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中国文化创意产业二十年：变迁与延续

2024年11月23日至24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主办、上海纽约大学协办的“中国文化创意产业二十年：变迁与延续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办公楼顺利举行。

2007年，英国著名学者大卫·赫斯蒙德夫（David Hesmondhalgh）的著作《文化产业》（The Cultural Industries）首次被引入中国，深刻影响了国内文化产业研究。本次会议迎来了赫斯蒙德夫教授自2013年以来的第二次访华，主题聚焦“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变迁与延续”。会议通过多场学术讨论与交流，深入探讨数字技术与新经济模式下的文化创意产业转型与创新。会议设置了五个专题讨论，涵盖数字化转型、平台经济、媒体与国家形象建构、劳动与主体性等领域。

会议伊始，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路鹏程教授致辞，对参会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学院的师资力量、学术活动及融媒体设施等。

英国利兹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大卫·赫斯蒙德夫（David Hesmondhalgh）发表题为《变化与延续：平台化音乐的全球传播》的主旨演讲，借助“平台化”这一概念探讨音乐产业的变革。在主旨演讲中，赫斯蒙德夫教授概述了音乐流媒体平台（MSPs）的全球扩张历程，认为其已成为当下音乐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音乐多样性和国际化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随着非西方文化产品在西方市场的影响力增强，一种新的多极化趋势正在形成。与此同时，在平台化音乐的兴起与扩张过程中，隐私、监控、强迫性和无偿使用模式等问题也在日益凸显。赫斯蒙德夫教授探讨了平台化音乐与文化帝国主义、数字殖民主义、平台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他指出，随着音乐流媒体平台的全球扩张，一种新兴音乐生产与消费方式正在被传播到世界各地。这种传播方式类似于超市的商品陈列，通过相似的货架、分类和结账方式，让消费者逐渐接受了这种看似自然的音乐体验方式。

接下来，会议主要分成四场讨论展开。

第一场讨论聚焦于“数字化转型与文化创新”，本场讨论旨在深入探讨数字化转型如何深刻影响并重塑文化产业的多个关键领域，包括博物馆、健身文化以及脱口秀等。在健身文化领域，广东科技学院管理学院讲师李雨丛分享了数字健身文化中的团结与合作。其研究表明，在数字健身文化中，真实感不仅促进了网红和追随者之间的拟社会关系，还有助于在平台上形成安全空间，缓解身体形象焦虑，这对于理解数字健身文化中的社交互动和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针对近年来在中国迅速崛起的脱口秀行业，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讲师张淳带来了题为“边缘的喜剧：置身中心的中国脱口秀”的精彩分享。她通过深入剖析平台化脱口秀，揭示了一种反映当代中国年轻都市人心态的独特喜剧风格，其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以及平台工业化对喜剧内容生产的影响，特别是围绕“舞台真实感”的辩证讨论，展现了喜剧在数字空间中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在第二场关于“数字时代的劳动、主体性和抵抗”讨论中，专家学者们就当前数字时代背景下，各行各业中劳动形态的演变及个体抵抗的新形式进行了深入剖析。本次讨论特别聚焦于反工作主播、游戏玩家及富士康工人主播三大群体，探讨他们在自我呈现与控制之间的复杂关系。香港岭南大学创意与文化创新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那宇琦分析中国反工作主播现象，她指出反工作文化的特征包括对工作环境、社会规范、消费文化的批判，以及对个人自由选择的追求，而后提出主播反工作可能性的困境并思考了合作行动的可能性。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生潘竹涛探讨中国游戏产业中“肝客”群体，揭示其在高强度劳动中展现的主体性、技能掌握与劳动控制的平衡，以及策略性反抗。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周敏副教授主要研究富士康工人在快手上的自我品牌塑造，发现“可见性负担”导致理想化工厂生活与现实之间的悖论，掩盖了真实劳动条件。

第三场讨论围绕“媒体再现与国际形象”展开。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晨晖学者张洋通过分析中国媒体的国际新闻生产，指出国际新闻报道是跨国权力结构与新闻专业规范和生产常规相互协商的结果。在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的共同约束之下，从业者个体仍然具有一定的能动空间。

在第四场讨论中，专家学者们对平台经济、人工智能与其对消费、商业及社会影响的交汇点进行了深入探讨。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许德娅以“原创设计” 女装网店为切入点，关注淘宝平台化产生的限制性影响，她在发言中指出中国服装业发展经历了从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再到平台介导的转变，揭示淘宝平台化过程带来的利润压缩、时间压缩和情感挤压等问题会对原创设计产生破坏性影响。

英国利兹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的博士后李忠蔚聚焦中国音乐平台化进程，从基础设施角度提出数字平台是对网络和基础设施的管理策略，通过分析不同阶段音乐传播形式的架构与数据存储流通特点，认为中国音乐平台化使互联网开放性受限，且对互联网原有开放性提出批判性反思。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晨晖学者皇甫博媛探讨拟人化聊天机器人如何影响道德说服，研究发现拟人化可补偿聊天机器人缺乏主体性和决策能力的不足，提升用户的交互体验，其中感知能力发挥着关键中介变量的作用。

四场分论坛结束后，11月24日上午，十位与会嘉宾围绕“变化与延续的思考”开展了一场思想激荡的圆桌讨论。本场圆桌讨论聚焦在“微创新”、“真实性”和“研究者对自身的社会定位”以及“田野的反思”等方面。

讨论伊始，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副研究员罗小茗从文化研究角度对23日会议内容进行总结。她首先指出文化产业和文化工业在方法论上具有区别，研究者需要在其中重新讨论文化的意义。同时，文化研究是一个微创新的过程，研究者在这场微创新中应该遵循“文化、生活、情感、资本、安全”这五个逻辑，将其调整至合理的次序，并把“真实性”纳入其中。随后罗小茗向与会嘉宾抛出“人怎样在复杂的网络中进入文化生产”，“文化产品在文化情景中怎样被定义、被讨论”，“我们在社会上的定位如何”以及“怎样将创造力放在社会层面上理解”等问题，拉开了圆桌讨论的帷幕。

上海纽约大学交互媒体与商学助理教授王菁在讨论中强调了自反性（self-reflexive）逻辑。她认为研究者应该不断反思自身在不同社会领域当中的位置，并以此为支撑来选择更坚定和更隽永的视角来审视研究对象。与此同时，研究者要不断训练自己以“平衡”的视角去思考研究对象，以包容的态度审视社会问题，并在对经典的反复细读下，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她还提到赫斯蒙德夫教授的书籍给予了研究者“如何站在制高点但又不是居高临下的态度去分析和批判研究对象”的答案。总而言之，文化和创意产业日新月异，研究者只有对自身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有合理的认识才能够在治学和研究之路上做到变中求稳、变中求新。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夏冰青回应了罗小茗副研究员关于“微创新”“文化情境”“身份位置”和“真实性”等问题的思考。她提到，在产业当中，微创新是一种寻求经济效益的行为，但在学术群体中，微创新是一个协商的过程，是拥有学术理想的人们建立的公共空间。对于“文化情境”的问题，夏冰青引用赫斯蒙德夫教授演讲中的“超市比喻”，阐释了根植于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化产品进入到第三文化情境当中的生存与适应问题。她同时提到，虽然个体在社会网络上的展示具有天然的本能，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其最终还是被商品化裹挟的过程。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吴桐雨回应了夏冰青关于微创新的讨论，她提到微创新具有“草根性”、“应用性”。创新需要依据时间跨度重新梳理其中的变化，比如人们对创新的态度、国家层面的创新政策、产业创新的侧重点等。吴桐雨也对“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的微创新”进一步进行了讨论，她认为西方学术圈对中国山寨问题的讨论具有典型的西方立场，而我们对于山寨问题的探讨在西方语境中出现“失语”的现状。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马丹以自身关于“性别与劳动”的研究为引，回应了关于“田野调查中研究者的立场”这一问题。她认为，作为研究者应该避免“唯结果论”进而忽视研究对象各种方式的表达，只有践行“纵向研究”与“沉浸式田野”，与研究对象保持长时段的紧密联系，并反复回到田野现场，才能够在循环往复的论证过程中尽可能真实地回答研究问题。也是在这一过程当中，研究者还应该不断反思自身与研究对象不断变化的身份和立场，并且应该在研究成果中将这种身份和立场的矛盾、冲突与变迁尽可能地展现出来。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周敏紧接着围绕自身研究底层和草根的田野经历，阐述了作为研究者身份进入田野，要尽量避免情感层面的先入为主，以及自身社会位置而导致的“同情”等心理。她认为，研究者不要美化自我，要从真实出发，看到真实的存在。

广东科技学院管理学院讲师李雨丛通过分享自己的研究进展回应了周敏关于“真实建构”的问题。她认为很多个体最开始在互联网上表现自己，是一种无意识的分享，偶然有了流量才开展个人账号的认真运营。个体的真实性建构，也许是一种人的本能，并重新进入再生产的过程。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讲师张淳回应了罗小茗关于文化产业和文化工业的相关问题。她认为，当文化变成工业，变成经济生产的一部分时，文化研究需要去识别世界，识别各种现象在文化意义上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她以脱口秀为例，阐述其作为一种症候性的文化产品，是介于公共表达和私人表达的“中间”，一定程度上是产业化下的文化产品的新包装。

香港岭南大学创意与文化创新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那宇琦在讨论中言及，一定程度上，因文化创新而诞生的文化产品会被融在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以此为出发点，作为研究者，我们需要在反思社会的基础上找到研究的空隙。思考个人与平台、本能与流量、建构真实与真正的真实之间的问题。同时她也反思了田野调查，回应了关于中西方对山寨的不同理解问题，认为中国学者应进入大众视野去讨论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晨晖学者张洋最后基于自身的研究方向和田野经历，探讨了经验材料和理论框架之间的张力，指出研究者有时会为了凸显理论建构的自洽性和冲击力，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田野材料的复杂面向。张洋同时提到质性取向的研究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共同建构的产物，受访者自身的反思性和表达能力会对研究结论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