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中的偏妄之风》，[美]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著，汪堂峰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版，228页，82.00元
连日来在国际舆情中的确弥漫着焦虑与撕裂的气息，有学界朋友不无调侃地说，空气中的“川味”太浓了。是应该打开几扇窗户，拉开一点距离，更有利于回望那场令人痛心的“世纪会谈”是如何到来的。去年初曾翻阅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论文集《美国政治中的偏妄之风》（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1965；汪堂峰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近日重读该书，深感霍夫施塔特在大半个世纪前为美国政治及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的命运感到忧虑的预言是何等深刻和有远见。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
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布朗（David S. Brown）在他的《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知识分子传记》（Richard Hofstadter：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中探讨了在美国自由主义兴衰背景下霍夫施塔特的生平，高度赞扬了霍夫施塔特作为学术自由、种族正义和政治多元化的坚定倡导者为美国学术界、知识界以及社会公众做出的卓越贡献。这本引人入胜的传记表明，霍夫施塔特对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斗争的观察与我们这个时代息息相关，他的遗产至今仍对当今世界构成挑战。布朗在这部传记的序言中指出，霍夫施塔特作为历史学家的生涯与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的鼎盛时期（1933-1968年）重合，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可以看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和动机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了霍夫施塔特独特的洞察力，他始终都对美国民主的承诺以及面临的危机保持警觉”（大卫·布朗，Richard Hofstadter：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序言，陶小路译，首发于《东方历史评论》，2021年）。布朗认为，霍夫施塔特偏好写作“与现实有联系”的学术作品，能够与众多具有批判力和政治意识的读者建立起一种默契的关系，他的著作既能够反映、同时也塑造了二十世纪自由主义思想的进程。随着学术界左转、美国政治文化右转，自由主义者坚守在不断萎缩的中间立场。面对历史与现实，霍夫施塔特在智识上给出了锐利的回应和批评，借由历史揭示出美国政治传统的种种弊端，强调战后时代的自由主义所做出的、在他看来是更加人道、世界主义和多元化的承诺（参见同上）。顺带要说，这部霍夫施塔特传记也值得译介给国内读书界。
毫无疑问，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被公认为美国二战后最敏锐、最有影响和最富有创见的历史学家，其读者远远超出学术界，被誉为美国“最有声望的知识分子”之一。作为历史学家的霍夫施塔特对公共智性生活的影响力无可怀疑，他的著作在初版后几十年内仍在不断再版，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思想潜流》（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1944）、《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The American Politicat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1948）、《改革时代：从布赖恩到罗斯福》（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D.R.， 1955）、《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1963）、《政党制度的思想基础：合法反对在美国的兴起，1780-1840》（The Idea of a Party System： The Rise of Legitimate Oppos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1780-1840，1969）、《1750年的美国：一幅社会肖像》（America at 1750：A Social Portrait ，1971）和这本《美国政治中的偏妄之风》（T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1965）。在中国读者中同样可以看到这种持久的影响，《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改革时代》《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和《美国政治中的偏妄之风》都有了中译本，其中《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就有四个译本。另外，如大卫·布朗所讲的，作为战后共识象征的霍夫施塔特至今仍然在美国国内最受欢迎的大众和政治刊物中被引用，多年来众多记者和博客作者仍然经常使用因霍夫施塔特的著作而广为人知的社会心理学概念：地位焦虑（status anxiety）、偏执狂风格、反智主义，这证明了他对公众的想象力有着不同寻常的影响。
回到这部《美国政治中的偏妄之风》。美国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美国现代史教授西恩·韦伦兹（Sean Wilentz，1951-）为该书撰写的《写在古典书局版前面的话》（2007年12月18日）不仅是对该书最好的导读，而且本身就是这位历史学家的一篇政治论辩文章。在这篇写于2007年的“前面的话”中，也可以看到韦伦兹对霍夫施塔特的学术思想的深刻理解正是建立在共同的思想立场之上，他在文章中称霍夫施塔特是“忠诚的温和派自由主义人士”。
在这里应该先略为介绍一下西恩·韦伦兹。他的历史研究原先侧重于阶级和种族在国家早期的重要性和十九世纪宗教和工人阶级生活，后来转向美国近现代史研究，在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美国民主的崛起：从杰斐逊到林肯》（The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Jefferson to Lincoln ，2005）和《里根时代：历史，1974-2008》（The Age of Reagan： A History， 1974-2008，2008）。同时他还发表了许多有关音乐、艺术和政治的文章，2010年他出版了评论文集《鲍勃·迪伦在美国》（Bob Dylan In America，2010）。他在美国政治辩论中也相当活跃，曾撰文批评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另在其他文章中描述了布什政府的失败如何导致共和党的“政治崩溃”，又声称该党正在逐渐陷入极端主义。2020年10月，维伦茨称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为“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因为他对COVID-19大流行和该国政治两极分化的处理。他进一步写到，特朗普和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通过涉嫌将美国司法部政治化并试图使2020年总统选举失去合法性，将特朗普的意识形态与历史上的邦联相提并论，称其为“种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杆菌”，从而制造了自美国内战以来最大的“美国民主生存危机”。他还指出巴尔正在推进“更类似于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大元帅治下的西班牙的美国化版本”和“一个神权统治，由一位更像民选君主的总统监督”。在2021年美国国会大厦袭击事件后，维伦茨预测如果特朗普和共和党在2022年和2024年的选举中重新掌权，他们将合法地建立“或多或少不民主的铁定的少数统治体系”，以永久阻止自由主义政策并结束多数民主。放在今天来看，那个虽然是民选但更像是神权统治的“君主”不是在官方文字、视频和图像中活灵活现地接受朝拜了吗？那个“铁定的少数统治体系”不是已经在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了吗？霍夫施塔特从思想观念上的预言与韦伦兹对今天这些极端乱象的预言都是不幸而言中。
《偏妄之风》一书的前半部分，是作为历史学家的霍夫施塔特最鲜明的政治写作。即使采取了公开的政治立场，霍夫施塔特也没有放弃历史学家的技艺。他在《偏妄之风》一书后半部分收录的三篇之前发表的论文表明他关于现代右翼的文章与他传统的历史研究之间存在诸多共同之处。三篇论文所呈现出对教条的怀疑，对悖论的警觉，对文化冲突、情感冲突以及经济冲突的敏感，表明霍夫施塔特这些历史学论文同作为全书主要部分的前半部分文章在思想上是一致的。（“前面的话”，8-9页）
霍夫施塔特在该书的“导言”中首先说明：“这些文章可以分为两组：一组是关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极端右翼缘何兴起的分析；另一组涉及的是现代某些典型问题的起源，当时美国人在思想上开始响应工业主义和世界权力。所有这些文章探讨的都是公众对美国出现的危急状况或是长期困境的反应。”（导言，1页）另外，他强调这些文章更多关注的是政治的象征层面，研究的焦点是公众群体是如何对国内问题做出反应的，如何给自己分派解决国家问题的任务，以及如何以独特的风格来表达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同上，2页）。接下来谈到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哲学、人类学、文学评论和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对人类思维中的象征层面和虚构层面的兴趣已经进入到历史研究之中，对于分析政治中的感情、冲动和非理性越来越有着重要意义（同上，3页）。
该书收入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美国政治中的偏妄之风》（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来自1963年11月霍夫施塔特在牛津大学“赫伯特·斯宾塞讲座”（Herbert Spencer Lecture）所作的演讲，次年《哈泼斯杂志》 （Harper's Magazine）刊登了该演讲的删节版，1965年收入本书时做了修订。这次演讲的背景是霍夫施塔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兴起的右翼极端主义的担心与揭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麦卡锡分子（McCarthyite）的狂热和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等大量新的右翼组织的涌现。韦伦兹认为这篇关于政治怪人与狂热分子的演讲论文可能是霍夫施塔特最负盛名的、也是写得最及时的作品。对于美国出现的这种右翼极端主义，有人认为是欧洲法西斯主义在美国的延伸，霍夫施塔特则坚持认为它只可能根源于美国历史。在追根溯源的过程中，霍夫施塔特发现，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存在一种积习极深的、散发着腐臭气息的综合征，并将其宽泛地称为“偏妄”（“前面的话”，1页）。
关于“偏妄”（Paranoid），词意是偏执的、多疑的，在心理学意义上指患多疑症的、患偏执妄想的，把Paranoid Style译作“偏妄之风”比较切合政治心理学研究。霍夫施塔特认为在美国极端右翼运动中显示出一种思想风格，必须借用“偏妄”这个临床术语——韦伯斯特（Webster）将临床上的偏妄定义为一种慢性精神障碍，其特征是系统化的被迫害幻觉和认为自己重要、伟大的幻觉——来表述这种风格。他强调在这里指的是政治上的偏妄型人格和思想风格，而不是用于临床意义上的心理失常患者；政治上的偏妄之风包括不切实际的阴谋论和被迫害感，同时感到受害者不是个体，而是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因而更激发了自认为是爱国的激情和义愤（正文，3-4页）。1958年，福特基金会建立了一个旨在同威胁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进行斗争的共和基金（Fund for the Republic），请霍夫施塔特来讨论和撰写一份关于当代美国右翼的报告。霍夫施塔特在这里用“偏妄”来形容极端主义思想，用以强调某些政治论证风格的心理层面，并且勾勒了右翼极端主义大致的来龙去脉，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反共济会运动开始一直到一个世纪后三K党的复兴。这份报告从历史角度分析了“偏妄”政治，取得了观念上的突破（7-8页）。
霍夫施塔特认为当年他所面对的极端右翼思想的基本要素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存在一个持续了超过一代人时间的阴谋，并在罗斯福新政中达到高潮，目的在于破坏自由资本主义，从而为敌对意识形态铺平道路；二是政府高层官员已经被敌对意识形态严重渗透，美国的政策已经被出卖国家利益的险恶之徒主导；三是整个国家和社会布满了敌对意识形态的间谍网，教育、宗教、新闻出版和大众媒体等机构全都沆瀣一气（正文，20-21页）。于是从中可以提取出偏妄风格中的基本元素：一个巨大、险恶的阴谋启动了庞大而又微妙的作用机制，来破坏和摧毁某种生活方式（同上，23页）。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继承了麦卡锡衣钵的商人小罗伯特·H.韦尔奇（Robert H.Welch，Jr）不仅宣称“共产主义势力现在几乎完全控制了我们的联邦政府”，甚至还指责说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历史著作之所以受欢迎，是费边主义者（Fabian）、“身在英格兰的工党老板”以及英裔美国人“自由派权势集团”广大成员秘密策划的结果，目的是盖住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更诚实、更有启发性的工作（28-29页）。这种无中生有、信口开河的指责在今天倒是早已见怪不怪了。
在《美国政治中的偏妄之风》这篇文章中，霍夫施塔特并不认为偏妄之风的政治仅仅出现在极端右翼运动之中，在极端左翼中也同样存在，而且也不仅仅出现在美国，他把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看作是在现代史上偏妄风格取得完全胜利的例子。但是他也指出基于美国历史的某些特点，偏妄风格在美国比在西方其他许多国家涉及的范围更广，也更强劲（正文，6页）。另外就是，正如韦伦兹指出的，霍夫施塔特认为偏妄之风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不管是左派还是右翼的美国激进运动，甚至波及包括反奴隶制运动这样的正义事业，不过在通常情况下偏妄之风总是出现在坏事上（“前面的话”，1-2页）。谈到左、右翼的问题的时候，韦伦兹似乎是要提醒我们，霍夫施塔特年轻时信奉马克思主义，一度加入共产党（虽然时间不长），但他并没有因此心生痛恨和懊悔。当时有许多幻想破灭的左派分子就是出于这种痛恨和懊悔而转向政治右翼。霍夫施塔特后来在《偏妄之风》一文中猛烈抨击了那些“从偏妄的左派转向偏妄的右翼，始终死死抱住两者背后的摩尼教徒式的心理不放”的前左派。对于今天那些在争议中还是抱着固化的“左派”“右派”标签作为评判标准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值得反思的问题。
韦伦兹高度评价霍夫施塔特对于教条主义的立场和态度：“作为一个探索不止、秉持怀疑态度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不肯用一种教条去替换另一种教条，而是选择在政治写作和历史写作中对所有教条进行尖刻的批评，用讽刺幽默的语言去锉掉它们的锐气。他对教条主义思维的厌恶，坚定了他对美国政治中这种思维刨根究底的决心。”（同上，3页）他最后总结说，《偏妄之风》一文和霍夫施塔特的其他佳作一样，剖析并描述了作为一种文化事实的美国政治，特别关注政治思想和政治纲领对政治气氛、政治腔调和政治风格的影响。他对心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借鉴让他在智识上获益良多，总是鼓励历史学者和社会科学家之间进行对话、合作。在《偏妄之风》一文中，霍夫施塔特又回到了那种开放式的人文历史写作。“读者了解了这段历史，或许会更容易看透以往和当下的——也许还有未来的——狂热分子和教条主义者。”（同上，9-10页）
在《伪保守主义者的反抗》（1954年）中，霍夫施塔特对麦卡锡主义和传统的、务实的美国保守主义进行了区分。他借用法兰克福学派流亡人士、社会理论家西奥多·W.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的术语，称他们为“伪保守主义者”。他断言尽管新右翼分子装作是保守派人士，但他们“对美国的生活、传统和制度表现出严重不满和焦躁不安。他们与古典意义上真正的保守主义的克制和妥协精神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对以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代表的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务实保守主义也极其不满。他们的政治反应表达了一种对我们社会及其运转方式的深刻的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仇恨”（正文，33页）。他们自称为保守派，是为了提高他们在政治上的声望，但他们想摧毁的远远超过了他们想保存的。霍夫施塔特引述了阿多诺的分析：“伪保守主义者在有意识的思考中表现为‘因循传统和顺从权威’‘在无意识领域表现为暴力、无政府冲动和乱糟糟的破坏……伪保守主义者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以维护美国传统价值和制度为名，打着保护它们免遭基本上可以算是虚构的危险的旗号，有意无意地力图废除这些价值和制度。”（34页）而他自己更深刻地看到一个问题：“西欧民主国家似乎……更让他怒火中烧，因此，他不想与这些国家有任何瓜葛，反对所有旨在援助和巩固这些国家的‘免费赠送计划’（giveaway programs）。他可能会对美国联邦政府的大部分行动（国会调查除外）以及几乎所有的联邦开支抱持对立情绪。”（35页）还有就是，“对美国国家机构普遍存在的潜在敌意，除其他表现形式外，还会表现为如潮水般的提案纷至沓来，要求对美国的根本大法做出重大修改”（36页）。没想到阿多诺和霍夫施塔特在大半个世纪前就已经如此精准地预见到会出现这种人，他们打着维护美国的旗号蛊惑民众，实际上干的却是“有意无意地力图废除这些价值和制度”的脏活。这就提醒我们注意，在今天更要警惕有人还以“保守主义”的标签来美化他们的继承人。
从对“伪保守主义”的社会基础的分析来看，这篇文章聚焦于两类美国群体，其一是没落的老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家庭，觉得自己正在失去威望和地位；其二是各种移民群体，他们的欲求就是美国标准的中产阶级体面生活。霍夫施塔特指出这两类群体处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之下，并对这些群体怎样以及为何被动员起来提出了引人注目的解释。这些新右翼分子对最高法院和联合国、对所得税和社会福利立法的疯狂攻击，均无法从任何阶级角度或是经济角度加以解释。经济上的利己主义也解释不了为何伪保守主义狂热能牢牢抓住那么多中低收入家庭的美国人——如果右翼极端分子经过长时间斗争后在社会上占据上风，这些选民的物质生活不仅不会得到改善，在某些方面还会遭受损失。霍夫施塔特认为，在伪保守主义世界里，利益政治已经让位于他所称的“身份政治”；在政治冲突中，伪保守主义者表现出一种愤怒的专制气质。在极度的政治焦虑时刻，这种专制气质尤为强烈（“前面的话”，6-7页）。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霍夫施塔特对未来的预测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伪保守主义政治风格虽然影响力可能已过巅峰，但它是二十世纪美国历史的一个长波，而不是一时的气氛；另一方面他不同意自由派中间普遍存在的不祥预感——“即这种形式的异见会不断发展，直至完全压倒我们的自由，并使我们遽然陷入极权主义的噩梦。”“然而，不管怎样，我们这样的平民主义文化中似乎缺乏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上和道德上可以自主的精英群体，而且可能会出现利用公众情绪中最盲目的风潮来实现个人目的的现象。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认为，一个组织严密、指天画地、积极活跃、资金充裕的少数派能够营造出一种政治氛围，在这种氛围下，我们不可能去理性地追求我们的福祉和安全。”（正文，48页）
1964年，右翼狂热分子提名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竞选总统，收入本书中的《戈德华特与伪保守主义政治》（Goldwater and Pseudo-Conservative Politics）就是针对戈德华特在竞选活动表现出来的令人担忧的偏妄气质而对美国政治提出的警告——“他认识到，尽管戈德华特在1964年大选中惨遭碾压，正如他在书中所言，美国民主中一些最糟糕的瘟症（distemper）已经成为‘我们政治中一股极难对付的力量’，而且极有可能是一支经久的常态力量。……事实上，尽管霍夫施塔特生前并没有看到这一切完全发生，但这些瘟症最终还是席卷了美国政治生活。”（“前面的话”，2页）
在这篇文章中霍夫施塔特对戈德华特的揭露和深刻剖析在今天看来不但没有过时，而且更加具有现实性。戈德华特在竞选中提出“立即、彻底终止农业补贴计划”，宣称政府必须全盘退出“没有得到宪法授权”的项目，包括“社会福利计划、教育、公共权力、农业、公共住房、城市改造……”霍夫施塔特指出，“总的来说，这类声明都是在呼吁废除福利国家制度。”更为夸张的是，戈德华特还曾经夸口说过“我的目标不是通过法律，而是废除法律”；另外还说：“我对华盛顿和中央集权政府的恐惧超过了对莫斯科的恐惧。”（72页）在看待法律的立场上，戈德华特在最高法院做出促进种族平等的判决后，认为法院的裁决“不一定”是这片土地上的法律，并暗示不服从这些裁决是容许的，或许还是必要的（“前面的话”，11页）。霍夫施塔特指出这就是戈德华特的立场，“只有在我们这个时代，而且只有在伪保守主义运动中，人们才开始暗中表示，不服从最高法院不仅是合法的，并且保守主义的实质就是不服从最高法院。”进一步而言，“遭到伪保守主义右翼质疑的，不止是法院的权威与合法性。……它是在质疑政治秩序本身的合法性。两党制在美国的发展，依赖于忠实的反对派对两党制的共同认可：双方都认为对方的最终目的是好的。……但是，在伪保守主义世界观当中，有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我们最近几任总统全都居心叵测，一直都在密谋反对公共利益。这不仅是在败坏他们的名声，而且使人们对让这类人担任公职的政治制度是否有效产生了怀疑。”（73页）这的确是讲到一个根本性的维护还是颠覆体制的问题。另外对于戈德华特的职业道德也提出了尖锐批评，在这方面更能引起人们对今天状况的联想。作者认为，从事美国政治的专业人士都会遵守一种职业规范，他们在竞选活动中指责完对方之后，必须尽力同台上的对手合作。而戈德华特在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讲中说出了“那些不关心我们事业的人，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们加入我们的行列”“我要提醒你们，捍卫自由的极端主义不是罪恶；我还要提醒你们，追求正义时温和节制不是美德！”这些话语。霍夫施塔特说，“对于整整一代人来说，没有一位政治家能够像戈德华特那样，在如此高的平台上，对着如此广大的听众宣扬自己的极端右翼个人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82-83页）还是那句老话，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只是让后来者更加肆无忌惮而已。
韦伦兹在他的文章里最后说：“想要理解仍在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流淌的那些有毒暗流，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我们可以由此出发，去探求民主世界出岔子、走错路的教训。”（16页）在今天人们可以说已经看得更清楚了，问题只是目前恐怕还难以预测这个世界下一步会朝什么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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