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日常，回归常识”论坛⑥｜乡关何处？——跨学科视野下的空间、地域与城乡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空间转向和新文化史研究方面发生了重大转折，城市研究日渐走向跨学科舞台的聚光灯下，并逐步显示出其概念上的扩容力与多元性。正如雷蒙·威廉斯的代表作《乡村与城市》所揭示的那样，城市与乡村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现代世界相互渗透、密不可分的一体两面。近年来，“地域文化”“地方路径”等热门话题也逐渐参与到和城市研究的对话当中，从“摩登上海”到“北京学”，从“新东北”到“新南方”……这些新的研究视角和路径有助于促进学科间的对话融通，打破原有的认知边界，从而激发新的学术生长点。

为了进一步推进跨学科视野下的空间、地域与城乡研究，彰显代际间的学术传承与跨越，《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联合举办的“逸仙高研工作坊·春阳台”在塱头村春阳台剧场召开。此次工作坊以“乡关何处？——跨学科视野下的空间、地域与城乡”为议题，旨在以“乡”这一多元而深刻的概念为基点，延伸至更为广阔的话题的讨论。工作坊邀请了海内外高校的二十余位学界前辈和青年学者，李欧梵、陈平原、李孝悌、李怡、董玥、何平、曾一果、郭冰茹、季剑青、李松睿、葛亮、张怡微、石一枫等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嘉宾齐聚一堂，围绕文学、历史、传媒、电影、雕塑等切入口，共同寻找“乡关何处”在21世纪中国的视野和方法。

林峥副院长主持工作坊

本次工作坊由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林峥主持，她首先回顾了2003年秋陈平原教授主持召开的“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一讨论会是中国学术界聚焦城市研究的起点，也是该领域的重要里程碑。新世纪以来，许多相关研究均展现出对“地域”的关注，并与近年兴起的城市文学与地方写作等话题彼此呼应，可以说，“城市”和“地方”仍然是当今人文学科的焦点，显示出蓬勃的学术生命力。本次工作坊非常荣幸地邀请到致力于相关领域研究的不同年龄段的学者，在春阳台这一地处“城乡边界”的文化空间中“探索与争鸣”，共同勾勒城市研究的传承脉络，以及叩问其拓展和转向的可能。

中山大学副校长、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谢湜教授为本次工作坊亲笔题字。她表示，工作坊的成功举办离不开学界同仁和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和热心帮助，她由衷希望“乡关何处”工作坊能沿着“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研讨会开创的学术道路，成为城市研究领域的又一次盛会。

李欧梵教授视频致辞

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哈佛大学荣休教授李欧梵作线上视频致辞。李欧梵教授首先谈及其著作《上海摩登》的问题意识：作为中国最早被卷入现代性浪潮的都市，上海要如何回答自己的“乡关何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上海摩登》对上海的定义是“国际大都市”，而身处当今的全球化背景，上海更是与“中国”的国际形象紧密关联，站在了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然而，李欧梵教授提到，在对上海进行探索与书写的过程中，作为城市的上海也在进行自我发现。正如段义孚教授在Space and Place中指出，“space”被赋予意义之后成为“place”，上海并不只是理性规划的“产品”，更是从文化艺术中自然产生的“概念”。如今，“上海学”研究在海内外已经成为一种范式，但《上海摩登》则更倾向于“半个人的文体”，即用“故事”而非“理论”的方式去叙述上海。李欧梵教授因而回到本次工作坊“乡关何处”的主题，他从“上海性的整合”这一概念出发，呼吁学者们重新考察自己对理论的“皈依”，并试图将个性化的题目汇聚成共性的由“乡”到“城”的问题意识，从而构成某种意义上的“PRISM of theory”。

陈平原教授主题发言

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河南大学至善特聘教授陈平原以北京、深圳和潮州三座城市为线索，介绍了他对如何谈论城市的思考。陈平原教授在三十年前的文章《北京学》中首倡“北京学”，正如对其“行动的人文学”的形容，陈平原教授对开城市研究风气的鼓励毋庸讳言。在本次演讲中，陈平原教授阐释了他个人参与城市改造与文化建设时的审思。

同时，陈平原教授也对“看得见的风景与看不见的城市”这一论题给出建议：尊重城市的“内在视角”与“外在视角”，展现城市独有的自信与美感。作为社会飞速成长的产物，中国的城市研究尚有亟待拓展的空间，是学者表达“压在纸背的心情”时可供选择的观照点；而从文学视野出发，我们亦可以期待城市研究视阈下文学史观念的重写。

李孝悌教授主题发言

李孝悌教授以“袁枚：18世纪江南与晚明文化的桥梁”为题，阐释袁枚如何在与18世纪晚明有所不同的时空领域中，度过另一种“繁华靡丽”的太平盛世。李泽厚曾评价晚明为“走向近代的新时代”，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情欲的开放和公然描述。对袁枚进行定位时，我们不难发现他最能代表明中叶以来这股以男女情欲的解放为代表的风潮。

李孝悌教授重新审视袁枚进入随园的因果。成长过程中“亦饱览奇景”和上任高邮知州时的受挫使袁枚最终“不甘为大官作奴”，买下尚是废园的随园，从此开启特立独行的下半生。《恋恋红尘》中提及：“袁枚之所以能过着一种为人称羡的园林生活，完全是出于个人有意的抉择。”其实从园林开始，袁枚生活中的许多面向，都和晚明文化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但由于他豪爽的个性、长而蓬勃的生命力和丰富的创造力，又让他的表现超越了晚明文人，而和他所生活的十八世纪“盛世”相呼应。而袁枚情欲生活的表现，尽管只是其生活中各种突出面向的一环，但在明清两代的文人或士大夫中想不到任何可以和他相匹敌者，因此袁枚可被视为明清两代情欲生活的异端。以袁枚为中心，我们可以窥见十八世纪江南士人文化的特色以及和晚明文化的异同。

澳门大学讲席教授王笛进行书面发言，他发言的题目为《流动人口与城市小商业——从成都茶馆的视角看改革开放后的城乡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中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迅速增加，成为影响城市生活的重要因素。这一现象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全国范围内的“全民经商”潮流以及城市的大规模拆建等多重因素，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这种逐渐宽松的经济和公共生活环境下，成都茶馆这一传统文化象征重新焕发活力。王笛教授预以成都茶馆为中心，探讨其复兴如何成为改革开放后私营小商业蓬勃发展的重要标志。从某种程度上讲，茶馆的归来反映了城市传统行业在现代化、商业化和国际化浪潮中的转变，来自农村的农民工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李怡教授主题发言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怡以“地方性与主体性”为题发表演讲。中国文学研究长期围绕世界-民族、现代-传统、全球-地方等争议性议题展开，这些议题本质与文学的基本诉求，即文学主体性的确立相关联。上世纪刘再复先生提出的“文学主体性”理论触及了新时期文学的核心问题。即便在后现代语境下审视启蒙-现代的缺陷及主体性的复杂性，我们亦可见中国文化生态仍聚焦于个体自我健全与思想独立。文学的主体性追求并非单一概念，而是在不同诉求中成功建构起自身独立价值的体现。

李怡教授提到，区域文学与地方文学在概念上有所不同，但均涉及文学主体意识的深浅：区域文学多基于行政规划或文化政治设计；地域文学则基于语言、民俗等文化认同形成。文学地理学亦面临类似问题：西方文化地理学与文学地理学侧重地理科学分析，而中国传统史书地理志则更关注地域感受的描绘与总结；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地理学，仍带有“中国式解读”色彩，强调主体体验。近年来，“地方”被赋予新“路径”概念，旨在重新发现创作主体性。这既意味着地方经过人的选择后才产生意义；也预示着地方成为主动自我发现的一种形式，具有持续发展的可能。

林峥副教授对上述主题演讲进行总结。四位学者的演讲或表达人文学者对现实的温厚和关怀，或打通文史、展现在新文化史研究中的深厚功力，或重审“冲击-回应”模式的对人之个体性的省略，但殊途同归的是，当今全球化的框架下，如何重建主体性和流动性、从地方出发，成为了学者们共同聚焦的话题。‍

学者们在春阳台剧场合影

第二单元发言评议：学者争鸣‍‍‍‍

19日下午2时，学者们齐聚春阳台会议室，召开讨论会。

第一场发言由《探索与争鸣》主编叶祝弟担任评议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曾一果、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郭冰茹、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副研究员罗小茗四位学者进行发言。

发言环节开始前，叶祝弟主编对论题进行了引入。他介绍了《探索与争鸣》杂志主办的“回到日常，回归常识”系列会议，并指出，《探索与争鸣》更加期待人文知识的关注点能够回归对基本问题的观照。本次“乡关何处”恰切实呼应了这一愿景，与春阳台空间的相遇如与中国文化母体“宅愁”的重逢。“宅兹中国”的传统下，我们不免发问，中国人的身心“宅”——安放在何处？当讨论“乡关何处”时，我们其实是在思考永恒的文化乡愁。而上午的学术发言则无疑为本次工作坊建构起知识分子的高标，指引着参会学者们讨论问题的维度。

曾一果

来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曾一果教授发言题目为《再造地方：数字媒介时代的地方形象构建与传播》。传统的“乡土”概念在现代社会转换为“地方”，人将把地方作为观察世界的一种方法。两种地方观念指引下，地方及其文化得以被重识，地方由不可见变得可见。在数字媒介盛行的当下，数字技术更容易成为奇观创造、超越真实的媒介。通过生产过程，数字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地方景观向奇观的转化。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及新兴的数字化技术通过话题事件制造，让某地成为被凝视的地方，成为了推动“地方”认知重构、再生产及广泛传播的重要途径。曾一果依托文化与媒介地理学的理论框架，论证了在新型数字技术的渗透下，“地方”实际是政府、商业、艺术与游客权力交织下协商之地这一观点。多方合力再造推动地方实现了从“隐匿”状态向可展示、可参观、可参与和可沟通的显著转变。

何平

来自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何平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争夺地方》。一定意义上，发生在现代的地方发现是地方的争夺。现代改写地方消弭地方，而文学的接力书写保留、存续地方。何平从文学史入手对如何处理地方文学问题进行阐释。《孔乙己》首句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对于地方“在乡在地却不僭越”的发现，这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地方发现的起点，也是伟大传统。而为何将百年前便已被关注的地方放入当下的语境讨论？何平的回答是时间差：没有人的丰富性加入对话，地方的讨论没有意义。针对如今的研究热潮，他认为“新南方写作”争夺的是现代中国地方叙事被弱化、矮化、遮蔽和忽略的南方精神，而非仅是现实地理空间、话语权、流量和曝光率；相比以时间换空间，新东北文学也理应有更深广的多样性。现代改写和重新编码新地方是一场不断进行的革命，以至于新地方被新新地方所改写。无论是新南方还是新东北，都应该对人和地方的发展和流动倾注更多关注。

郭冰茹

来自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郭冰茹教授以“城市书写中的城乡并置及其现代性问题”为题进行发言。在文学传统中，“城乡”似乎一直以二元对立的框架存在。而审视文学意义上的城市与乡土，不难发现尽管乡土文学自觉构成了现代文学的一条核心线索，但其往往出自寓居城市的作家之手；回顾五四时代直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城市作为文化符号，其意旨的变化亦在“乡土”的对照下完成。展望当下文学书写中的城乡并置，与携带相异的风土人情且相对稳定的乡土文化不同，中国城市表现出千城一面与一面千城的鲜明特征。如何书写城市，取决于作家对材料的选择和对城市的呈现方式。在新时代作家笔下，城乡或彼此对照，或超越二元，或以语言的流动和混杂来解/建构……这些对城乡并置用不同形式将城市与乡土并置在文本中，重新定义了“城市”和“乡土”的地理空间和文化边界，呈现出社会经历现代化洗礼的动态进程，并为书写“地方”创造出新的经验表达。

罗小茗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副研究员罗小茗以“‘未来’逼视下的城乡观念”为题进行发言。在全球失去了未来想象力、人们陷入“怀旧乌托邦”的语境下，如何理解当前的城乡关系，并想象其未来的可能性，已成为解释当代社会、重构未来模式的重要前提，而科幻文学则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路径。20世纪中叶，中国科幻创作在晚清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农村和农业乃至农民的社会地位，淡化或弱化将城市视为未来代言人的社会感觉；而在90年代的以“与世界重新接轨”为目标的改革中，城市与乡村重新被放置在线性发展的时间轴之上，它们与未来的关系也再次调整。罗小茗从科幻文学、未来想象、观念运动三方面入手进行论述，同时以城乡关系中的“知识青年”为例，论述了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下的新困境。科幻作品选择将视角投向未来，展开推演与想象，这种做法不仅促进了城乡观念与未来想象之间的新关系形成，也对这组观念的运动方向提出了新的挑战与反思。

叶祝弟主编对四位学者的发言进行了评议。曾一果的发言把地方作为方法，强调媒介在生产中将等级制扁平化的效用，同时也关注了主体的间性，他的发言不仅阐释了“地方”在中国的发生，也与法兰克福理论进行了对话；何平以结构化、网状化的维度切入，从“地方性的发现”入手，为如今的地方研究提供了俯瞰视角，用地方性的精神激发了文学的传统，亦为如今的讨论提供“如何重新发现地方及其精神”的新思考点；对于郭冰茹的发言，叶祝弟认为这一讨论突破了城乡结构的二元对立，回到了人之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从现象学意义上将生活的周边问题化，呼唤创作者和研究者重新在全球化时代上发现“人”自己，对于语言（方言）使用的讨论具有独特价值；罗小茗的发言则回应了“为什么要发现地方”的母题，相比以往走向世界的外放，如今对地方的讨论实际是走向内部的敛束。因此，我们既不应高估地方的解放性，也应意识到地方的辩证法，回到建构日常生活的感觉结构中来。

第二场发言由《探索与争鸣》编辑屠毅力评议。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季剑青、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何明敏两位学者进行报告。

季剑青

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季剑青以“杜威在广州：新文化运动中地方教育与政治的互动”为题发言。1919年至1921年，杜威应邀在中国各地讲学，其理念对地方新思潮的兴起和教育改革产生了巨大作用。尽管杜威访华这一事件是由北京大学胡适、南京高等师范陶行知、江苏省教育会蒋梦麟等人所共同促成的，但国内思想界对其访华讲学的期望仍存在着多重视角和分歧。以杜威在广东进行的六场讲演为例，杜威在普及教育与社会变革的结合上杜威与陈炯明、陈独秀志趣相投，这促使他对广东的地方自治和教育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一地方模式为中国教育的未来带来了希望。季剑青以杜威访粤这一事件为切入口，尽管杜威的广州之行历时不久，但对如今学界考察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新颖的考察角度，也让我们获得了一个讨论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展开以及与政治、教育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地方视野”。

何明敏

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何明敏以“‘十七年’文学与电影中的‘上海姑娘’再解读”为发言主题。何明敏指出“十七年”时期的上海姑娘形象将性别、城市与阶级三个维度绞合在一起，其中女性、上海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互相指涉，接着结合文本的生产语境，引入知识分子及其改造问题进行重新解读。在具体作品中，“上海姑娘”彰显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其身体呈现代替不在场的“上海”，成为一个被凝视、被想象的欲望客体，也因此成为革命与改造话语结构中的裂隙，投射出上海所表征的现代性经验，也试图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具体的远景想象。而《上海姑娘》所遭受的批判则涉及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承担的角色、权力的性别秩序这两个问题。“双百”方针期间上海姑娘形象的塑造，传达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渴望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可依靠的力量、并参与描绘社会主义建设蓝图的愿景。

《探索与争鸣》编辑屠毅力对二位学者的发言进行评议。她提到，季剑青的发言展现了新文化运动的多元面向，我们由是得以窥见中心的精英与地方的接受的错位，和新文化运动在地方的发生。新文化运动如何被地方接受涉及到地方性和主体性问题，发言中阐释的地方知识分子生命形态和情感体验为如何反观中心话语提供了可能。何明敏的发言则呼应了上午李欧梵教授“在整合上海性的过程中，人该如何言说上海”的思考，同时也带领参会听众进入到十七年文学对女性知识分子的改造的语境之中，诠释了代表审美趣味的“美丽”如何与社会主义建设相互碰撞：一如《上海的早晨》中的情节所描绘的，文本在改造罪的同时也包含美。

之后，与会嘉宾一同观看了2018年美国路易威尔大学亚洲纪录片电影节开幕影片《乡村中的知识分子》。该纪录片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香港城市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程美宝担任学术顾问，纪录片导演丁澄也来到现场，参与到学者们的欣赏和讨论当中。该片历经近十年的持续观察，深度描绘了广州番禺化龙潭山村的“三哥”——许钜铨于乡村日常的轨迹，反映了乡间生活与民俗活动的兴衰变迁。

董玥教授主持讨论

在观看影片结束后，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及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董玥主持本次讨论。作为具有潜在含义的名词“知识分子”与“乡村中的”结合在一处时，是否被构建出另一重含义？丁澄导演介绍，他们对三哥的关注起源于一场田野调查，而乡村会议中的发言体现出三哥在当地村落里的文化主导者身份，导演组由此对他产生兴趣和关注。“三哥”并不符合大众想象，民间的自然发明下，他的知识分子身份被赋予了非传统、多元的意味。从纪录片本身出发，它不仅在表层勾勒三哥的豁达品格与哲理性，亦在深层观照在逐步开放的过程中，珠三角乡村民众的生存状况。三哥的现实身份仅是主持“红白”法事的“喃摩佬”，却俨然掌握了村子的文化权利，这背后蕴含着丰富的地方性知识：三哥所树立的文化权威并非个例，珠三角地区的独特乡村生态决定了文化权力的下移，也导致了文化权力与其他权力的交织融合，利用文化权威建构社会生态在珠三角乡村并不罕见。神奇的是，珠三角的村民们又在内部微妙地平衡了权威的公平。作为现代乡村文化自觉者的三哥于乡野间展现出非凡且坚韧的作用，而究其根本，他折射了珠三角一般民众所期待的文化生态，同时也映照出南方野生且独特的生活方法论。

最后一场讨论会于20日上午9时进行。本次讨论由《文艺研究》副主编李松睿进行评议，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系助理教授刘东、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林峥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陈济舟三位学者发言。‍

刘东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系助理教授刘东以“潮间带上的新文学：重释东北早期新文学的开端”为题发言。刘东首先对当前阐释东北早期新文学的各类叙述进行知识考古，清晰界定了各类论述的核心旨趣及其生成语境。来源不一、含义多歧的各类叙述凸显的是东北早期新文学史的断裂性而非延续性，刘东特别聚焦于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两个哈尔滨《国际协报》强调赵惜梦、孔罗荪等人主持的《国际协报》副刊，与萧军、萧红所倚重的《国际协报》副刊之间，存在着明确的断裂，尤其不宜将其简单视作连续的一环。由此，刘东提出“潮间带”概念，希望重新建立描述新文学在边地生长过程的意义框架。边地一方面是不同文化力量相互碰撞的交界带，也是“新文学”思潮在不同时段传播的潮间带。正是在不同的文化力量相互碰撞的“潮间带”上，我们最能感受到新文学的活力。最后，刘东以二萧的早期创作为切入点，借助对其文学缘起的阐释，基于在地立场，重新界定并阐释“新文学”的意涵。

林峥

中山大学中文系林峥副教授的汇报主题为“工人村与城中村：社会主义城市乌托邦的一体两面”。林峥将目光投注于老东北工人村与珠三角城中村，两者均为“城市中的乡村”，但象征着新中国后两种不同的城市化进程，代表着中国两种工人群体。东三省“铁锈带”的衰落与珠三角“阳光带”的崛起，映射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转型。前者象征着社会主义集体化、工业化城市乌托邦的消逝，后者则代表着市场经济主导的现代都市兴起。近年来，共享青春记忆的80后子一代通过文学与影视进行“东北文艺复兴”，为父一代工人阶级赎回尊严；作为城市“阳光带”的阴影和飞地的城中村则模糊了城乡边界，在灰色秩序缝隙间寻找隐秘空间，孕育了以五条人为代表的鲜活艺术。工人村与城中村中体现了社会主义体制自上而下对于城市现代性的想象，折射出创作者自下而上的反思与回应。

陈济舟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陈济舟汇报的主题是“走入西南：当代华语文学的地方诗学与歧路学”。尽管自古以来“西南”这一地理表述清晰界定了它的地缘政治范畴，但作为概念的“西南”却在语言体系、地缘政治格局、历史脉络、地貌特征、宗教信仰、族群分布以及文学传统等多个维度上展现出了超越边界的复杂与多样。鉴于西南的多元特性，陈济舟提出“西南”问题，以此出发重新审视跨区域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华语文学和边地文学的认知框架，并且进一步发展地方诗学和歧路学的理论。他借助地方/拓扑诗学场域（Topoportic Site）等概念，与华语语系根/径论进行对话，运用“路径学空间”重新定义文学的“地方路径”，为作为亚洲边陲之一的“西南”，特别是其当代文学与影视作品，构建一个更为全面且深入的阐释框架。

李松睿

《文艺研究》副主编李松睿对三位学者的发言进行评议。他提到三位学者的发言恰是一条“一路向南”的道路。从东北、东北和珠三角再到西南，将中国的地方放置于同一平台，为它们展开了对话空间。刘东的发言打破了先前把地方当作自然、固定概念来理解的思维模式，对东北作家的讨论进行了方法上的反思，展现出地方作家对建构在地传统的尝试。同时，李松睿也在二萧的研究视角和东北作家的对话对象这两方面给予了细节上的建议。林峥的发言对文本意象捕捉敏锐，并巧妙升华了文化现象。李松睿认为，作为特殊的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方案，“工人村”与“城中村”实质为不同的道路：“村”在东北尚是代表着城市的某种隐喻，而在广州则存在城与村的张力。城市中的乡村在文化上其实是具体时段的特殊思维结构方式。李松睿对“借助城乡化话题，将社会和理论问题具像为艺术上的创造和观照”这一路径的可行性表示肯定。陈济舟的发言则为在座听众启发了思路，他以扎实功底建构了认识、拓展西南的框架和方法，对文学理论知识、论述上的矛盾和对话进行了强调。

第三单元作家对谈：城市/地方书写的可能与挑战

20日上午10时许，本次工作坊的最后一个环节“作家对谈”在春阳台剧场举行。本次对谈围绕“城市/地方书写的可能与挑战”展开，由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郭冰茹主持，香港浸会大学教授、作家葛亮，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石一枫，复旦大学副教授、作家张怡微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四位学者作家与谈。

对谈现场

对谈伊始，郭冰茹教授引入本次的主题，鉴于在座多位与谈人兼具作家身份，她邀请他们从文学书写的角度出发，围绕以往写作经验与对城市书写的想法，谈论个体的独特体验。

葛亮

葛亮从萨伊德回忆录《Out of Place》的两种译名语境和讲座“此心安处是吾乡”谈起。地方是文学创作者绕不开的话题，而这一话题必然与情感相关。创作往往源于作者内心的原初悸动。联系到李欧梵教授曾提到的段义孚“恋地情结”理论，对地方的依恋构成了创作者与地方之间的纽带。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一纽带是否是写作的唯一动力？葛亮分享了其自身经历。他的创作动机来自对“此乡”南京的隐忧阵痛。看见资本与民间的博弈时的巨大震颤促使回到香港写作的他对南京躬身反照。而香港与家乡南京截然不同的气韵加深了他的“乡愁”落差感，对地方消失的焦虑不仅来自于个人体验，也来自于回乡时受到的撞击。从这一视角出发，家族也成为了伴随着时间的人文叙事空间。在面对亲友的次第消零时，创作者只能用虚构来填补消失的焦虑。回顾作品《燕食记》，葛亮肯定了广东为非物质遗产提供时空容器的价值，而格物也是他强调地方感的因由或路径之一。

石一枫

与之相比，石一枫坦言“乡愁”对自己并不适用。频繁的小范围迁徙和周围人群的屡屡流动造成了“故乡”和“乡愁”概念的缺少甚至消失。这并非个例，而是新一代中国人的生活常态。谈及这一文化环境对写作带来的影响，石一枫认为，他与其他同时代作家在写作北京时都不约而同地剥离了上一代作家的民俗学叙事兴趣。故乡感的缺失致使作家在进行写作时减少了对某地的额外感情，用更加客观的目光来书写地方。石一枫将北京海淀区与朝阳区的日常生态相对比，在快节奏的时代，城市的体量随着虹吸效应日益增大，这造就了都市的面目模糊。当代作家只能依靠文字提炼出城市的某一侧面。他认为，这并非是当代作家的无能，而是日益复杂的城市使作家“一言难尽”。

张怡微

张怡微首先回应了发言会中提到的“工人新村”与工人村之间的转换问题，她谈到各国“新村”的发展脉络和期望视野，结合自身经历，她认为上海的工人新村的发展实质伴随着上海“工业城市”这一身份的转身。尽管21世纪初发生了工人下岗潮，但工人及其后代被上海妥善安置。因此相比知青后代，工人后代对城市和身份认同的焦虑反而更少。张怡微从自己的成长和访学经历说开去，当站在台北远眺上海发生的种种事件时，她逐渐习得以城市为媒介来思考身份认同、人地情感等问题的方法。她提到，在城市功能转变后的当下年轻的作家学者也开始积累新的上海经验，以新一代的方式重新命名上海，上海在变革焦虑中的功能变化受到了更多注视。

何平

何平补充到，新村是工业化制度的结果，是为郊区工厂配套的工人聚居地；而城中村是世界移民和空间移动的产物。两者是不同的脉络。同时，他以文学研究者的视角切入，提到作家是多主语的写作，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往往将所有作家看作一个共同体，丰富的作家群由是被扁平化。因此，何平建议读者要直接与作家的作品产生链接。对地方的讨论实际分为固定的“天造地设”和流动的“风土人情”两部分。部分研究者对于地方性的讨论尚还停留在“天造地设”的模块，写作者的个性化体验则为更值得被聚焦的“风土人情”赋予了人为意义，“风土人情”产生了文学性流动，在被读者接受时又再次被重新定义，于是“地方色彩”在不同时代焕发相异的生机。何平认为，地方性需要在对话中诞生。

郭冰茹肯定了聚焦于“地方”这一议题的探讨。她补充到，任何概念的提出和其边界的界定值得深入剖析。针对每一个概念，我们都应当将其置于特定的时空语境中进行考察，并需在动态的过程中对其展开讨论。

在座的参会学者也纷纷表达对本场对谈的感受。董玥教授认同葛亮的发言，她认为“故乡”在写作中是一种思路和方法；针对石一枫的讨论，她提到如今不管是研究、保护还是宣传，都需要警惕陷入民俗化误区，不应将公共宣传当作个性化表达；张怡微的阐发亦使董玥教授联想到贾科梅蒂的作品，尽管这些作品的诞生具有确切的时空定位，但人们仍能从中寻到共性的情感触动。张怡微针对“民俗化”这一话题从上海体验方面进行了补充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