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故国：西方收藏的“中国”

2025年3月8日至9日，逸仙高研工作坊“异域故国：西方收藏的中国”在春阳台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主办，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以及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合办。此次工作坊围绕物质文化史的新发展、新面向展开，对海外收藏的中国相关物品的生命史展开进一步探索。吸引了来自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广州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以及西交利物浦大学等学术机构的近20位学者参与。

会议合影

工作坊开幕式由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程方毅副院长主持，程方毅副教授对王维江教授及与会嘉宾表示了感谢，对本次会议的筹备过程、主旨关切进行了介绍。广东省唯品会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塱头乡村振兴公益项目负责人沈旻致辞，沈旻理事长再次对与会学者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春阳台项目近两年来的活化发展历程以及与中山大学和海内外学界的渊源，展示了学术探究与乡村活化有机合作的光明前景。

程方毅副院长主持

沈旻致辞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王维江教授为本次会议做主旨报告，题为《19世纪的工艺美术和民族学——中国艺术品西传的先导》。王维江教授首先指出，随着技术的迅猛发展，19世纪成了知识大爆炸的时期，众多学科如博物学、东方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纷纷涌现，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藏品收购热潮；同时，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等机构的兴起，进一步促进了西方对民族学、人类学知识的深入加工与系统化。这些机构的发展也推动了西方工业贸易与全球工艺的融合，促成了诸多“工艺美术博物馆”在欧洲的建立。接着，王维江教授详细介绍了德国前驻华公使巴兰德的生平、在东亚地区的政治活动、收藏生涯、人际网络以及其在民族学上的成就，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欧洲民族学术发展与全球收藏活动的同步性。然而，巴兰德的收藏并未在德国工业界产生预期的影响，反而在法国工业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巴兰德晚年也更加专注于中国文物的收藏。王维江教授认为，到了19世纪末，包括巴兰德在内的欧洲人开始逐渐认识到中国艺术品与欧洲工艺品具有同等的价值。进入20世纪初，东亚工艺品在世博会上的展示激发了未踏足东亚的欧洲收藏家对这些工艺品的兴趣与偏好，东亚博物馆也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分类。王维江教授总结道，正是“业余”学者的浓厚兴趣和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活动，推动了全球藏品的收购；工业界的发展也得益于全球工艺品的收藏。随着全球藏品大量涌入欧洲，新的机构、组织不断涌现，吸引了众多来自各行各业、遍布全球的欧洲收藏家，进而推动了20世纪初东亚艺术品成为一个独立于民族学、工业界的学术专业领域。王教授的报告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回响与热烈讨论。

王维江教授做主旨报告

会议论文组一“德语世界中的中国艺术与物质文化”由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高级策展人瞿炼主持，共有三篇报告文章。

吴若明副教授

南开大学文学院吴若明副教授的报告题为“‘漂流’瓶的见证者：德国东部地区博物馆藏中国陶瓷源流与接受史研究”。她从典型性的一组中国明清外销瓷瓶出发，通过细致的历史收藏者和影响辐射区域研究，指出十六世纪以来，随着新航线的发现和亚欧间直接贸易的兴起，以陶瓷为主的中国器物在德国各地都陆续被购买收藏，并在各地选帝侯的收藏展示与礼物馈赠中具有重要价值。吴若明认为，德国东部的柏林地区、勃兰登堡州和萨克森州是德国收藏亚洲瓷器的重要区域，柏林、德累斯顿等主要地区不仅收藏了大量的中国瓷器，并存在相关的瓷器置换、馈赠等历史关联，参与了德国乃至欧洲的文化交流史、社会生活史等多重方面，在报告过程中，吴教授展示了大量珍贵史料和直观图片。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艾姝副教授进行评议，她指出吴副教授的报告让人获益匪浅，并认为该案例可在“接受史”角度进行更细致处理，比如对博物馆的展陈进行深入分析。同时，两位学者就不同学术环境下的写作习惯以及报告过程中的诸多发现和灵感进行了探讨。

汪燕翎教授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汪燕翎教授的报告题为“空室有风吟：北平中德学会与中国艺术的跨国遭遇”。她通过细致的史料分析指出，北平中德学会存在于1933年至1945年间，在战时语境下扮演了促进中国艺术跨国流动的重要角色。一方面，学会推动了德国汉学与艺术史研究向东亚的迁移；另一方面，以中德学会为中心又连接了超越德语世界的北平汉学群体和艺术家，共同构建了“世界艺术史”视域下的中国艺术史研究新范式。本文根据新的历史影像材料，连接影像背后的物、人和文本，分析学会的学术实践与政治博弈，揭示中德学会在战争时期中国艺术跨国知识网络形成中的作用，及其对战后中国艺术史话语的潜在影响。天津大学人文艺术学院曹雄副教授肯定了汪教授的研究意义与深度，并分享了同一时期俄国学会的类似情况，同时，瞿炼老师就一些呈现细节与汪教授进行了简要探讨。

黄肖昱助理教授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黄肖昱助理教授的报告题为“维也纳博物馆里的罗生特医生形象”。他首先介绍了犹太医生罗生特从维也纳到上海的复杂经历，并揭示了战后奥地利“受害者”记忆解构之后，奥地利官方表述中的罗生特形象以及中国官方和学界眼中的罗生特形象。最后，黄肖昱从跨国史的视角出发，分析中奥双方共同互动之下构建的罗生特形象贴近了历史事实、符合国际反法西斯叙事的需要，他认为更全面的罗生特医生形象也是中欧共同构建健康二战记忆的一个例证。西交利物浦大学中国研究系朱敬助理教授进行点评，她指出对于罗生特记忆构建过程的探索，可以深化博物馆展陈组织与受众的分析，两位学者也就中奥官方对罗生特形象的关切重点异同进行了探讨。

会议论文组二的主题是“英国视域中的中国收藏与认知”，由中山大学历史系李丹婕副教授主持。

朱敬副教授

西交利物浦大学朱敬副教授的报告题为“民族志的兴趣与‘人类学’式的收藏?——伦敦科学博物馆20世纪的中国‘科学’器物收藏与展览”。她专注于英国威尔康姆基金会捐赠给英国科学博物馆与医药相关的典型藏品、收藏来源、展览呈现与相关宣传，并指出这些收藏多呈现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视角或者“民族志”兴趣。而早期的展览中，中国“医药娃娃”成了主角，被展览者认为是中国富贵女性的就医必备之物。朱敬副教授进一步追溯到欧洲对“医药娃娃”的记载可见于一些法国材料，“Chinese medicine doll”的真实性在当时也得到了部分美国学者的求证。但她认为，这些关于中国“医药娃娃”的说法，没有充分的中国原始材料支撑，也不符合中医传统诊断模式，反而更接近当时欧洲社会观念与诊断模式。所谓的“医学娃娃”，可能在原始语境中具有一定的情色意涵。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李骛哲副教授进行评议，他认为从朱敬副教授的分析中所谓“医药娃娃”的构建更可能是一种炒作藏品的构建，在场教师也就当时“科学博物馆”名称中“科学”的意涵进行了探讨。

詹镇鹏副教授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詹镇鹏副教授的报告题为“英国王室收藏‘中国’：以马戛尔尼使团礼物为中心”。他指出，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使团来华，标志着中英两国关系与政治交流的一次重大事件，但以往研究对两国各自准备的礼物之收藏史仍缺乏深入比较。詹镇鹏通过分析双方的礼物筹备、运输与接收后发现，双方对各自礼物都进行了精心准备，但获赠双方对收到的礼物都不甚满意——乾隆认为英国使团的礼物质量欠佳，没有给予重视；乾隆皇帝赐英吉利国王多项礼品也被英国使团认为价值不高，礼品被携回英国后，一些在弗洛格摩宫（Frogmore House）摆设。乾隆漆器在19世纪先后转移至布莱顿英王阁（Royal Pavilion, Brighton）、肯辛顿宫（Kensington Palace），纳入历代英国王室集腋成裘的收藏，一部分递藏有绪、传世至今。中国皇帝御用工艺品进入西方收藏，正值广州一口通商体系下兴起的“中国风”消费时尚，可供观察欧洲贵族对中国文物的普遍认知、筛选标准与展示行为，包括室内陈列中日工艺品、添置金属镶饰的中国瓷器、变卖藏品使其在市场流通。通过英国王室收藏清代皇家礼物，我们可以探知中国文物流入西方的多种渠道中，政治外交赠礼作为相对特殊的一类个案，其背后所承载的象征意义。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王亚楷副教授进行点评，她指出詹镇鹏副教授揭示了双方礼物的生命史，展现了马戛尔尼出访对欧洲的深远影响，弥补了此前研究尚未关切的空白，两位学者也就双方准备礼品的细节以及双方的观念背景展开讨论。

江哲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博士研究生江哲的汇报题目为“英国的玉文化传播及中国形象嬗变（1793-1936）”。她首先介绍了该选题的独特性与跨学科价值，并介绍了近代英国对中国玉器始于民族志、汉学的知识生成，由19世纪文物外流而起，随20世纪中国艺术收藏“黄金时期”而兴，又因考古成果丰硕而续。同时，18世纪末以来中国形象在英国的塑造，可由玉器这宗中国艺术与文明之典范的传播史，勾勒出不同历史时期“他塑”与“自塑”之嬗变。而有关19世纪以来中国传统艺术的域外传播，江哲认为现有成果集中于西方审美所热衷的陶瓷、青铜器等品类，而对于能深刻揭示中华文明起源传承及突出特性的玉器，尚缺乏学术关照。此外，对于1935年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江哲认为目前学界忽略了文化外交举措对提升国家软实力及形象的历史价值，而通过艺术史研究视角，可分析鸦片战争至二战前,英国视域下的中国玉器鉴藏及研究关怀之变化趋势，结合研究过程中所发掘的图录、手稿、新闻、广告等资料，江哲希望再现1793年至1936年文化交流史上中国形象之型塑更迭。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汪燕翎教授肯定了研究的选题价值与工作量，认为目前的报告更强调话语研究，且应重视发生在中国场域的玉器艺术史、收藏史的考证与探索，并建议完善文章相关结构。

论文组三的主题是：“收藏、展示与知识建构”，由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谢波副教授主持。

程方毅副教授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程方毅副教授的报告题为“20世纪初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收藏的缘起”。他的报告围绕“为何欧美和日本收藏家关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这一问题展开。程方毅指出，这类青铜器并不存在于中国的金石学传统，直到1910年代才在北京文物市场上被西方学者注意到，瑞典地质学家与考古学家安特生就是其中之一。程方毅认为，这类青铜器甫一进入西方学者的视野就引起其浓厚的兴趣，与19世纪以来欧美古典学界兴起的斯基泰（Scythian）研究密不可分，而当欧美收藏家们首次在中国北方留意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饰与斯基泰人艺术品上动物纹饰的相似性让学者们开始将它们相提并论，并试图论证其相互关系。欧美古典学界的关注进一步激发了在华的欧美学者与收藏家的热情，比如伊萨贝尔·盈格兰（Isabel Ingram）、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等人便开始在中国北方各地搜购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李丹婕副教授进行评议，她肯定程方毅副教授的基本观点，并就文中的部分表述、概念界定及逻辑衔接与其进行了商榷，同时李丹婕格外强调了瑞典学者在20世纪初在华独特学术及探险活动的重要意义。

高级策展人瞿炼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高级策展人瞿炼的报告题为“真形还是幻象：20世纪国外中国艺术研究和收藏的经验误区（以‘辉县黑陶俑’为例）”。瞿炼从收藏活动中作伪的类别出发，以其中“辉县黑陶俑”为例，首先展示了一批“辉县黑陶俑”影像，并介绍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对“辉县黑陶俑”的收藏与研究热潮，指出罗樾有关“辉县黑陶俑”的早期研究基本奠定了当时学界对此的基本认识。而到了50年代，一些学者对“辉县黑陶俑”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与研究，出现了否定性的材质分析，但并未颠覆学界有关“辉县黑陶俑”总体真实的认知。直到70年代，牛津大学对一批核心“辉县黑陶俑”进行了热释光分析，得出全部黑陶俑均为仿作的结论。此后，有关“辉县黑陶俑”的收藏和研究逐渐销声匿迹。瞿炼认为，“辉县黑陶俑”的收藏与研究热潮离不开收藏商人的精心设计：辉县独特的交通方位使其成为近代中国文物的流失门户，收藏商人通过加工小型真实陶俑乃至伪作“辉县黑陶俑”，再加之辉县的故事加工，在契合当时收藏市场热点的同时，也让“辉县黑陶俑”的辉县来历显得可信。最后，瞿炼总结道，看待20世纪的文物考古研究，要关注艺术史学者、收藏家、古董商以及博物馆策展人等多种身份形成的网络。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黄肖昱助理教授赞扬了瞿炼报告的详细与可靠，并与之探讨了上世纪古董造假产业链条的相关研究。

周闻天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周闻天题目为“‘奇珍铺子’的知识秩序：香港大会堂博物院与西方人在华早期博物馆实践”。周闻天以1869年成立的香港大会堂博物院为中心，以1883年的藏品目录为切入点，考察这座由西方人在华建立的早期博物馆的组织缘起、藏品构成及收藏网络，并分析其对中国物品的分类方式，探讨这些分类如何反映了当时对中国的一般观念，以及背后所依托的更广泛的知识体系或学科框架。周闻天发现，19世纪西方人在华建立的博物馆主要以自然标本收藏为主。他认为，这一现象与18世纪以来自然志作为一门学科的成熟密切相关，而相比之下来自中国的文化物品在分类模式上则缺乏稳定性，其定位游走于“奇珍”、商品或人种学标本等不同认知框架之间。这种分类上的混乱反映出这些来自中国的物品，乃至更广泛的非西方物品，尚未被完全整合到既有的西方知识分类体系之中。周闻天总结，随着20世纪西方与非西方世界的深刻变革，19世纪流行的诸多认知框架逐渐被新的知识体系取代，而香港大会堂博物院的衰落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一全球知识体系变迁的缩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副教授詹镇鹏肯定了周闻天的研究价值，就相关史料发掘与利用与周闻天博士展开交流，并对报告细节提出了修改建议。

论文组四的主题是：“跨文化艺术互动与中国形象”，由中山大学历史系艾姝副教授主持。

曹雄副教授

天津大学人文艺术学院曹雄副教授的报告题为“20世纪上半叶在华俄罗斯艺术家美术作品中的中国图像研究”。曹雄选取了莫斯科索尔仁尼琴俄罗斯侨民之家博物馆馆藏的相关作品，重点分析了艺术家的创作技法、文化符号的转化以及20世纪上半叶在华俄罗斯艺术家对中国社会多样性和文化复杂性的呈现。曹雄分析了现实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等艺术风格在中国图像中的应用，揭示了这些艺术作品如何在跨文化交流中体现俄罗斯艺术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再创造。他认为，俄罗斯艺术家的作品不仅是对中国文化和历史信息的艺术记录，也是其文化身份重建与再发现的过程。吴若明副教授评议时肯定了曹雄副教授的研究资料充实、内容丰富，两位学者也就资料的差异性与分类进行探讨；艾姝副教授指出目前有关艺术家的照片和信息存在缺失，期待有艺术家自己的图片和信息的发掘以便回到历史语境深入了解艺术家。

谢波副教授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谢波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悲剧的视觉化——以元代平远山水为例”。她的报告围绕中国山水画中悲剧属性的视觉化，试图挑战传统学术界关于中国美学框架中不存在此类元素的论断。谢波从“艺术中何以为人？以何为人？”的问题出发，认识到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必然的“失去”和“无常”等主题。她进而以“平远”法作为分析视角，重新审视及诠释海外收藏的一批元代著名艺术家（如倪瓒、赵孟頫、黄公望和方从义等）的山水作品，揭示这些山水画中蕴含的忧郁、短暂和生存反思的内在叙事。通过对历史背景的梳理和主题探索，谢波认为，元代平远山水画，作为中国艺术史上的独特现象，不仅是对自然景观的描绘，更是一种深刻的心理图景与精神救赎的象征，是分析中国艺术创作的情感和哲学层面、理解中国文化传统中艺术与人类经验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新抓手。高级策展人瞿炼赞赏了谢波副教授敏锐、深邃的感知和剖析以及其优秀的鉴赏力，并与其探讨了部分概念与反例的分析。

刘晋报告

西安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刘晋的报告题目为：“解读异域之物：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的西方诠释”。刘晋梳理了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自20世纪30年代末于湖南长沙出土后的流传过程，指出西方理解中国器物时存在涵盖“前理解框架”与“分类法”在内的预设立场，这对西方以独特视角理解中国器物具有重要作用。他认为，以霍利斯、李雪曼为代表的博物馆从业者针对器物的命名、造型、纹饰、风格、位置、构件等诸层面的探究，奠定了西方理解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的基础。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研究成果经由西方社会各界的科普介绍、图录编撰、艺术史定位等行为，则真正将战国蛇座凤鸟漆木鼓架这件“异域之物”推向大众视域。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洪绵绵副教授肯定了刘晋的学术积累，并就文章部分概念与分析的整体性与刘晋进行讨论。

会议现场合影

圆桌会议由程方毅副教授开场，他表示此次会议汇集了不同领域的学者，研究时间段涵盖18至20世纪上半叶，地域覆盖较广。会议围绕收藏史展开讨论，主要涉及三个方面：收藏史的展开与学科发展、收藏的入藏形式与途径以及西方如何在自身的知识体系中理解和分类中国，同时中国又如何在这一过程中进行抵抗与重构。与会学者认为，收藏史是一个跨学科议题，研究应超越语言和学科的局限，探索中国文物在异国的呈现方式。在研究方法上，强调物质文化的价值，通过实物分析历史进程。同时，收藏史研究不仅涉及经济、政治和外交背景，也关乎收藏经济、审美意趣及社会影响，探险家与外交官通过收藏获取名望的历史机制亦值得深入探讨。此外，学者也就中山大学收藏史研究发展提出了美好畅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