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细细勾勒，人人都是传奇。“历史缝隙里的人”旨在调动密匝的清代史料，打捞历史夹缝中的跌宕人生。
发生在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的“癸酉之变”，创造了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独树一帜的“斩首行动”。当时，七十余名天理教徒在内廷太监引导下，从东华、西华二门突入大内，杀死四十一人，给自诩治世的清廷上下迎头痛击。从避暑山庄返京后的嘉庆帝痛心疾首，颁示《遇变罪己诏》，在自责德凉愆积的同时，怒斥群臣因循怠顽、忽悠为政，酿此汉唐宋明未有之激变。
事实上，攻入禁城只是这次天理教“白洋应劫”行动之一，因其激进性与戏剧性成为历史谈资。与之相呼应的，是以河南滑县为大本营的豫鲁直三省联络起事。九月初七至初十数日间，河南滑县、直隶长垣和山东定陶、曹县四座县城先后陷落。起事教众纵囚戕官，四县文武官吏及其亲属、幕友被杀者甚多，城乡绅民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焚掠波及。
与沉浸在承平幻梦中，被突袭得手的皇城及滑、长、定、曹四县不同，山东济宁州所属金乡县虽然也被起事者预设为攻击目标，一度危如累卵，却最终孤城自守，官民平安，且提前递送出天理教教首刘林（即林清）与太监往来，欲趁皇帝秋围时在京举事的重要消息，成为林清就获的核心情报。
金乡的卓尔不群，被归功于署理知县吴堦消祸于未萌的制变之才。这位年近六旬却从未得过实缺的小县下僚，给身处情绪黑洞的嘉庆帝带来极大慰藉——虽然王公重臣尸位素餐，致使“逆党”图危社稷，但在王朝的最基层，毕竟有吴堦这样的贤牧令勇于任事，让他看到“臣能尽职，民悉无辜，上天垂佑，锡以丰年”的统治微光。（颙琰《御制天人交感说》，《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首）一年后，升任曹州知府的吴堦进京觐见，嘉庆帝迫不及待将其召入宫中。得知他因为守城过劳，导致喉咙喑哑未愈时，皇帝感同身受，慰谕至再，凑成一幅患难君臣遥相知遇的感人画面。（宗稷辰《吴曹州家传》，《躬耻斋文钞》卷九）不过，在随后的宦途中，吴堦并未如旁人预想，靠着皇帝宠褒步步高升，建节开府。这位以王阳明为楷模的能吏，制变虽有奇谋，处常却难容于侪辈，在知府任上屡遭处分，郁郁而终。其曲突徙薪、力保危城的传奇经历，也遗憾湮没于大众的历史记忆之中。
虚负凌云万丈才
吴堦字次升，出生于江苏武进一个中落的缙绅家庭。曾祖吴冯栻是清初翰林，父亲吴炎虽有举人功名，但在他年少时就已过世，使之落入孤贫处境，难以专注科举考试。乾隆四十年（1775），十八岁的吴堦独走京师，向做官的父辈亲友寻求进身门路。很快，他得到王昶、朱筠等名宦的激赏，居其家馆之中，研习文章制艺，并及经世之学。
乾隆四十九年，吴堦同江南地区的众多名士一起，在苏州迎候第六次南巡的乾隆帝，献上颂圣辞赋。迎銮献赋，是乾隆年间不少大学者的发迹开端，譬如钱大昕、王念孙、陆锡熊、程晋芳等，都在召见考试中名列一等，或特赐举人功名，或直接授予内阁中书官职。吴堦此行虽止于二等，仅有文绮之赐，但也足以在士林中高抬声价。可惜，声名学问不能兑换成跻身官场的门票，他在顺天、江南两闱先后参加了十一次乡试，无一不告落榜。
幸而吴堦并非屑屑于章句的腐儒，他一向留心实务，对奏议律令、军政河工诸事都格外关注，又出于生计考量，将游幕与应考穿插进行，周旋于南北各省之间。乾嘉之际，川楚五省白莲教起义风起云涌，各地军务倥偬，督抚中如毕沅、姜晟、陆燿等听闻此人既富文采，又能知兵，遂争相将其延聘入幕，代为起草章奏军报。基于这样的经历，吴堦成了炙手可热的“名幕”，积蓄也日渐充盈。
不过，对于清朝士人来说，入幕佐治当师爷，哪怕已经做到督抚上宾、名利双收，到底是为他人做嫁衣的职业，实不及科举为官来得扬眉吐气。既然正途无门，吴堦罄尽资财，在户部捐纳了知县职衔。然而嘉庆年间各省官多缺少日甚一日，捐纳班次排在末流，想要补一实缺更是难上加难，只有四处“投效”“需次”，争取资历。是以他先到南河工程效力二年，而后被发往山东试用知县。在山东期间，吴堦得到署理聊城、郯城两县的机会，他任职郯城虽仅三个月，但政绩颇佳，官运隐有上升的势头。岂料又遭母丧，不得已中止一切公务活动，回到武进老家守制。
在吴堦的墓志铭中，老友陆继辂将他科场失意、仕途艰难的前半生描摹殆尽：“久之，南河大工需人，君将往投效，余及徐君准宜、庄君曾仪、丁君履恒携酒脯饯之，饮次，君泫然曰：‘仆以辞赋窃誉，诚过当，然犹善制举文，虽诸君不吾知，知之者独伍尧学士法式善耳。’因出十一科落卷，呼其子孝钊至，使藏之。”眼看少年同学“或外拥节麾，内参机务，下者为廉能吏有声”，吴堦内心因怀才不遇而压抑痛苦，在外则以落拓不羁、挥金如土示人。他做幕友时，囊橐宽裕，遂乘车马衣轻裘，有豪士之名。捐纳官衔后家计空乏，却愈加笙歌宴饮，奢靡自恣。不但欠下巨额债务难以偿还，还落得人言啧啧，众口交谤。想到老友大半生襟抱难开以至于斯，陆继辂感慨万千道：“君负才名，三十年颠踬坎壈，爱憎之口互有异同，而卒能自见如此，然则瑰奇之士固非目论者所得而测识邪！”（陆继辂《山东曹州知府吴君墓志铭》，《崇百药斋文集》续集四）
孤城何啻累卵危
嘉庆十八年，时势将五十七岁的吴堦造就成英雄。丁忧服阙后，他回到山东官场，先于六月间作为巡抚随员，到临清催趱过境漕船。这一次短暂接触，让他赢得巡抚同兴的赏识，随即被面委重任，署理金乡知县。彼时同兴接到多方密报，称金乡有匪徒夜聚昼散，图谋不轨。原任黄知县在省城办事时暴卒，非能员干吏断难膺此重任。
七月二十日，吴堦怀揣巡抚交付的访拿名单，到金乡履任。下车伊始，他先拜访了本邑缙绅领袖、致仕道员张体公。谈到地方情形，这位见多识广的老官僚忧心忡忡，告知本地天理教传播势同燎原，近来教首崔士俊等连日聚饮，县衙差役、绿营兵丁也多往赴会。居民中稍具资财者，都有携带家眷外出避祸的打算。当晚，巡抚事先派驻金乡的密探左寿宁前来与吴堦会合，并印证了张体公的说法，又称前任官遇事张皇，打草惊蛇，致使许多教党头目出逃隐匿，难以捉拿。
鉴于此，吴堦一面在全县贴出告示，声称本邑并无教匪，禁止民间诬告；一面甄别县衙差役，择其精明干练且与教无涉者，采取偷袭战术，在接下来的半个月内，秘密逮捕包括崔士俊在内的教党头目二三十人。崔士俊颇有才能，在金乡威望甚高，又同河南滑县的天理教领袖李文成等广有联络。其人就获，金乡教众群龙无首，县城最终得以固守，与此大有关系。
经吴堦初审得知，本县教徒均信奉崔士俊所传“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口诀，每日早午晚面向太阳跪诵数十次。声称本年八、九月将有白洋大劫，劫来时乱刮黑风七昼夜，信教者临时各给“奉天开道”小白旗，可以免祸，不信教者一概死亡。
如果仅以巡抚交付的访查名单为限，吴堦的任务至此已基本完成，只要将各犯平安解送省城，一个知县实缺唾手可得。然而在审讯中，他敏感嗅到比金乡传教更大得多的统治危机。因为有教徒供称：在本地教首崔士俊之上，还有朱成贵、徐安国，乃至总教头等各级首脑，传教范围南至黄河，北至燕京，教众有数万之多。总教头姓刘名林，住在近京二三十里之内，素与太监来往。今年本应八月过劫，后改为九月间云云。收集到这些消息的吴堦极为忧虑，即刻飞禀巡抚称：
所甚虑者，该犯等均供过劫在八、九月间，计其时正当秋狝事毕之候，保无实有奸民在于近京地方潜匿。且外间有传言，山东有一二十处同时听令举动之说。若以现在敛钱诵咒而言，仅止妖言惑众，其事尚小，倘此外讹言万有一分之实，则关系何等重大！职终夜彷徨，寝不安席，不敢更避忌讳，谨以密陈。伏求大人一面严刑专究崔士俊，冀可尽得实情；一面或酌致步军统领衙门，密查近京二十余里有无小地名云城地方，有无姓刘名林之人，是否与太监来往。宁使职以讹传讹妄渎宪听，不可使巨案不实不尽挂漏重情。（吴堦《八月二十三日抚军禀内夹单》，《金乡纪事》卷二）
吴堦到任一月，便将案情“愈办愈大”，不但在本县大张旗鼓募集壮丁、力行保甲，还派遣差役越境拿人。这与官场中大事化小、明哲保身的常规做法大相径庭，遭到上司同僚集体反感。除巡抚同兴外，各级官员或嫉恶唾骂，或非笑讪谤，其素日交好者，也不免写信规劝，建议他略加收敛。回忆起这段腹背受敌的日子，吴堦有个生动比喻：
其时祸乱未萌，群疑众谤，物论沸腾。及至曹、定有变，而禁城未事之先，尚有以金乡激变为言，归罪吴堦者。若非抚臣同兴一人主持，不为众论所摇，几不能始终其事。窃为人臣致身，犹犬马之报主。吴堦以微末小臣，在于国家譬诸巨室一守夜犬耳。中宵寇盗猝兴，尽室酣眠不觉，此犬嗥以南北、嗥以东西，冀人之梦或一醒，起而设备。乃呻吟呓语者方共怒其狺狺，或且投之以杖。幸有一主人察其怪吠有由，乘墉外瞭，乃见寇已四集，亟起而为之备，得使全贼不能乘垝逾垣，卒就擒灭。（吴堦《金乡纪事》卷首）
守夜犬无故狂吠，闭目塞听的邻居嫌憎尚且不及，自然不肯扶持帮衬。譬如吴堦得知崔士俊之师朱成贵现在曹县扈家集联络反叛，便命差役带着协查文书，投请曹县知县姚国旃秘密抓捕。姚国旃不以为然，将公文交给幕友，按照常规行政流程，压搁不办达十天之久。以致朱成贵闻讯逃走，半个月后成为攻陷定陶的主将。
山东金乡文峰塔
力挽狂澜资砥柱
暴风雨前的静寂维持不过十几天，到九月初九日，金乡西葛村开染坊的高光贵忽然跑到县衙首告，说老伙计程明修昨天来告诉自己，初十日午后本县必将大乱，要自己把家眷领到他家避难，他家现有白旗，可以免劫。
吴堦闻报极为警觉。在金乡，所谓朝廷驻军，只是一名把总率领的十几个绿营兵，无法应对任何突发的武力攻击，唯有就地整合资源，全力自救。他一面飞檄邻近各州县一体防范，一面与幕友等假借重阳登高之名，巡查四门雉堞，规划守城方案。随后又赶到德高望重的缙绅张体公家，告以形势紧迫，恳请其出面动员县城居住的百余户绅士，每户出丁一二人，自备器械，一旦鸣锣告警，立刻听官府调遣，分头守城。回署后，吴堦又将三班衙役，并先前招募的壮丁，共一百二十余人集合起来，从府库中取出残旧鸟枪、大刀充作军械，宣布三天之内一切公务停办，所有人员在县衙吃住，待命备战。当夜，直隶长垣、河南滑县杀官劫狱的消息传来，与高光贵之说两相印证，令吴堦确信，作为父母官，他马上要与这座城垣残破、武备极为匮乏的小县城一起，迎来生死存亡挑战。
因为没有接到上宪命令，初十日，处在台风眼中的金乡城还不能闭门戒严，只由县衙派出几十名差役沿街巡逻，并挨家挨户告知居民，发现有面生可疑之人要马上报官。午饭后，倦乏已极的吴堦在后堂假寐，忽听幼子惊呼：“教匪多人持刀执旗，反入大堂矣！”随后就见众多差役撕扯着一僧一俗两个凶悍男子跌跌撞撞而来，白旗利刃赫然在目。吴堦急命差役将二人腿骨打断，然后审讯。
僧人法号清方，另一人名赵廷三，都是金乡本地的天理教骨干，此外同来者还有一人名苏景海，系清方亲弟。其伙党原拟午后三五相伴，陆续进城，夜间在城内集结，杀官放火，劫狱屠城。清方三人按计划进城后，先到县衙对面的茶铺吃茶。茶铺主人名叫柳甸华，有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儿，为客人斟水倒茶。女孩见三人衣着肥厚异常，领口处隐有兵器在内，遂告知乃父。柳甸华开店前曾充差役，族人柳志学现为捕快头领，是以颇为敏锐，闻言即到县衙密告，邀柳志学率众查看。见有官差前来盘诘，三教徒挣脱奔走，撕扯间衣襟大开，内藏的白旗刀械也显露出来。清方、赵廷三被登时扭送到县衙大堂，苏景海一路奔至城北门后遭擒。
讯问清方等口供得知，此时入城教徒人数尚少，是以吴堦令将四门关闭，请各绅士率领家兵登城守护。当夜，金乡四城举火，大张声势，原本潜伏在城南的数百名起事教徒见城中有备，只好暂时散去，县城惊险地躲过一劫。同一天，山东省内曹县、定陶二城陷落。那位不肯配合吴堦捉拿朱成贵的曹县知县姚国旃，被冲入县城的天理教徒戕杀，随同在署的亲属、幕友、奴仆二十八人一齐遇难。幕友吴星萃年过七十，恰与吴堦同宗，他先力谏姚国旃抓捕朱成贵，城破之后又挺身出斗，遭到教党仇视，被乱刃分尸，死状最为惨烈。
想到曹、定两地万余教众或有东犯金乡之举，吴堦一面向巡抚飞书求援，一面会集县城绅士，将城垛守卫、后勤补给、军报传递、敌情侦查、搜捕城内奸细等事逐一布置。十三日，他率领全城军民到城隍庙祭拜誓师。一时间，男子情绪激越，声泪俱下，大有众志成城气魄。妇女则寻觅绳布，做好城破后自经殉节的准备。城内气氛凄厉悲壮，城外也空前紧张。吴堦派人到各乡村镇张贴告示，命令小村百姓迁往大村居住，大村乡民各自团练，首告或擒拿贼匪者重赏。
接下来的几天里，隶属山东巡抚与河道总督的马步官军五百五十名陆续赶来救援。危如累卵的金乡城虽然有了救命稻草，但仍不乏蹈入绝境的可能：一者省内众多州县告急，甚至有首府济南遭到围困的消息传出。为数不多的绿营兵被四处征调，带队将官往往同时接到多头命令，攻守防堵，疲于奔命。后续救兵不能按期赶到，现有官军随时会被调走，吴堦只能不断向巡抚同兴报告金乡困境，泣血恳求驻县之兵止可议增，万难议减。二来金乡起事武装攻城未果，但已在城外焚掠村庄十余处，每天裹挟男女老幼数百人，势力越来越大。如果再与别处会合，金乡县城就算有官军驻扎，仍然难以固守。
在这种情况下，吴堦拟采取先发制人，以剿固守战术，主动出击。但武将中官位最高的参将齐国珍并不买账，推言奉命守城，不肯交战。吴堦转而慷慨陈词，激劝满人游击海凌阿。海凌阿为其所动，代向齐国珍关说，最终达成共识。十六日，海凌阿等人带马步兵、鸟枪手一百多名出城突袭，斩敌八级，缴获骡马器械无算。此役虽非大胜，但出敌意料，迫使其仓皇败退，此前被裹挟入伙的乡民也趁机哄散回家。当夜，吴堦又派出熟悉乡间地形的差役，潜入敌军首领聚处，进行定向抓捕。此后三五天内，各乡保甲、团练将本村逃回教徒捆缚送官者更是络绎不绝。吴堦对起事骨干随审随办，到九月二十五日前后，金乡的社会秩序逐渐恢复，人心趋于安定。所谓“大局肃清，虽不免尚存伏莽，但使曹贼不东，本境可保无事”。
很快，七十余名天理教徒于九月十五日冲入禁城的消息传至金乡，而山东巡抚关于京师左近有天理教教首联络太监，意图谋逆的密折，恰在此前一天送到嘉庆帝手中。两天后，步军统领英和参照密折描述，将居住在京郊宋家庄的林清拿获。最早提供情报的吴堦功不可没，从被大小官员嫌憎咒骂的狺狺狂徒，一跃成为“沉几识变似李邺侯，转危为安似张忠定”的奇伟先知。（周廷森《金邑绅士公祝寿序》，吴堦《金乡纪事》卷四）
不过，“自初十日变起以来，调度守御，审鞫贼匪，羽书条教皆出手裁，早晚登城日凡三四，目不交睫者十数昼夜”的吴堦此时已经精疲力竭。他的疝气旧疾复发，腹部剧痛，又喉音喑哑不能发声，无法继续承担繁重工作，不得已向巡抚暂请病假。作为一省之长，巡抚同兴陷城失地，原本罪在不测，幸而吴堦为其挽回颜面，自然有求必应。很快，他命接任知县袁洁带着自己的亲笔信与二百两白银，交给吴堦作为慰问，又特意派出十人马队，保护其前往曹州大营养病。惊魂初定的金乡绅民听说吴堦即将卸事，立刻奔走相告，城内居民拥入大堂，城关及近郊百姓环叩城门，众口一词，坚请留任。吴堦深为感动，遂又致书巡抚，恳请交印后仍留金乡，协助新知县处理善后事宜。
十月间，山东境内的起事武装被清剿殆尽，各州县戒严解除。巡抚同兴在捷报中开列立功人员名单，称赞吴堦“事前获匪首、发逆谋，后又剿贼守城，称为忠诚能事”，提议将他升授曹州府桃源同知。皇帝准其所奏，并将通常只有王公贵胄和高级武官才能佩戴的孔雀翎赏赐吴堦，以示荣宠。
既然钦命下达，哪怕绅士多次攀留、百姓反复泣告，吴堦也不得不与旧任作别。十月二十八日辰时，署理金乡知县九十七天的他登程赴桃源任，全城百姓沿途哭送，从县衙门前直排到城郭以外。面对生死与共、患难相随的金乡父老，性情中人吴堦也伤感得难以自抑，他将递到眼前的送行酒各饮半觞，直喝得酩酊大醉才算罢休。
壮志未酬身先死
嘉庆十九年五月，升任同知仅半年的吴堦又得到同兴保举，署理曹州知府。吏部引见时，嘉庆帝对他格外礼遇：“甫入都门，上急欲见之，询大臣曰：‘吴堦来未？’大臣以告特旨，令即日入见。又翼日召对金乡战守颠末，奖励优异。”
虽然年跻耳顺，但“大吏重之，天子嘉之”的红火局面，让吴堦成为山东官场炙手可热的明星——在许多人看来，他很快就会被破格晋升为布政使、按察使一级高官。不过，此时的官僚体制已经十分顽固，嘉庆帝也没有乃祖乃父一言升黜的魄力，难以使吴堦这样扶危定倾的伟烈之才三年五载开府一方。然而力挽狂澜的成功经历和“结主知”的特殊际遇，激发了吴堦强烈的使命担当与自我认同，首先表现为近乎苛刻的道德追求——这位曾经“挥金钱，盛䜩会，飞腾绮丽以自遨放”的落拓豪士，为了给治下官员做出廉洁表率，变得“敝衣恶食，深自刻厉”，成为苦行僧式的严正清官。吴堦对公事的勤勉也远超常规的职务要求——他亲自撰写几乎所有重要公文，而不肯像绝大多数地方官那样假手幕友，即便严寒酷暑、疾病缠身也是如此。
曹州府民风彪悍，一向被视为“盗薮”。加之连年旱灾、战争蹂躏，民间凋敝不堪。吴堦上任后，效仿王阳明治理赣南的做法，力行保甲连坐。每州县编制档册，十家一牌，十牌一保，由牌长、保长负责所辖民户的善恶劝惩，无事守望相顾，有事稽查报官。选民兵为团练，蠲其徭役，由官府组织，农闲习武，用以缉捕盗贼，捍御可能出现的反叛力量。此外开设义学，定期向底层民众讲解《圣谕广训》。他亲自撰写劝善文字，在民风悍健的菏泽、定陶等县宣传尊君亲上、节财息讼、禁赌戒斗，将基层政府不甚重视的“教化”工作置于重要位置。又号召地势低洼、土地贫瘠的单县、巨野农民减田开沟，宣泄积水，恢复地力。在随后的数年里，曹属各县连获丰收，社会治安得到较大改善，吏治清肃为山东十二府州之最。
事实上，这一系列措施的强制推进，全靠吴堦不屑群疑众谤的孤臣作风。他对下属考绩严格，却格外回护，曾因对巨野、菏泽两知县的处分不满，要求“自后曹属州县听府甄别”，令同僚咋舌。对于上司，吴堦态度强硬，意见相左时不肯屈就，往往多次辩驳，坚持己见。嘉庆后期，山东地方疲敝，各府州县亏空甚巨，左支右绌仍难以填补。抚藩重臣遇到朝廷催缴，但求弥缝上意，驱使属员盘剥百姓以为计。唯有吴堦追根溯源，大发议论，令当道者极为不悦。
在曹州府任上，吴堦虽然始终得到皇帝垂注，却不能免于官僚集团内部的“面誉背憎，谗惎交讧，遇事多掣左右肘”。嘉庆二十三年后，他屡次因失察所属州县案件受到处分，到二十五年，又面临落职风险。嘉庆帝先特旨命其仍留原任，觐见时再加以宽慰，每有山东大僚进京述职，又必定问及吴堦近况。然皇帝的惓惓至意也仅能为他保住官位，而难以成其志业。道光元年（1821）六月，已经身患重病的吴堦再度获咎，被交部议处，八月初四日郁郁终于曹州任所，终年六十五岁。
以荐举左宗棠著称的咸同名宦宗稷辰为吴堦作《吴曹州家传》，发出庸碌之世难容制变之才的感慨：
天为国家生制变之才，益之应变之学。其处常也无异侪辈，一旦遇缓急，隐然以一介士为天下之所倚重，斯其人岂偶然哉？……君之仓卒定变于危城之中，盖得于阳明者，素也。使尽其才，齐鲁不足安。乃以两朝笃眷之人，而不获慭遗以宏其事功，命数之奇，即天有不能自主者。彼庸情之恶直丑正，又何足深责哉？
吴堦生长于承平日久、论资排辈的乾嘉年间，因科举考试成绩不佳，抑塞数十年而不能得其位。他的智勇才略，仅借天理教突发事件昙花一现，随着战争平息，又很快与世相乖，湮没无闻。事实上，这类刚介绝俗、长于制变的人物，注定要在特定时代发挥作用。若再晚生一个甲子，他也未尝不能与书生典兵，卒为名将的左宗棠、彭玉麟一样，名标史册，并峙交辉。
（本文首刊于《文史知识》2024年第2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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