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从灵魂的伟大到无力感

【编者按】

《疲于做自己：抑郁症与社会》是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埃伦贝格的一本经典著作，作者完整地呈现了抑郁症作为一个精神病学概念的流变，同时剖析了抑郁症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将精神病学的文化史和技术史结合起来，试图通过对一个概念的历史解读，展现整个当代社会对人的理解和主体性本身遭遇的变迁，为我们探究与此相关的新困境提供了一个切入点。本文摘自该书，澎湃新闻经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理智—丧失理智”的两分逻辑并不能完全定义精神障碍；尤其是它完全没有处理有关痛苦的问题，痛苦关联的是“幸福—不幸”这对组合。如果想让精神异常也能被理解成一种痛苦，而不仅仅被归为丧失理智，一种特有的环境或文明状态是必不可少的。

启蒙运动的世纪是理性的世纪，也是追寻幸福的世纪：理性和幸福是支撑政教分离的两个主要方面，而这种世俗化又是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在那个年代，公共领域逐渐形成，人们在面对与自己平等的其他人时能将私人理性应用到公共空间。根据哈贝马斯的说法，在这样的公私领域里，存在着独立于神权和王权的私人生活。这已被很多文献论述过了。在这些论述里，幸福获得了全新的价值：幸福提倡的是“关注内心感受……因为无论是快乐还是不快乐，这些评价都能让人成为自身命运的主宰”。与此同时，有关生活不幸的思考也在进行：因为幸福感和不安感总是如影随形。在那个时代，社会能够自我维持的想法正在确立（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人们授权政治机构来管理自己）。除了宗教救赎，人又获得了一个新的存在理由：寻找幸福，它被看作人确立自身存在的途径之一。那么，如何实现幸福呢？答案是：仅仅通过社交就行。因为人是社会性动物；人的本能会引导自身走向他人。18世纪时，“人不被认为是单独的存在……人有想要解析他人想法、向他人展示自己天赋的需求，保持个人绝对神秘的做法是不被接受的”。渴望孤独的人全部都是厌世者。个人与社会是对立的，这种想法也不被承认——卢梭认为，如果这样的对立开始存在，那必是因为社会的根基不稳。不过，幸福会因激情（passion）而触礁：激情会导致主体过度兴奋，从而突破理性的界限，最终导致沮丧（abattement）和忧郁。

兴奋或沮丧，它们都“滋养艺术，播种愚蠢”。忧郁面临着双重命运。一方面，它被看成天才的特征。从浪漫主义时期开始，艺术家就被赋予这样的特征，它指向崇高且悲剧的人物，他们的不幸造就了他们的天才。另一方面，当忧郁涉及的是普通人，它就成了一种疾病。不过，忧郁的这两面都让它与西方的自我意识发展史产生了密切关系，因为这两面代表的都是“加剧”（exacerbation）。雷蒙·克里班斯基（Raymond Klibanski）用这样的句子描述了这种密切关系：“概述（忧郁）……相当于去书写当代人的感受史。”16世纪初，忧郁“与自我意识的同义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几乎所有杰出人物都被看成真正忧郁之人，或者说他们都曾忧郁过——无论是在他们自己眼中，还是在别人眼中，都是如此”。忧郁的人不会逃避痛苦，他们会肯定它，以它为荣——“我的快乐是忧郁的”，米开朗琪罗如是说。因为做自己而快乐或痛苦，这是忧郁之人围绕旋转的轴心。

18世纪，大脑在对行为的解释里占据了中心位置。当时，忧郁被看成与神经有关（就神经受到刺激而言）。既然灵魂可以堕落，那么大脑当然也可以疲劳：大脑的力量是有限的，它也需要休息和放松，需要音乐和阳光。如果把神经系统看成人与世界关系的仪器，那么，忧郁是一种由禀赋造成的特殊状态，“最常用的解释是，它是由外部环境造成的一种精神冲击或过度紧张”。

忧郁在1819年被埃斯基罗尔定义为一种偏执（monomanie）：悲伤、沮丧、厌恶生活，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妄想，在另一些地方又保留着理智。忧郁症患者会被某个偏执的想法纠缠，导致一些症状。它们在后来被精神病学家们称为“怀疑引发的疯狂”或“内疚引发的妄想”。这种特定的疯狂或妄想与作为常态的谵妄有明显区别，后者是躁狂症的特征。于是，没有妄想也能忧郁的想法诞生了：它是一种不会丧失理智却“悲伤且抑郁的激情状态”。由于保有理智，原本疯癫中应该受损的理解力部分没被波及，所以在疯癫的“荧光现象”里可存在孤立的痛苦，也变得可以想象。

这种改变发生在19世纪初到19世纪30年代期间。精神病学家米歇尔·古列维奇（Michel Gourevitch）将埃斯基罗尔在1810年描绘的一桩忧郁症案例同1838年一份印刷文本中的案例做了比较：1810年时，病人听见坏消息，就会开始发狂；1838年时，她“只是”感到绝望（désespoir）。临床观察在描绘症状时的用词转变可谓相当显著。

从发狂到绝望，标志着理智至上的精神病学缓慢衰落：“从现在开始，人们可以屈服于命运的打击和自身激情的力量，因悲伤而病倒。……器质性疾病被赋予的地位也延伸到心理现象中，这些疾病就是过去所说的精神痛苦。”这个转变慢慢孕育出了人格障碍的概念。忧郁症在正常与病态之间打开了一条新的转换通道：两者不再被一味看成本质不同的两个状态，而被认为有可能是一种连续态，相互之间只是阈值不一样的程度区别。

此外，这种疾病“使心灵痛苦成为疯子精神失常的原因和要素”。对忧郁的重新表述首先出现在比利时的约瑟夫·吉斯兰（Joseph Guislain，1817—1860）笔下，然后是德国的威廉·格里辛格（Wilhelm Griesinger，1817—1868）。他们的论述集中表达了两个观点：其一，所有的疯癫都以情绪（humeur）变化为开端；其二，有的疯癫不会出现理智问题，只有情感、心境和情绪会受影响。其中，“情绪”的概念是19世纪50年代随着间歇性疯癫（folie circulaire,躁狂和忧郁状态交替出现，中间被清醒期隔开）的论点传入法国的。间歇性疯癫在19世纪末开始被确定为忧郁症。忧郁症和精神痛苦被完全等同。尽管“抑郁症”的概念要到20世纪40年代才会出现，但萨尔佩特里耶尔（Salpêtrière）的精神病学家儒勒·塞格拉斯（Jules Séglas，1856—1939）早在19世纪末就指出了抑郁症的核心。他在1894年的一堂课上说：“在没有妄想、病人未失去意识的忧郁症中”，“痛苦被简化为一种无力感。精神上的痛苦，令人痛苦的消沉……是忧郁症患者最显著的症状。我甚至想说这就是他们的特征”。被这种疾病侵袭的人“对自己的状态属于病态这点是有意识的，他也愿意做出应对，但他做不到”。就这样，未来精神病学的基础认识之一开始确立：情绪或情感与判断或表征开始被区分。

从与伟大灵魂和天才相连的疾病到情感不幸，这种转变当然也与疯人院里病人的社会构成发生了变化有关，即病人中劳工阶级的数量明显增加。这种情况使得自19世纪30年代开始，劳工阶级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悲惨处境成为诸多研究的对象：疯病医生们开始看到病症的“道德原因”。随着疾病的阶级下移，它的崇高性消失了。激进政治家欧仁·佩莱坦（Eugène Pelletan）不是指出过吗，“疾病，对俗人来说不过是腐烂，而在伟大的思想追求者们的身上，就变成了崇高的自然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