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洛克曼谈种植园经济与美国资本主义

塞斯·洛克曼（章静绘）

塞斯·洛克曼（Seth Rockman），现任教于美国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大学历史系，研究领域聚焦于美国独立战争至南北战争期间的社会史与劳工史，尤其关注奴隶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其研究兴趣更着眼于两种制度在美国历史中的互动与协同作用。

塞斯·洛克曼的第一本书《艰难度日：早期巴尔的摩的雇佣劳动、奴隶制与生存》（Scraping By: Wage Labor, Slavery, and Survival in Early Baltimore）聚焦于美国快速发展的城市之一——巴尔的摩，探讨了黑人与白人、奴隶与自由人、男性与女性等不同群体的生存策略。在这本书中，他深入分析了种族和法律镜框是如何塑造劳动市场，以及劳动市场如何反过来影响劳动者的机遇与困境。而在其近期出版的新著《种植园专用商品：一部美国奴隶制的物质史》（Plantation Goods: A Material History of American Slavery）中，他研究了新英格兰的工业革命，以及该地区生产的商品如何被运往南方种植园使用。这些“种植园专用商品”包括帽子、锄头、铁锹、鞋靴和纺织品等。通过追踪这些商品从制造地到使用地的流动过程，塞斯·洛克曼试图揭示工厂工人与种植园劳工之间的联系，并由此构建一种新的美国历史叙事——不再将奴隶制与资本主义视为对立的两极，并由此展现它们如何相互交织、协同发展。

《种植园专用商品：一部美国奴隶制的物质史》（ Plantation Goods: A Material History of American Slavery）

在撰写《种植园专用商品》之前，您曾出版了《艰难度日》，并与哈佛大学斯文·贝克特教授一起合编了《奴隶制的资本主义：美国经济发展的新历史》（Slavery’s Capitalism: A New History of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是什么契机促使您投身于奴隶制、资本主义与劳工史这一研究领域？

塞斯·洛克曼： 在我学习美国历史的初期，我有一个印象深刻的经历，那就是阅读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自传——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对于那些不太熟悉他的人来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出生于十九世纪初的马里兰州东部，一出生便是奴隶。然而，在他青少年时期，由于乡村缺乏适合他的农业工作，他被送往巴尔的摩——这座快速发展的海港城市。在那里，他可以通过从事造船、卸货等工作赚取工资。然而，作为奴隶，这些工资并不属于他，而是属于拥有他的奴隶主。我对奴隶挣工资这一现象非常好奇，因为在我看来，它充满了矛盾。

此外，道格拉斯在自述中提到的另一件事也让我深受触动。他讲到，自己在巴尔的摩学习阅读时，竟然发现了比自己更贫困、生活更悲惨的群体——那些虽然饥饿却懂得阅读的爱尔兰儿童。道格拉斯用面包贿赂这些孩子，以换取阅读课程。这一细节令我感到十分震惊：怎么会有比奴隶还贫困的人存在于城市中？难道奴隶不应该是处境最为困顿的人吗？这一发现引发了我对种族与阶级关系的深刻思考，也让我开始质疑：在动态的市场环境中，奴隶制为何能够存在并蓬勃发展？正是这些问题，推动了我今后的学术研究方向。

在阅读《种植园专用商品》时，我被您巧妙地以“种植园专用商品”为核心，探讨奴隶制、资本主义与劳动关系交汇点的方式深深震撼。同时，您在研究中对种族、阶级乃至性别动态的深入挖掘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您能否先简要介绍一下学界围绕奴隶制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历史性争论及其演变？此外，我也很期待听听您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在既有史学研究中做出的学术贡献。

塞斯·洛克曼： 在西方史学界，最著名的著作之一是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于1944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奴隶制》（Capitalism and Slavery）。威廉姆斯的研究聚焦于十八世纪的大英帝国，并提出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论点：资本主义的兴起源于加勒比殖民地，在那里奴隶被迫种植甘蔗，甘蔗生产创造了巨额财富，而这些财富又被英国资本家投资于工厂，推动了英国从十八世纪的重商经济向十九世纪的工业经济转型。一旦英国确立了工业基础，奴隶制便失去了经济上的必要性，因此英国能够“负担得起”废除奴隶制所需的代价。换句话说，奴隶制催生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最终促使了奴隶制的废除。过去七十年来，学者们围绕威廉姆斯这一论点展开了广泛讨论，试图深入理解英国经济的发展。

然而，美国并没有像《资本主义与奴隶制》那样的著作来解释自身的历史。相反，我们对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关系的理解，主要是通过美国内战（1861–1865）这一事件来进行的。内战的传统叙事通常是这样的：工业化的北方与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南方发生战争，最终北方获胜，这似乎被视为奴隶制在经济上无足轻重的“证据”——如果奴隶制真那么重要，为什么它没有帮助南方赢得战争？因此，许多美国学者和公众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观念，即奴隶制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的，而不是相互交织的。

在过去二十年里，美国大学的许多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认为二者是共生的（symbiotic），而非对立的（antagonistic）。这一研究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通过账簿研究，学者们发现许多先进的会计技术首先在美国南方的种植园中应用，而非在北方的工厂；研究还表明，工厂的标准化管理和时间规制模式在南方的大型种植园中比在新英格兰的工厂更为常见；此外，资本流动的研究也表明，在十九世纪，许多投资者更倾向于将资本投入奴隶制种植园，而非工业工厂，因为种植园的经济回报不仅更为确定，而且全球市场对奴隶种植的棉花和甘蔗的需求也在稳步增长。

随着这些学术成果的积累，美国史学界逐渐形成新的共识：奴隶制与资本主义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紧密交织的。这一观点不再将奴隶制简单地视为封建主义的遗留，也不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必然意味着奴隶制的终结。相反，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和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完全能够将奴隶制纳入自身的体系，而非将其排斥在外。据我观察，这一观点已成为美国史学界的主流看法。

然而，一些经过经济学训练的学者并不接受这一观点。他们试图证明奴隶制并未对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做出关键贡献，并主张如果美国更早废除奴隶制，经济发展会更加高效、更加繁荣。但在我看来，这些论点并不具备说服力，因为它们基于的是假设性推测（“如果当时……”），而非对历史现实的深入研究。历史的事实是：美国最富有的人选择投资种植园和奴隶，并因此变得更富有；南方的种植园成为金融和技术创新的关键场所；奴隶种植的棉花，是美国乃至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原料。美国经济的发展正是在奴隶制的背景下展开的，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奴隶制在美国经济腾飞中的核心作用，尤其是在十九世纪初的几十年里。

去年我曾读过尤金·吉诺维斯（Eugene Genovese）的《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学：南方奴隶制经济与社会研究》（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lavery: Studies in the Economy & Society of the Slave South），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有影响力的观点：奴隶制主要是一种地区性的制度，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全国性影响。虽然他承认奴隶制是有利可图的，但他认为奴隶制是一种深度融合的社会系统和文明，使南方形成了一种与北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同的经济模式。您认为他的观点更倾向于您之前提到的内战叙事吗？

塞斯·罗克曼：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美国学术界的运用密切相关。吉诺维斯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期，尤其是在他职业生涯开始的阶段，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之一。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吉诺维斯坚信存在着不同的生产方式。这些生产方式是根本不兼容的，并且它们会按照预定的阶段进展，封建体制会被资本主义体制取代，资本主义会转变为社会主义。因此，如果从这个起点开始看待历史，认为主要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关注于向世界市场销售商品，处于一个与以工厂和工资劳动为主的资本主义经济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是非常合理的。

然而，这不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学界的式微，而是一批坚守该传统的学者开始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历史。这一转向尤其体现在非裔学者的理论创新中。以塞德里克·罗宾逊（Cedric J. Robinson）1983年出版的《黑人马克思主义：黑人激进传统的形成》（Black Marxism: The Making of the Black Radical Tradition）为例，该著作并未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而是主张必须将非洲及非洲裔群体五百年的独特历史经验纳入其理论框架。罗宾逊的洞见催生出一个新颖的分析视角：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不应仅以曼彻斯特工厂为分析原型，而应将贩奴船——那些横渡大西洋、载满被标价的人体——视为同等重要的研究场域。这种范式转移使学者得以在坚持阶级分析的同时，摒弃“工业资本主义为最高生产形态”的预设。在此基础上，学界逐渐突破尤金·吉诺维斯（Eugene Genovese）等前辈对社会发展“阶段论”的执着，转而关注资本主义如何通过人口商品化机制吸纳奴隶制，而非将其视为前现代残余。

塞德里克·罗宾逊（Cedric J. Robinson）

所以，这更像是是拓宽了资本主义的概念，而不仅仅专注于其制度下的生产模式，或者严格遵循社会进化的固定阶段，如封建主义 → 奴隶制 → 资本主义，对么？

塞斯·洛克曼： 完全正确。

您提到有些经济学家不认同奴隶制是一个有效的经济体系。然而，我记得在阅读《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时，罗伯特·威廉·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和斯坦利·L.恩格曼（Stanley L. Engerman）在其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论证了奴隶制作为一种制度是高效的。那么，您认为为什么许多经济学家仍然对他们的结论持怀疑态度？

塞斯·洛克曼： 你提到了1974年出版的一本非常重要的书。这本书由两位经济史学家撰写，他们使用定量分析来论证奴隶制作为生产商品的一种极其有效的机制。在美国，从南北战争时期开始，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奴隶制是低效的、落后的，并且可以通过机械化或其他技术创新轻易取代，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当福格尔和恩格曼在1970年代出版这本书时，许多人质疑道：“等等，如果你们说奴隶制是高效的，那你们是不是在说奴隶制是正当的？”他们回应道：“不，不，不，我们绝不是在说奴隶制是正当的！绝对不是！”他们的论点是：奴隶制是一种极为高效的机制——它既能强制劳动力投入，又能为全球市场规模化生产商品。南方奴隶主选择奴隶制而非工资制度或其他激励性报酬体系，实际上是基于经济理性的决策。

不出所料，人们开始质疑：“等一下，暴力？暴力怎么能被视为理性的经济选择？这可不好。”而《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引发了大量批评，尤其是来自那些秉持自由主义传统的经济学家（libertarian economics）——特别是那些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致力于市场自由能够最大化人类自由的观点的经济学家。这一观点几乎成了美国及西方世界经济学者的主流共识，尤其是在冷战时期。因此，当福格尔和恩格曼提出“市场并不必然促进自由，市场也可能剥夺自由”时，这对当时的学术思潮造成了极大的挑战。因此，经济学家们花费大量时间来争论《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的观点，并通过其他定量分析方法重新评估奴隶制在商品生产中的效率。

但与此同时，历史学家对这场辩论兴趣不大，他们在当时基本上没有继续深入讨论此事，直到2000年代史学界重新开始关注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当时，尽管历史学家对《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持批判态度，但福格尔和恩格曼所收集的数据仍然被证明极具价值。不过，历史学家们在运用这些数据时，会给予不同的解读。他们更倾向于强调奴隶制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和道德上的可憎制度。相比之下，经济史学家通常不会对奴隶制进行道德评判，但也鲜少关注被奴役者的人性维度。

比如，当福格尔和恩格曼在分析种植园账簿时，他们量化了奴隶每日平均被鞭打的次数。这种量化分析本身便再现了奴隶制的非人化本质——正如种植园主当年将人体创伤转化为账簿数字，当代学者的统计实践亦在方法论层面延续了将人类简化为可计算单位的暴力逻辑。因此，许多历史学家选择不延续福格尔和恩格曼的研究方法，而是倾向于采用更多定性研究，即强调个人经历、社会结构和奴隶制的道德后果，而非单纯的经济数据分析。

《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您提到当代美国学界已基本达成一种共识：即奴隶制与资本主义在美国历史中是相互依存的。同时，您使用了“共谋”（complicity）这个概念来描述工业化的北方与农业化的南方之间的关系。那么，在您的研究中，“共谋”意味着什么？您如何定义这一术语？此外，您提到“共谋”应该被视为一种既定的历史状态，这对您的研究具有何种方法论上的意义？

塞斯洛克曼：“共谋”（complicity）这个概念在过去七十五至一百年里，已经成为西方世界中一个重要的讨论话题。它的某些含义或许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特别是关于谁是纳粹的合作者（collaborators）。例如，在二战期间，人们开始反思——谁选择袖手旁观？谁对反人类罪行视而不见？谁为了赚取微薄的利润或避免遭到纳粹政权的干涉而选择沉默？ 这些讨论使“共谋”概念逐渐发展，并在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被广泛应用，以要求人们对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决策负责。例如：当我给汽车加油时，我是否在全球变暖中扮演了“共谋者”的角色？ 因为我在助长化石燃料的燃烧。当我购买某个品牌的衣服，而这个品牌的服装供应链涉及孟加拉国的血汗工厂时，我是否共谋于那些远在世界另一端、拿着极低工资的童工的苦难？当我使用iPhone时，我是否共谋于中西非矿工的困境？ 因为他们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开采制造电池所需的稀土矿物。这些问题与我们今天的全球消费模式密切相关，它们让我们思考：当我们消费某种商品时，在供应链的另一端，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将这种“共谋”概念历史化（historicize）。但我们是第一代提出这些问题的人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例如，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的英国，废奴主义者就开始对奴隶制和奴隶贸易展开激烈抗议。他们向英国公众宣传：“每当你把一勺糖放进茶里，你就等于在饮用非洲奴隶的鲜血；你就等同于食人族；你和在巴巴多斯或牙买加挥舞皮鞭鞭打奴隶的种植园主，并无区别。”换句话说，他们将普通消费者与奴隶制的暴行直接联系在一起，指责英国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默许并助长了奴隶制。

到了十九世纪的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提出类似的问题：北方如何投资于南方的奴隶制？北方如何从奴隶种植的棉花中获利？北方人如何一边谴责奴隶制为“道德上的邪恶”，一边又靠奴隶制赚取巨额财富？这些历史问题，正是我想要在书中深入探讨的内容。我在研究中提出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共谋”并非一种例外状态，而是一种常态。尤其是在全球贸易高度一体化的世界中，我们的日常行为几乎都在无形中将我们与那些我们无法看见的遥远生活联系在一起：当我穿上这双袜子时，它们的生产地是否重要？当我在超市买一个柠檬时，这是否让我与一个远在异国的柑橘种植工人产生联系？当我给汽车加油时，这是否让我与沙特阿拉伯的女性生活现状产生关联？

因此，我并不只是想简单地找到“共谋”的证据，然后写一本书说：“看，北方和南方其实同样罪恶。”抑或是“看，那些自诩‘道德高尚’的人其实也是伪善的。”对我来说，这并不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历史学家的任务是理解人们在过去的世界中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并如何做出决策的。如果我们把“共谋”看作是一种常态，而非例外，如果我们承认没有人能够做到完全洁身自好，也没有人能完全避免以某种方式参与到世界上的压迫体系之中，那么，我们就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历史上的人们如何在一个“共谋”无处不在的世界中做出选择。这正是我在这本书中想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当您提到“共谋”这一概念如何影响您研究的思维框架时，我想到了书中的两句话。第一句来自第四章《工资奴隶》（“Wage Slaves”），您写道：“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工厂工人认为自己在奴役制度中扮演了‘共谋者’的角色，更不用说认为自己是奴隶制的受益者了。”（149页） 而在结论部分，您又写道：“讲述这些复杂历史的目的，并不是要塑造一个没有英雄的历史，而是要展现一个充满普通男女的历史——他们在这个由复杂的道德纠葛和大量自欺与短视机会构成的世界中摸索前行，既不比我们更高尚，也不比我们更邪恶。”（357页） 这句话让我深有共鸣。正如您所说，历史学家的职责不仅仅是用廉价的道德主义去评判过去的人，而是去揭示世界的相互联系，并理解个体如何在其特定历史环境中做出决策。

塞斯·洛克曼：随着对这一问题思考的深入，我愈发确信：历史中的行动者并不比我们更高尚，而我们也不比前人更优越。

您在新作中巧妙地运用物质史（material history）的研究方法，通过追踪锄头、鞋靴等种植园日常用品的流通网络，将奴隶制、资本主义与劳动关系的多重历史维度有机串联。能否请您谈谈：是什么启发您选择种植园专用商品作为分析这些主题的关键切入点？

塞斯·洛克曼：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想找到一个讲述好故事的方法。而要讲好一个故事，我们需要建立不同事件和人物之间的联系，需要一个能够将相距甚远但属于同一体系的人们连接在一起的机制，即便他们自己未必意识到自己身处同一体系之中。在这一点上，我受到了地理学领域的一些学者的影响，过去几十年，他们提出了一种研究全球供应链的方法，称为“跟踪物品”（follow the things）。这个方法的核心思想是：如果我们追踪今天世界上任何一种大规模生产的商品——无论是冷冻虾、橡胶球，还是一件运动衫——并将供应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与具体的个人联系起来，比如在农田里劳作的工人、在工厂里工作的工人、在仓库里整理货物的工人，甚至是驾驶卡车运送这些商品的司机，我们就能够讲述几乎所有关于人类经验的故事。与此同时，我们也能够认识到这些人虽然处于同一个供应链中，但他们的生活经验却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是截然不同的。而那个商品（比如冷冻虾或运动衫）在运输过程中可能保持不变，但它所承载的人类故事却是多层次的、相互交织的。这一点深深启发了我，使我想到，这或许也是将新英格兰的工人生活与奴隶制南方联系起来的理想方法。

在书中，我选择了一组非常普通的商品：种植园专用商品（plantation goods），包括帽子、锄头、铁锹、鞋靴和纺织品。这些商品在北方制造，最终被运往南方种植园使用。我试图追踪这些商品的流动轨迹，从最初的制造商，到商人和中间商，再到最终的消费者。书中首先关注新英格兰的企业家——他们认为，如果能制造出一把坚不可摧的锄头，或者一种完美的羊毛布料，他们就能赚取巨额财富。接下来，我聚焦于工人群体，即那些真正制造这些商品的人。然后，我讨论了中间商，包括负责销售和运输这些商品的商人及广告商。随后，我关注奴隶主，他们是这些商品的第一批消费者——毕竟，正是他们购买了这些物品，用来装备自己的种植园。最后，我来到奴隶这一群体，他们是这些商品的最终使用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会根据自身需求来决定如何使用这些商品。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跟踪商品” 的方法，使我能够讲述一段仍然以人为核心的历史故事。

您提到，“跟踪物品”（follow the things）的方法深刻影响了您的研究，同时您在导论中也提到聚焦“物品的社会生命”（the social lives of objects）。这一方法是否对您的书籍结构和行文方式产生了影响？我注意到，您的著作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聚焦于生产，探讨了新英格兰的企业家与工厂工人；第二部分关注流通，研究了经营种植园商品的中间商；第三部分则围绕消费，首先分析奴隶主作为主要消费者的角色，随后延伸至被奴役者的消费行为。您能否进一步阐述，这一研究方法是如何塑造您的书籍结构的？

塞斯·洛克曼： 是的，您准确地描述了这本书的结构。在构思这本书的早期阶段，我曾考虑是否要按照商品类别来组织章节，比如：一章讨论农具；一章讨论鞋类（footwear）；一章讨论纺织品（textiles）。但是后来我意识到，这样的写作方式会使书变得非常无聊。如果我采用这样的结构，那么书中的物品本身会比人更受关注。而且，这种结构最终可能会导致我在不同章节中重复讲述相同的故事，因为一双鞋所揭示的历史，可能与一把铁锹或一把斧头所揭示的故事十分相似。

因此，我决定不写一本单纯探讨物品本身的书，而是聚焦于不同群体的人们，分析他们如何与这些商品发生关系，以及他们的经历如何彼此不同。这样一来，书中的物品不再只是冷冰冰的实体，而是变成了一个媒介，连接起那些曾经生活在相同经济体系但却彼此陌生的人们。换句话说，这本书关注的是“人与物品的交汇点”，而非物品本身。

此外，您书中精心设计的“插曲”（Interlude）章节令我印象深刻。这些独立成篇的物件叙事充满戏剧张力，既为全书注入情感共鸣，又深化了主题表达。您在构思这些插曲时，希望它们承担怎样的叙事功能？

塞斯·洛克曼： 这本书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我设计了三个简短的“插曲”章节（每篇篇幅不长，大约三到五页），每篇集中讲述一件具体物品的故事。这些插曲既为读者提供暂时抽离主线内容的阅读间隙，更重要的是要引发读者思考：为奴隶制种植园生产物品的历史，如何在公共记忆中被呈现或被遗忘。

我希望通过插曲部分讨论这些问题：哪些历史遗存了下来？我们能在博物馆找到哪些物品？公众记忆如何围绕这些商品形成，或者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记忆是如何被抹去的？ 例如，在其中一个插曲中，我探讨了一只1838年的褐色工鞋——它曾在十九世纪末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展出，在当代却被尘封于马萨诸塞州北布鲁克菲尔德历史协会的档案库。在二十世纪，这双鞋的历史意义被逐渐淡化，以至于如今仍然有很多当地的居民都不知道，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曾经是美国奴隶工鞋制造中心。而恰恰是通过这些插曲，我希望能够将过去与当下联系起来。

访谈中提到的1838年的褐色工鞋

我特别欣赏您通过插曲章节将历史与当下勾连的努力——比如您书中重点呈现的鞋靴等实物，使抽象概念变得鲜活可感。不过关于您研究的史料来源，您在导言中提到研究面临实际困难：由于种植园相关实物遗存稀少，聚焦物质文化研究颇具挑战。能否具体谈谈您是如何突破史料局限的？在研究过程中，您遇到了哪些困难与意外发现？这些经历又如何影响了最终的研究路径？

塞斯·洛克曼： 确实，与考古学家可以研究大量出土陶器不同，奴隶制时期的实物遗存非常稀少。大多数专门生产给种植园使用的商品本质上是消耗品，它们在使用过程中就已经被磨损、废弃、遗失，因此很难被找到。这些物品既没有被博物馆精心保存，也没有成为家庭传承的遗物。因此，我们很难找到直接可考的奴隶鞋、奴隶衣物或奴隶使用的工具。

因此，尽管我想要研究种植园专用商品，但却苦于实物遗存稀少。但研究中我最大的意外发现是：生产这些商品的北方企业在罗德岛（我的居住地）、哈佛商学院以及众多小型地方历史协会和博物馆中，保存着海量档案资料。对于研究美国南方奴隶制的学者来说，“应该去罗德岛或马萨诸塞州找资料”这种想法似乎不合常理——谁会认为美国北方档案馆里存有讲述南方历史的证据？但这些商业档案确实蕴藏着大量奴隶制相关材料：奴隶主的来信、南方商人的函件、旅行推销员的报告、公司代理人的备忘录以及律师的法律文书。这些信件当年被寄回生产种植园商品的工厂后，归档保存了数百年。正是这些记录，使我得以发现种植园生活的新维度，并通过其他史料难以传达的方式，“聆听”被奴役者的声音。举个例子：在这些档案中，我经常发现奴隶主给北方制造商的信件，其中内容大概是：“我和我的奴隶谈过，他们说去年的布料质量不佳。他们希望布料能够编织得更紧密，颜色更深一点，并且需要更多羊毛填充。”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直接得到了奴隶们的第一手口述历史，但这样的信件确实让我们看到——奴隶对于他们所穿的衣物是有需求和偏好的。这些材料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挖掘种植园劳工的社会史和劳动史。

我注意到您在第三、第四章中将种植园劳动与工厂工资劳动进行对比分析。您为何选择将这两种劳动形态并置研究？这种比较对理解北方工业化时期种族、阶级和性别因素的复杂互动有何启示？

塞斯·洛克曼： 种植园商品制造业的发展极为不均衡。它并未经历高度技术革新，也没有依赖蒸汽动力。相反，它通常由低技术、低技能工人完成，他们的工作方式与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有些工作发生在工厂中，但许多生产仍然是在家庭内部完成的。例如：新英格兰的女性和女孩通常在家中从事“外包手工业”（outwork）。商人会送来五十磅纱线，并告诉她们：“两周后我会回来，到时候你们要用家里的织布机织出五十磅布料，作为回报，我会用商店的信用点数支付你们，你们可以用这些点数购买生活用品。”对许多新英格兰家庭而言，这种制造种植园商品的工作，并不需要离开家进入工厂，也不涉及严格意义上的雇佣劳动，而是被融入到他们原本的农耕经济模式中。因此，许多农民家庭的女性和女孩能够通过这项工作提高家庭的生活水平，但她们的生产方式仍然属于传统的家庭劳动体系。

但在本书第四章中，我希望聚焦于参与制造种植园专用商品的男性群体，他们的经历有所不同。尽管这些工人确实进入工厂空间并以工资劳动为生（即使他们从事的工作仍是低技术含量且非自动化的），但在当时社会对“靠工资维生的男性是否算真正公民”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他们对自身身份有着不同期待。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发现许多工人一方面制造奴隶使用的工具（如斧头），另一方面又在争取自身权益，比如参加罢工，甚至举着写着“我们不是奴隶”（We are not slaves）的标语。我对这种政治意识的矛盾感到非常好奇：这些制造奴隶用具的人，如何在社会认同上将自己与奴隶区分开来？ 这正是我在本书第四章想要探讨的重要问题。

您在书中揭示了种植园商品具有多重意涵——同一件物品在制造商、中间商、奴隶主与奴隶手中呈现截然不同的功能与象征意义。我觉得这种动态关系非常发人深省，尤其是您借鉴了“可供性理论”（affordance theory）等跨学科理论。您能否进一步阐述这一动态关系，并讨论这些理论框架如何塑造了您的分析？

塞斯·洛克曼： 同一物品在不同语境中具有不同意义。在我们眼中，斧头或许处处相似，但其象征意涵却千差万别。对于康涅狄格州的工人来说，制作一把斧头每天能赚一点五美元，因此斧头代表着劳动的艰辛；对于旅行中的斧头推销员来说，斧头象征着财富，他希望通过销售它们发家致富；对于奴隶主而言，斧头可能象征着恐惧，因为他们会担心奴隶用它作为武器反抗；对于被迫砍伐树木的奴隶来说，斧头是必需的生产工具，如何挥舞它才能在成百上千次砍伐中保护自己的脊椎不受伤害，是他们每天必须考虑的问题。

我试图在研究中保持这种意义的多重可能性——物品的意义随着持有者身份而流转。但更关键的是，这些物品切实塑造着人类生存境遇：布料的透气性直接影响奴隶的生存状况，鞋底的静音性决定着奴隶们夜间秘密集会的风险，斧柄的力学设计左右着劳动强度与效率。无论是奴隶、奴隶主、制造商，还是工厂工人，每个人对这些商品都有不同的期待和需求。因此，我希望在书中同时呈现这些不同的角度，让读者理解商品不仅仅是物品，更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媒介。

您在书中也讨论了被奴役者如何在这样一个垄断市场中同时扮演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双重角色，以及他们如何在战前南方被当作货币或信用工具使用。这些多重身份揭示了当时经济体系的哪些本质特征？

塞斯·洛克曼： 十九世纪的美国缺乏稳定的国家货币体系，跨区域支付面临巨大挑战。 由于南方种植园主通常以信用交易的方式购买商品，他们往往承诺在六到八个月后的下一次收获季节偿还债务。但如果棉花价格下跌，他们可能无法支付账单。当他们无力偿还债务时，他们就需要出售资产来筹集资金。那么，什么资产最容易出售？当然是奴隶。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奴隶主通过出售奴隶来偿还欠北方制造商的债务。这说明了一个关键事实——奴隶被视为一种可流通的商品，其变现能力成为跨地区商业交易的最终支撑。有学者也曾指出，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的基础并非金本位或银本位，而是“奴隶本位”。

您在本书中除了解释南北方之间共谋的经济关系外，您在第八章《商业脱嵌》（“Commercial Emancipation”）中还探讨了南方奴隶主试图摆脱北方制造业控制的努力，例如建立自己的纺织产业和种植园商品制造业。我想请问下，这种动态关系如何与您的主要研究问题相呼应？

塞斯·洛克曼： 南方奴隶主常常认为北方制造商是种植园农业的受益者。他们相信北方是靠南方致富的。当北方活动家开始将奴隶制谴责为道德罪恶时，南方奴隶主变得更加恼怒。因此，他们试图宣布经济独立，并宣称要自主生产商品。每当棉花价格下跌时，这些雄心便会付诸实践。但一旦棉价回升，奴隶主便停止设想建造工厂，转而又回去种植棉花。他们抱怨连连，但比起经济多样化，他们更热衷于追逐利润。正如一位满怀抱负的南方制造商哀叹的那样：大多数奴隶主宁愿购买最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制造的工具——只要价格足够低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