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高手低”与“小步快走”：章培恒先生《不京不海集续编》编后

章培恒先生画像

《洪昇年谱》及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年收稿证明

章培恒先生《不京不海集续编》所收《洪昇年谱》和其他论文篇目，基本为章先生生前所确定。除《关于洪昇的生年及其他》曾收入《献疑集》外，其他论著、论文，先生生前均未曾予以结集。

2011年出版的先生《不京不海集》，收录论文按照讨论对象发生时间顺序编排，除了《金圣叹的文学批评》一文系1963年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其他文章几乎均撰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二十多年中。《不京不海集续编》（以下《续编》）则按照论著、论文撰写或发表时间顺序编排，与正编迥异的是，《续编》所收论著论文，超过一半的文字产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整体时间跨度超过五十年，如同《不京不海集》的“前传”。《续编》所收既有奠定章先生学术地位的处女作《洪昇年谱》：

本书写于一九五七至六二年间，当时我在蒋天枢师严格的、富有启发性的指导下，刚开始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洪昇年谱·前言》）

也有章先生去世前一两年撰于病榻之上的论文《<桃花扇>与史实的巨大差别》，该文《附记》谈及他与顾易生先生之间的情谊，令人感动：

余与易生兄交五十年矣。初亦泛泛。及“文革”事起，余罹祸几殆，易生兄独不惧牵连，时赐将伯之助，且一无德色。拳拳之情，固骨肉不啻。今易生兄已届八十五高龄，虽岁月若驶，而内美益盛。余愧无物可以为贺，力疾草成此篇，自视尚不无新意，故敢以代芹献。唯年来病甚，文不能工，所引皆排印本，无力据善本校核，尚祈谅之（《<桃花扇>与史实的巨大差别》“附记”，邬国平、汪涌豪主编《金波涌处晓云开——庆祝顾易生教授八十五华诞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重读章先生收入《续编》中的文字，令人联想最多的是先生的“眼高手低”论和“小步快走”法。先生生前留下的文字及逝后大家怀念他的文章中，常谈及他的“眼高手低”论：

院系调整后，我从本来就读的上海学院中文系调到了复旦大学，听到了很多著名教授的课，养成了眼高手低的习气。——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认为眼高手低不但对青年是绝对必要的，就是到了老年也仍然如此。一般说来，年轻人很难达到眼高手高的地步，倘再不准他眼高手低，那他就只能眼低手低，一辈子向所谓专家、教授也者顶礼膜拜，也就一辈子都不会有什么出息。实际上，只有眼先高了，手才能跟着高上去。但在手高了以后，如果眼仍停在原来的水平，那么，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他就会自满自足，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了。所以，我认为我进入复旦后的第一大收获，就是从原先的眼低手低进到了眼高手低。在这方面，我首先应该感谢朱东润先生和贾植芳先生，而具体使我改变原先的手低状态的，则是蒋天枢先生。尽管我现在仍然手低，但比起原先的来，到底有所不同了（章培恒先生《我跟随蒋先生读书》，《薪火学刊》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章先生着重指出，蒋天枢先生“始终坚持陈寅恪先生的传统，忠于学术，对曲学阿世的行为深恶痛绝……他的著作，……都是为了发掘出真实的情况，加以描述，此外没有其他的目的。”蒋先生这一始终坚持的治学原则，也正是章先生撰写《洪昇年谱》和其他论著时所一贯秉奉的原则。

在某些思潮的影响下，作为清初两大戏曲家之一的洪昇及其作品《长生殿》，建国后一度成为研究者热衷阐发的对象。人们对于《长生殿》主题——究竟是写唐明皇杨贵妃二人具有反封建意识的爱情，抑或是表现具有反清意识的民族兴亡之感，以及洪昇是否具有民族意识与爱国思想的问题，争论不休。章先生研究洪昇及其创作《长生殿》的过程，则是为了“发掘出真实的情况，加以描述”，他在《洪昇年谱·前言》中一再表示：

洪昇是清代颇有影响的戏曲作家。研究他的生平和思想，对正确评价《长生殿》将会有一定的帮助。

研究洪昇的生平、思想及其写作《长生殿》的过程，是为了对正确评价《长生殿》提供一些参考。在有关的研究工作者中，对《长生殿》的评价是有分歧的。曾经有同志认为：《长生殿》描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是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的；也有同志把《长生殿》视为具有反清意识的作品。

《长生殿》的主要内容是写李、杨情缘，这并无什么反封建意义或民主思想，不应该肯定；其较有意义的部分是对封建政治的暴露和对人民痛苦生活的反映，但这类内容在作品中只占很小的比重。存在于剧本里的兴亡之感，则仅仅体现了跟清廷合作的汉族地主阶级分子与满族地主阶级的矛盾。——这就是我们以《长生殿》为依据、结合对洪昇生平和思想的探讨而得出的结论。

先生对洪昇生平、思想及其写作《长生殿》过程的如实揭橥，其衷旨显然有别于当时流行的论议，以至于《洪昇年谱》问世后，其时即使是褒赞者也会遗憾先生对洪昇这位“伟大戏剧家”思想和创作成就的评价不够高。到了二十一世纪，时过境迁，王水照先生方始特别指出：“《洪昇年谱》虽是谱学之作，但其中重点是解决洪昇所谓“抗清复明”的思想争论问题，是一部充满理论色彩的年谱，在年谱中别具特色。”（《培恒先生二三事》《王水照文集》第9卷《麟爪文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3年）《洪昇年谱》撰写于1957-1962年间，其时章先生23至28岁，正因为“眼高”，他在年轻时未曾向当时“所谓专家、教授也者顶礼膜拜”，人云亦云洪昇及其作品《长生殿》多么伟大；又因为不甘于“手低”，他接受蒋天枢先生的指导，在文献载籍中披荆斩棘，努力如实还原洪昇的生平、思想及其写作《长生殿》的过程，为正确评价戏曲作家洪昇及其《长生殿》提供切实可信的参考。

章先生一生研究中一再付诸实践的“眼高”论，在令许多专业研究者都有点茫然的人工智能盛行的当下，其实不乏启迪意义：与其顶礼膜拜，不如坚持“眼高”——积极思考，扎实研学——不排斥数字人文的助力之功，不断攀升更高的人文境界。放诸古今中外，人文精神从来远非饾饤之学所能含纳，其题中应有之义包括对既有陈词滥调和僵化思想的不断突破。

《不京不海集续编》编订中，阅至《洪昇年谱》具体文字，及该书困厄中撰成与尘封多年方得出版的相关记述，令我们不由赞叹，陈四益先生用“碎步前行”、“小步快走法”生动传神地揭橥出章先生学术生涯中另一个很值得我们关注的特点：

1964年，我们同在奉贤县参加“四清”，农村水渠边的田埂路，是工作队员开会、下队的必经之路。下雨之后，上面是一层稀泥，下面却仍坚硬，走在上面如履冰场，常常滑倒，弄得泥泞满身。章先生戏言他发明的“小步快走法”颇为有效：步子不要大，太大后脚跟不上；速度不能慢，慢则前脚滑出，势成劈叉。一定要前脚小步跨出，后脚立即跟上。试行一下，虽则碎步前行颇为滑稽，惹得走惯泥路的老乡笑弯了腰，但确然有效。我忽然觉得，胡风案后，章先生的学术生涯似乎也是“小步快走”（陈四益《章培恒先生》，褚钰泉主编《悦读MOOK》第23卷，2011年）。

“小步快走法”显然不止是章先生特殊情境下的走路步法，诚如陈四益先生所言，章先生学术生涯中时常需要运用“小步快走”——甚至“碎步前行”法。1966年初他将《洪昇年谱》手稿送与江巨荣先生作硕士论文参考，令江先生惊异的是：

全部手稿都是用零零碎碎的边角纸，一条一条，大大小小，长短不齐地粘在劣质的学生常用的练习本上。这些纸条中，竟也有“大前门”“飞马”“劳动”等香烟壳纸。这些纸壳，或原样、或裁剪成长条后，粘贴在几本不同大小的笔记本上。在这些香烟壳纸上，密密麻麻地写着章先生抄录的各种古籍资料。练习本上则著录着与洪昇相关的历史年月和社会大事、谱主的生平事略。所以，书稿虽还是原生状态，但条理已十分清晰，已是一部完整的书稿，只是尚未誊录而已。当时最触人心境的是，先生不抽烟，怎么会收集、并用这么多香烟壳纸来写他的书？抄他发现的文献？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当时的贫穷，就是艰苦。我还清楚记得，他用的笔其实也是当时只有几分钱一支的简陋的圆珠笔，因为留在纸上的字，有时明显写不出，有时又漏着笔油，只有那种最便宜的笔才这样。可见他做着这样的学问，实在是连纸、笔都十分简陋。他又不像我们常见的那样，可以到公家去领。他公私分明，洁身自好，不用公家的东西做自己的学问，于是只好收罗香烟壳和那些废弃的纸条，以便废物利用。可以想见，在收罗这些香烟纸壳和废纸时，作为一位做学问的学者，有着怎样的无奈和苦涩。这是最使我感动，也是至今不能忘怀的。（《不尽的思念——为悼念章培恒先生逝世六周年而作》，本文是江巨荣先生于2017年6月章先生逝世六周年之际撰写的回忆文章，全文初刊于《薪火学刊》第四卷。后收入江先生《枝叶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

章先生在1957至1962年撰写《洪昇年谱》期间，条件之艰苦于此可见一斑，且其时他还在“政治上背着相当沉重的包袱”（章先生《我的喜悦与祝愿》，《我与上海出版》，学林出版社，1999年）。但即使在如此窘境中，先生未尝裹足不前，仍坚持“碎步前行”，经过大量的史料爬梳（据《洪昇年谱·引用资料目》，全书引用经史子集四部书目近二百五十种）和考证工作，终于集跬步以致千里，完成全书。《洪昇年谱》的成书及其最终得以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曲折过程，正是章先生1983年3月为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九级同学毕业留言“追求真理，锲而不舍。纵罹困厄，毋变初衷”的真实写照。今天的我们已经难以想象，一部条理清晰、思路缜密的著作初稿，竟然“都是用零零碎碎的边角纸，一条一条，大大小小，长短不齐地粘在劣质的学生常用的练习本上”。江巨荣先生的文字与陈四益先生的文字相参，可以烛照出先生在无奈的艰难情境下，常应对以“小步快走法”的生存策略。而在人文学科被唱衰和挤压的今天，这或许又可以给予我们不少启示：学科生存环境越是艰苦，越需要冷静思考学科可持续发展的意义，越需要积极探索前行的步法。

章先生赠言1979级同学

章培恒先生手校《史记》

《续编》编订之初，大家已默认陈建华老师为撰《序》不二人选，因为陈老师的《<不京不海集>读后》（见《不京不海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章培恒先生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文汇学人》2018年1月5日）等文，均对章先生的学术研究和思考有过深刻而具体的阐发。考虑到陈老师在教学和研究上一直非常投入和忙碌，我们本计划等比较干净的三校样出来后再麻烦他，未料到三校样于2024年底出来之时，陈老师感染新冠。但令我们很感动的是，陈老师花了一周左右时间稍事休息，便慨允为《续编》撰写序言。

自先生哲嗣章乃基先生联系复旦大学出版社宋文涛先生担任《续编》责任编辑始，宋先生便积极与我们商讨并不断推进《续编》出版相关事宜，在文稿的审读上也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指出了我们不少疏失之处。

《续编》之所以能够顺利编成与出版，离不开我们古籍所陈广宏、郑利华两位老师的指导和协调周全，从《续编》最终篇目的确定，到具体编撰过程，他们一直很关心，给予了大力支持。

非常感谢我们古籍所博士研究生郑凌峰同学、硕士研究生许心怡、许开彦、郑哲凡和刘语晗等同学，在他们繁忙的学业之余，核查并酌情增补了《续编》大部分引文出处，认真审读了一校和二校。因为我们对先生历时五十多年的撰著——尤其是本书所收写作最早的《洪昇年谱》中所用具体参考文献版本，虽努力查考，但仍有部分无法一一对应，先生原作所引与今天我们复核之本的文字偶有不合者，原则上保存原文中的引文，以待日后有机会进一步复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