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生生的《伴侣物种宣言》：狗的世界并不贫乏，人的知识才是

一、背向赛博格，转向狗

美国文化学者唐娜·哈拉维的《伴侣物种宣言》近期中文出版，对于大部分读者而言，哈拉维以“赛博格之母”而闻名知识界，乍看起来她与“动物”“伴侣物种”相去甚远。特别是这篇宣言还有个副标题“狗、人和意义重大的他者”，难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能构想“集成电路中的女性主义”“我们都是赛博格”[1]的先锋理论家，在人工智能技术真的成为现实的时代，反而退回到“狗窝”里寻求毛茸茸的关怀，并把它视为“意义重大的他者”了吗？

《伴侣物种宣言》书封

其实在哈拉维的书写对象中，一部分是赛博格、转基因肿瘤鼠（OncoMouse）[2]等与当代科技紧密相关、被科技彻底占据和重写的对象，另一部分则是类人猿、狗、章鱼、合欢树和肉食鸡等通常被归为“自然生物”的存在。虽然在中文读者视野里，好像前者更“重要”，或者说更值得严肃对待，但在哈拉维整体的思考中，这二者并无分别。基督教文化区分受造与受生，人造物与自然物分别配有不同的身份主体、身心关系和文化符号，然而在哈拉维这里，“自然”和“科技”的认识论分界线从来都不存在，赛博格这种人机混成物是被冷战催化出的“自然而然的”生命（《赛博格宣言》），而类人猿也是在特殊的科学视觉结构下才浮现出来的产物（《自然的重塑》）。伴侣物种并非一个自然人和一只自然狗在草坪上嬉戏的田园牧歌，而是被科技、历史与社会状态高度决定的人-狗关系，并试图从中产生在权力与服从、权利与身份、爱欲与依恋之外的关系模式：摄受（prehension）共生。这个陌生的概念源自英国哲学家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它在理解《伴侣物种宣言》中占中心地位。怀特海的哲学体系比较特殊，他的世界处于永恒的变动状态中，构成世界的每个“实际存有”（entity）并不是固定静止的，而是在不断的主动摄受（感知、联系、领悟、相遇）中塑造自身，偶然性远远要比预先设定的结构、意图更重要。因此，哈拉维想要实现的伴侣物种之间并不是任何一种能构成对位的关系，比如主客体、主奴、行动者与资源等等，而是更彻底地塑造彼此。在哈拉维所详尽描绘的人跟狗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主人与宠物”，在具体关系中它们的复杂性远超过我们的一般理解，并且它们的确向着一种令人激动的未来敞开：在这之前，谁会意识到一只狗能激发一位学者重新思考关系、友谊这些基本概念呢？

二、背向理论，转向复杂性

学者约瑟夫·施耐德曾将哈拉维的思想概括为“live theory”（活生生的理论），它也可以是“关于生命的理论”。 究其写作动机，作为在生物学尤其是动物学领域受过专业训练的学者，哈拉维对具体的、活生生且充满细节的生命的喜爱和研究是一以贯之的。在她的自述中，这甚至成为她离开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投身科学史乃至文化研究的理由，因为前者在玻璃切片和实验室式科学中远离了具体生命，文化研究和批判理论却有着更鲜活的关怀感。对于上世纪60年代的研究生哈拉维而言，以冲击西方资本主义父权制文明为目标的批判理论是揭示表层世界/意识形态运行规律的思想武器，它的力量正在于对当时被忽视和被压迫对象的触及，并首次赋予他们文化上的合法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在《灵长类视觉》中，哈拉维将对“泰迪熊父权制”的批判同20世纪早期的美国博物学传统关联起来，将对泰勒制资本主义的批判同罗伯特·亚尔克斯的行为主义灵长类学研究范式同步，而要到7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兴起，科学家们才终于在灵长类身上发现了性别这一麻烦。在她写于1990-2000年代的文章中，亦可见明显的以批判理论为框架的行文思路。可以说，将批判理论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父权制文明的解蔽，指出科学、性别、种族、文明等大词是如何被搭建，并成为常识系统的理所当然，是哈拉维在《伴侣物种宣言》之前非常明显的工作。

然而问题在于，具体生命和具体知识，同抽象性和整体性的批判理论之间本身就存在着知识方法上的差异，随着我们越发地与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各种非人对象发生互动，我们也会越发发现，批判理论、当代哲学理论并不“关心”非人生命这一庞大沉默的存在。哈拉维多次批评哈贝马斯、德里达、德勒兹、阿甘本等人对动物及其他生物的论述显示出他们对非人生命本身毫无兴趣，基本上仅作为抽象理念去使用非人生命的形象，从而制造或拆解自己的“人类学机器”。这种批评不是指责，更多是遗憾：如果德里达多想想黑猫为何凝视他，是不是《动物，故我在》会更彻底地击穿人类中心知识[3]？如果德勒兹不一概蔑称养猫养狗的都是满足弗洛伊德式自恋的傻蛋，“生成动物”会不会不那么模糊暧昧[4]？而另一种主流的理解动物的知识，则是将动物视为需要被人类可怜、关怀和拯救的对象，在此基础上彼得·辛格等人提出了动物权利论。需要说明的是，动物权利论在当下争取动物福利的实践中发挥了有力的作用，我们依旧需要动物权利论，但从思想的角度而言，它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动物权利论有很强的西方发达世界视角，它将动物免于受苦的权利视为所有权利中的核心，通过“人同此心”来唤起人们拯救动物免于痛苦，然而问题是，无法感受到受苦的生命（比如无脊椎动物）是否没有拯救的必要？要根据感受能力的不同划分动物的等级吗？免于受苦是动物最优先的期望吗？在拯救受难者的框架下，动物“权利”的赋予者依旧是人类，而且是非常少数的人类。

关心非人生命并不意味着要转移对人类社会问题的关切（正如很多人对动物研究、生态研究的攻击），恰恰相反，人类状况要求我们开始注意非人生命：所谓“人类世”就是各种人、非人生命、环境、资源的命运都被紧密地捆在一起，牵一发动全球。当今非人生命不在被放逐的野外，而在工业化食物、生物制药、生物能源、大规模传染病和全球气候变暖中，每道链条经过无数生命的干预影响，最终传导至人类，人类实际上栖身于一个极端庞大复杂的网络系统，很难再用传统的人与物、主动与被动、人与非人、生命与非生命的标准来谈论自我之外的未命名大多数。我们该如何去描述一只出现在连锁快餐店的白羽鸡？它可能在集约式养殖场极端狭小的鸡笼里短促地度过了一生，跨国冷链将它运输到全球的门店，它有概率感染上由迁徙候鸟带来的禽流感，也可能成为落后地区儿童能获得的优质蛋白质……任何一种简单的、静止的描述都变得十分局限，在这样的情况下，创立像伴侣物种这样新的概念并讨论人类与之的可能关系，是非常亟需的尝试。

三、活生生的知识

在书里，“伴侣物种”指相互纠缠、彼此生成的生命们，看起来非常宽泛，真正重要的是由这种深度介入的伴侣状态而产生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温馨，充满耐心、友爱和沟通的关系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哈拉维说：“伴侣物种不是那类供二十世纪早期格林威治艺术村的无政府主义者作为谈资的友伴式配偶。关系形式多样化，悬而未决，尚未完成，相因而生。”共构性、有限性、不纯粹性、历史性和复杂性才是伴侣物种的特点，哈拉维深知，生命之间的和谐乐章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幻象，人类尤其擅长在“自然”所属物身上找到“文明”的合法性证据，《灵长类视觉》已然证明了这一点。那么为什么伴侣物种，尤其是在这篇文章里狗是特别的呢？

跟《赛博格宣言》非常不同的是，《伴侣物种宣言》由发散性的故事、个人经验和感受组成，个人的声音在一篇理论文本里如此刺耳，以至于它本身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伴侣物种宣言》的写作灵感始于哈拉维同她的澳牧罗兰与凯恩参加敏捷赛，一种类似于马术比赛那样、人狗需要在短时间内高度配合完成的运动。她花了大量的篇幅津津有味地介绍自家狗在游戏中的表现，哪种训练方式更合适，人跟狗的相互关系如何浮动，甚至是牧羊犬品种和血系的历史、犬类遗传病等等，颇有“玩狗丧志”之感。在期待获得先锋理论工具的读者预期中，这些都是日常甚至庸常的知识，起码也是边缘的、不值得讨论和不重要的知识，它无法帮助我们完成一篇合格的后人类研究报告。用哈拉维自嘲的话来说就是：“我非常清楚，在哲学探索或自然文化的民族志中，一个带着狗玩敏捷赛的美国中年白人妇女，是无法与‘太空人’或‘银翼杀手’及其转基因亲属相提并论的。”但是她想要做的，恰恰是认识方法的革新：面对完全陌生和异质的对象时，从真切扎实甚至笨拙的体验和观察开始，伴随对象一起学习并建立知识，并在互动过程中改变自我。这不是田野调查，而是试图让研究者在自我改造中重新生成主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狗改变了生物学博士的许多认识：在高度紧张的游戏中，狗的表现往往比人更好，更坚定自信，能够敏锐意识到同伴人类的反应；狗愿意且能够遵守纪律、付出辛苦；狗更懂得信任和提供情绪……在知识上，狗点燃了她深入人狗关系的生物-经济-社会-历史网络的热情，因此，我们得以了解以生物和基因信息为商品的资本主义网络，与殖民历史互为表里的物种全球大迁徙，被成本核算、风险控制所界定的野生动物保护……狗的世界并不贫乏，人的知识才是。与狗参加敏捷赛是案例之一，同样的故事可以发生在人与任何非人生命的互动中，伴侣物种的共构性、有限性、不纯粹性、历史性和复杂性可以在任何关系中编织故事。哈拉维自己在后续著作《与物种相遇》中有很多尝试，受伴侣物种理论影响而开展的多物种民族志研究也有许多案例，比如实验室动物与人的关系、阿拉伯金合欢树与蚂蚁、城市居民与鸽子等等。

《伴侣物种宣言》并非没有争议，甚至英文版出版时引发的争议要远大于赞成，但它的意义恰在于它引发了绵延至今的讨论和互动，知识与知识之间摄受共生。在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会想起文学家库切的一本小书，《动物的生命》。其中，主角发现，自己在动物议题上的坚持，让她几乎被知识分子同行放逐到荒野上去，而自己坚持的不过是很朴素的观点：诗性和感性地去感受动物，不要让理性成为知识标尺。她与哲学家在晚宴上争辩，是否因为牛不具有人类的思想体系，屠宰就无需伦理辩论：“那位哲学家问道：严格说来，我们能说小牛失去它的母亲吗？小牛能充分认识到失去母亲的意义吗？小牛最终能充分认识它心怀的失落感就是失去母亲的感觉吗？小牛掌握不了‘存在’与‘失去’、‘自我’与‘他人’这些概念，由此得出结论，严格说来，小牛不能被说成是失去了什么。严格说来，要想失去什么，先得去上哲学课。这种哲学是什么东西？我要说，把它扔到一边吧。这种琐碎无用的辨别有什么好处呢？”《伴侣物种宣言》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问号：与其争论“人对狗的训练究竟是规训（福柯），是爱（弗洛伊德），还是欲望投射（德勒兹）”，为什么不问问活生生的狗？这个研究对象时刻以湿漉漉的鼻头和不断摇动的尾巴提示我们它的存在，吠叫、被翻出的食物和打碎的花瓶扰动我们的生活，不幸的是我们依旧视而不见，幸运的是它就在我们眼前，我们可以立即开始。

注释：

[1] 均是引自《赛博格宣言》的常见理论名句。

[2] 肿瘤鼠（OncoMouse）指由哈佛大学和杜邦公司联合研发的基因修改实验用鼠，科学家用它进行大量癌症用药实验。肿瘤鼠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欧美世界引发广泛的关于生命专利权、基因编辑伦理的讨论，哈拉维对肿瘤鼠的讨论见Modest_Witness@Second_Millennium一书。

[3] 德里达在晚年著作《动物，故我在》开篇提及了自己的一个生活场景：在洗澡时，自己养的宠物黑猫溜进浴室，以十分陌生的眼神盯着他，德里达意识到自己竟然会为一只动物看自己的眼神感到尴尬。这成为他开始思考动物之于后现代哲学的一个契机。

[4] 在《千高原》中，德勒兹和瓜塔里在批判精神分析学说时多次引用人阐释动物的例子，认为人们对动物尤其是宠物的喜爱只是一种精神分析式自恋的投射，同时在本书里提出了抽象的哲学概念“生成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