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凤：晚明时期的“物”与“造物”

卜正民（Timothy Brook）和柯律格（Craig Clunas）等历史学家已经让我们看到，晚明时期人工制成物（从食品到手工艺品）有着多么重要的地位。随着社会的商品化发展与市场日益繁荣，人们可以得到来自帝国各个角落的货物和原材料。上层精英、乡绅和商人将明帝国疆域内外的市场搜罗遍尽，去发现“天下”的宝物、贵物和奇物。一切经济的、社会的和知识的价值和实践都因之发生改变。比如，面对这些新机遇，地方官员、精英阶层和国家都不得不强化各种手段来核实某件物品的来源，追踪其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通轨迹。物主们开始在自己的所有物上添加标记，比如书法家球（1514-1595）甚至在自己最喜欢的椅子上题文刻字。地方志的编纂者越来越详细地记载当地收取的税赋种类和贡品。所有这些做法本身都可以提升某一商品的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例如，宜兴地区出产的紫砂茶壶被认为最珍贵，来自绍兴河畔的黄酒也备受青睐。

这类研究也表明，商品、人员和物料的流动性日益增长，赋予某些特定物品（那些作为文化、社会和地理归属之标记的物品）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强，此时关于某物的渊源以及使用历史的知识则得到重视。此外，有关真品与赝品的学术争论可以被视为面对挑战的回应：那是形成这些道德的、社会的及物质的秩序所带来的挑战。事实上，这个时代的知识秩序也在变动中。工匠兼学者黄成（大约活跃于1567-1572）以及底层官员兼学者宋应星（1587-1666）留下的著作，是这一变化趋势再好不过的例证。二人都处于明代学术生活的外围，因为他们都给予物质生产过程及应用以认识论的功能。这种做法撼动了该时代对“万物”进行探究的宇宙观基础——在那种宇宙观中，工艺技术及其产品通常毫无地位。

本文的关注焦点是黄成和宋应星这两位作者所设想的各种秩序，即他们对于可流动之物以及物品流动方面发生的变化所做的思考。很少有人将这两位作者放在一起来讨论，因为黄成和宋应星探讨技艺的方式完全不同。黄成的《髹饰录》（1625年刊刻，杨明［主要活跃于1621-1627］作序）只涉及一种技艺，即髹漆；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1638年刊刻）则全面得多，涉及18个领域里的工艺实践，从农业、纺织品生产、冶金、采矿到酒曲、采珠等不一而足。两位作者所采用的探究进路，都是直接将工艺技术置于关于物质复杂性的宇宙观当中。他们都在实用工艺中追寻普遍模式、终极真理和本真性，而不是聚焦消费或者识别赝品和假冒品。

本文首先简要地将两位作者各自的研究放置在他们所在的哲学和历史语境当中。随后我会对黄成和宋应星关于宇宙和工艺的看法进行比较，进而探索他们所主张的空间地理特征对于造物产生的影响。二者共有的宇宙观框架以及对转化过程及造物的探究方法，如何影响了他们去看待不同产品及其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动-通过检视这些问题，我希望能在回答“中国的知识人如何理解地理差异、地方特色、普遍性诉求三者间关系”这一问题上，提供一些新洞见。

晚明时期的万物

在宋应星和黄成生活的时代，人们对于物质和物质世界之复杂性的把握，在语言层面和哲学层面上普遍限于“万物”这一语境之内。“万物”一词展示了人生存其中的世界的多重本质和形式——这个世界由有机物（包括鬼怪）、无机物和人组成。宋应星和黄成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思考工艺产品的智识角色。比如，经学家孔颖达（574-648）将物解释为“外境”，把“物”的功用与一个人的内在自我，即“心”对立起来。晚明哲学家的确把追寻人的“心”作为“大道”，他们与宋代哲学家朱熹（1130-1200）的思想一脉相承。在朱熹看来，自身之外的一切皆为物：“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朱熹也强调“格物致知”的重要性，当耶稣会传教士们如利玛窦（1552-1610）等人在17世纪中叶将欧洲科学知识带到明代宫廷时，也借用了这一说法。尽管不同思想家的想法有诸多重合之处，那些在宇宙观之下理解“物”的人，并非总能与那些力图让社会和国家从动用“物”中受益的人达成一致，后者是遵循“小道”的官员。哲学家和官员大体上都一致认为，关于工艺技术人们可以了解很多；他们也都认为，通过工艺技术几乎无法揭示事物本质。

宋应星和黄成都偏离了当时的这种主流想法。他们的主要著作涉及当时被其他人普遍忽视的题目，即工艺生产作为一系列认知过程。黄成的《髹饰录》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还呈现出其他共同之处。例如，两位作者的理论方法都建立在《易经》的推演和“气”“礼”“五行”等概念之上；两位作者都认为，从“造物”中可见“造化”，而“造化”又揭示了道德秩序和认知秩序。相比之下，比他们晚一代的学者如王夫之（1619-1692）和李渔（1611-1680）对于制物的讨论，则在“技艺作为人的创造力”这一框架内。中国的历史学家把这一情况描述为由“器以载道”到“器体道用”观念的转变。在明清的政治更迭之际，有了这种对于工艺技术的实用观点，学者们对于像黄成和宋应星那样去追“物”的兴趣甚至更少了。这两本以《易经·系辞》为理论基础的书，18世纪初便在中国失传了，尽管其中包含的工匠技艺信息是其他书籍中所没有的。所幸它们曾在德川时代被传至日本，今日才能留存于世，为后人所见。笔者曾在其他文章中论及，当宋应星将《易经》中的“易”与物质变化紧密连在一起时，这可能让他同时代的学者感到困惑。当然，同样的情形可能也出现在黄成身上。关于宇宙法则（以及哲学理论）的物质主义基础，很多读书人也许与他们持有相类的理念，但是这种实践性质的探究方式可能不足以说动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甚至会让他们望而却步。其结果便是，读者只是从他们的著作中获取与工艺技术相关的信息，而对其宇宙论方法视而不见。

尽管两部作品有很多共同之处，却很少被放在一起讨论。黄成的《髹饰录》作为明代唯一的漆器专著，大多情况下被认为体现了晚明时期的工艺品位，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则一直以其百科全书的风格而备受推崇。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填补这一比较研究的空白。

记录工艺技能

凡工人之作为器物，犹天地之造化。此以有圣者，有神者，皆示以功以法。故良工利其器。然而，利器如四时，美材如五行。四时行，五行全，而物生焉。四善合，五采备，而工巧成焉。

——黄成《髹饰录·乾集》

宋应星与黄成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通过确立物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秩序，找到了应对物质秩序发生变化这一挑战的答案，而他们那一代的绝大多数学者则力图尽可能远离各种物质世界，去经典文本和抽象思辨中找到慰藉。他们并没有深入讨论其哲学和道德的根基，而是直接描绘物质及日常劳作的加工过程。他们二人的理论都基于《易经》的推演以及“气”“礼”“五行”概念。这种理论铺垫并非仅出于修辞的必要（也不仅仅是提升工艺知识价值的手段）。其证据在于这一事实：“易”的构想渗透在这两本书的论证结构和内容当中。漆器大师黄成明确地将他的书分为两部分，一为“乾”，一为“坤”。在《易经》的推演中，“乾”和“坤”分别对应“天”与“地”的卦象，这是两种互补的力量。在宋应星那里，《易经》给十八种不同工艺技术的编排提供了结构性框架，而阴阳之间的互相转化也解释了为什么五种金属能够融化以及如何冶炼。

这两位作者以非常相似的方式分析制造过程，但是他们的焦点有所不同。黄成只考虑漆器及其步骤逻辑，而宋应星则在各种材料实践里以及跨不同材料的实践中去确认阴阳推演的逻辑。可以说，在黄成那里，“阴-阳”解释了漆器生产的步骤逻辑；而对于宋应星来说，任何工艺生产都揭示了“阴阳”与“气”的运作。他们二人在方法上和对象上的差异，清晰地体现在书的编排结构上。黄成对命名规范与工作步骤进行了区分，即一部分为“命名附赞”（名称以及相关的描绘钩沉），另一类则是包含形制、设计、物料和用途的“分类举事”部分。这两“集”（又进一步细分为18章，186条）是互补的，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名称和制作步骤在“乾”（天）之下，而形制和设计则与“坤”（地）连在一起。尽管宋应星从不同的物事中探究一种普遍的推演模式、要在物事的制作中发现秩序，他却围绕着一种经典的文明变迁观来安排自己的书，从食物生产到铸造青铜钟鼎。对黄成来说，一件物的“成”（即转化为器具）构成了其存在的结构框架。

虽然黄成的《髹饰录》在成书时间上要比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早了近一个世纪，但值得注意的是，《髹饰录》的声名鹊起发生在宋应星生活的时代，此时杨明刊行了一个新的校注版本。有中国学者推测，黄成可能是《嘉兴府志》（1685）中记载的一位来自嘉兴西塘的漆器工匠。西塘在元朝时期（1279-1368）已经成为漆器的生产中心，西塘也是张德刚（主要活跃于1403-1424）的出生地，他经常把自己的名字署在其作品的突出位置上。众所周知，张德刚曾与精于漆雕艺术的杨茂（主要活跃于1350-1380）合作。一件有他署名的作品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显然，后世的作者力图将黄成放置在一个由某地来定义和推进的髹漆技艺轨迹当中，而不是如当时欧洲人对待工匠那样出于强调本真性而去认定黄成的原籍。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两位作者对普遍性原则的诉求都基于《易经》，但他们对地区差异的看法却大相径庭。

《髹饰录》的编排原则与漆器生产

今命名附赞而示于此，以为《乾集》。乾所以始生万物，而髹具工则，乃工巧之元气也。乾德至哉！

——黄成《髹饰录·乾集》

黄成在展示产品制作的步骤顺序时，遵循了农书和工艺著作的标准化程式记录，然而他开辟了以文字记述漆器制作和漆器雕刻的先河。他在描述所有的步骤时都引用了《易经》，从而把工艺解释为转变的过程。然而，他从来没有提及原材料的来源，也没有提到这些产品最终会在哪里交易或使用。相比之下，宋应星在《天工开物》每一章的引言段落里都引用了《易经》，从而强调了工艺的结构性质及其对社会和国家的作用。宋应星对题目的编排直接挑战了学术讨论的旧有框架。例如，他的同僚会认为蚕桑是一个农业题目，宋应星却将丝绸归到“乃服”卷中。宋应星的章节安排所遵循的逻辑，是从原材料到成品市场的递进，也简明地指出了它们的原料地、生产地点和市场。

这种地域性意识上的差异，可以有一种完全说得通的解释，那就是黄成和宋应星成长和生活的环境有所不同。尽管二人都是在远离明朝政治权力中心的地方长大，但他们的社会阶层却略有不同：宋应星出身于士大夫家庭，黄成则有匠人或商人的背景。两位作者及其著作的确都可以被放置在商业化的思想氛围当中，此时市场在扩大，产品贸易覆盖到前所未有的远距离地区，而精英阶层在考虑如何对社会和国家内的物和人进行管理、组织和调动。黄成来自商贾云集的安徽徽州，而宋应星则来自江西南昌附近的乡下。我们对黄成所知甚少，只知道他是地区官营漆器作坊里的漆器工艺专家。他的家乡是一个新近繁荣起来的出版中心，晚明时期徽州的刻书业非常发达。因此，这个地方出产的徽墨，自然也量大质高，而转运盐税使徽州大商人成为中国最富庶的群体，他们经商的足迹甚至遍布天下。徽商“走遍全国寻求利润”，这让黄成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相比之下，宋应星生活的地方则相对偏僻。南昌的市场并不像徽州那般生机勃勃，尽管也不乏大量来自各地的商品。两相比较，黄成在自家门口就能看到来自各地的物品，而宋应星本人的旅行则要多一些。他曾六次前往京城参加科举考试，并被派往中国沿海和北方地区任职。这些大为不同的游走经历，可以很好地解释两位作者著作中不同程度的地理意识。宋应星对帝国内原材料和生产的地理分布情况以及帝国的贸易和朝贡往来了解得非常清楚，尽管他也会从书中或者同僚那里获得一些这类信息。当然，宋应星和黄成不一样，他所涉猎的工艺技术远不止于漆器制作，可以说他纵览全国和全天下范围内的生产、使用和贸易。比如，他注意到在山东青州可以看到野蚕，也描述了广东高州的铸币技术。这两个地方距他的出生地以及他在编写《天工开物》时任职的地方都有相当的距离。实际上，宋应星在书中提及许多他本人也从未去过的地方，这些相关信息很可能来自书籍，或来自他和当地同僚、地区官员甚至中央政府的上级官员的交谈，比如《天工开物》的资助者涂绍煃（1582？-1645）。相比之下，无论是在产品的制漆工艺还是原材料的可能性来源以及市场方面，黄成都很少提及其他地方，哪怕各地产品非常不同，而在徽州的市场上当然也能看到不同地区的各种产品。

《髹饰录》的作者黄成在徽州长大，这里是晚明时期的一个主要市场。撰写了“手工艺大全”《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出生于一个叫分宜的地方，位于中国南方的乡下。黄成没有提及明代以漆器生产闻名的任何地方，只有一次提到一个边远的特殊之地，即琉球王国。相比之下，宋应星非常清楚明代生产与使用上的地理分布，尽管他的大部分信息似乎来源于同僚或者其他文字材料。

由此可见，对黄成而言，地域多样性既不重要，对于普遍性诉求也不构成挑战；或者说，这种差异与他的诉求无涉。显然，他的目标是将自己的行当（髹漆工艺）视作一系列变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工具（第一章《利用》）和制作原理及法则（第二章《楷法》，包含三法、二戒、四失、三病、六十四过）的结合代表着“乾”，“坤”则对应着各种漆器的形态、特征（第三至十六章在描述器物时，偶尔也涉及制法），工艺设计（第十七章《质法》）以及对古代漆器的鉴赏、补缀、仿效（第十八章《尚古》），以此来说明“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他认为，随着器物的制作，天象（即万物）就受到了尊重，他建议通过万物造化的原则来锻造漆艺工具，以作为构成漆器的原始之气或原材料。然而，“坤”也包括重复固定的步骤和遵循先例，正如“效法”一词所描述的那样。对于黄成来说，生产的过程和工具（无论是用画笔描绘图案还是用刀子雕刻饰物）都处于以阴阳为尺度来进行分类设计的核心。他认为材料（质）构成了阴，装饰或“图案”（文）构成了阳。这种设计的复杂性也可能源于《易经》，其图式所涉及的是《洛书》与《河图》中带有神秘力量的纹样。也就是说，这是一类以图式形式呈现出来的蕴含力量的物体和充满神奇力量的文本。

黄成相信，宇宙法则能够对人制作物品的创造力和技艺产生影响。他建议将“巧法造化”看作生产和使用漆器的“三法”之一。“凡工人之为器物，犹天地之造化。所以有圣者有神者，皆示以功以法，故良工利其器。然而利器如四时，美材如五行。”因此，在黄成看来，“利器”和“美材”是造物的两个基本条件。而熟练的操作（“工巧”）是创造奢靡之物的条件。他的解释扩展了《考工记》中的“材有美，工有巧”观念。所以，地区差异对此没有任何影响，因为黄成力图去建立普遍性诉求，而不是列举漆器可以在哪里制造、生产和买卖。

《天工开物》，工艺之序

黄成依托《易经》来讨论漆器生产，这种做法挑战了读书人对于“什么是正当的智识主题”所持的观点；当宋应星将《易经》中人类文明逻辑的图式转换为不同类型工艺的先后顺序时，他也在对抗学者的学问。宋应星认为，《易经》赋予各种工艺的渐进顺序以正当性，其开始于食物生产、犁具及其他农业工具，接下来为衣服的原料来源和加工（乃服）以及附带的染色（彰施）、交通（舟车）、工具制作（如杵和研钵），最终以兵器（佳兵）和珠玉收尾。这一文明逻辑把地理上的中心当作中国的重心。在这里，普遍性原则被领会得完美无瑕，尽管原则上无论在哪里，这一逻辑本身都存在。

宋应星列举实用技艺的顺序，遵循了儒家的“生存之需先于奢侈之物”的理念。然而，他对内容的相应分类又巧妙地挑战了这一传统理念。例如，宋应星将蚕业和丝绸纺织品生产放在名为“乃服”的章节中，而在农书的分类中这通常被看成农业范畴的题目。宋应星将丝绸与其他纤维制品放在一起，也包括毛毡和皮毛。虽然“乃服”一词在汉语文献中并不罕见，但是，在其他著作中却从未被用作独立的标题。

与那些将蚕桑业视为农艺学一部分的其他著作相比，宋应星对地区角色的看法与他的同僚之间的分野尤为明显。白馥兰关注到，当农学被视为国家和统治者的一种道德责任并且是一个受到尊崇的学术研究领域时，桑蚕业在明代文化中获得了非常高的地位。其原因在于，桑蚕业被认为关乎民众的福祉，因此，庙堂之上的统治者要让人修书描述丝织技术，解释纺织品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在这些官修农书以及其他类型的文稿、农书、文集和专著中，桑蚕业主要被描述为一种耕作技术，有时候被看作季节性日程中的一种阶段性任务，有时候被安排到全年的生产当中。比如，官修的农书集成《农桑辑要》（1273）在书名和结构上将“桑”与“农”并置。其结果是，饱读诗书的男性（君子）被要求深入地了解一个有着重要社会影响、能传递政治价值和理念的题目，比如“男耕女织”这种基于性别的生产技能划分。这一观念通常可以追溯到孔子那里，并在宋代日益得到学者文人的倡导，因为蚕丝业变成体面家庭的一个主要职业，是儒学官员们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不过早在唐代时，制丝和织绢已经被确定看作男性的工作，因为这些工作是在（男性主导的）佛教寺院环境中进行的。王祯（1271-1368）在他的《农书》（该书提供了很多农具和器具图）里也提及了蚕丝业的内容，并按照由种桑到丝织品加工的顺序进行了讨论。为数不多的专门聚焦丝织生产的几部作品，比如秦观（1049-1100）的《蚕书》和稍晚的沈秉成（1823-1895）汇总的《蚕桑辑要》，同样描述了从原材料到成品的整个丝绸生产过程。

这些作品都描述了步骤化的操作链，旨在将相关的有效技术知识传播到其他地区。作者们强调地区的特殊性（经常用这一点来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写一本书），且常常不厌其烦地用大量篇幅来详细描述在当地获取材料、货物、人员、知识和技能的可能性。谁是这些信息的预期受众很难确定，但由于没有别人能读到这些文稿，这些作者很可能主要是为他们的同侪而写。比如，作为诗人学者的杨慎（1488-1559），或者既是大地主也是官员的陈宏谋（1696-1771）。在宋应星看来，这个前后相续的链条支撑了“气”的逻辑，这表明存在着一种普遍性秩序，这在桑蚕和丝绸之外的其他领域里也同样存在。由于宋应星把确认这些原则看作自己著作的主要目标，他不太热衷于系统地提供关于当地特定材料或工艺的信息。

宋应星同时代的人撰写关于丝绸的书籍是为了传播技能知识，即详细介绍如何种植桑树、养蚕、纺线、制丝和织绢。但是，宋应星详尽地记录了丝绸加工技术和具体的产品，这些内容解释了这一技术体系中供需之间的微妙平衡，声称其内在因果关系揭示了事物表层之下的普遍原则。因此，在《天工开物·乃服》篇中，他描述了织布机的结构，并概述了不同的纤维、毛毡和皮草。但是，他却没有记录在哪里能找到能打造织机的最好的木匠，也没有描述在四川内陆高原上养蚕与在江南沿海地区养蚕有什么不同。

另一个明显的区别是，黄成仅仅专注于生产和宇宙观问题，而宋应星还考虑了原材料、成品和市场。这种差异也反映在两人对古典文献的不同运用上。工艺匠人黄成提及的主要是《易经》，而更有学术倾向的宋应星还提及黄帝、尧和舜的治国神话，“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外，宋应星还援引了《论语》等经典著作，以证明如漂染布料等题目的重要性：“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他也认为着装是身份的象征，因此他不无矛盾地崇尚那种以服饰来定义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传统价值观，这与哲学家荀子的观点一脉相承：“贵者垂衣裳，煌煌山龙，以治天下；贱者裋褐，枲裳，冬以御寒，夏以蔽体，以自别于禽兽。”

宋应星一直劝诫读者秉持谦逊之态，他认为衣服的重要功能是御寒、蔽体，“是故其质则造物之所具也”。“造物”是一个通用术语，体现了自然的创造力，当然也包括人。这种创造力在所有宇宙活动的自发和自我再生过程中都有所体现。宋应星没有把丝绸看成一种生产布料的先进方法（传说黄帝买了丝绸来代替兽皮和羽毛），也没有强调丝绸作为一种纤维的质量，而是把丝绸与裘、皮一起归为“属禽兽与昆虫者”：“属草木者为枲、麻、苘、葛；属禽兽与昆虫为裘、褐、丝、绵。各载其半，而裳服充焉矣！”

宋应星对地区差异的兴趣集中在技术上，而他对材料来源的研究似乎带有特定主题，而非连贯的类型划分。例如，关于金属，他谈及地方来源，但在列举染料成分时，他只关注配方。如在《燔石》篇中，他指出一些材料是可替代的：“石不堪灰者，则天生蛎蚝以代之。”因此，原则上，他认为所有的地区都提供了相同的条件，而各地的差异是由不同的转换技术造成的。例如，他指出茧色在不同地区是不同的，“川、陕、晋、豫有黄无白,嘉、湖有白无黄”，因为“若将白雄配黄雌，则其嗣变成褐茧”。因为阴阳转化过程在当地的多样性，造成不同的地方材料成分和构成的差异。技术可以起源于当地的一种环境，例如，宋应星声称“凡皮油造烛，法起广信郡”，而后各地发展出不同的方式。然而，他认为各种做法背后的宇宙基本原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

探究生产和物事

在过去的20年里，科学史和全球史学家都同样为学术话语中的“空间转向”感到兴奋不已。科学史学者“在地图上铺开那些涉及科学践行者的大型网络”时让我们看到，一旦人、物和理念摆脱了特定地域逻辑的限制后，知识和信息是如何流通、改变或者交换的。人们显然强调边远地方以及东方和西方的比较，因此，关于翻译、不可通约性、接受、流通的历史研究层出不穷，在某种程度上这似乎意味着，陌生化的程度在这一时期无可避免地随着地理上的距离而出现。同时，这些记录也表明另一个事实，当类似中华帝国这样的社会政治体系能够扩散其物质和精神文化以及经济实践时，地理上的距离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此，一位身处北方城市西安的读书人，会感觉到自己离分宜（宋应星的出生地，在今天的江西省）很近，而离中亚绿洲上的敦煌则非常远，尽管实际上西安离这两个地方的测量距离几乎是一样的。

那些研究中国人的旅行及其目的历史学家让这一实测距离的角度变得更加完备，他们提出了要进行更为细致的“时空汇合”（time-space convergences，这是历史学家唐纳德·贾内尔［Donald Janelle］在讨论旅行时间对距离感之影响时使用的词汇）的历史研究，要超过迄今人们所认可的程度。在地理学之外，把流动性作为一种历史实践和经验来进行考察，这开启了一个振奋人心的角度，以此来看待帝国疆域内的互通和知识交流。从这个角度可以清晰地看到，尽管宋应星和黄成都生活在同一社会政治体系下，尽管他们都同样远离明朝的京城，但是他们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面对流动性，也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地理。

虽然明朝晚期的技术变革并没有使旅行时间大幅减少，但明朝的政治安排却将旅行和商品交换变成了一种日常体验。工匠们每年必须前往官营作坊服役；官道和商路上（无论陆路还是水路，江河还是运河）充斥着络绎不绝的客商、官员和考生；进香朝圣者和文人悠闲地徜徉于名川大山之间。即使是那些完全拒绝云游世界的人，外面的世界也会在他们面前倏然显现，其形式是人、理念和货物运输。

宋应星和黄成对这一动态中的世界有着截然不同的思考。宋应星明确注意到这一正在改变着的时间-地点“间隔”（distanciation，安东尼·吉登斯用它来表示中华帝国这样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社会政治体系在延伸时而形成的熟悉感）。那些曾经似乎遥不可及的方外之地，现在可以轻易抵达。市场上可以买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商品，中国的瓷器、茶叶和丝绸也销往世界各地。相比之下，黄成根本没有关注这些。因此，宋应星看到，那个作为文明之地理表征的帝国与他的普遍性诉求之间存在一种关系，而这些帝国问题在黄成那里根本不扮演任何核心角色。

黄成和宋应星的这些从生产到使用的操作说明被称为“经营式的”，这一方面突出了他们自身从生产者或者制作者出发的角度与其他人的著作有所差异，另一方面也让人看到，他们的角度也取决于他们与国家机构和行政任务的关系。很清楚，宋应星和黄成对于那些作为地方特色标志的物品和事情都不感兴趣，这和当时的管理者截然不同。如果把他们的著作与地方志或者地方管理者的报告进行一番比较的话，这种区别就变得尤为明显。比如，孙珮编写的《苏州织造局志》详细地列具了物料和成品。事实上，与这种行政方式（实际上，地方官员经常采用这种方式）相反，宋应星和黄成都强调“物”本身总是具有普遍性。黄成完全无视地域认定（而这对于任何不得不计算税收的管理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相比之下，宋应星强调了原材料的地域来源以及产品的地方多样性。他也指出了技艺上的地域差异，强调同样的原则可以应用在任何地方。

在对技艺步骤的解释中，黄成和宋应星二人都把臆想的和操作性的因素组合起来，相信“做事”的组织原则解释了知识的本质，即知识的动力性特征。换句话说，两位作者都认为“造物”堪比（甚至等同于）“造化”。这意味着，生产过程被视为包含了所有把材料转化为成品的举措，也包括这些成品被用作物件或产品。两位作者都意识到，生产的每一个要素和细节都必须到位，才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然而，地点作为一种“特征”并不重要，因为同样的原则在任何地方都是有效的。黄成从未提及地理来源问题；宋应星在不同语境下的确提到地方特殊性。然而，如果与当时的农业记录相比，他的这些想法是相当不系统的。很明显，他既没有注意到材料的质量，也没有从当地来源的角度讨论材料的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化过程（即人类或自然的创造过程）揭示了使物事运转的重要事件序列。黄成认为产品的性能及其在生产中的转换进程是经由阴阳之气来揭示的（对阴阳之气问题，宋应星在他的《论气》一文中解释过），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在很多方面则更进一步，他主要用阴阳二元论来强调那些在多种工艺中被揭示出来的管理原则和文明原则。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我们有必要区别对待不同作者完成的内容。宋应星这样的学者，以及黄成这样身份明确的漆器制作师匠人所完成的著作，应该与那些品评鉴赏类的书籍区分开来，后者主要把空间和地域性与物品真伪相联系。黄成和宋应星关心的不是物品的时空源起及所在地，他们考虑更多的是那些通向特定技术和生产逻辑的结构框架。尽管两位作者分门别类地列出技能、实践和生产步骤的方式都类似于材料登记和管理指南，但是他们以《易经》为依托的做法表明，他们对于揭示普遍原则更感兴趣——它们内在于那些物品及其生产背后所隐藏的结构性偶发情形、模式、方法、进程性逻辑当中。因此，我们也需要将这两本著作与像陈宏谋这类清代官员的著书予以区分，陈宏谋编写关于实用工艺的书籍，目标在于促进国家经济能够繁荣发展，而在道德上要保持白璧无瑕。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宋应星和黄成有着共同的目标，即让物品、物的制作、物的内在特征成为指示标，来表明一种更广（在时间和地理意义上）、更深（不仅限于有形的物和人）的普遍秩序。这一普遍秩序囊括了一切可流动或不可流动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