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26日至10月8日，“中山大学极地”号破冰船完成了首次北冰洋科考之旅。这是我国第一次由高校负责具体组织实施的极地科考活动。在组建团队时，首席科学家充分考虑了综合性大学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的特点，允许我以历史学者的身份加入了科考队。在绝大部分人眼里，历史学与极地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我以为这次难得的组合或正反映了当下学术研究中学科大交叉的必要与可能。以中国的极地研究为例，从现实看，它得益于过去二十年我国不断提升的参与极地国际治理的意愿与能力。极地早已不是科学家专属的自然空间，它牵涉的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议题已经得到社会科学界的关注。从学理上看，如同理解任何一个区域或国别单位一样，如果缺乏扎实又综合的研究成果，人们就难以准确认识遥远的极地对于未来我国参与国际治理的意义，遑论提出既表达自身立场又能够为国际社会接受的对策。
“中山大学极地”号破冰船。费晟供图
事实上，极地研究需要学科交叉也是国际共识。2023年，在历史上四次“国际极地年”（International Polar Year，IPY）的基础上，国际科学理事会（ISC）、世界气象组织和北极理事会等机构联合发起了“国际极地十年”（International Polar Decade, IPD ）计划。这项全球性的科学倡议旨在以十年为一个周期，通过跨学科合作应对极地快速变化及其全球影响。这项计划与过去最大的不同在于，特别强调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度参与，要求文科研究占比不低于百分之四十。可以预见，极地很可能成为国际学术研究创新的热点，而且势必引发更多的国际竞争与合作。考虑到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在北极之旅带来的一时兴奋平息之后，我想适时地分享一下旅途中关于极地历史研究的思考，或有助于激发学术新人们的兴致。
一、极地跨学科研究的基础在于承认自然的能动性
人类是自然界能动性最强的生物，迄今在地球几乎所有角落都留下了印迹。但从历史记忆中看，相比于陆地，人类与占地表面积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海洋互动不甚彰显，尤其是在大洋腹地、深海以及极地。毛泽东主席曾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感慨“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但目前全世界已有近六百人造访过太空，却只有五十人左右抵达过马里亚纳海沟。至于挺进地球的南北两极，不仅要求穿越汪洋大海，还得克服极寒环境，自古是险路危途。毫不奇怪，人类关于极地的历史记忆非常疏浅，传世文献寥寥无几，即便标榜重视自然的环境史也对极地缺乏关注。比如受众较广的通史作品唐纳德·休斯的《世界环境史——人类在地球生命中角色的转变》（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把人类历史变化放置到地球生态变化的大势下理解，但它没有特别展现变动的自然要素尤其是海洋如何影响人类历史的进程。而安东尼·纳彭的《人类的足迹：一部地球环境的历史》（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对地球自然本身的历史变化多有关注，也更强调历史进程中自然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塑造及反作用，但同样忽略远洋。而两本书反映的真正问题是，极地被排除在我们有关环境的常识性认识中。这也从侧面证明在人类文明史的大部分时期，自然条件很大程度上阻遏了人类接近极地并建构相关文化。所以，今日的极地史研究，首要的态度是正视并重视自然的能动性，相形之下人类理性的力量则颇有局限。
极地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如今相对不再神秘，可在研究时还是要注意避免一概而论。比如南极与北极的自然环境具有许多共性，但也存在重大差别。比如，中国明明距离北极更近而距南极更远，但早在1984年就组织了第一次南极科考，却迟至1999年才实施首次北极科考，这并非偶然，因为两地的准入条件有别。南极自然地理的特征是海洋包裹着陆地——它由南极大陆及环绕它的大洋构成。南极大陆面积达一千三百九十万平方公里，甚至大于欧洲和大洋洲的陆块，部分陆地甚至不在南极圈内，比如中国的第一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位于南极半岛末端，纬度只有六十二度。在夏季，普通船只也可以给长城站送来人员、装备和物资。然后人们可以利用陆上或空中交通工具逐步挺进南极腹地。相比之下，北极地区的特点是陆地环绕海洋。它由北极圈穿过的陆块及其围绕的北冰洋构成。北冰洋虽然是地球上最小的大洋，面积也达到一千三百一十万平方公里。在冬季它有四分之三会封冻，夏季也有一半会结冰。显然，倘若不借助性能可靠的专业破冰船，即便在夏季，人类也很难抵进北冰洋中央密集冰区。
破冰船在极地。费晟供图
破冰船在极地。费晟供图
由于南北极自然地理间的重大差异，人类与之接触的历史也大不相同，讨论时需要特别重视对具体空间或场域（context）的界定。比如人类进入极地与抵达极点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从世界历史上看，人类首次抵达北极点与南极点都是在二十世纪初，都是现代人探险的成果。但是，北极地区远比南极地区更早地出现人类聚落，这是由它陆包海的地理结构决定的。北极地区的陆地主要属于人类活动相对密集的欧亚大陆与北美大陆，所以古人相对更容易深入高纬度地区并且落地生根。以白令海峡为顶点，远古文明在太平洋两岸呈现出马蹄状的分布带。白令海峡曾是连接欧亚大陆与美洲大陆的陆桥，仅仅五十公里宽，即便后来没于海下，冬季也会封冻成冰路，东北亚的先民就有机会迁徙到北美洲。这就解释了除北欧萨米人之外，从西伯利亚经阿拉斯加至格陵兰岛，无论是因纽特人还是尤皮克人都属于蒙古人种。他们相比之下，南半球水体广袤，特别是南冰洋将南美大陆、非洲大陆、澳大利亚大陆与南极大陆遥遥相绝，人类先民即便偶有远航努力，也很难遇到可以落脚谋生的高纬度岛链或陆块。所以南极洲就只能长期停留于北半球人类关于地球“对跖点”（Antipodes）的想象之中。
南北极不同的地理结构也造成了两者地缘政治上的重大差异，这对极地国际关系史研究至关重要。尽管南极洲幅员辽阔，但1959年达成的《南极条约》冻结了世界各国对南极领土所有权的申索，规定它属于全人类，人们仅能以和平目的进入开展科学考察活动。而北极地区就迥然有别，尽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北极点及其附近海域是国际海域，可是八个在极圈内拥有领土的主权国家并没有都加入这个公约。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不仅明确圈占了北极地区的陆块为领土，又援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了邻海并且申索海域管理权。这八个国家虽然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利益分歧，但是在提防甚至排斥其他国家自主进入北冰洋方面保持了默契。事实上，进出北冰洋只有两条海上通道，即白令海峡和格陵兰岛附近海峡，沿岸国家确实很容易管控进出的船只。不仅如此，近年来沿北冰洋国家还提出了“外大陆架”概念，竭力扩张海域管辖的范围。所谓“外大陆架”就是一国所属的大陆架向海洋深处自然延伸距离超过领海基线二百公里以上的部分。一旦申索成功，该国就可以管理干预对应海底及海域的经济开发、环境保护和科学考察活动。至于大陆架是否真是从本国领土自然延伸，又具体延伸到何处，都需要精确系统地科学考察与分析，而域外国家一旦无法进行科考，就会出现申索国提出诉求但其他国家不易举证考辨的窘境。
总之，姑且不讨论气候变化这类新兴的重大议题，仅就极地研究可能涉及的传统人文社科议题而言，要理解许多历史与现状问题的羁绊，都必须充分考虑极地不同区域自然地理的特性及其对人类行为的强大规训力，学者们至少得具备阅读理解极地地球科学研究成果的能力。相比之下，北极地区能够为学者们贡献更丰富的议题。
二、极地史跨学科研究的动态历史
极地科学研究很少需要考虑社会文化层面的问题，但极地历史的叙事其实从来都无法忽略自然环境因素。二十世纪早期，列强探险家勇闯极点的事迹备受瞩目。出于对时代热点特有的敏感，文学家而非历史学家开始创造有关极地的历史叙事。他们普遍将极地史等同于探险史，绘声绘色地将这类故事刻画为伟大英雄凭勇气和意志推进人类理性进步的史诗。一大经典就是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描绘的英国探险家斯科特与挪威探险家阿蒙森为率先抵达南极点而不懈竞争的故事。这种英雄主义的叙事风格确实更吸引大众读者。它至今仍然在影响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创作，比如汉普顿·塞兹的《冰雪王国·美国军舰珍妮特号的极地远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以及斯蒂芬·鲍恩的《蓝狐岛：彼得大帝、白令探险队与大北方探险》（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这些作品充满了探险家与极地环境抗争以及探险队内部斗争的细节。无论主人公是否得愿以偿，渲染悲壮历史氛围是不可或缺的，极端的极地环境扮演了关键的背景角色。
相比之下，类似主题的学院派史学研究在最近三十年中才真正兴起，而它们几乎从一开始就试图超越单纯对探险家/探险队个体遭遇的考证，也尝试打破一味讴歌理性进步的话语。职业史学家试图透过此类叙事思考历史现象背后的结构性社会问题，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博·里芬堡（Beau Riffenburgh）。出身剑桥大学的他以英国的极地探险事业为切入点，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批判英雄主义的叙事。他认为个人旨趣与科学求索未必总是极地探险的关键驱动力，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竞争、狂热的民族主义以及宣传机器的炒作才是理解现代极地探险的关键，而这也注定会引发国际政治与外交领域的持续竞合。（可以参见《探险家的迷思：出版物、炒作与地理大发现》[The Myth of the Explorer: The Press, Sensationalism, and Geographical Discovery，1994]以及《沙克尔顿的南极帝国：探险、资本与殖民主义》[Shackleton’s Forgotten Expedition: The Voyage of the Discovery，2004]）对史学家而言，极地探险史至少提示了一种极地史研究的新路径，即通过分析人类对自然的抗争或者是“征服”行为来理解人类社会内部的权力运作关系。
上述成果当然远不能被称为跨学科研究，但与传统研究相比，极地史研究自觉地把自然的角色放置到显眼的位置。不仅如此，它还警示后人需要以更多元且审慎的态度考量现代极地活动。在此基础上，新兴的环境史决定性地推动了极地研究的跨学科交流与合作，因为它不再把自然环境纯粹当作一种背景，而是参与塑造人类历史的主体。学者约翰·麦坎农（John McCannon）的变化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他早年致力于解构传统的英雄主义历史叙事，只不过把矛头指向了俄罗斯而非西方。在1998年出版的《红色北极：探险与苏联的北方迷思》（Red Arctic: Polar Exploration and the Myth of the North in the Soviet Union）中，他批判性地分析了苏联关于北极探险的宏大叙事。但他很快就不再纠结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转而吸纳地理科学与环境科学的知识，发掘探险事业之外的研究主题。在2012年他推出了新著《北极史：自然、探索与榨取》（A History of the Arctic: Nature,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这本书中，不同国家挺进北极的历史不再是一个个探险故事的合集，而是用来解释极地自然的自在变化以及人类干扰如何共同重塑了现代北极的社会与生态体系。换言之，极地不再被视为一块静置闺中待人摆弄的处女地。而在全球生态一体化与能量流动链条等生态学理论的提示下，环境史学家们也开始关注极地资源（毛皮、鲸油、石油及金属等）如何被整合进全球资本主义的网络。极地被纳入了反思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与民族国家建设的主流研究。（可参见芭丝谢芭·德穆思[Bathsheba Demuth]的《浮动的海岸：一部白令海峡的环境史》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
破冰船上看到的鲸鱼。费晟供图
近十年中围绕有关气候变化与人类世（Anthropocene）议题的讨论日趋激烈，部分全球史学者甚至开始将极地视为剖析人类与自然环境互动的一个枢纽。传统上，极地总是被视为一个相对孤立的地理单元。尽管它已经被人造访，但依然是圣洁净土，能够陶冶人心。（参见Tom Griffith, Slicing the Silence: Voyaging to Antarctica，2007）。可是在丽萨·派颇（Liza Piper）等人看来，极地从不是什么“边缘荒野”或者“冰封的静态世界”，而是全球环境变化的核心区之一。（参见The Arctic and Subarctic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2012）在此她实际上接受了自然科学家关于“北极反馈循环”（Arctic Feedback Loop）的理论。这一理论模型原本用于解释区域环境变化如何通过放大效应驱动全球环境系统突变。从历史上看，极地冻土与海冰的消融不仅仅是气候变化的结果，而冰雪消融的后果会通过大气环流、洋流系统与碳循环反向深刻影响中低纬度地区人类的命运。不仅如此，无论北极还是南极都是讨论“人类世”议题的经典取样区。由于极地几乎不存在密集的现代产业与人类活动，因此绝大部分工业污染物（如重金属、微塑料）、核试验放射物质残留、反映气候变化的指针要素（碳氮元素残留）基本来自工业革命后其他地方人类社会的排放。而这些物质在极地会格外显眼可辨，同时它们还能被完整封存于冰层中。于是跨学科研究可以将极地作为理解人类影响地球环境以及全球环境危机进度的档案馆。
除了自然科学理论的激励，跨学科极地史研究还有一种内生的动力，即弥补历史叙事中的先天缺陷——忽略原住民及其历史能动性。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当然在于西方中心论的世界观，但无可否认的是，原住民社会本身缺乏传世文献也限制了外界对他们的准确认识。所以，极地史研究离不开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及语言学家的跨学科支持，而田野考察的方法至关重要。比如极地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努德·拉斯穆森（Knud Rasmussen）在1921-1924年穿梭访问了几乎整个北极地区的原住民部落。他比较并总结了不同人群的语言与宗教文化仪式，证明了看似分散的极地原住民具有文化共生性。这也为理解人类在北极地区离散的历史路线提供了空前可靠的证据。（参见Across Arctic America，1927）而文化人类学家理查德·尼尔森（Richard Nelson）通过长期追踪考察阿拉斯加因纽特人的捕鱼行为，证实了他们如同低纬度地区的原住民一样，早已形成了根据动物行为模式与天气变化来调整的渔猎生计，其本土知识中包含了大量反映海冰结融规律、大气与海洋耦合互动的信息。（参见Make Prayers to the Raven: A Koyukon View of the Northern Forest,1986年）近年来，受后殖民主义理论影响的传播学及文艺批判研究同样启示了环境史学家，尤其是反思现代化以及集权国家的治理对原住民生计的影响问题：部分外来力量打着文明开化的大旗破坏了一种低能量消耗的人类与自然环境互动模式，另一些人则在文化上构建所谓“高贵的野蛮人”的原住民形象，妨碍其自主调整生计。这归根结底都不尊重原住民权益。北极国家不仅曾经诱导甚至驱迫原住民为满足远程市场需求而开展商业捕捞、养殖与采矿，而且在科学与文化层面也自命不凡，比如欧洲制图学抹除原住民地名，以经纬网格重构人类对北极空间的认知，最终湮灭基于经验的本土自然地理知识体系。（Michael Bravo,Narrating the Arctic: A Cultural History of Nordic Scientific Practices,2002；North Pole: Nature and Culture,2019）。参看2023年出版的《剑桥极地史》（Cambridge History of Polar Regions），可以发现极地史研究中有关“知识-权力”的批判已经压倒性地取代了英雄史诗叙事。极地史跨学科研究的核心议题已经是如何发掘原住民的历史能动性。这里涉及的重大议题包括原住民海洋本体论与西方海洋法的不可通约性、气候变化造成的原住民生态危机、资源开采与基础设施建设引发的环境正义等问题。对未来极地保护与开发决策而言，如何保存或激活本土知识已经是前置性问题。（参见Lill-Ann Körber, Arctic Environmental Modernities: From the Age of Polar Exploration to the Era of the Anthropocene,2017）可以说，不管各个学科具体如何交叉互动，在论述中援引自然科学的前沿成果已经是常态。
破冰船作业。费晟供图
三、极地史研究跨学科研究的应用及意义
跨学科方法正在革命性地开拓极地史研究的边疆。它们不仅创造出了可靠的新论据，也不断修正既有的历史结论。科学研究首先大大有助于学者们提升对长时段因素的理解，比如对极地古自然环境的准确重建，而这是传统文史研究不易达成的。在此基础上一些著名的历史论断可能需要进一步修正。比如在半个世纪前因跨学科研究而广受关注的《生态帝国主义》一书。作者认为，欧洲人的生态扩张是其海外拓殖成功与否的重要前提。如果无法在海外复制欧洲生态，殖民者就难以扎根，比如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移民一度向格陵兰岛甚至北美洲扩张，但最终因为严寒气候而溃退。他们更习惯农耕生计，结果败给了在本地居住历史更悠久且适应渔猎生活的原住民。然而最新的研究说明，十四至十五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在格陵兰农业的最终崩溃并不是因为他们无法适应小冰河时代（气候变冷），而是因为当地发生了持续干旱，所以他们的失败可能具有意外性。（参见Prolonged drying trend coincident with the demise of Norse settlement in southern Greenland，Science Advanced, 2022）而基因科学技术、碳氮同位素追踪比较技术提供了更激进的推断。比如针对斯堪的纳维亚古人在极地拓殖的失败，科学家们不仅认为当时当地的气候并没有变冷，而且农业失败也不是其移民社会崩溃的关键原因。因为格陵兰维京人遗骸的DNA显示其后期已经习惯于大量食用鲸鱼与海豹等海洋生物。无论如何这个社会并不是在农业崩溃后就快速解体的，所以他们失败的背后可能还有更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
科学研究同样有助于厘清缺乏历史文献记录的极地原住民的来历。比如从考古遗址获取的动物骨骼及人类遗骸中提取的DNA较为精确地展示了极地物种的驯化、迁徙及当地人饮食结构的变迁过程。而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整合了古地图、卫星影像与气候模型，使得殖民时期的资源开发网络变得清晰可视。比如加拿大魁北克大学团队绘制了十七至十九世纪哈德逊湾公司毛皮贸易路线图，叠加驯鹿种群分布变化，揭示了过度狩猎的生态后果。这种方法同样可以被推广应用于捕鲸业与海豹捕猎业的研究当中。
需要强调的是，在大部分情况下，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是需要与历史档案文献对照互鉴使用的，前者并不能替代后者。比如通过对格陵兰冰盖和南极冰芯的氧同位素、火山灰层及气泡成分的分析，自然科学家重建了千年尺度的气候波动，而这主要是为了校准重要历史事件发生的环境条件，或者说强化历史论据的可信度。比如大量存世文献记录足以勾勒出殖民时代的植被破坏与工业污染问题，而北极湖泊与近海沉积物中的花粉、炭屑和重金属含量能够更精准地展示当时森林砍伐及工业污染的生态影响。又如树木年轮气候学通过研究北半球树线（tree line) 地区树木年轮的宽度与密度，反演出历史温度与降水的变化，验证了十七世纪以来许多航海日志与渔业记录的极端气候事件，提示了周期性的自然灾害与产业危机的耦合关系。多学科证据的整合甚至对现当代史研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美国解密的冷战档案中可以发现极地军事基地中核废料的处理报告，而通过钻探冻土，自然科学家可以在重点地区检测并评估残存放射性物质的剂量及危害性辐射的持续时长。在此基础上，综合整理原住民健康数据，就可以发现北极原住民癌症发病率与辐射暴露存在关联。所以说冷战军事活动不仅污染北极环境，更可能毒害原住民社区。
跨学科研究不仅大大提高了极地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佐证或推出新结论，也有助于更新既有的历史观。长期以来，环境史叙事中存在的衰败论常常将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变化视为一种零和关系，总是批判现代人类经济活动的生态代价。这固然有合理性，但是科学研究更多证明了极地历史是生态反馈与文化适应的动态过程。自然环境存在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内在变化规律，而人类也能表现出对环境变化包括急剧变化的强大调适能力。比如气候变化问题在许多方面危及人类既有的生活与生产方式，但是具体到极地而言，北极融冰的消解可能使得长期以来可望不可即的北极航道变成现实，更重要的是，所谓“极地的绿化”（greening of polar region）可能使得曾经的永久性冻土层以及南极大陆变成人类潜在的新家园。关于这一点的争议在南极研究中表现得最突出，比如卫星光谱分析显示2009-2019年南极半岛苔藓覆盖面积增加百分之二十三，生物量碳储量持续提升，而无人机航拍发现南极大陆边缘的“绿洲”面积以每年百分之一点三的速度扩张。（“Sustained greening of the Antarctic Peninsula observed from satellites”, Nature, 2024）南极绿化是地球系统反映出气候变化的微小却清晰的信号，其背后折射出极地生态的极端脆弱性。绿化带来了生的契机，也释放了死的威胁，因为极地古老病毒的扩散、物种均质化、动物传统栖息地变化以及物种入侵的风险都大大增加。这最终又会影响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走势，比如南极罗斯海附近的美国麦克默多站科考站常年维持着上千名定居者，包括酒吧在内的基础设施一应俱全，机场可以起降大型飞机，与新西兰保持着定期航班，俨然已经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城镇。在未来我们会有机会拥有更多这样的极地据点吗？毫无疑问，极地历史跨学科研究以及它可以支撑的各种人文社科研究不只具有理论价值，也会焕发重大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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