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新道旧与衡长论短：《东都事略笺证》读后

《东都事略笺证》，[宋] 王称撰，吴洪泽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11月版

作为人类智慧结晶、文明载体的书籍，自其诞生，“整理”工作便会与之相伴。书籍的产生，本就受限于各种主客观因素，难以尽善，而经不同渠道流传，新的讹误脱倒乃至因贮藏不善而造成的残损亡佚又不能免，自然会出现围绕书籍的修订、校雠、句读、辑佚、版本、目录等方面的工作。又随着时代变迁，人们对前人文字有了理解之障碍，传注疏证等工作便应运而生。上述种种，或不全面，却皆属书籍的整理工作。同时，这些与书籍的历史同样漫长的“整理”工作，在历经千百年后，大都发展为专门之学，积累了相当深厚的理论与经验，至今仍在指导着书籍，特别是古籍的整理工作。

就古籍整理而言，旧传统虽深厚而庞博，却也并非故步自封的理由。应该看到，传统的校勘之学多有臆断之失，而注疏之论不免发挥之嫌。兼之，新式标点全面引入古籍整理，更是远胜古老的句读。因此在新时代下，无论出于普及还是研究的目的，古籍整理都应在旧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走出一条属于时代的新路径。新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吴洪泽撰《东都事略笺证》，正是这样一部力图创新、出新的古籍整理成果。

一

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程，大抵确立了具有现代性、科学性的古籍整理范式。事后，中华书局又组织专人撰写《古籍校点释例》（刊《书品》1991年第4期），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系统且细化了古籍整理工作的原则。这些原则至今都被奉为圭臬，成为古籍整理的“法度”。要而言之，准确、清晰、简明当是这些原则最核心的表达。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古籍数据库的不断开发与广泛使用，互联网上能检索到的信息日渐丰富，加上人工智能技术的日新月异，古籍整理工作的难度逐渐走低，已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从技术层面而言，只要“喂养”足够的信息，古籍整理中的校勘与标点工作，基本可以交给机器完成。就此而言，以普及为目的的古籍整理已没有过度耗费人力的必要。服务于专业研究的学术性古籍整理，理应成为重点的发展方向。这就要求古籍整理绝不能止步于“校点”，而应将具有学术性的深度整理当作目标。

《东都事略》全书一百三十卷，是南宋王称撰作的纪传体北宋九朝史。该书或难称卷帙浩繁，但亦规模不小。如此规模的古籍，前人罕有作笺证者。而作者不避繁难，为之笺证，显然应当视作新时代下追求具有学术性、深度整理古籍的努力。

按照作者在《凡例》中的叙述，以史实考证为主要内容的笺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将《东都事略》与《宋史》《隆平集》《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进行比对，凡有歧异者，皆笺释考订；二是补注《东都事略》未载的人物卒年信息；三是充分吸收学界相关的考证成果。尽管这三方面的工作未必全面涵盖了“笺证”的要旨，但追求学术性的方向，以及作者为之付出的努力，则应予以充分肯认。

如果翻看全书笺证部分的内容，不难发现作者将很大一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编年系日的考证上。作为一部纪传体的史书，其编年系日天然弱于编年体，这是体裁所决定的，本无可厚非。不过，对于史学研究而言，“时间”往往具有关键意义，而作者有意识地在此方面加重投入，已然考虑到了“文本生成”的问题，不但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更提示出某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除了笺注，《东都事略笺证》一书的校勘也很有特色。大抵而言，整理古籍，难点一般不在比勘不同版本的文字异同，而在于能否把握“改字”的尺度。有时整理者不能区分古籍原书的错误和古籍流传中出现的错误，导致校勘“激进”，将原书中的错误也一股脑修正过来，如此则殊失校勘之本旨。整理古籍毕竟针对的是流传中的错误，凡是古籍原书的错误，本身也是研究的素材，不加区分地修改，不但有擅改古书之失，同时也掩盖了某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点。《东都事略笺证》于此虽偶有“激进”之处，但通读下来，仍会发现作者能区分不同错误的类型，有意识地将原书错误置于“笺证”而非“校勘”。

另外，《东都事略笺证》对旧校的吸收可谓全面。清人钱绮、缪荃孙曾对今藏于中国台湾地区的覆宋本《东都事略》有过校勘，并撰有详细的校勘记。此次整理，将前人的校勘成果融入校记，悉数予以吸收，又一一标明且不掩前人之功，更令读者有检核方便之利。

通览《东都事略笺证》的“校勘”与“笺证”，固可视作秉承《古籍校点释例》原则的古籍整理作品，基本实现了准确、清晰、简明的目标，但却不能认为此书仅是墨守成规。如果仔细翻看本书的校勘记，不难发现，作者在改字时，有不少条目既提供了版本上的依据，同时还提供了他书中的例证。

校记追求简明，已是公认，既有版本依据，自不必再校以他书。不过，因版本流传的复杂性，经常会出现据版本改字也未必正确的情况。如果唯版本是从，必多有误校、漏校者。因此，在有版本依据的基础上，如果有条件提供其他本校、他校乃至理校的证据，无疑会让改字的理由更加充分。此举虽有损于简明，却能让校勘更为科学。除此之外，对校与本校的结合，有时还可起到提示原书“编纂”的问题；而对校与他校的结合，有时也能起到提示文本的“史源”或“流传”的作用。这种细微之处的努力，无疑增加了许多工作量，却实实在在反映了作者对创新的追求。

二

校书之难，古人常有“如扫落叶”之叹。其实，问题还不仅在于“旋扫旋生”，而是面对一部书中庞杂繁夥的知识点，整理者个人的学识很难全面覆盖。因此，若以放大镜去检视一部哪怕耗尽心力的古籍整理作品，也不难发现错误，甚至能发现不少属于常识性的错误。不过，若仅以错误之有无，而不考虑错误的性质及多少，来评判一部古籍整理作品的质量，显然是有亏忠恕之道的。

毋庸讳言，《东都事略笺证》从标点、校勘到笺证，也还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对此不必苛求整理者，毕竟整体而言，这部书仍是整理精良的用心之作。况且，通过一段时间的市场反馈，整理者也还可继续修订来改正这些错误。所言如此，并非否定“挑错”的意义。相反，从学术角度而言，指出错误，不但有助于整理者未来的修订，还能通过对错误类型的归纳，经过衡长论短式的总结、分析，进一步思考方法论层面的问题，为最大限度避免错误做出一些有益的思考。

若将《东都事略笺证》中的问题作一总结，大抵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涉及制度的表述与专名的标点错误率较高；二是存在少量的误校、漏校；三是笺证的深度稍显不足。这是本书之短。而不唯版本为定谳，充分吸收前人校勘成果，排比诸书以为笺证，则是本书之长。稍作分析即可看到，整理者的自我要求相当之高，但人毕竟不是机器，难以长时间保持高度专注，且个人无法做到全知全能，才会出现上述之短。至于解决之法，无他，取长补短而已。

事实上，如果将本书之长所体现出的精神内核加以抽离，大致可用锱铢必“校”与不厌其“繁”来概括。锱铢必“校”的好处在于能有效避免校勘中的想当然，也能帮助整理者及时弥补自身知识上的欠缺。而不厌其“繁”的关键则在于能充分考虑校勘证据链与逻辑链的完备。以二者为标准，更是一种以学术为心的精神力量，能在一定程度上延长高度专注的时间。

在古籍整理迈向以学术为导向而揭举“深度整理”大旗的今天，标点、校勘与笺证理应视作古籍整理不可或缺的“标准流程”。而在具体的工作中，虽然标点最易反映“质量”，笺证最能体现“深度”，但仍需坚持以校勘为整理的核心。以校勘为核心，在充分吸收既往优秀传统的基础之上，以锱铢必“校”与不厌其“繁”为指导方针和精神指归，在完成了文字梳理的同时，也能深入理解文字背后的逻辑，为准确标点增添了一重重要保障，最大限度避免因个人知识结构的缺失造成的标点误断；以校勘为核心，又因着锱铢必“校”与不厌其“繁”，也建立起了原文本与他文本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可与原文本进行比勘的“材料组”，不但为笺证提供了坚实的材料基础，同时也避免了漫无目的、毫无章法，甚至是没有意义的笺证。因此，校勘绝不仅是比对不同版本的文字异同，更应将其视作古籍整理工作的“规范”。

平心而论，若直以《东都事略笺证》视作古籍整理的典范，容有夸大，但在说新道旧、衡长论短中所呈现出的某些特点、趋向，却也足引深思。这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东都事略笺证》的未来，古籍整理工作的未来，或许更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