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中国书法史的细节与脉络—

艺术史学者白谦慎修订论文集《白谦慎书法论文选（增订版）》近期由理想国与上海三联书店共同推出。白谦慎讨论了有助于推动中国书法史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理论”——并非那些曾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大陆学界走红的如耗散理论、哥德尔定律和模糊数学等理论，而是一些以分析艺术内外的现象来思考、回应重要的艺术和艺术史问题的具体研究所带给我们的问题引导、概念提示、思维训练和范式参照。

2000年，白谦慎在《关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陆书法研究的一些思考》一文中回顾、反思了此前二十余年间广受中国大陆书法研究界追捧的美学阐释、文化剖析和方法论讨论之后，说明了自己倡导的研究取径：

如果我们的个案研究能围绕着一些理论问题而展开，它们就有可能为书法理论的建设做出独特的贡献。正是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在21世纪的中国书法研究中，应该提倡有理论关怀的个案研究。这样的研究不但可以不断丰富我们对通史的认识，而且可以纠正一些不正确的旧说。而在个案研究积累多了、对书法现象了解得更为透彻后，产生有说服力的理论概括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样的研究是具体细致的，又是有理论关怀的。它关注那些从事理论工作的人们提出的问题和假设，并用自己的方式去探讨这些问题，检验和修正那些假设。它也关心自己的研究结果能否为理论的概括提供有价值的证据。

随后，白谦慎描述了以此为取径的研究界可能会呈现出的图景：

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样的研究本身便能在具体研究的展开后，得出有理论价值的论断，直接参与理论的建构。细致的史学研究和对理论的关怀与研究应构成中国书学研究中有张力的两端，两者互相在对方寻找问题意识，尊重对方的发现，在健康的互动下，既产生有理论关怀的个案研究，也建立宏观而圆通的理论。

富含细节的个案会帮助我们加深对过去和当下书法现象的理解，而一些重要细节还很可能是我们寻绎内在规律、开辟认知入口和建立阐释模式的源泉。

《白谦慎书法论文选》

十年后，白谦慎裒辑所撰文章，出版《白谦慎书法论文选》（荣宝斋出版社，2010年），前述文章被收入论文集中。在这十年间，“有理论关怀的个案研究”获得了很多书法史研究者在学术实践上的响应，发掘有理论意义的历史细节成为了精耕细作的学者认同和信赖的取径。时至今日，在寻找细节与理论之间的连接上倾注心血，已成为更多书法史研究者的主动追求，而且在研究日趋细化乃至有碎片化倾向的当下，“理论关怀”在避免个案研究沉溺至琐碎支离之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更加凸显。

1982年白谦慎在《也论中国书法的性质》一文中所附自己造的“汉字”

2024年，白谦慎修订论文集，《白谦慎书法论文选（增订版）》由理想国与上海三联书店共同推出。增订版论文集中，与前述文章一同被置于“研究方法”部分的还有《书法研究方法刍议》。在此文中，白谦慎讨论了有助于推动中国书法史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理论”——并非那些曾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大陆学界走红的如耗散理论、哥德尔定律和模糊数学等理论，而是一些以分析艺术内外的现象来思考、回应重要的艺术和艺术史问题的比较具体的研究所带给我们的问题引导、概念提示、思维训练和范式参照，如巴克森德尔（Michael Baxandall，1933—2008）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艺术现象的著作《15世纪意大利的绘画与经验》所具有的方法启示。其实，那些曾经走俏一时的理论不少是由在美国工作的学者提出，但它们在美国的人文学界却没有广受追捧。白谦慎注意并且反思了这一现象，因而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和运用具有理论意义的概念时一直保持着谨慎的态度，比如从“应酬”“修辞”和“文化资本”角度对傅山（1607—1684/1685）书法活动进行的分析，关注“应酬”是源于观察到了与西方社会中赞助人介入艺术家的创作活动不相同的中国古代的情形，探讨“修辞”是将关注点从作为社会活动的书法应酬延伸到了书家的创作意图，也是对“书为心画”理论阐释力的反思。

八大山人的花押出自南宋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

当然，要产出具有阐释力的研究，除了具有理论视野，还需要对基本材料进行扎实可靠的处理。就中国书法史研究而言，包括对古代文献、书迹等历史材料的广泛搜集、严谨甄别和细致考订等方面的工作。在白谦慎一直以来的研究实践中，这些工作都不曾缺席，如果我们把厘清八大山人花押的释文和用法视为学术对沉潜考索者的馈赠，那么在研究中大量使用稿本信札所显示出的辑考投入无疑是其长期努力的证明。对于稿本信札，我们可以在白谦慎的研究中看到具体的实际运用示例，也能从增订版论文集中《信札和艺术史研究》一文看到其对相关经验的介绍。在此文中，白谦慎对海内外重要的中国信札收藏、出版情况作了介绍，也梳理了艺术史领域内信札研究的总体历程，同时列举了一些依靠信札推进甚至改变了我们旧有的艺术史认知的重要研究，最后对释读信札时可能遇到的困难进行了梳理。稿本信札富含在其他类型的文献中不易获知的历史细节，但释读确非易事，在识字、考订人事和系年等环节之中经常可能遇到难题，而只有不断加深对写信和收札双方相关信息的了解，才可能跨越障碍，在这座内容丰富的文献宝库中撷英拾萃。

实际上，不论是发掘中国书法的历史细节，还是探寻这些细节的理论意涵，对书法本体的思考和体悟都是不可缺少的前提。白谦慎长期习字，熟悉历代法书，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参与关于“书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艺术”的论辩之中。在《也论中国书法艺术的性质》一文中，白谦慎陈述了自己的基本观点——“书法不是抽象艺术”，这源于其将中国书法的造型对象——汉字——视为一种具有可被造型的形象的事物，而并非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我们应当肯定，汉字是有形象的事物，汉字的形象是书法表现的对象，那么随即也就会赞同“书法不是抽象艺术”的判断。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判断书法的性质时，确实遇到了较多、较复杂的问题：在有了书法范本之后，特别是书法经典出现之后，大多数人依赖于从这个较封闭的形式系统中获得技术训练，范本之于习书者类似于具象艺术中意图描绘人体的写实画家把人作为一般意义上客观的再现目标——更进一步说在书法中应是“物化”成了范本的书写动作和状态等是习书者真正的“再现”目标，因而即便习书者从经典中的艺术形象中获得了灵感而创造出新的形式语言，书法之中似乎也免不了有接近于与抽象艺术相对的具象艺术的地方；可是，在书法经典的“原始积累”过程中，总有一些初创的、戛戛独造的成分出现，那么书法中也就有了明显不同于具象艺术之处。此外，则如白谦慎所强调的，中国书法具有很强的抽象性，这体现在书法常常不能直接传达人具体的思想感情，而更多只能反映比较概括的审美倾向和趣味。对中国书法的性质的思考，无疑成为了白谦慎从事书法史研究的重要基础。

八大山人1694年作《安晚册》中的“十有三月”花押

明末清初书法是白谦慎从事艺术史研究以来较早关注的领域，增订版论文集所收相关文章六篇，探讨了这一历史时期里的诸多书法现象。《17世纪中国艺术中的疾病、残疾与畸形》对生活在明清鼎革之际的书画家通过题跋、署款和印章所公开的自己身体的疾病、残疾与畸形，以及他们在艺术中表现的支离、丑拙和残破，从政治变迁、身份危机、情感隐喻和自我嘲弄等方面做了解读。《清初金石学的复兴对八大山人晚年书风的影响》则从明末清初的政治背景、思想动向和文人交往等方面分析了八大山人（1626—1705）晚年书风的改变有受到因金石学复兴而出现的新的书法审美观的影响。《八大山人花押“十有三月”考释》厘清了花押的释文为“十有三月”，而非顾文彬（1811—1889）释作的“三月十九”，也明确了八大山人以之纪闰月的用法。《对联杂议》主要关注写在纸和丝织品上、装裱后可悬挂在厅堂壁间用于欣赏的对联——堂联，书写、使用堂联大概在清初形成风气，从此往后堂联一直作为了一种重要的书法形制。《顺治年间景德镇瓷器上的题跋、书法与印章》和《陶瓷与书籍：观鹭园藏康熙青花“昌江聚咏”观音尊研究》都关注清初景德镇瓷器上的文字书写，前文通过分析文字书写所反映出的文化意涵和审美趣味来探讨瓷器消费群体的身份特征，后文则发现观鹭园所藏青花“昌江聚咏”观音尊可能是四位文人在雅集后所编诗集的“瓷质版”。

康熙年间的景德镇制笔筒用文字作为装饰

除了明末清初书法，白谦慎对晚清书法的研究也致力颇勤，增订版论文集收有相关文章四篇，其中三篇是以吴大澂（1835—1902）为中心的研究。白谦慎长期关注吴大澂的书作、文献，以吴大澂为中心探讨晚清文人的传拓、收藏等活动，特别是通过吴大澂对晚清收藏活动的社会机制进行了具体分析。论文集所收《吴大澂的篆书》《吴大澂和他的艺术家幕僚》和《1886年吴大澂在吉林的文化艺术活动》三文更关注吴大澂的艺术活动，对吴大澂在19世纪50至90年代间篆书的取法变化、个人风格养成和师友评价等进行了勾勒，也考察了吴大澂中进士前后的游幕经历和任官后在自辟幕府中与幕僚共同进行的艺术活动，以及对吴大澂在1886年第二次出使吉林期间的书画创作、拓本题跋和著作撰写的完成过程与情境做了考辨。这三篇文章在呈现具体历史细节的同时，也有更大的关怀——晚清士大夫的业余时间支配和知识结构，以及这些中国古代的社会精英所遇到的社会变迁。这些关怀使得具体的历史细节被置于对更大历史脉络的梳理之中，实际上也为读者在心中构建历史的形象提供了细腻的材料来源。同样的关怀，也体现在了《晚清官员日常生活中的书法》中，文章考察了十多位晚清官员在日记、信札中记录的习字日课和作字应酬情况。这些官员作为当时的社会精英，普遍不卖字，但为应对日常生活中大量的书法需求，书写了数量惊人的对联和扇面。此文所关怀的，白谦慎在文末写明：“研究晚清最后那一两代官员日常生活中的书法活动，也就成为观察处在巨变之中的中国社会精英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视点。”

吴大澂早期篆书作品

在20世纪中国的巨变中，书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迁。白谦慎十分留心20世纪书法，探讨了20世纪中国社会精英结构的变化对书法所造成的影响，也观察了此时期书法中的其他面向。《20世纪的考古发现与书法创作》对取法甲骨文、简牍和敦煌遗书等20世纪的考古出土材料的书法创作进行了梳理，这些考古发现被纳入书法的取法范围是清代碑学和“二王以外有书”思想的延伸。《20世纪文字山水画刍议》将“一种由文字构成或在山水中嵌入文字的山水画”和一些以文字作为视觉构成元素的观念艺术相联系并进行了分析，两者间的相似之处表明中国文字在20世纪艺术家眼中是一种重要的视觉资源。

丁衍庸刻肖形印

20世纪的画家丁衍庸（1902—1978）曾以古文字入画，而兼擅篆刻的丁先生还常以甲骨文、金文中的象形字入印，跨越了篆刻界颇以为法的秦汉玺印而更多取资于先秦，印风高古浑穆，《丁衍庸先生篆刻刍议》一文即对丁先生篆刻的文化背景、艺术渊源和风格特点作了介绍和分析。

沈尹默为张充和作行书小笺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局势带来了知识分子、艺术家等的区域流动，也见证了沈尹默（1883—1971）与张充和（1913—2015）师生间的翰墨因缘，《沈尹默与张充和》一文勾勒了张充和在重庆任职期间问艺于沈尹默的往事，同时还介绍了张充和藏沈尹默书于重庆的墨迹数件。而主要活动于20世纪下半叶的书法家江兆申（1925—1996）则为白谦慎思考书法中的个人与集体“参照系”提供了启发，《险峭而婉秀：欧体楷书与江兆申先生书法参照系的关系刍议》分析了江先生在长期的习书实践中建立的以“险峭婉秀”为审美理想的参照系，以及江先生致力颇多的欧体楷书对这一参照系的建立所起到的作用，在20世纪至今书法的集体参照系发生巨大变化的现实中观察江先生心中这个与传统更贴近的个人参照系，自有其特别的当代意义。

王时敏致王翚信札（枫江书屋藏）

对于书法，白谦慎也抱有艺术史学者的当代关怀，或者说是对当代的书法作艺术史的关怀，这在《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湖北美术出版社，2003年；荣宝斋出版社，200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里有集中的展现，在增订版论文集所收《关于当代书法史写作的札记》及后附《关于当代文字环境及其相关的艺术史写作的思考》中也可看到。关于当代书法史，白谦慎提示我们：在参照过去的书法史体例的同时，还要留心一些现象，比如时誉不隆但具备水准的书法家、当代文字环境以及一些和展览、书法组织相关的当代体制因素等；同时，研究者也可以直接参与对当代的书写中，如使用计量分析的方法研究当代的书法展，这样的数据或许能为将来研究我们这个时代书法史的学者所使用。关注这些易被忽略的当代书法活动，一方面是白谦慎出于对古今之间差异的观察，同时也源自其对蕴藏在所谓历史选择、时间淘汰的“机制”之中的必然与偶然的思考。实际上，白谦慎也确实以自己的研究参与了对当代的书写之中，其拍摄的当代日常书写的照片和对这些书写的研究，在类似“娟娟发屋”这样的手写店面招牌、标语等日渐稀少的今天，把“不规整、有意趣”的书写纳入了书法史写作的思考，又何尝不是在为保存当代文字书写的“历史”而努力呢？

沈红茶（1902-1985）的文字山水

对于一位历史研究者，我们常常会钦佩于其对已沉没在过去时空中的某个事件的捕捉，进而歆羡地步入其“再现”的历史情景之中，但我们也要提醒自己，历史研究者的敏锐同样也可以体现在对历史悠长脉络的整体呈现中。增订版论文集中《中国书信：私语的公众化》一文，对中国古代书信被收藏、被作为书法范本的整体情况进行了梳理，也对古人写信时使用的书仪、书体和笺纸作了介绍。而这些对中国书信史所作的概要，白谦慎选择了围绕“私人书信如何被公众化、它们怎样从私人空间向公众领域转移”的问题展开，将此问题作为中国书信史中关键变迁的阐述线索，则使得对历史脉络的梳理议题化、通论的写作“问题化”。由此可见白谦慎在呈现历史脉络时的敏锐。

增订版论文集里最后一篇文章是《美国的中国书法收藏和研究》，文章介绍了中国书法在美国的主要收藏、展览和研究情况，以及美国民众接受、理解和欣赏书法的总体历程。对于远隔重洋的异域，中国书法带去了文化差异，造成了一些审美和理解上的困难，或许也激发出了彼处人们的探索兴趣和视觉新鲜感；对于我们，书法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了解其演变过程的细节和脉络，或许有助于增加我们对传统的理解。对于白谦慎而言，书法当然还是其长期倾注努力的学术砚田，以及寄寓热爱的精神天地，《白谦慎书法论文选（增订版）》正是其努力与热爱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