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道场：四壁图书中有我

不知其人其学，视其书房

清人刘熙载《书概》云：“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作为书法艺术的“书”大致如此，作为文献典籍的“书”也不例外。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学者，读什么书，买什么书，藏什么书，写什么书，就像拿起笔向世人描画自己的真容一样。从少年时期肩挎手提的各种书包，到进入大学后集体宿舍中的一两层书架，再到从教之后可以独享的或简朴或豪奢的书房，甚至再到令大多数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独立藏书楼，其间的变化，最能见证一个学者的职业和精神发展史。除了书房以外，学者学道、修道、悟道、传道的场所，有图书馆，有实验室，有三尺讲堂，有大小会场，不一而足。但相较而言，只有书房是学者自己专属的道场。书房是学者藏书、读书、写书、谈书的工作室和生产间，更是学者“乘物以游心，逍遥天地间”的独立精神家园，北魏逸士李谧“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顾盼自雄的豪言壮语，的确能在千载以下的学者心中引起强烈共鸣。北大法学院的章永乐老师说过，书房是学者“人格的一个对外投射，或者说一个放大”。不敢说书房就是学者生命的全部，但窥一斑而见全豹，书房的样子，大致能最直接、最真实地反映出学者们的样子。《孔子家语·六本》中记载了孔夫子知人论世的一段名言：“不知其子，视其父；不知其人，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所使；不知其地，视其草木”，借用这个逻辑，我想说：“不知其人其学，视其书房”。

章永乐的书房

我在上大学期间，除了经常去本师肖东发先生书房求学问道以外，还曾去本系张荣起、周文骏、朱天俊、王余光、李常庆诸先生府上晋谒，有幸进入先生们的书房，在敬聆教诲的同时，目睹并感受了诸先生书房条件之简朴、插架之美富、风格之相异，以及他们对书房的珍视热爱之深情。一身风范诲后进，四壁藏书贯古今，先生们的风雨人生、学术追求、道德文章、生活意趣就在那一方书香盈溢的天地中蔓延开来，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与心田。

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是本科毕业前夕，与班长周易军一起去王余光先生家中采访时的场景。王老师是图书馆学、编辑出版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主要研究图书馆学史、文献史、出版史、阅读史，给我们上过“出版文化学”“中国名著导读”两门课。他由学书、研书、教书而爱书，进而成为著名的藏书家。其时，王老师住在畅春园，我们进门报到问好后，他就兴致勃勃地拉着我们参观自己的藏书，在他房中，几乎看不到任何名贵的家具和装饰，除了书房以外，卧室、过道也都摆满了书，真是牙签满架，琳琅满目，让我们深感王老师是一位身居琅嬛福地的神仙中人。参观之后，他安坐书桌前，点起一根香烟，在烟雾缭绕中把自己的藏书、写书故事向我们娓娓道来。谈着谈着，渐入佳境，话题便转到其业师张舜徽先生，王老师边聊，边起身从书架上一本又一本地拿出张先生各种版本的著作，小心翼翼地摊开在书桌上，为我们如数家珍般谈起这位国学大师的人生经历和藏在每本著作背后的故事。他特别动情地讲述了张先生在特殊年代撰写《说文解字约注》的壮举。这部历时十载写成的二百余万字的名著，仅誊抄书稿，就花了三年时间，写秃了几十支小楷羊毫笔。要知道，这部书的大量著述工作，是张先生在一间破旧浴室中完成的，这间全家人共住的浴室仅有30多平米，不仅夏热冬冷，下雨天还会漏水。屋顶漏水，张先生就找个盆子接一下，水从外面灌进来，就穿上雨鞋，继续写作。武汉夏天溽热，张先生在胳膊下垫一条湿毛巾，汗水流入眼睛，就用毛巾擦一下，继续写。就是在这间别样的书房中，张先生不忧不惧，挤出时间，今夜考明一字，明日证说数文，完成了《说文解字约注》的整理、誊写工作。就是在那个下午，我在王老师的书房里，更为深切地理解了“发愤著书，厚积薄发，师道尊严，薪火相传”的精义。从那天起，我开始带着虔诚的敬意搜集和阅读张先生的系列著作，并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学术天地。

王余光先生的书房

就我有限的耳闻目睹而言，上一辈大多数学者，往往生财乏术，与丰盈的“阿堵物”缘分甚浅，充裕的个人安居空间尚且难以完全满足，要置办单独的书房，就成为略显奢侈的追求，要想拥有与古人媲美的独栋独院藏书楼，更属天方夜谭。要做出来点成绩，就得静下心来，坐冷板凳，在清苦的环境中深研学问，历练人格。据很多先生回忆，他们年轻时候均住筒子楼，不到十平方米的斗室，兼作卧室、厨房、会客厅和书房。师母回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本师做班主任时，经常是晚饭后接待学生，谈话、辅导到很晚，师母收拾完餐桌当课桌，在旁边辅导孩子做作业。等送走学生，师母和孩子开始睡觉后，本师又将课桌当书桌，继续读书写作。住筒子楼的那段时期，成为他的一个学术成果高产期。给我们讲授过“中国古代文学史（二）”的孟二冬老师也经历过类似的生活。据其夫人耿琴老师回忆：

在二冬眼中最金贵的是书，生活中可以缺这少那，哪怕寒酸窘迫，但书不能少。1994年，二冬博士毕业留在北大工作，1995年，我也放弃了副研究员职称和三居室，从烟台来到北大，先住在十平米大的筒子楼中。搬家过来时，家具和书装了一辆八吨的大卡车，但房子空间实在太小，只能把书留下来。为了能塞下二冬的书，我们就把书桌的腿卸掉，全部用书做腿。睡觉的床是用两张单人的高低架床拼在一起的，底下一层睡人，上面全部放书，经常担心床会塌下来。学校看我们实在困难，就腾出一间较大的筒子楼，让我们先改善一下。而这一住就是八年多，其间有三次分房的机会，但二冬都不愿意搬，觉得这儿离图书馆、学生都比较近。

婚后我们经历了工作上四次大的调动，搬了十次家，每次的变动，都首先考虑把书房放在最舒服的房间。每每逛书店买回大包的书时，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刻。

同为爱书人的任羽中老师说他读了这段文字，很感动，也难过了好久。并说：“这样的文字，就把一个学者的灵魂刻画出来了。孟二冬老师是北大学者的代表，他有才，但没有‘才子气’，他的《登科记考补正》是苦功夫、硬功夫、真功夫，一定会传之久远。”他说出了我们这些晚生后学的共同心声。

闭户著书多岁月，像这样感人的故事可以讲很多。孔夫子赞叹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宋明理学家总在教育人去努力寻找“孔颜乐处”。千百年之后，我们那一位又一位敬爱的老师，竟也能以风雨潇潇、简陋逼仄的斗室为修行的道场，不改其乐，不移其志，下笨功夫，写真文章，做出一流的学问，成为后人的楷模。中华民族的文脉就是这样得到了传承和光大。

“坐拥书城”与“第一等好事”

未名湖是个博大精深的海洋，学问更是浩瀚无垠的宇宙。时有古今，地有南北，三教九流，天文地理，术业有专攻，隔行如隔山。今人和古人的书房不同，未来的书房料想也会别有洞天。就学科而言，图书馆学与经济学不同，传播学与考古学有别，医学家与哲学家相异，文科与理工科不在同一频道，因此而有性格不同、趣味不同的学者风范，他们的书房也是“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如同神秘的知识殿堂，令我们虽心向往之，却因不能登堂入室而抱憾。而从2020年开始，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推出的“北大学者书房”系列报道，则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弥补了这个缺憾。如今，系列报道已先后结集为《坐拥书城》和《第一等好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真是值得庆贺的一大好事！

《坐拥书城》

早在2020年，两书主编任羽中老师到宣传部工作时，就给自己列了一个“任务清单”，其中第一件事，就是好好宣传下“北大学者的书房”。为什么要做这个事，他解释说：

因为“书房”不仅是属于学者个人的工作与生活空间，更是其精神世界的物质具象。书房应该是最宁静又最丰富、最生动的地方。“北大学者的书房”是北大之所以为北大的“家底”所在，最有北大味道，最能体现北大的底蕴与气象。

可是，读书的人却越来越少了，哪怕在北大。北大要保存读书的种子，要让年轻的学生爱读书，读好书。看到学生们为了眼前的一点事情拼命“内卷”，作为老师，知道、理解、感同身受。可又实在很担心。我总是记得王元化在给一位年轻人的信里所写的，“苦闷的时候读读书”……如果不读书，人生该是多么枯燥乏味，你会忘掉诗与远方，会失去改变自己的勇气。

这样的初衷，让人异常感动和敬佩。我特别喜欢南宋倪思的一段话：“松声、涧声、山禽声、野虫声、鹤声、琴声、棋子落声、雨滴阶声、雪洒窗声、煎茶声，皆声之至清者也，而读书声为最。”我向来认为，随时随处可见的读书身影，应该是大学校园永不可缺的风景之一，更应该是诸多风景中最美丽动人的永恒经典。在今天，这样的景观要在大学延续，更需要先生们的示范引导和有心人的提倡推动。

《第一等好事》

任老师的这两本书，我均有幸在出版后的第一时间拿到新书，先睹为快。两本书以专业的摄影大图为视觉依托，以优美的文字记述为内容承载，集结了31位老中青北大学者的书房故事，以书房勾勒思想与学问的力量，以故事讲述名师的学术人生，值得反复阅读并收藏。尤其是王诗宬、穆良柱、李彦等几位理科老师的书房，完全拓展了我这个文科生对学者书房的认知。当然，最让我敬佩的，还是书名起得好。“北大学者”“学者书房”“坐拥书城”“第一等好事”，一连串令人神往的好词，兼数美于两书，真是献给全天下爱书人的一份厚礼。为人、读书、从业如此，夫复何求？唯有礼赞和羡慕！这不禁让我想起本师生前给我讲的，好多次，他与人交换名片后，对方都会说：“肖老师，我啥都不羡慕，就羡慕您名片上‘北京大学教授’这六个字。”

自古以来，在我陕西的老家，人们一直把读书人尊称为“书里人”，大概是认为读书的先生们就是那种泡在书里的人，活在书里的人，被书包围着的人，这也是对“坐拥书城”这种幸福人生的的另外一种诠释吧。作为一个学习研究出版史的小字辈，我素来非常喜欢和推崇两幅对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在任老师的带领下，这两本书的全体参与者，通过展示北大先生修行的道场，示晚生后学以做人治学的楷模，堪称一桩功德无量的大善事。任老师说：“学者对社会物质生活的影响力下降了，但却依然应该引领着我们的精神生活。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就是要通过读书，找到那些能让精神世界变得丰富的学者。”在一定意义上，《坐拥书城》和《第一等好事》以及接下来的精彩续集，无异于新时代劝人读书的“劝学篇”，让我们把精神世界变得更加丰富的“导引图”。

务令积书之后与未积之先气象大不相同

书房，不仅仅是学者个人的事，也反映着时代风云的变迁。中国有着悠久的藏书文化传统，形成了官府、寺观、书院、私家四大藏书体系，给后人留下来广布四方的藏书楼以及浩如烟海的珍贵文献。在这四大体系中，最易引起读书人兴味的，当属私人藏书楼。区区不才，在上大三时，在本师、王余光二师的教导和勉励下，重点学习和参考本师担任执行主编完成的三卷本《中国藏书楼》，写成了《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活动文化特质初探》一文，成为我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历代的私人藏书家中，最令我感动和敬佩的是三类：一是因嗜书佞古而收藏者，没别的，他们藏书的原因就俩字：“痴爱”，真是“爱什么就死在什么上”。宋人尤袤《遂初堂书目序》中的名言“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明代邵宝在其所藏宋版《春秋经解集》上钤盖的八字印文“性命可轻，至宝是重”，不能不令爱书之人为之动容。二是为惠泽士林而收藏者，既敞开大门，欢迎四方读者，有的还择其精华上板刊印，流传人间。晚清孙依言建玉海楼，并在《藏书记》中公开告示乡邻：“乡里后生，有读书之才，读书之志，而能无谬我约，皆可以就我庐，读我书。天下之宝，我固不欲为一家之储也。”在现代图书馆在华夏大地上兴起之前，藏书家的这种做法，殊为难得。三是为学术研究而藏书者，所谓“先生之藏书，先生之学术所寄也”。明清之际的三先生中，黄宗羲、顾炎武都是著名的藏书家。后人论黄氏藏书云：“非仅以夸博物，示多藏也”，而是“合理义、象数、名物而一之，又合理学、气节、文章而一之，使学者晓然于九流百家之可以返于一贯。”其他学科之外，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辑佚学、图书史、出版史等“治书之学”的兴起和发展，也离不开此类藏书家的巨大贡献。

近现代以来，传统的藏书楼逐步转型为各级各类的图书馆，文人士大夫也逐步变化为职业的知识分子，第三种类型的藏书家在学者中成为主流，但秉持“爱物仁人”之宗旨，嗜书、惠人者依然代有其人。本师是当代著名的编辑出版学家、图书馆学家，终生与书打交道，除了书房以外，客厅、卧室、办公室也都是书房的样子。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时，创业维艰，号召全院老师给资料室捐书，本师率先响应，带领我们几位年轻力壮的学生，到他家中精心挑选了数十箱专业书籍，用三轮车运到学院，热火朝天地上完架后，又带着我们去西苑的羊大爷饱餐一顿涮羊肉。我追随他读研究生后，经常奉他之命，给学校图书馆和学院资料室送书。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带着师门诸弟子，浩浩荡荡前往台湖书城，让大家随便挑选自己喜欢的书籍，不拘多少，不论价格，最后汇总起来，由他结账。我住蔚秀园时，他第一次驾临寒舍，还没坐定就说“先看看你的书吧！”他去世后，追悼会上用的照片，是他侧身安坐书桌前面带微笑为我们说法的那一张。还有本科时期的班主任李常庆老师，给我们上“书刊编辑实务”时，每次都会背来一大包书，分赐诸生。

到了今天，我们这些当年的穷学生的居住条件都大为改善，“居陋巷”早已成为过去时，凡是与文化打交道的，恐怕也都有了自己的书房。但我们也发现，现今书报刊出版的速度越来越快，数量也越来越大，以各种姿势刷手机早已司空见惯，AI技术更是可以让人快捷地获取知识，解答疑惑。面对这样的时风，我经常会发问：未来的学者书房会是什么样子呢？还会存在么？谁还会安坐书房，把老老实实读书、认认真真思考作为一种基本的学术训练和生活意趣呢？我们再给别人赠书时，别人还会欣然接受并心存感激么？我们还会拥有和先生们一样文质彬彬的书卷气么？我们的眼睛，还会像先生们那样清澈、安详、深邃、敏锐么？

这不由让我想起，在雕版印刷术兴起后的宋代，书一下子变得容易获取了，照理说，在这种情况下，学者的“文词学术”当远超昔人，但让苏轼这样的大文豪、大学者忧心忡忡的是，现实的情况却是读书风气大不如前，他不禁发问：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学者益以苟简”“束书不观，游叹无根”的虚浮学风呢？“东坡先生之问”穿越千古，至今仍有振聋发聩之效。从“背书”，到“翻书”，再到“查书”，等而下之，会不会还有“抄书”之举的盛行呢？牟钟鉴先生就指出：网络时代让人们获取信息极为便捷，这既为志于道者提供了获取中外知识的方便，同时也会造成一批“学业上的懒汉”。这些“懒汉”们“不去认真读书，不作深沉体味，现成拿来就用，甚至利用网络信息拼凑学术或学位论文。

当然，以上所忧，并不能用来论世衡人，只是用来责己律己。在大方向上，我赞同苏祺老师的观点：“数字和人文这两面都是必要的，人也是不可缺少的，三者通力合作，一本本独立的书汇集成书海，共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但作为文科生，我觉得杨立华老师的说法更亲切，也和他抱有同样的希望：

人工智能在我们有生之年实现跃迁，很难说是幸还是不幸。阅读形态不可避免会发生改变，但阅读本身会被替代吗？至少到目前为止，阅读仍是人类精神传承最重要的途径。每个时代都会有沉静下来、超然于功利之外的阅读。学术研究不能没有时代的关切，但读书就应该仅以读懂为目标：读进去，读进作者的知识、思想和精神的世界。我愿意相信这样的读书人的生活会永久地存续下去。希望这不仅是主观的意愿。

陈平原和夏晓虹的书房

好在我们依然有在书房中虔诚修道的学者，像自己的老师们一样，用文章和道德努力给学生们做着示范。法学院的阎天老师说：”一本书码起一座城堡，既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既可以抵御自身的焦虑，也可以抵御外界的诱惑。”《仙源书院藏书目录初编序》中说：“书籍渐充，急须讲求读书之法，务令积书之后与未识之先气象大不相同，要于文章经济上见出，于精神福泽上见出，于风俗人心上见出，才是藏书真实作用，非徒欲汗牛充栋，万轴琳琅，为夸多斗靡计也。”这两段话给我的启示是：不论是否做学者，当读书由少变多，书房空间由小变大时，我们“抵御”的能力也应该从弱变强，道行也该由浅变深，最起码，也应该有个读书人的样子。还是任老师说的好：“学者们的书房很美，而饱读诗书的素心人，更美。”

做出个读书人的样子来

什么是读书人的样子呢？在这方面，我属于保守派，依然信奉和推崇“修身为本”“学以致用”的古训，踏踏实实做学问，堂堂正正做人，学有余力，则以助人。谈几则深深打动我心的故事，以作示范。

季羡林先生生前数十年如一日，每天清晨4点就起床读书撰文。先生朗润园书房的灯光，是北大校园里最早亮起来的灯光之一。有人采访先生提到这事，称赞他是闻鸡起舞，他则戏称：“不是我闻鸡起舞，是鸡闻我起舞。如果4点钟我还不起，就好像有鞭子抽我。”在他进入古稀之年后，还风雨无阻到图书馆读书查资料，爬罗剔抉，铢积锱累，历时17年，写成了70余万字的《糖史》，成为当代学界的一座巍然耸立的丰碑。还有给我讲授过“中国古代诗词选讲”课的程郁缀先生，从1998年起，长期担任北大社会科学部部长，负责全校文科院系的科研工作，繁务如猬，责任重大，白天必须全身心投入。自己备课和写作，只能利用“三余”时间：夜晚乃一日之余，双休日乃一周之余，寒暑假乃学期之余。他因此将书房戏称为“三余斋”。退休后，他将书房改为“四余斋”，所加“一余”是指“退休乃人生之余”。

吾生也晚，未曾见过冯友兰、张岱年两位先生的书房，但颇喜以外行人的身份敬读二先生的文章。冯先生在为《张岱年文集》所作的序言中，称张先生的治学之道为“修辞立其诚”，立身之道为“直道而行”。二者以诚为本，一以贯之。张先生也有《修辞立其诚》一文传世，认为“修辞立其诚”应该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端正学风的首要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包含了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据《汉书·儒林传》记载，齐诗的经师辕固曾对公孙弘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所谓曲学阿世即是哗众取宠，曲解经典的原义以讨好于时尚，也就是背离了原则而顺风转舵，这就违反了追求真理的学术宗旨。张先生针砭时弊的论述，真可谓义正辞严，酣畅淋漓。关于“直道而行”，还有一则与张先生相关的逸事，他的一位学生在其书房侍坐时，谈到自己经历了长期的挫折苦难，感觉就像河床上被冲洗的鹅卵石，以后当秉持“取象于钱，内方外圆”的原则接人待物。张先生听后久久不语，尔后手书“直道而行”赠与学生。

在《第一等好事》收录的文章中，我最喜欢读的，是吴纪阳写邱泽奇老师那一篇：《读经典，读社会，读时代》。文中说，从经典之书到社会之书，时代之书，阅读这“三本书”是邱老师学术生涯中一以贯之的主题，也是他始终坚守的志业。邱老师深受其师费孝通先生“志在富民”“经世致用”治学宗旨的影响，长期关注“平等”与“发展”这两个话题，经常走出书斋，到田野中去，总结规律，解释现象，改造社会。就像他在纪念费先生的文章《作为“粮食”的学术》中所言：

一个曾经为了自己的温饱而读书的人，似乎理解了读书还有另一种目的，就是学术，而学术显然不是仅仅为了书本的内容而“议论纷纷”，还有一种更有意义的学术，就是把自己的粮食变成更多人的粮食，让学术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成为更多人“粮食”的来源。

翻看邱老师去农村、去医院、去少数民族地区、去艾滋病防治区域、去乌干达金贾医院调研的照片，再反复体味这句将学术比作“粮食”的宏论，我几欲潸然泪下。广阔的田野，美丽的山川，芸芸众生的烟火人生，还有那浩瀚深邃的宇宙长空，这样的“书房”，应该是学者更大更精彩的道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