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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刘鸿儒，男，1930年11月生，吉林榆树人，194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研究生班。1959年于苏联莫斯科大学经济专业获副博士学位。研究生学历，副博士学位，研究员。
公开资料显示，刘鸿儒，男，1930年出生。1959年于苏联莫斯科大学经济专业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长期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1979年至1980年参与组建中国并担任副行长；1980年至1989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主管中国金融体制改革；1990年至1992年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管金融体制改革、股份制改革和住房体制改革；1992年至1995年创建中国证监会并担任首任主席；1992年至2002年担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80年创立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并一直担任学位委员会主席、教授、博士生导师；1987年创办中国金融学院，并担任院长至1992年；1997年被香港城市大学授予工商管理名誉博士学位。著有《社会主义货币与银行问题》《社会主义信贷问题》《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变革》《突破》等专著。译著2部，主编著作20多部。
人物履历
1947年，为东北行政学院学员、组织干事。
1950年，任东北人民大学经济系班主任、教员、党总支部书记。
1951年，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教员、党总支部书记。
195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研究生班。
1953年，为东北人民大学经济系教员。
1954年，在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习。
1955年赴苏联，入苏联莫斯科大学财政学院研究生班学习，任党总支部书记，获经济学副博士学位。
1959年回国。后任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局干部。
1960年，下放任上海市南汇县惠南公社副社长。
196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局货币流通处、办公厅综合处副处长。
196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综合处副处长。
1971年，下放“五七”干校劳动。
1972年，任财政部办公室副处长、负责人。
1976年，在河北省固安县“五七”干校劳动。
1977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
1980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副书记，后任中国人民银行理事会副理事长。
1988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1989年，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1992年-1995年，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2012年3月29日，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会名誉理事长。
奋发向上
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来到莫斯科大学礼堂与中国留学生代表见面，留下了一段著名的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在这群留学生代表中间，就有后来成为证监会首任主席的刘鸿儒。
时年27岁的刘鸿儒，已经在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做了两年研究生。在此之前，他已经于1953年结束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课程学习，回到东北人民大学（后来的吉林大学），担任经济系副主任。
但在教授金融课程的过程中，刘鸿儒时常深感自身知识不足。说起来也不奇怪，在1948年进入东北人民大学的前身东北行政学院时，刘鸿儒并没有全部念完高中课程，当时是在法律系做教学辅导和行政管理工作。
1950年，东北人民大学为培养教师，决定选派刘鸿儒到中国人民大学做研究生。从这时起，刘鸿儒才正式接触金融，从此与金融结下了不解之缘。
此时的刘鸿儒还不知道，一扇更大的门正在向他打开，并深刻影响了他的一生。
同年，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作为科学教育发展十年规划的一部分，大规模向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也拉开了序幕，当年即与东欧五国达成互换留学生协议，并派遣了35名留学生。
中国向前苏联派遣留学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0年至1953年，采取“严格选拔，宁少勿滥”的方针，共派遣1708名留学生；第二阶段是1954年至1956年，采取“严格审查，争取多派”和“以理工科为重点兼顾全面需要”的方针，共派遣5853名留学生，其中研究生1213名、大学生4640名；第三阶段是1957年至1958年，采取“多派研究生，一般不派大学生”的方针，共派出1654名留学生；第四阶段是1959年至1965年，派遣留学生数量大幅减少。
自感学识不够的刘鸿儒，正巧赶上了大量派遣留学生的第二阶段，经过一番努力，他考取了留苏研究生的资格，在一年俄语训练准备之后，1955年踏上了赴莫斯科求学之旅。
留学生的学习内容涵盖工业、农业、军事、地矿、水利、医学、电信、铁道、气象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所有方面，主要是当时国家急需的、实践性强的专业，包括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固体物理、磁学、金属学、半导体、燃烧理论、机械、动力学、声学、电机制造、计算机、冶金等等，旨在能够马上解决紧迫问题，因此学习基础理论的留学生比较少。
刘鸿儒则不同，他首先在莫斯科大学学了整整一年的《资本论》，随后才师从前苏联第一货币银行专家阿特拉斯教授，转入莫斯科财政学院研究货币银行学。
基础理论有多重要，通过刘鸿儒后来的回忆可见一斑。“在苏联的留学是我一生中的重大转折，而当初攻下《资本论》，在我的一生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9年，刘鸿儒在莫斯科大学经济专业获副博士学位回国。说到副博士学位，原来的国家教委还专门下发过文件，确认获得苏联及东欧国家副博士学位的人员，评聘专业技术职务的任职条件，与国内获得博士学位人员相同。
经过金融理论系统训练的刘鸿儒，旋即进入金融领域最高中枢中国人民银行，1979年出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1980年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1989年出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临危受命
1990年，国家对深圳的重视程度开始升温。当年1月29日，李瑞环到深圳视察；在2月初的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李鹏指出，在治理整顿时期，全国经济发展速度适当放慢一点，但是经济特区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可以而且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高一点；李铁映2月视察时也说，深圳一定要争取两个金牌，一个是经济发展的金牌，一个是党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金牌。
在此背景下，深圳股市一夜之间突然狂热起来，投资者从全国各地涌向深圳证券公司、深圳分行和深圳国投的证券交易窗口。5月底到6月底的短短一个月，深圳仅有的5只上市股票价格剧烈上涨，其中，深发展100%，万科380%，原野210%，金田140%，安达380%。
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刘鸿儒，奉命三次率调查组深入到深沪两地的交易网点实地研究对策。刘鸿儒坦陈，在中国人民银行10年主抓金融体制改革，可以说其他方面都有框架了，唯独资本市场还没有闯出一条路来，决心把这项工作做好。
现在看来，是刘鸿儒选择了资本市场，也是资本市场选择了刘鸿儒。
当时，高层中有种声音，认为股票市场是搞私有化，不能继续搞下去，主张取消深圳、上海的试点。在接受高层领导两个多小时的问话过程中，刘鸿儒根据调查结果逐一作了回答，同时表示，股票市场的试点不能取消，可以暂不扩大，但不能撤。如果撤，对外发出的就是一种后退的信号，对改革形象影响很大。
“请相信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不会在中国搞私有化，我们会有办法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资本市场发展道路。当然，我们没有经验，也许会走一些弯路，但不要轻易地给我们戴帽子。否则，谁都没办法搞改革试验。”刘鸿儒的坦诚和决心，最终保住了股票市场。
虽然股市试点保留了下来，但争论仍在困扰着证券市场的发展，直至1992年初小平南巡讲话明确提出“允许看，但要坚持试”，才得以解决。
此时的刘鸿儒如释重负，决心以更大的干劲放开手脚去做。当年6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我国试行股份制的几个问题》，系统解答股份制和股票市场到底有什么作用，怎样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防止私有化等问题，并指出要规范化、积极稳妥、有步骤地推行股份制和股票市场。
随后，国家体改委联合有关部委制定了13项股份制试点配套法规，在政策推动下，各地股份制公司很快发展起来，全国涌起新一轮股票投资热，并最终在当年8月演变成一场抢购股票认购证的事件。
事态平息之后，高层意识到成立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机构已是迫在眉睫，于是，由13个部委组成的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很快成立，但谁来执掌新成立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一时成为陷入僵局。
考虑到刘鸿儒当时正在股市改革第一线，又有深厚的金融理论功底和金融业管理经验，不少人建议由他出任。朱镕基在上海当市长时，刘鸿儒调查研究证券市场，曾找他共同研究过许多问题，后来在其他一些事情上也曾出谋划策，对他比较了解。朱镕基随后找刘鸿儒谈了几次，刘鸿儒虽然感到有一定压力，但成立证监会的事情比较急迫，最后便答应了下来。
“这项工作是火山口，实在要我做，时间也不能长，一旦机构建立、市场稳定、规范确立之后，我就离开这个口。”刘鸿儒说到做到，1995年3月便毅然决然地从主席岗位上退了下来。
略有遗憾
新建的证监会，一切都得从零做起。没有办公场所，就租了保利大厦的两层楼作临时办公室；财政拨款不够用，就向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和另一家公司借了两笔钱，后来用收取的监管费还了这两笔钱；根据朱镕基“证监会的人要少而精”的意见，当时编制为100人，刘鸿儒在任期内始终控制在这个规模以内，没有搞后勤队伍，不搞自己的食堂，也没有车队。
由于当时股市发展规模受到政策限制，刘鸿儒便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强化规范、防范风险上，《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的出台，为证券市场的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其中的政策限制，就包括刘鸿儒直到20年后仍在感叹的股权分置问题。
1992年春节后，陈锦华和刘鸿儒代表体改委向全国人大汇报股份公司改革试验和股票市场情况，很多老同志表达了对私有化的担心。由此导致体改委在1992年颁布的一项法规中明确，凡是实行股份制的企业及其股本构成比例，由政府主管部门审批。当时上市公司的公有股占60%左右，40%是市场流通的，以此来体现公有制为主的原则。
“从此留下了股权分置的问题，但这在当时是为了保留和推进股份制与股票市场不得已而为之。有的年轻人不了解历史背景，说国有股不流通的设计是不对的。在1990年股票市场生死存亡的关头，是把改革推进下去，还是停止试验，关键在于担心私有化。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只能用机械的国有控股比例来解决。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改革保留下来了，但也留下了国有股流通的难题。”刘鸿儒说。
直到刘鸿儒离开10年后，也就是2005年，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才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的试点工作。经过两批试点后，当年8月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股权分置改革终于进入全面铺开阶段。
近年观点回顾
2020年12月
刘鸿儒：首批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带来了什么？
内地企业香港上市，由此探索出的国有资产剥离、评估、折股办法以及主辅分离的改制模式；董事诚信责任、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独立董事制度、分类投票制度等理念和制度在A股市场的应用；股份公司会计制度、法律制度与国际标准的接轨，均成为此后我国国企改革、资本市场制度建设、股份制改革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财富。
对于香港，正如香港联交所前主席李业广所说，自1993年以H股形式在香港上市以来，大量内地企业的上市，支持香港证券市场由一个以房地产和金融业为主的市场，转变为一个企业股份种类更加多元、产品更加丰富的市场。借助于H股和内地因素，如今的香港市场已经牢牢居于世界十大证券市场之列，成为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
昨夜星辰昨夜风，一转眼，内地企业海外上市已走过27年的历程，期间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突破原有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解决了国有企业变为股份制企业的各种体制上、法律上和体制上的障碍，从而推动了相关方面的改革，使国有企业适应国际资本市场的要求。二是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突破，初步形成了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契合国际市场原则。作为H股或者说内地企业海外上市推动人之一，我对H股市场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将始终持有一份独特的感情。继续做好H股市场，必须实现第三个突破，即在新的国际竞争条件下彻底消除原有企业留下来的弊端，切实做到政企分开，自主经营，完善企业治理结构。期盼我们的H股企业在后疫情时代，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局势和波动不安的国际资本市场，立于不败之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2020年10月
刘鸿儒谈银行股份制改革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从银行开始，而银行改革迈出的第一步，是从分设四家国有银行开始，从农业银行到中国银行， 再到、。这四家银行虽然是专业银行，但是 是国有独资，属国务院直接领导，它们仍然保持着官僚机构的特点，互相争抢地盘、不讲效率、吃“大锅饭”，这四大银行还是金融界的绝对主力军，它们的这种面貌不改，金融体制的改革就动不了，迈不开大步。
对于国有银行的改革，在先前的试点中，我们曾设想在中心城市先走一步，推进基层银行的企业化经营，但发现行不通。我曾和工商银行首任行长陈立同志到一个银行营业部里找工作人员商量，让柜台五个人的活由三个人去做，节省两个人的开支拿出一部分奖给留在柜台上的三人。他们说，这是好办法， 但是，工资总额是由总行按人头层层分下来的，基层无权作变通改变。还有一次，我在成都调查，有一个办事处电灯泡坏了， 但即使是这么小的东西，也必须拿到市分行换新的。所以看起来， 上边不动，下边就动不了，由基层行改起是很难行得通的，因此， 最根本的，还是要改变银行的现行体制和做法，否则整个金融体制改革就很难向前推进。
现行体制怎么改呢？我认为答案就是股份制。股份制是国有银行改为商业银行的必由之路，是银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政府和金融企业分离的较好形式。但那个时候，股份制还没有列入中央文件，只是在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以不同形式出现， 这时，要想四大国有银行实行股份制，可谓微风撼大树。
2018年10月
刘鸿儒：把维护市场稳定发展作为监管的使命
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表示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访问时称，全世界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股灾和重大风险事件会不断发生、无可避免；既然风险不可避免，监管机构的任务是使它少发生，发生后尽量少损失，把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作为监管的永恒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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