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3日，德国新一届联邦议会选举在波澜不惊中结束。根据选举前的民调来看，大选的几项重要结果早已没有了悬念。基民盟/基社盟（CDU/CSU，以下简称联盟党）重新赢得了议会中最多的席位；极右翼选择党（AFD）的支持率翻番，极有可能成为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德国最大的左翼党派社民党（SPD）遭遇了自二战结束以来最惨痛的选举失败。此次大选唯一的悬念是，两个小党派自由民主党（FDP）和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ündnis Sahra Wagenknecht）能否获得超过5%以上的选票，以此获得进入联邦议会的资格，这将影响议会各党派议席的分配，从而决定联盟党组阁的可能性。最终，这两个小政党都没有获得进入议会的资格，经过议席的重新分配，联盟党看到了一个相对简单的组阁方案，即与社民党组成占议会多数的执政联盟。
与选举结果的波澜不惊相比，无论是大选前，还是大选后，德国都出现了非常戏剧化的政治事件，反映出当下德国政治社会的失序在进一步加速，曾经欧洲大陆的压舱石已经摇摇欲坠。任何一种政党的组合都无力突破巨大的政治惯性，将德国带出泥沼。盘点此次大选的得失，我们会发现，无论是选举中的胜者，还是失利者都将被这一政治漩涡裹挟，继续沉沦。当然，最大的失败者无疑还是普通德国人，所有政策的后果终究由他们来买单。
当地时间2025年1月14日，德国柏林，一名工作人员正在张贴德国总理、社民党总理候选人奥拉夫·朔尔茨和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总理候选人弗里德里希·默茨的选举宣传海报。
社民党和绿党：防火墙还是助燃剂？
执政联盟破裂导致提前大选在德国历史上本已是很罕见的状况，然而，在此次德国大选之前发生了更为戏剧性的一幕。1月22日，德国拜仁州阿沙芬堡（Aschaffenburg）的一位年轻的阿富汗籍寻求庇护者在庇护请求被拒后，在当地的一座公园内持刀袭击了一群幼儿园儿童，导致两人死亡，数人受伤。而去年12月马格德堡圣诞市场汽车冲撞人群事件的嫌疑人同样有着移民背景，两起接连发生的大规模社会安全事件进一步激化了普通民众对安全的焦虑。联盟党总理候选人默茨抓住了选民最关心的移民问题，由联盟党在议会推动限制移民的“五点计划”（Fünf-Punkte-Plan），该计划主要包括永久性的边境检查、禁止无有效入境文件的人员入境和立即拘留待遣返人员等等。该提议在极右翼选择党“助力”下达到了“偶然的多数”（Zufallsmehrheiten）。联盟党的这一“胜利”立刻招致了德国社会的巨大反弹。全国各地数十万人举行了示威活动，抗议基民盟滑向了危险的极右翼，并喊出了“我们都是防火墙！”（Wir sind die Brandmauer!），“整个柏林都恨基民盟”的口号；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控诉这是“偷偷跨过了卢比孔河”的行为；前总理默克尔以及基民盟前重量级人物阿特迈尔（Peter Altmaier）等人都谴责本党逾越了政治红线。最终，在重重压力下，数名联盟党议员在几天之后具有法律效应的《限制移民法案》（Zustrombegrenzungsgesetz）表决时投了反对票，该法案最终因微弱的票数差距没有通过。
这一戏剧化的政治事件导致的结果是，在选举前的一个月，防火墙这一话题压倒了移民、经济、气候变化和社会福利等成为优先事项。“防火墙”是一个德国特有的政治名词。它主要是为了防止主流政党与反民主的极右翼政党合流，倡导对极右翼政党（选择党）的不合作政策，以此保卫德国的民主。全国性的“防火墙”游行一浪高过一浪，选择党中那些令人作呕的极端“暴论”（比如，明目张胆地使用冲锋队的口号“一切为了德国”，把第三帝国称为“德国1000多年成功历史中的一点鸟粪”）在媒体上被批判性地反复播放，但是，这一切并没有阻止选择党的支持率较四年前的大选提高了一倍。在本届大选电视辩论时，默茨讲道，“我希望墙后的火焰不会在德国蔓延成燎原之势。”事与愿违的是，所有的防火墙努力非但没有阻止火势，反而成为助燃剂。
越来越多的选民正在转向选择党可能并不是因为德国人对法西斯主义或强硬的右翼民族主义有了更多的同情，而是因为选择党经常独自对抗铁板一块的主流共识：从移民、气候能源问题到性别意识形态，选择党通常是唯一一个敢于质疑既定陈词滥调的声音。德国政府最重要的经济顾问之一格林（Veronika Grimm）教授认为，“选择党对当下的德国社会中亟待解决的移民、能源和经济等议题提出了正确的问题，但是，他们给出了极端和错误的解决方法。”在几乎所有这些选民关心的议题上，绿党和社民党的政策支持率几乎跌破了三成，政策上的无计可施，使他们最终转向了防火墙，即反对极右翼。通过将焦点集中于攻击极右翼的极端民族主义，从而使选择党提出的其他合理的对社会议题的批评也失去了合法性。因此，防火墙成了他们在拒绝在政策上做出实质性改变的同时用以抵御批评的最后防线。
值得注意的是，防火墙是敌我思维的产物。一方面，这导致了近年来政治争斗中的粗鄙化，对政治对手暴力攻击性的增加；另一方面，对敌人的鄙视和妖魔化，将会助长“正义一方”道德化和神圣化自己所捍卫的政治议程和立场，从而失去自我纠错能力。奥登堡大学的公法学教授博梅-内斯勒（Volker Boehme-Neßler）认为，“在民主政治中，不应该有自我道德化和神圣化的立足之地，不应该将政治对手当作敌人，更不应该将20%的选民看作是政治贱民。他们应该通过相互沟通和争论，为所有人找到共同的解决方案。”也有另一些学者冒着“政治风险”（随时会被扣上极右翼的帽子，然后被“取消”）对“防火墙”作出了善意的批评和建议，如果对现任政府和政策不满的普通民众受到的是诽谤而不是尊重，他们就会有强烈的被忽视和被边缘化的感觉。“防火墙”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人们的挫败感，加剧了人们被边缘化的感觉，从而加剧社会的分裂。事实上，选择党正是利用了这道“防火墙”，通过人们的挫败感和被忽视感迅速壮大。因此，禁止程序、排斥或诽谤只会让选择党的支持率继续上升。基民盟总书记林内曼（Carsten Linnemann）在接受采访时谈道，“传统主流政党必须去接手选择党提出的那些议题，以便使选择党的选民离开极右翼政党，重新回到中间派政党的阵营中。”也就是说，只有当传统政党敢于走到“防火墙”背后，阻止火势的进一步蔓延，才有可能在主流政党和选择党之间筑起更坚固的“防火墙”。
经过此役的大败，如果社民党和绿党依然鸵鸟式地躲在“防火墙”背后，拒绝去解决选民所关心的议题，那么他们离看到隧道出口的光亮还遥遥无期。
基民盟：胜选比败选更糟糕
2022年，曾经离开政坛10年之久的默茨重新当选为党主席，他被视为能够带领基民盟挽狂澜于既倒的人物。然而，选举的结果显示，他并不是合适的人选。虽然时隔三年多联盟党又一次回到了权力舞台的中心，但是，这次胜利最多只能算是一次惨胜。联盟党获得约为29%的选票，去掉联盟党中基社盟的得票，基民盟此次仅仅获得23%左右的选民支持，是该党在历史上第二差的选举成绩，仅好于上次选举4个百分点。即使是在史上最差的红绿灯联盟当政期间，作为最大的在野党，基民盟并没有渔翁得利。而比起略显惨淡的选举成绩，未来的组阁执政是联盟党更为头疼的问题。现在摆在默茨和联盟党面前的共有如下三个选择：1）与选择党组成偏右翼的政府；2）组阁失败，进行再次大选；3）与社民党或者其他左翼政党组成联合政府。不过，任何一个选择似乎都会通向一个死胡同。他们在未来几年极有可能因为施政不佳，使得联盟党在民意支持率上重蹈社民党暴跌的覆辙，昙花一现的默茨则将不得不背上将基民盟拽入深渊的骂名。
当地时间2025年2月23日，德国柏林，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主席弗里德里希·梅茨参加基督教民主联盟选举活动。
与选择党组成偏右翼的政府
毫无疑问，在当下德国的政治空气中，没有任何政党会与选择党一起组阁，与选择党联合执政等于政治自杀。在选举前的电视四方辩论会上，默茨就严词回绝了魏德尔伸出的橄榄枝。除了当下的德国政治气氛，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使得联盟党不愿意与选择党联合组阁，即选择党是基民盟挥之不去的“阴影”。首先，默茨在竞选基民盟党主席时，他的一条重要竞选承诺是：让选择党的支持率减半。但是，此次选举选择党的得票数较上次选举增加一倍。所以，它让默茨本人十分难堪。其次，选择党一定程度上是基民盟政治路线斗争的产物。选择党的创党人之一高兰德（Alexander Gauland）就是当年从基民盟出走的。当年，因为不满默克尔过度左倾的政策，将基民盟带入了“歧途”，高兰德愤然脱党，参与创建了选择党。选择党也吸引了部分基民盟中更趋于保守的前党员和支持者。一个由“叛徒”组建的政党现在的发展势头好于基民盟，这是让他们难以释怀的。最后，在所有有参加组阁资格的政党中，选择党与联盟党的政纲最为接近。这也就是为什么，魏德尔反复强调，只有与选择党一起组阁才能实现联盟党的政纲。在移民、能源和经济等各方面两党都有做出结构性改变的意愿，但上述领域的问题几乎又都是在默克尔的任期内埋下的。联盟党要如何面对选择党的拷问：为什么贵党之前把这一切都搞砸了？贵党对此又承担了什么责任？
组阁失败，进行再次大选
选举结束以后，社民党新一任的议会党团主席克林贝尔（Lars Klingbeil）立刻表示：“社民党是否加入政府还是未知数。我看到默茨的一些言论，这加深了与社民党的鸿沟。”选举结束以后，基民盟向议会提交了一份题为《国家资助组织的政治中立性》（Politische Neutralität staatlich geförderter Organisationen），包含了500多个问题的问卷。该问卷集中质疑了众多NGO组织的资金来源问题。选前在“五点计划”通过后，“奶奶反对右翼”（Omas gegen Rechts）、“德国自然保护联盟”（BUND）和Campact平台等NGO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对极右翼的示威活动。他们甚至攻击了基民盟在柏林的总部。而这些NGO被发现大多接受了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持，并且也与左翼政党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克林贝尔的妻子就是某家受到政府资助的NGO的高管。联盟党认为，首先，NGO如果接受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持，那么，它就不是“非”政府组织了；其次，政府资金不应该被用来支持特定党派的政治议程，尤其在大选期间，不应该被特定党派用于反对其竞争对手。这样的行为可能已经违反了政党机会均等的宪法原则。左翼政党立刻回击称这是联盟党对NGO的民主和公民社会的正面攻击。
联盟党和左翼政党在NGO、媒体和智库机构问题的冲突无疑折射出当下欧美左右翼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冲突。一方面，右翼政党希望切断这些机构的资金来源，这将造成左翼对社会、媒体和学术界等各领域的影响力锐减，因此，这是从经济和社会控制力两方面瓦解左翼，必定招致左翼的反弹；另一方面，即便是像基民盟这样温和的右翼政党都已经感到，左翼政党已经越过了反对极右翼的红线，通过这些有违宪嫌疑的影子机构，对整个保守派和非“编码正确”的理念发起了攻击。
当然，意识形态的激烈冲突不是社民党可能拒绝联合执政的唯一原因。从本次选举结果来看，社民党在大城市输给了绿党，在工人阶级群体中完败给了选择党，已经彻底失去了他们的选民根基。鉴于德国现在处于任何政党执政都无一例外面临民调大跌的政治窘境，如果社民党此时再加入联合政府，那么，未来社民党的民意支持率跌破10%并不是什么不可想象之事。届时，这个活跃在德国政坛时间最长的老牌政党将不得不面临真正的生存危机。或许，在经过四年极其失败的执政之后，此时，休养生息不失为一个最优方案。套用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的名言：“不执政比错误的执政要好。”如果，社民党拒绝联合执政的话，默茨组阁失败的风险就大大增加。当然，无论是默茨还是联盟党都无法承受组阁失败带来的巨大政治冲击。由于，选择党在选举中的异军突起，自民党没有过5%的及格线，直接被踢出了议会，联盟党在组阁伙伴的挑选空间上极其有限。因此，他们只有一个选择：不惜一切代价与社民党达成组阁协议。
与社民党组成联合政府
虽然，联盟党需要尽一切可能与社民党达成组阁协议，但是，选举以后联盟党和左翼政党之间关于NGO、媒体和智库机构影响问题的争论非但没有偃旗息鼓，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联盟党中基社盟的领导人索德尔（Markus Söder）指责NGO和智库在上届政府拥有过大的权力，“尤其是在绿党掌管的部门里，非政府组织就像章鱼一样蔓延开来。绿色和平组织掌管着外交部，ATTAC掌管着经济部。”过去几年红绿灯政府执政期间，几件重要的政治丑闻也直接与这些“民间组织”有关。比如，经济部长哈贝克（Robert Habeck）的前秘书格拉钦（Patrick Graichen），因被发现与各类气候环保相关的民间机构、组织和公司有严重的裙带关系，最终不得不狼狈辞职。
联盟党认为，不肃清这些已经深度渗入联邦政府的机构和组织，会为未来联盟党的执政埋下巨大的隐患。然而，联盟党与社民党在这一问题上较劲又必定会为组阁蒙上阴影。虽然，联盟党作为选举的赢家主导组阁，但是，组阁的主动权实际上掌握在社民党手中。一方面，联盟党要对社民党外围组织动刀子；另一方面，联盟党又要“求”着社民党组阁。所以，为了组阁成功，一圆默茨的总理梦，他们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政纲上向社民党做大幅度让步。对于社民党来说，他们坐在组阁的谈判桌前就是对联盟党最大的让步了，联盟党在谈判桌上几乎没有能撬动社民党的筹码。
当地时间2025年2月25日，德国柏林，施尔嫩贝格市政厅内，2025年联邦议会选举的选票在桌子上，正在进行三个选区的公开点票。
默茨在选前信誓旦旦地表示，不会与任何不同意“五点计划”的政党联合执政，但是，在胜选后的几个小时内立刻改口：“我们没有人想要关闭边境。”他在移民政策上几乎完全向社民党妥协了。另外，基民盟在选举政纲中承诺，维持债务刹车原则，不再扩大政府借债。在2024年12月的一条推文中，默茨写道：“债务刹车保护了年轻一代的收入和税收。我们今天应该花他们的钱吗？我们每年上缴1万亿欧元的税款，难道还要入不敷出吗？”但是，一经胜选他就开始积极推动调整债务上限。该调整需要得到议会三分之二的同意才能通过，由于，强烈抵制调整债务刹车的左翼党和选择党在新一届议会获得了超过30%的议席。为了防止他们搅局，默茨希望在3月24日旧议会解散之前，联合社民党和绿党强行通过对债务刹车的改革，将未来庞大的军费支出与债务刹车剥离。此外，默茨与社民党人达成了一项建立5000亿欧元“特别基金”共识，以此来重整德国破败的基础设施。大量经济学家指出，这项所谓的“特别基金”实质上是债务的叠加。默茨力推的这两项改革可能新增的债务数额令人咋舌。选举前后，默茨判若两人，胜选后，他没有像竞选时承诺的那样，解决经济结构问题，即以更多的市场经济取代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纠正大量的预算滥用，以便利用现有的财务资源来支持他的政策。他没有取消发展援助，没有削减在气候政策中的大量低效补贴，同样也没有彻底改革德国的能源政策。与此相反，默茨只是简单地举债，假装问题都能解决。德国选民好像从来没有被如此地欺骗过。现在，绿党和选择党都不约而同地把默茨称为“选举骗子”。
基民盟秘书长林内曼胜选后接受采访时坦言，联盟党至今并不晓得如何在社民党作为执政伙伴时，实现联盟党竞选时提出的政纲。默茨给出的答案是，既然无法实现联盟党的政纲，那么就去实现社民党提出的政纲。所以，我们不禁要问，到底谁赢得了这场选举？联盟党还是社民党？默茨还是克林贝尔？在过去的三年多时间里，由社民党和绿党主导的各项政策，招致了德国有史以来最低的施政支持率。上届交通灯联盟中，自由民主党扮演的角色是对社民党和绿党的左翼政策踩刹车的角色。从自民党此次选举不到5%的得票率来看，选民认为自由民主党的刹车踩得远远不够。然而，默茨非但没有吸取自民党失败的教训，反而完全放弃了踩刹车。在这次选举中，遭到惨痛失利的社民党从联盟党那里获得了最多的奖赏。联盟党在政纲上倒向社民党，或许在未来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默茨和联盟党今天的“胜利”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明天该党又一次灾难性的失败。
此次选举的投票率是两德统一之后最高的一次，可见民众急于通过选票来改变德国的政治现状。然而，选举结束不到一周，他们就遭到了当头棒喝。他们非但没有看到改变，反而变本加厉地遭遇了被他们否定的政策。默茨对选民的背叛可能最符合选择党的心愿。他们的总理候选人魏德尔早已表示，选择党希望在此次选举中支持率翻番，2029年是该党获得执政机会的最早时间窗口。一心想圆总理梦的默茨似乎无意也无力去打破魏德尔的这个剧本。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德国就会出现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场景。此次大选，社民党和绿党输在了选票上。联盟党和默茨因为在政纲上向社民党一边倒，“实质上”输掉了这次选举。然而，最大的输家一定是每一个普通的德国人。他们不仅被政客欺骗和背叛，同时也将迎来一个更艰难、更不确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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