中或要处理课题组填表、报销等行政性事务,或被派去参加各种非科研性质的会议、活动等。
近些年我们也能看到这些举措,中国推出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有不少是长期执行的制度性政策。比如为消除重复征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增值税基本税率从17%降至13%;个人所得税也通过扩大税率级距、增加专项附加扣除、提高起征点,实际降低了税负;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6%等。
因此在不断强化税收征管的同时,应该同步适度推进税制改革,适度降低名义税率,让企业实际税负维持在一个合理水平,同时国家财政收入也并不会由此减少,进而实现良性循环。
“我们把厦门市的食品公司引到永宁县,把宁夏的枸杞、葡萄酒介绍到厦门。”宁夏干部杨文智2021年前往福建,挂职厦门市湖里区商务局副局长,这段时光给杨文智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只要有机会,我就请福建的企业到宁夏考察,促成双方合作。”杨文智说。
在这里,他不仅迎来了孩子的出生,还完成了从英语讲师到网红的身份转变。2019年,托米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记录自己学习海南话的过程,却意外走红网络。
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有着深刻的学理逻辑。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分工从以往的产业间分工深化为产业内分工甚至产品内分工,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使产品贸易、国际投资和服务贸易之间的相互依存成为国际经贸交往的核心。比较来看,产品贸易会更多受“边境”规则的约束,服务贸易和投资活动则更多受“边境内”规则的制约。比如,一个提供专利许可和技术咨询服务的企业给国际客户提供服务的方式通常有三种:一是将专利和技术方案存于电子介质,通过网络远距离提供给国外客户;二是派员工到国外与客户见面,面对面提供专利和技术服务;三是到国外投资建立分支机构,实现服务的当地供给。对于提供服务的这一家企业来说,知识产权保护、人员短期流动和签证政策、投资政策、竞争政策等“边境内”规则,是比关税和海关程序等“边境”规则更重要的问题。随着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重要性的提高,特别是当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成为维系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必要条件时,“边境内”规则对国际经贸交往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拥有超大规模市场的显著优势,消费市场还在不断成长壮大。14亿多人口构成了庞大的消费基础,其中超过4亿的中等收入群体正持续扩大,已成为拉动内需、推动消费升级的中坚力量。同时,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多样、城乡市场潜力巨大,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丰富的消费品类,为提升商品和服务供给质量创造了广阔空间,也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坚实基础。大国的规模优势使我国具备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的现实基础和长期潜力,从而可依托强大国内循环,着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将我国打造成为国际高端要素资源的“引力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