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之外，邂逅一个更外向、善于交际的蒙克

那尼采式的狂热、那象征主义与表现主义，那疯狂、早逝的命运……这构成了当下我们对幽默风趣、玩世不恭的风流雅士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1863-1944）的印象。当然，他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1893年那幅充满痛苦情绪的《呐喊》的创作者。

澎湃新闻获悉，3月13日起，英国国家肖像馆推出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肖像作品展。展览汇集了40余件绘画与纸上作品，其中大部分作品此前从未在英国展出，这些作品让观众步入蒙克的社交圈，并发现这位艺术家的另一面。

蒙克，《自画像》，1882–1883 年

蒙克被广泛认为是19世纪和20世纪最伟大的肖像画家之一，创作了大量描绘家人、朋友、情人、作家、艺术家、赞助人和收藏家的肖像，同时也创作了种类丰富的自画像。这次展出的作品，包括从他最早期的自画像之一（那是一幅绘于1882-1883年、画在纸板上的小幅油画，带着一丝矜持，如今已显得陈旧）到1922年创作的一幅松散的蜡笔石版画——英国作曲家弗雷德里克·迪留斯（ Frederick Delius，当时因病在威斯巴登接受治疗）在音乐会上的侧面肖像。这些作品充满活力的笔触、大胆的色彩以及与被画者的直接互动，对肖像画这一艺术形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也是英国首个专注于蒙克这一重要、但时常被忽视的创作领域的展览。许多作品虽然基于对特定人物的直接观察，却超越了个体描绘，成为象征性图像或人类生存状态的表现。

策展人阿利森·史密斯（Alison Smith）表示，观众将在展览中邂逅一个“更外向、善于交际、讨人喜欢的人”。展览以时间与主题展开，从蒙克早期自然主义肖像作品，到他的象征主义时期，再到后期更具张力的全身像大尺幅肖像作品。后期的蒙克发生了显著转变，戒酒，转而奉行素食主义与健康生活方式。据史密斯介绍，蒙克也是一位相当成功的商人，积累了大量财富：“他的朋友中有许多律师、银行家、医生与物理学家。他不仅与艺术家和作家交往密切，还与各类专业人士建立了联系。”

蒙克，《卡特和雨果·佩尔斯（Hugo Perls），1913年

那些自鸣得意、略显怪异的肖像

1888年，蒙克的姐姐劳拉坐着，凝视着不知何物，地点是在家人租住的海滨小屋外。她看似心事重重，正如蒙克画作中的人物常常所表现的那样。劳拉自少年时期起便患有精神疾病，最终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她的双手紧握，头上戴着夏季帽子。整幅画给人一种奇异的侵入感。甚至她身后的房子也悄悄地向远处的消失点滑去。

蒙克，《傍晚》，1888年

在蒙克的早期作品中，充满了家庭和绘画的困扰。他在1880年代的克里斯蒂安尼亚（挪威首都直到1925年才更名为奥斯陆），找到了自己的艺术道路。展览中一件作品展现了艺术家忧郁、隐居的父亲——一位易感焦虑的医生，低头抽着烟斗。接着是蒙克的弟弟安德烈亚斯，他也在学医，桌子上放着一具骷髅，似乎在对他咧嘴笑。安德烈亚斯在1895年结婚后不久便因肺炎去世，而那时他的妻子正怀孕。

蒙克，《卡尔·延森-赫尔肖像》，1885

就在蒙克画下这幅带有责任感的父亲肖像的同一年，他也为画家卡尔·延森-赫尔（Karl Jensen-Hjell）创作了全身像，画中他站在棕色的阴影中，一缕光线从眼镜上反射出来。他略显踉跄，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拿着雪茄，另一只手握着拐杖，仿佛是在某个酒吧外偶然遇见了他。之后，我们见到了另一位克里斯蒂安尼亚的波西米亚人物，汉斯·耶格（Hans Jæger），他看起来像那种你会故意绕道避开的家伙——他懒散地躺在大咖啡馆的沙发上，戴着歪斜的圆顶软帽，穿着皱巴巴的外套，眼神中充满了挑衅，似乎在盯着画家（同时也盯着我们）。

蒙克，《汉斯·耶格尔肖像》，1889年

很难对蒙克的许多人物产生好感。那些自满、傲慢、微微令人不安的形象，甚至有的非常令人毛骨悚然，比如波兰作家和“理性撒旦主义者”斯坦尼斯瓦夫·普热比谢夫斯基（Stanislaw Przybyszewski）。他除了在蒙克的1895年画作《嫉妒》中以漂浮的无头形象出现外，在另一幅蒙克的石版画中，他叼着香烟，嘴角带着微微歪斜的笑容。普热比谢夫斯基曾与挪威艺术家达格妮·尤尔结婚并离婚，达格妮曾与蒙克和奥古斯特·斯特林堡有过恋情，最终在1901年被杀害——死亡发生在她五岁的儿子面前——案件发生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可能是她前夫策划的阴谋的一部分。

蒙克笔下的普热比谢夫斯基，1895年

接下来是路德维希·卡尔斯滕（Ludvig Karsten），穿着淡色西装和宽边帽，一只手插在裤袋里，另一只手拿着烟斗，显然是在一次醉酒事件之前画的，卡尔斯滕曾向他的画家同伴扔了一瓶酒，而蒙克则去拿了他的步枪。我们总是渴望更多的细节和更多的丑闻，尤其是蒙克多年来几次将他们的争吵戏剧化。但可惜，这里只是一幅平淡无奇的肖像画，画中的年轻人穿着夏装，某些复杂的情感正在表面下悄然酝酿。

蒙克，《画家路德维希·卡斯滕》，1905年

1909年，蒙克因过度饮酒导致精神崩溃，被送入哥本哈根的一家私人诊所，由丹尼尔·雅各布森（Dr. Daniel Jacobson）主治。蒙克为他画了两幅全身肖像，画中的医生双手叉腰，仿佛从一团迷幻的光焰中走出，这无疑是在致敬他对电疗技术的神一般掌控——蒙克曾在他的诊所接受长达七个月的电疗治疗。有人拍了一张照片，记录了蒙克和医生站在他画的肖像前。照片中的蒙雅各布森抬高着下巴，带着高傲的气质。雅各布森据说曾评论道：“看看他画的我，简直是疯了！”这或许是对蒙克当时病情的医学术语。

蒙克，《丹尼尔·雅各布森医生肖像》，1909年

在1925至1926年间，蒙克又画了一位医生——卢西安·德迪琴（Lucien Dedichen），他俯视着坐着的艺评家贾佩·尼尔森（Jappe Nilssen），这位评论家在蒙克的职业生涯中一直是他的支持者。画中昏暗、狭小的房间似乎难以容纳这位医生。这件作品曾被称为《死刑判决》，仿佛是医生传递一个不祥预兆的对话场景。然而，尼尔森实际上还活了五年——尽管你越看，这个坐着的人的身影似乎越发缩小。更早些时候，在1909年，蒙克曾为尼尔森画过一幅肖像，画中他穿着一套引人注目的钴蓝色西装，站在一面绿色的墙前。我不知道尼尔森是否曾拥有过这样一套西装，这种颜色充满了生气，极富活力（尽管尼尔森从未喜欢这幅肖像，正如斯特林堡也不喜欢自己的肖像一样，认为蒙克应该赋予他像歌德那样的严肃感）。

蒙克，《卢西安·德迪琴与贾佩·尼尔森》

很难知道蒙克在这里能结交到什么样的朋友。但一幅肖像尤为突出——《戴绿围巾的模特》（1916年），这件作品描绘了艺术家唯一的黑人模特，阿卜杜勒·卡雷姆（Sultan Abdul Karem）。卡雷姆是作为德国马戏团的一员来到克里斯蒂安尼亚的，后来被蒙克聘为司机和杂工，并偶尔担任模特。他披着绿色围巾，闭着眼睛，是蒙克所有模特中最静止的一位。他正在被画，但没有表现出像蒙克的其他模特那样与艺术家积极合作的任何迹象。据说蒙克在最初的画作标题中并未提及卡雷姆的名字。

蒙克，《戴绿围巾的模特》，1916

这幅画作当下的状态令人惋惜。如果传闻属实，蒙克曾用一幅画作充当锅盖，那么当参观者在英国国家肖像馆看到卡雷姆肖像时，依然残留的蒙克时期黑色霉斑时，恐怕也不会感到惊讶了。

画面的痕迹，是一种艺术态度

展览包括10幅由奥斯陆蒙克美术馆借出的画作，其中有艺术评论家雅佩·尼尔森、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以及收藏家卡特·佩尔斯（Käte Perls）和雨果·佩尔斯（Hugo Perls）的肖像。蒙克美术馆成立于1946年，馆藏源自艺术家本人捐赠给奥斯陆市的28000件作品，被认为是全球收藏单一艺术家作品数量最多的机构之一。这些作品大多来自蒙克的工作室，涵盖了各类媒材、不同的完成度与艺术水准。馆内的修复团队长期近距离接触蒙克的作品，因而与艺术家本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亲密关系。绘画修复师米耶·穆斯塔德（Mie Mustad）感叹道：“我每天都像潜入蒙克的画面世界，想象力时不时被彻底释放。”

·蒙克，《英格·巴特》，1921年

然而，蒙克的作品对修复师而言却是一大难题。他的绘画作品是油彩与胶合剂的混合体，还掺杂了蜡烛油、各种树脂、沙子、种子、毛发，最让人头疼的，是鸽子粪。

蒙克对画作的保存并不在意，但他对创作却极为投入。他不断尝试不同的粘合剂（如亚麻籽油，即通常与颜料粉混合，使颜料达到可用状态的液体），试图执着地寻找理想的解决方案。

在蒙克美术馆的修复工作室里，绘画修复师穆斯塔德借助手电筒引导记者观察1910年的《生命：左侧部分》（Life: left part）。这幅作品的完整版本如今是奥斯陆市政厅婚礼仪式的背景画。透过微弱的光线，我们很容易辨认出蒙克惯用的那种带有黄油般质感的蜂蜡。他会先用抹刀将加热后的蜂蜡涂抹在特定区域，待其干燥后再进行绘画。穆斯塔德说道：“我想这或许是他对绘画材料的一种实验，探索如何表现青春无瑕的皮肤。”不过，她也指出，这种蜂蜡不仅出现在人物面部，还被用于衣物的描绘，“这就有些神秘了。”如今，如何防止这些画作因蜂蜡脱落而继续损坏，已成为修复师们的持续挑战。“有太多、太多的损失。”她感叹道。

蒙克，《蒂尔斯卡美术馆的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肖像》，1906年

与莫奈不断修改画布的习惯不同，蒙克并不将每幅画作视为最终完成的作品，而是作为长期探索某一主题的过程。他反复回溯相同的主题，创作出多个不同版本。仅在蒙克美术馆，就收藏了大约1200幅油画。蒙克甚至经常将画作置于户外，有时一放就是数年，让它们在风霜雨雪的侵蚀下自然变化，成为创作过程的一部分。

他去世后，人们在他位于奥斯陆近郊埃克利（Ekely）的工作室外发现了一块冻结的画作。解冻后，它被鉴定为他1913至1915年创作的《雪中的工人》（Workers in the Snow）。经历冰封洗礼后，这幅画作如今带有了一种带有蒙克式隐喻意味的“真实时间印记”。

蒙克，《雪中的工人》，1913-1915

比如，1905年的《头靠头》（Head by Head）——蒙克与图拉·拉森（Tulla Larsen）的双人肖像——上沾染的鸽子粪便，是否可能是他有意为之？“那是我的一种幻想。”穆斯塔德说道。这幅画创作于蒙克深陷神经衰弱和酗酒困境的时期，距离他与拉森因一场家庭冲突而分手已经三年。那场争执最终以一声枪响告终，蒙克的左手因此永久受损。1906年，一位画商在对这幅画作进行清点时，已经记录了鸽子粪便的存在。“我们保留它，因为这反映了他对待艺术的态度。”穆斯塔德解释道。“他很可能在作品归还后看到过这些污渍，但毫不在意……毕竟，他曾将另一幅同年的双人肖像直接切成两半。”换作今天的说法，这或许是他在“通过艺术处理情感”。

蒙克，《头靠头》，1905年

“蒙克将肖像视为真人的替代品。”策展人艾莉森·史密斯写道。他的肖像作品往往充满隐喻，呈现出类似人际交往中的情感动态。蒙克话很多，蒙克美术馆策展人西韦特·图埃（Sivert Thue）回忆道，他的模特几乎插不上话。“这是一种掌控局面的方式。他说话很快，言语中带有某种双重含义，总能让对方措手不及。”

对某些人而言，坐在蒙克面前作画是一种冒险，但这也带来某种乐趣。即便是最亲密的朋友，比如艺术评论家贾佩·尼尔森，也无法幸免于蒙克的毫不留情。蒙克曾称他为自己的“救生员”之一。“他看上去像艺术品位的仲裁者，”图埃说道，“但也许他的着装有些过于讲究，反而显得不太协调。他把手插在口袋里，弓着背，身体语言让他看起来像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乍看之下并不明显，但当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中的微妙之处。”

蒙克，《贾佩·尼尔森》，1909年

这些奇异的笔触属于蒙克绘画语言中的“流溢”（emanations）“光晕”（auras）和“灵质”（ectoplasms），而这些元素似乎正是理解他肖像画的关键，这些概念在上个世纪之交仍属新兴思想。神秘学深深吸引了蒙克的诸多朋友，其中包括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和撒旦派诗人斯坦尼斯瓦夫·普日比谢夫斯基。虽然蒙克更多是一个观察者，而非真正的参与者，但他坚信所有生物都拥有某种“光环”，这一点在他的画作中时而显现得尤为明显。

蒙克生活的时代正经历电气化的浪潮，他对现代生活中日益常见的“无形波动”深感兴趣。从X射线，到北极光与地球磁场的最新研究，这些现象都与他的“生命力”信仰产生共鸣。同时，受尼采思想影响，他还相信太阳所蕴含的净化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