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与世界｜宫慕久与上海外滩租界的形成

小时候住在南市老城厢，逛马路的一条常规路线是从人民路新开河穿出去到延安东路外滩，往北一路转悠到外白渡桥，回头走南京路由东往西逛到中百一店，然后从西藏南路往南朝老西门往回走。这条路线包起了当年上海租界的发源地即公共租界中区或外滩租界，开埠后上海100多年近代城市的发展就是从这里缘起。了解这个空间的由来以及对后来上海城市构架的影响是有意义的。

开埠时上海华界的一线决策者是上海道台宫慕久（1788-1848）。作为江苏省的派出机构，道台是一个州之上、省之下的地方官，但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官，1845年与英国人签署的一份充其量相当于今天地级市的公文，即《上海土地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可以说，这份《章程》是中国近代城市第一个空间发展纲要，开启了上海日后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传奇故事。其中，对上海后来城市空间发展最有影响的方面有三个。

一是在北边荒地建设外国人居留地。1845年11月29日，宫幕久与英国人签订的《章程》，包括23个条款，最基本的内容是将英国人居留地划定为上海县城以北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以南之间的830亩土地。中英双方虽认同这个选址，但有不同的出发点和想法。

在宫慕久这一边，作为上海地方官，他对英国人贪得无厌心怀不满，拖了两年时间最后才把吴淞江与黄浦江交界处的这块荒地签署给英国人搞居留地。按照清政府的华洋分居规定，他觉得上对得起皇上朝廷，下对得起黎民百姓。对于英国首任领事巴富尔的另一方，也是正中下怀。事实上他们早就看中了外滩这块土地，觉得这里江河交汇、进退自如，是难得的风水宝地。

这样的空间安排决定了后来租界空间和华界空间的不同走向：外国人的租界空间，向西向苏州河上游，向北向黄浦江下游发展；中国人的城市空间，由南市老城厢向南，不断向黄浦江上游发展。有历史意味的是，上海人从英国人选择外滩看到了海洋民族的习性和新见。1927年民国政府成立上海特别市，上海选择在黄浦江下游的吴淞发展新商港、江湾建设新市区，是用英国人的做法反制租界，试图打造华界上海城市空间的新优势。

二是在黄浦江沿江一线留出纤道。大多数人现在到外滩去观光，不知道脚下的外滩景观带最早是以前纤夫们的拉纤道。宫慕久最初划定外滩租界，没有规定东边的界限到黄浦江。这是因为沿着黄浦江岸线，多年来粮船往返，已经被拉纤的纤夫们踩出一条纤道。

如果租地的东界标明为黄浦江，会给华商在黄浦江上行船带来这样那样的麻烦。《章程》第七款规定："沿浦江需留三十英尺宽公共走道，以便纤夫拉船通行。"规定纤道"永属官地，不得出租"，这使外滩临江岸线一开始就确定了公共属性。所以强调纤道不在租地之内，现在怎么看也要佩服宫慕久的前瞻之举，否则留给后人的外滩就不可能有景观岸线了。

1860年代洋行争相在外滩建造高楼，因为纤道的存在（租界时称为黄浦滩路），建筑红线被强制退后30英尺（约9米），从那以来逐渐形成了外滩沿线"开阔空间-后退建筑"的空间形态。这为现在黄浦江沿岸从工业绣带转换成为生活秀带提供了雏形。

三是外滩租地与南市老城厢形成双核结构。一江一河的交汇处现在叫做外滩源，是因为这里的原英领馆是外滩租界最早建成的建筑。有一年元旦英领馆建筑保护更新后对外开放，我们一家三口特地到那里去吃了一顿新年大餐。

签订《章程》后不久，1846年巴富尔（George Balfour，1809年－1894年，第一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又买下了北边的李家场，1849年在此地建成英国领事馆（外滩源1号今中山东一路33号）。因为《章程》说英国人在租地内有建设权和管理权，于是英国人在领事馆周围特别是将西侧的今圆明园路和今虎丘路之间的空间作为商业用地，逐渐发展出上海近代城市的首个CBD。

从那时起，北边英租地内的CBD与南边中国城的老城厢，一南一北逐渐形成了上海城市的双核结构。英租界的CBD呈现了现代城市的三种空间性质。一是混合用地模式。1848年宝顺洋行在此建造两层砖木楼，底层作仓库、二层办公、后院设码头，这种垂直混合功能模式，迥异于南市老城厢传统江南商号的平面铺开格局。二是基础设施先行。1856年英租界在此铺设上海首条碎石马路（今北京东路），1850年大英火轮船公司开通沪港航线，在这里建了国际航运码头。三是资本网络节点。外滩源吸引了怡和、沙逊等洋行总部聚集。至1875年，公共租界中区集中了上海78%的外资银行、92%的航运公司和85%的保险机构。

宫慕久在1845年那个深秋的决策和签署的文件，使得上海在600多年前形成的一江一河交汇处植入了异质的晶核，改变了上海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轨迹，最终结晶出近现代上海独特的城市形态。改革开放40多年来，魔都上海凤凰涅槃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全球城市，而百年前，从宫幕久开始的飞地式发展、滨江开阔空间、多核多中心，已经成为魔都城市发展壮大的空间密码和生长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