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中原政权为何频征高句丽？

上一章中我们提到了中原政权跟游牧政权互动的模型秦制的“往复活塞”运动机制。我想说明的是，这种现象并非只在北方和西北方向上出现，在东北方向，我们观察到这个机制也是适用的。最明显的便是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多次的高句丽。

在史料记载上，高句丽（后改称高丽，与918年王建建立的高丽不同）跟匈奴一样，也是位常客。朱元璋在建立大明后，曾经就“大城市”铁岭的主权归属问题给高丽下过一道诏书，统计了一下历朝历代中原政权讨伐高丽的次数：

汉伐四次，为其数寇边境，故灭之。魏伐二次，为其阴怀二心，与吴通好，故屠其所都。晋伐一次，为其侮慢无礼，故焚其宫室，俘男女五万口奴之。隋伐二次，为其寇辽西、阙蕃礼，故讨降之。唐伐四次，为其弑君，并兄弟争立，故平其地，置为九都督府。辽伐四次，为其弑君，并反复寇乱，故焚其宫室，斩乱臣康兆等数万人。金伐一次，为其杀使臣，故屠其民。元伐五次，为其纳逋逃、杀使者及朝廷所置官，故兴师往讨，其王窜耽罗，捕杀之。原其衅端，皆高丽自取之也，非中国帝王好吞并而欲土地者也。

我们把朱元璋的统计加总一下，中原政权历史上讨伐高丽的次数总计是二十三次。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从汉到唐是被称为高句丽的政权，约于5世纪中叶改称高丽，并得到中原王朝的册封认可。这个高句丽政权事实上于668年被唐和新罗的联军攻破首都灭亡。高句丽灭亡之后，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到10世纪分裂。918年，王建建立高丽政权，后再度统一朝鲜半岛，到1392年被李成桂建立的李氏朝鲜取代。朱元璋发诏书的这个高丽，其实已经是李氏朝鲜。因此这个统计里，单论高句丽的部分，其实应该是汉代的四次讨伐、魏的两次讨伐、晋的一次讨伐、隋的两次讨伐和唐的三次讨伐，合计十二次，也不少了。

一个东北边疆政权，为什么值得中原政权前后十二次的兴师动众？难道中原王朝也把这个蕞尔小国视为心腹大患？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得先从高句丽的来龙去脉说起。

高句丽第一次出现在史册上，应是《汉书·地理志》中“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濊貉、句骊蛮夷”的记载。此处的“句骊”便是后来我们熟悉的高句丽。《后汉书·东夷列传》中说：“高句骊，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濊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使属玄菟，赐鼓吹伎人。”这里汉武帝所灭的朝鲜，并不是古朝鲜。原先古朝鲜政权被燕人卫满篡夺，这个卫满，跟我们上一章介绍过的张胜有同一个老板，那便是燕王卢绾。卢绾逃到匈奴，卫满逃到朝鲜，找机会发动政变占领了古朝鲜国。到他的孙子卫右渠时代被汉武帝灭亡，高句丽就变成了玄菟郡的一个县，其辖地大概覆盖今天中国的辽宁、吉林和朝鲜的咸镜南道、咸镜北道一带。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原政权动荡不安时，其政治精英前往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政权，传播秦制，推动当地政权构建，这个历史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公元前37年，也就是汉元帝在位时期，一位传说中被东扶余收养、名叫高朱蒙的王子在本国受到排斥，南下在鸭绿江沿岸卒本川建立卒本扶余，演化成后来的高句丽。但据历史学家考证，高句丽真正的始祖是中国史籍上记载的濊貊人。濊貊人可能是濊和貊这两个部落的结合体，他们原来居住在松花江—嫩江流域，后来逐渐向东南方向迁移。这个民族虽然主要从事农业和渔猎，但是我们知道，欧亚大草原向东延伸到松嫩平原，游牧民族同样能够进入濊貊人的居住地，因此其文化也受到蒙古—西伯利亚草原文化的巨大影响。而高朱蒙出身的这个扶余部落，有学者相信就是“濊”的转称。

朝鲜最早的官方正史叫作《三国史记》，相当于朝鲜版的《史记》，记载了新罗、高句丽和百济三个国家的历史，但这部史书关于高朱蒙的记载中有一半都是神话，所以我们能够确认的史料很少。高朱蒙原先很可能姓解，这是统治扶余的氏族。他后来改姓高，有一种说法是认黄帝为先祖，以黄帝之孙高阳氏为姓。我们能知道的是他后来降服了周边的沸流部（位于浑江—富尔江流域），并让自己的儿子娶了沸流部的公主。后来他又接连降服盖马、朱那、桓那、句荼，建国北沃沮，开疆拓土，死后被称为“东明圣王”。按照《三国史记》的说法，他的长子即位为高句丽的琉璃明王，他的另外两个儿子沸流和温祚此前害怕被太子迫害，带领他们的支持者逃到汉江以南，建立了百济。

既然高朱蒙在卒本自立为王了，那么他的这个政权跟汉朝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古代中央政权对边疆控制的实际情况。

我们之前说过，汉武帝时灭亡卫满朝鲜后，在当地设置了朝鲜四郡，分别是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后来又把临屯和真番并入乐浪和玄菟。这四个郡的具体管辖位置并不清楚，但高朱蒙起家的卒本，位于今天辽宁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而玄菟下辖的高句丽县则在今天的辽宁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这两个地方相距不到一百公里，开车时长不到两个小时。如果说高朱蒙的独立建国侵犯了汉的主权，就没有理由高朱蒙搞出这么大动静，而汉不知情。如果说高朱蒙仍从属于汉，而他建国后的四处征伐，很明显一没有得到汉的授权，二与汉的权威也有所抵触。真相究竟为何呢？

我以为，这个问题要从郡县制的制度起源去作一理解。先秦时代初设县，是在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灭小虢”。考察秦国在战国初期设置的县，多数都是新征服的地区。这些地区一来需要军事管理，二来没有经过分封，是国君自己打下来的地盘，国君对这些地区的人口与资源实际上有直辖权，不需要诸侯在其中扮演政治代理人。因此，秦国对这些县实施了我们前文所说的一套“秦制”，也就是把这些地方的土地国有化再授予民众，实施什伍之制将民众编户化，将治权委任给国君直接任命的县令等。这些举措实际上都有着明确的军事需求，县制本质上就是战时制度的长期化，而郡则是县上一级的军事指挥机关。

这种将土地授受与编户齐民相结合的措施在农耕区当然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因为农业本身的技术属性决定了农民很容易被固定在土地之上。但是在游牧和渔猎区，这种控制就很难一一落实了。高句丽县和卒本城所在的地域其实都是崇山峻岭之间的狭小平地，任何帝国在此设置行政机构，实际上的有效控制范围只有受到城墙和堡垒庇护的县城内部。一旦人民逃逸到周围的群山之中，帝国行政官员也只能“望山兴叹”，遑论还有气候的寒冷、语言的隔绝与文化习俗的差异——连靠近中原的燕代地区都很容易胡化，何况辽东苦寒之地？所以，汉武帝虽然在此设郡，但当地行政机构的真实控制力，也许并不及于广大山区，这片土地就像瑞士奶酪一样有很多孔隙供少数民族政权生存乃至壮大。这个道理，跟罗马帝国在与日耳曼部族的边境设置城堡，其真正的行政控制范围也主要集中于城堡周边，广大的森林与山地仍只能让给日耳曼部落去占领，是一致的。

因此，高朱蒙建立高句丽政权后，汉帝国的行政官员很可能清楚他的所作所为。但是，元帝时期的汉帝国已经在走下坡路，也许对剿灭这支新兴的地方部落已经有心无力，不得不接受了他的存在。作为交换代价，高句丽实际上也必须像汉帝国的属国一样，在汉帝国需要对外征伐时承担一定的军事义务。这一点，在朝鲜史书中是有蛛丝马迹的。《三国史记》关于第二代高句丽国王琉璃明王的记载中，有这么一段：

三十一年，汉王莽发我兵，伐胡。吾人不欲行，强迫遣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归咎于我。严尤奏言：“貊人犯法，宜令州郡，且慰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叛。扶余之属，必有和者，匈奴未克，扶余、秽貊复起，此大忧也。”王莽不听，诏尤击之。尤诱我将延丕侯雏，斩之，传首京师。莽悦之，更名吾王为下句丽侯，布告天下，令咸知焉。于是，寇汉边地，愈甚。

这段说的是，琉璃明王第三十一年（公元12），王莽征发高句丽的兵士讨伐匈奴。可见高句丽政权对西汉帝国还是负有出兵义务的。但是接下来的记载更有趣，也更能帮助我们理解秦制“往复活塞”的运作机制：被征发的高句丽人不愿意履行从军义务，新朝强迫他们，这些人就逃亡塞外，落草为寇。帝国的州郡认为责任在于高句丽政权，汉人严尤谏言说，妥善的处理之道是命令州郡安慰高句丽，否则我们就要同时面临多个对手。但是王莽不听，派军攻打高句丽，诱杀了高句丽将领延丕，把高句丽改为“下句丽”。这种侮辱引发了高句丽的反叛，于是他们增加了对汉帝国的侵袭骚扰。琉璃明王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4年，琉璃明王灭亡了梁貊，同时袭取了高句丽县。

我们在前一章中介绍过，所谓秦制，本质上是强化集权帝国对民众资源的汲取并用于作战。一旦压榨过度，引发反弹，秦制帝国自己也会衰落。由于汉帝国在强盛期拥有诸多属国，因此这种压榨自然也会传导到属国之上，引发属国的仇恨与叛乱，同时把汉帝国的这套机制学习过来，增强自己对抗汉帝国的实力。这里我们看到，高句丽正是这种历史规律的又一次重演。

在1世纪，高句丽抗衡汉帝国的主要举措是侵略和征服周边的扶余政权，扩充自己的实力。琉璃明王之子大武神王杀东扶余王带素，东汉辽东太守发兵征伐大武神王，将其围困在丸都山城（位于今吉林省集安市）。三个月之后，城中粮草消耗殆尽。大武神王急中生智，派人把宫殿池塘中的鲤鱼拿给汉军请罪。汉军见到鲤鱼，认为城中有水源，无法短期内攻克，只好撤军。自此之后，大武神王如困龙之返江海，四处征战，一发而不可收，甚至在公元37年攻克了东汉的乐浪郡。七年之后，光武帝派军收复乐浪，与高句丽划定疆界，和平了一段时间。

然而，到1世纪中叶，高句丽又开始扩张。《三国史记》中记载，此时高句丽的君主号称太祖大王（或大祖大王），史载他从公元47年活到了165年，活了将近一百二十岁，其在位时间长达九十三年。历来学者都不太相信，认为这一记载中间有脱漏之处，或许他一人的事迹是几代高句丽王合并而成的。但是这一百年里，高句丽与汉军发生的直接冲突频繁且剧烈，计有：元兴元年（105）春，高句丽派兵攻汉辽东郡六县，被太守耿夔击破，主将被杀；元初五年（118），高句丽与濊貊联合攻汉玄菟郡，攻华丽城；建光元年（121）春，汉幽州刺史冯焕等击高句丽，被高句丽用诈降计打败，死伤两千余人；同年夏，太祖大王合鲜卑共八千人攻辽东，太守蔡讽以下百余人战死；同年冬，太祖大王合马韩、濊貊共万余人攻玄菟郡，汉军得到两万扶余军之助，击退之；本初元年（146），袭扰汉乐浪郡，杀带方县令，掠太守妻子。

这一时期的前半段，东汉主要精力放在北击匈奴上，无暇东顾。后半段，东汉朝廷陷入外戚专权，有好几个婴儿即位，也没有心思顾及对高句丽的讨伐。这正应了我们之前讨论秦制“往复活塞”时讲的那个道理：中原史书中的衰弱乱世，便是周边政权的强大盛世。高句丽在太祖大王时代，竟然如同汉帝国一样，接受了周边政权的朝贡，俨然一个“小天下”或“小中华”。例如，扶余使者曾来献上三角鹿、长尾兔、无尾虎；肃慎使者曾来献上紫狐裘、白鹰、白马等；东海古守曾来献上红色的豹子。当然，其时高句丽一面实质上扩充地盘，一面仍然给汉朝献上礼物，甚至自愿归属玄菟郡。这种外交策略上的双簧彼此之间并不冲突。

同时，在1—2世纪，高句丽的国家建设也在不断发展。早期高句丽政权的历史记载有明显的部落制色彩，但到了2世纪，高句丽很显然已经进化成军事化的编户政权。《三国史记》中有载，新大王高伯固的二儿子高武（一说名伊夷谟）因为贤能被国人立为国王，长子拔奇感到怨愤，与消奴加“各将下户三万余口”，投降了公孙康。由这个“三万余口”的细节可知，高句丽也学习了汉帝国的编户政策，实现了对国民的有效动员。

当然，秦制在编户齐民之外，也有韦伯所谓“理性官僚制”的一面，即不看血缘，不问出身，选贤任能，拔擢官吏，从而实现有效治理。2世纪时，通过考试选拔贤能的科举制度尚未出现，高句丽模仿汉帝国采取“举贤良”的政策，在自己的四郡之内广纳人才。四郡举荐了一个叫作晏留的人，晏留又向高武（故国川王）举荐了住在西鸭绿江河谷左勿村一个叫作乙巴素的人。乙巴素的祖上是琉璃王的大臣乙素，但当时他家道中落，只是个农民。故国川王把他委任为国相，“明政教，慎赏罚，人民以安，内外无事”。朝鲜史官论及此处，赞誉故国川王起用乙巴素就像商汤起用傅说、刘备起用诸葛亮、苻坚起用王猛一样，“得先王之法”。可见其政治文明的进步已经发展到了能够肯定理性官僚制度、选贤任能、唯才是用的程度。

其时中原政权正是东汉末期，社会动荡，民众疲敝，“汉人避难来投者甚多”。高句丽与东汉政权、公孙康割据政权和曹魏政权多有交战。其中，与曹魏将领毌丘俭的交战是记载比较详细的一场战役。我们或可以从这场战役入手，解析高句丽何以一直成为中原政权必欲灭之而后快的心腹之患。

这场战役在《三国志·魏书》和《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五》中均有记载，但是所记载的过程不尽相同。在《三国志·魏书》中，这场战役的过程相对简单。正始年间，毌丘俭率步兵和骑兵合计近万人从玄菟郡出发，分兵数道进攻高句丽。高句丽王率步兵、骑兵两万人来迎，双方在梁口大战，高句丽败走。毌丘俭占领了拱卫高句丽首都的丸都卫城，屠戮了高句丽的首都国内城，斩首数千。正始六年（245），毌丘俭再度追击高句丽王，派玄菟太守王颀一直追到了肃慎部落的南方边界，刻石纪功，把丸都山改名不耐城。《三国志·魏书》还记载了一个劝谏高句丽王不要犯汉的大臣，毌丘俭刻意优待了他的家人。

然而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从高句丽人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感觉就完全不同了。首先，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三国志·魏书》把高句丽王的姓名搞错了。《魏书》中的高句丽王名字叫作宫，实际上是197—227年在位的山上王。而与毌丘俭作战的则是山上王的继承人，东川王忧位居。魏军来犯之人数与高句丽王迎战之人数，与《三国志·魏书》记载相同，有可能是直接引用了《三国志·魏书》。对战役过程的记录则要详尽得多：东川王与毌丘俭打了三场仗，前两仗都击败了毌丘俭，各斩首级三千余，到第三仗，毌丘俭以方阵对抗，导致高句丽军大溃，死者一万八千余人。东川王不得不向南溃逃。《三国史记》在这里连续讲了三个在高句丽方看来是忠臣良将的故事，第一个人替东川王断后，第二个人把第一个人救了出来，第三个人则假称投降，刺杀了一名魏将，扰乱了魏军。东川王趁机分兵三路袭击魏军，魏军无法列阵，只能从乐浪撤离。最终，东川王得以逃脱复国。复国之后，由于丸都城已经被毌丘俭破坏，东川王只能又筑了平壤城。

对于这两段记载，我们首先要辨析一下。《三国史记》的写作年代在12 世纪，远比《三国志》要晚，许多史实显然也参考了《三国志·魏书》。而在补充增添的部分中，作者对三场战役的记录很明显是不符合军事常识的。按照作者的记录，毌丘俭出征带兵一万，前两仗各被斩首三千，等于最后一战以三千余人迎战高句丽王几乎完好无损的部队，以少胜多，杀死一万八千。考察数字记载比较精确的古代战例，一支军队一旦达到20%—30%的伤亡率就会出现溃退现象，甚至有的训练不足的军队在伤亡率达到5%左右就会自认战败，四散奔逃，绝没有整支部队被成建制屠杀的现象。《三国史记》的这些数字更像是不通战事的文人拍脑袋编出来的。但是高句丽王在奔逃过程中阻止了魏军的攻势，则是有可能的。

我们从以上记载中可以获取的最有价值的资料，其实是双方的军事作战模式。这里有一个细节很重要，就是《三国史记》中记载高句丽东川王在失败后，“依山谷，聚散卒自卫”。我认为这个细节是提示我们理解东北亚地缘政治和高句丽乃至高丽政权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朝鲜多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评价韩国中部古山城遗址时说，朝鲜有“山城之国”的称号，古朝鲜人利用朝鲜半岛多山地丘陵的自然环境，创造了独特的防御措施。韩国境内已发现的大小山城遗址多达2400处。今天能够辨认的属于高句丽时代的城堡遗址也有170处。可以说，朝鲜人在漫长的征战史中的确发展出了独到的、依托城堡为关隘的军事作战体系。

例如，前文所述之丸都山城位于今吉林省集安市北2.5公里，此地位于长白山余脉老岭山脉的峰峦间，多个起伏错落的山峰大致围合成一个环形峰岭。丸都山城地势东、西、北三面高而南面低，高差大约440米，且有东北—西南走向的通沟河为天然屏障，易守难攻。丸都山城沿地势走向构筑城墙，东、西、北三面城墙砌筑在环抱的山脊上，外边缘临近陡峭的绝壁，东南角以石壁为城墙，山梁缺口处用条石垒砌，这正是所谓“筑断为城”的高句丽山城建造原则。丸都山城共有七座城门，所有城门均只有一个门洞，城中只有宫殿群这一个大型建筑群，没有街坊的规划设计。可见该城类似于日本的大阪城、姬路城、江户城等位于天守阁之下的城池，以军事防御功能为主，而非经济功能为主。

由于环境条件的不同，朝鲜山城与中原政权城堡的建筑理念有较大差异。中原政权多为平地修筑，就近取材，原材料多为泥土或泥土加工烧制成的砖块。而朝鲜山城依傍的山地多有石矿资源，因此其城堡修筑以石材为主。在12世纪以后投石机技术得到较大发展之前，石堡防御性更为坚固。丸都山城本身即为石材垒砌，但它还只是拱卫国内城的卫城。国内都城中则已发展出了角楼（城堡墙壁垂直突出的小塔）、马面（城墙上每隔一段距离出现的凸出墙体外侧的墙台，用于消除城防死角）、女墙（城墙顶部内外沿上的薄形挡墙）等建筑构件。东川王后来修筑的平壤城则更加使用大量石材，并建有卫城、大城、山城三层城墙，最下端是黏土层的地基，在其上垒砌石块，内壁用大型石块或花岗岩石材砌成，墙芯以黏土为主，混以碎石，在中世纪早期，这种修筑方法几乎类似于现在的混凝土技术。可以想见古代军队对这些山城发起攻击的难度。

高句丽控制范围内山地绵延，险要关隘极多，高句丽人在各处都修建山城、关隘和平地城，对浑江、鸭绿江和黄海海面进行监控，实际上等于建立了一整套依托地势的联合防御体系。根据今日学者的考证，自国内城向外延伸，依托天险地利，高句丽人可以设定六条防线，拱卫国内。

可以想见，虽然高句丽的体量、人口规模和军事技术能力均与中原政权相差甚远，但是依托山城关隘组成的防御体系，能令拥有显著力量优势的中原军队即使付出极大代价，也难以剿灭高句丽政权的有生力量。多数中原军队习惯的是平原地区的大规模作战，而在山间难以施展。山地攻坚战，守方依托城寨关隘可以居高临下射击，优势极大。而且，山地运输困难，对远道而来的客军也有十分不利的影响。

毌丘俭能够取得对高句丽作战的大胜，很可能与他本人同样出身山地密布的山西有关。但即便是他，也无法真正剿灭化整为零、“依山谷”自卫的高句丽军队。而一旦中原军队因补给、士气、战场失利等原因撤出，隐蔽在山间的高句丽人便可以卷土重来。这其实与西汉早期文景二帝对匈奴作战的不利条件是类似的：匈奴人的骚扰部队即便作战失利，也可以随时撤回草原，汉军追赶极难。同样，高句丽人即便作战失利，也可以随时撤回山间，汉军同样难以追击。从这个角度讲，山上人与马上人一样，能够依托地理便利给平原人造成长时间缓慢消耗的军事压力。

像毌丘俭这样虽然给予高句丽重创，却终不能全盘剿灭，最终挡不住高句丽人卷土重来的战例，在历史上其实远不止一次。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原政权对高句丽的每一次作战差不多都是如此。其中最有名的案例，当然应该是唐太宗第一次征高丽之战。当时高句丽已改称高丽，与百济合军攻打新罗，新罗向唐求援，于是唐太宗于贞观十八年（644）筹建四百艘战舰，任命对高丽山川地形极为熟悉的张俭为前锋，率步骑六万御驾亲征高丽。

唐太宗李世民也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悍将，谙熟弓马，一生中打过不少以少胜多的血战硬仗。例如他在吕州追击敌兵，“大破之，乘胜逐北，一昼夜行二百余里，战数十合”“一日八战，皆破之，俘斩数万人”“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在与王世充交战时，他不慎遭遇王世充率领的三万大军，“众寡不敌，道路险厄，为世充所围。世民左右驰射，皆应弦而毙，获其左建威将军燕琪，世充乃退”。后来又以五百骑与王世充万余步骑相抗，“出入世充陈，往反无所碍”，最终援军到来，世充大败，唐军“斩首千余级，获排矟兵六千”，可见其武勇。

此番征高丽，唐太宗信心满满，以为断不至于像隋炀帝那般下场。唐军初期战事也确实很顺利，先后攻下盖牟城（今辽宁抚顺）、卑沙城（今辽宁大连）、辽东城（今辽宁辽阳，隋炀帝久攻不下的城池）和白岩城，并于驻骅山以三万人大破十五万高句丽军队，斩首级两万余，迫降三万六千八百人，可见其指挥能力完全不低于年轻时的巅峰时期。但是打到安市城（今辽宁鞍山海城）时，受阻于安市城坚固的城防。唐军从夏天打到深秋（645 年十月），也未能攻下城池，只得班师回朝，临行时还赠送安市城缣帛百匹，以“表扬”城主的忠诚。虽然败得潇洒，但终究是劳师动众，未能实现战略目标。这也足见高丽山城防御体系的确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