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挂在墙上的弦子》：我用情感给小说定调子

在当代作家中，刘庆邦的作品以质朴真切见长。他善于从平民的生活取材，以平常故事、平常笔墨写下细腻真切的生命体验，赋予平常岁月动人心魄的力量。

最近，刘庆邦推出全新中短篇小说集《挂在墙上的弦子》。这本书收录了刘庆邦最近几年创作的8个短篇和1个中篇，内容涵盖了他长期关注的农村、煤矿、城市三大主题，是刘庆邦中短篇小说最新的一次集中呈现。

值此书出版，出版方以“丰饶的自然，有情的人间”为主题举办了线下分享会，刘庆邦携新书与读者分享了自己创作背后的故事。

“丰饶的自然，有情的人间”线下分享会。

“我用情感给小说定调子”

从早年的鲁迅文学奖获奖之作《鞋》，到今天《挂在墙上的弦子》，刘庆邦的小说总有一种情感的力量。书中，不论是《挂在墙上的弦子》中不离不弃相知相守的患难夫妻，还是《花篮》里变工地的废弃炮线为艺术品的煤矿工人，还是《终于等来了一封信》里痴情等待心上人的少女，作家总能把最简单的生活写得触动人心。

刘庆邦分享道：“我每写一篇小说，事先都要给小说定一个调子。它跟音乐一样，定不好调子，弦就不能拉响。小说定不好调子，就可能迟迟不能动笔。那用什么定调子呢？就用情感。也就是所谓的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刘庆邦说，他写作时候先得自己能被感动，作品才有可能感动别人。理性压过情感，只谈理性不谈情感的小说是无法触动读者的。他写一篇小说，会先看它表达的情感是不是丰富，是不是饱满，是不是动人。不管题材如何，情感充沛的小说才有它的生命力。

具体谈开，刘庆邦以《挂在墙上的弦子》和《花篮》为例。《挂在墙上的弦子》取材自一个真实的故事，真有一个城市出身的姑娘因为喜欢听弦子，义无反顾嫁给了拉曲胡为生的琴师，跟他到农村生活，后来也一同经历了种种困难和波折。每讲起这件事，刘庆邦自己都为之动容，因为他们在非常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还保持着对音乐的热爱。

相似地，刘庆邦在《花篮》里调动了很多对自然之美的描写，而且把炮线织成的花篮作为贯穿小说的线索，借此表达矿工在沉闷工作环境中对美的渴求。这些生活细节再结合小说故事特殊的时代背景，时代中某些历史事件对人的种种伤害与普通人对善良、对美的呼唤自然形成鲜明的对照。

书影

如何写作：敏锐、分寸感，与保持思索

创作小说时，怎样写出一篇理想的作品？刘庆邦从三个方面分享了自己的文学经验。首先他分享到敏锐，即作家对生活、对细节的感受能力。刘庆邦认为，敏锐是成为一个作家的一个重要条件。这种敏锐一方面来自一个人善良的天性，刘庆邦说，看不得别人受苦，看不得别人落泪，看到之后自己心里也觉得难过，这是由内而发的天性，也是成为一个作家最基本的悲悯情怀。同时一方面，保持敏锐的能力也离不开后天训练。他说，从事写作需要有意识地保持一颗童心、好奇心，对细节感兴趣。只有长期的训练与作家的天性相结合，长此以往，创作的素材才会源源不断。

其次，把素材转化为作品时，如何把握文字的“度”，又需要作家的分寸感。“小说所谓内敛、含蓄、留白等等功夫，都体现在分寸感上。”在刘庆邦看来，小说的情节布置、细节运用，包括语言修辞，都有不及、正好、太过三种状态。不及是心里有话，表达不出来；正好是恰到好处，不多不少；太过是小说太过用力，很容易夸张，或者成了宣泄。俗话说过犹不及，怎么做到正好，就是对作家的一种考验。

刘庆邦也谈到思索对创作的重要性，写小说是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便与哲学发生关联。刘庆邦说：“小说不是哲学，但小说创作离不开哲学的支持。作家思想水平的高下，最终决定了作家的水准。”

刘庆邦讲到自己很喜欢的作家史铁生，史铁生在病重的情况下也不愿放弃思考，他想到什么，就马上记在手机上，回头再用电脑整理，以免因为治疗而忘记自己所想。对作家而言，思想的训练，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坚持，刘庆邦自己也是如此。在每一篇作品里，都有新的思考、新的表达，不断更新、深入自己的认识，表达对事物的独特看法，绝不重复自己，这些是刘庆邦觉得作家应有的创作态度。

“丰饶的自然，有情的人间”线下分享会。

热爱本身就是一种天赋

在活动最后，刘庆邦谈到自己当下的创作，也向读者分享了自己与文学之间的缘分。刘庆邦开始写作是出于对文学的喜欢，他从1972年开始写小说，当时没有办法发表，他写作也不为了发表，仅仅是出于对一种内在的精神劳动的兴趣。后来就坚持下来，一点一点获得了今天的名气。

刘庆邦介绍，他对短篇确实有特别的喜爱。“短篇小说对作家的创作要求非常高，它要求作家要保持一种爆发力，就像跑步有马拉松、有短跑，短篇小说就相当于一个百米的短跑。”刘庆邦说，现在写短篇，就像对自己发起挑战，是对自己写作能力甚至体力的一种锻炼。

在同代和前辈中文作家中，刘庆邦喜欢史铁生、鲁迅和沈从文。刘庆邦说他从沈从文先生那里学到的东西最多，“可以说他是我未曾谋面的一个老师。”80年代，汪曾祺的《受戒》在《北京文学》发表，刘庆邦读到后深受感动，就和刘恒在电话中提起这篇小说。刘恒说，你要是喜欢汪曾祺的小说，我建议你读沈从文。当时的沈从文还不受人关注，刘庆邦去了北京王府井的新华书店，买到一套只有九卷（共十二卷）的三联书店版《沈从文文集》。读完十分喜欢，刘庆邦就很想当面拜访沈从文，可惜阴差阳错，始终没能成行。刘庆邦与汪曾祺是林斤澜介绍认识的，当年《走窑汉》发表，林斤澜向汪曾祺连续推荐了两次，汪曾祺看过说：“一代作家啊，比我们那一代作家起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