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双相情感障碍日｜身体里有片起伏的海

【编者按】

3月30日是文森特·凡高的生日，他被认为生前可能患有双相情感障碍。为了提高世界对双相情感障碍的认识，并消除社会耻辱，凡高生日这天就被定为了“世界双相情感障碍日”。双相情感障碍（又名躁郁症）是一种心境障碍，表现为躁狂发作和抑郁发作的交替出现。患者的心境在高峰与低谷间波动，就像身体里有一片海，在巨大的海浪中涨起又落下，兴奋和失落、活跃和沉重，是他们的两极人生。双相情感障碍的治疗方法通常是药物治疗和心理干预的结合。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教授T.M.鲁赫曼的民族志《心分两路：人类学家的精神科笔记》探讨了以药物治疗为代表的生物医学模式和以精神分析为代表的精神动力学模式对精神科医生、患者的影响。其中有不少笔墨涉及双相情感障碍，以及精神病患者对痛苦的斗争和思考。本文摘自该书，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标题为后拟。

文森特·凡高

在发疯时挣扎着生存

对于从未见过疯狂的人，我很难描述它的可怕和棘手。甚至第一手的叙述也并不一定有用，要么是因为作者（现已康复）似乎太过理智，不像是生过病，要么是因为故事听起来太过离奇，像虚构的［例如《我从未承诺给你一座玫瑰园》（I Never Promised You a Rose Garden）中所写的故事］。我们感知疯狂的方式确实会影响到我们所经历的疯狂的样子，但是这些疾病仍然是种顽固、不可忽视的存在。多年来，至少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有些人认为精神分裂症是最近几个世纪的产物），某些奇怪的痛苦总是反复出现在有关疯狂的历史和文学作品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精神科医生对这些痛苦的分类略有不同，但其症状以及严重程度是一致的。如今，这些痛苦被归类为抑郁症、躁郁症（也被称为双相情感障碍），以及精神分裂症。住院医师称它们为“三巨头”，因为它们在住院部和精神科急诊中占了大部分。它们的真实性无可辩驳。

躁郁症，也叫作双相情感障碍，是精神科“三巨头”中的第三种。它与抑郁症相似，被归类为心境障碍，但是与精神分裂症不同，这意味着患者最突出的问题是情绪问题而非认知过程，尽管双相情感障碍患者陷入躁狂状态时看起来与急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样疯狂。躁郁症患者会经历严重的抑郁期和躁狂期，躁狂是一种不稳定、不受控制的兴奋状态：患者不睡觉、胡言乱语、夸夸其谈，有时还会精神错乱。

许多躁郁症患者，或者是经历过抑郁发作的人，在没有生病的时候，他们的社会功能都很好，但是有些人已经没有办法再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了。就像那些患有单相抑郁症（没有躁狂症状）的人，有六分之一会选择自杀。“他提醒了我，”贾米森在描述一位并不属于幸运方的患者时写道，“让我想到看过的电影里被困火海的马，它们眼里闪烁着恐惧的疯狂，身体因为惊恐而无力动弹。”高中毕业后，贾米森开始穿梭在极端之间，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担任精神病学助理教授，她发现自己在职场中精力充沛、才华横溢，甚至得到了升职；她买了一大堆稀奇古怪的东西，包括三块名贵的手表、十二只蛇咬伤急救包，还有最可怕的，一只狐狸的标本；甚至，她写了一首诗，灵感来源于她收藏的香料，她把诗保存在冰箱中，题名为“上帝是食草动物”。然后她极速跌入谷底，眼前出现试管溅洒的血红色幻想。多年来她的状态一直时高时低。她承认自己买了一把枪，并把它送给了别人。她最初拒服锂药物，与服用的需要抗争，然后过量服用锂药物。她能得救完全靠运气。关于那段日子，她写道：“我无法平息这口具有杀伤力的沸腾的坩埚，一个小时前我拥有的宏伟想法，现在看起来似乎荒谬而可悲，我的生活陷于废墟，更糟糕的是它还在持续毁灭……在镜子里，我看到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生物，但是我必须跟它生活在一起并与之分享我的思想。”

这些不是浪漫的疾病，也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创造力和洞察力。每种文化都认为某些人在某些时刻疯了，文化会将他们视为异类。（世界范围内公认的有效诊断类别是精神分裂症、躁郁症、重度抑郁症、物质滥用和某些焦虑症，虽如我们将看到的，具体的患病经历可能有很大差异。）这些人不会因为自己的疯狂而成为萨满巫师、祭司或者艺术家，尽管艺术家可能因（轻微的）躁郁更加成功。（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疯狂可能不会让你有创造力，但是如果你极具创造力，足以瞥见人类绝望的深渊，那么无限的精力和高度的自信可能会帮助你更好地运用自己的天赋。）人发疯时无法照顾自己，只能在他人的慷慨和保护下挣扎着生存。毫无疑问，疯狂是人类生活的本质特征，而不是精神病院或宗教活动转变而来的副产品。

服用锂药物

精神科药物治疗从1954年就存在了，当时史克制药公司（Smith Kline and French）开始生产氯丙嗪，这是一种可以减少精神病幻觉症状的药物。［实际上，更早的时候，医生们会用一种叫作利血平（reserpine）的药物，但由于它会诱发抑郁症，医生便不再经常开这种药了。］许多精神科医生在早期都对药物治疗嗤之以鼻，认为它们只是处理症状的粗糙的工具，无法解决疾病潜在的精神动力学问题。的确，氯丙嗪是一柄钝器：它能减少精神病性症状的发作，但常常使患者处于晕眩状态，还会产生肌肉抽搐和步履蹒跚的副作用。1960年代，慢性病患者服用大剂量的氯丙嗪，而精神分析模型仍然是解释患者症状的主要工具，医院中的住院医师们学会了谈论“氯丙嗪曳步”。然而，到了1970年代，一大批新的精神药物出现了，其中许多药物起效更精确，副作用更小。锂药物开始被广泛用于治疗躁郁症的情绪波动，它在改善症状方面非常有帮助［锂药物是由约翰·凯德（John Cade）在1949年发现的，但由于它可能具有毒性，直到1970年代初开发了测量和控制血液水平的测试，该药物才被自由使用］。眠尔通（Miltown）、利眠宁（Librium）、安定以及其他抗焦虑药物——它们是“母亲的小帮手”——都是医生经常开的处方药。还有可靠的抗抑郁药物（三环类药物），尽管它们具有令人不舒服的副作用。

有一位年轻的、才华横溢的物理学研究生，他父亲患有双相情感障碍，这位儿子第一次发作的年龄与他父亲发作时的年龄相仿。儿子在首次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和锂药物几天后便冷静了下来，在查房的时候，他说他不想再吃药了，他不能在服用精神病药物期间写论文。（这是有道理的，人们经常反映锂药物削弱了他们的创造力。）尼克耐心地向他解释双相情感障碍——“许多优秀的科学家都患有双相情感障碍，这没什么好羞愧的。”尼克还指出，如果他不服用药物，躁狂会再次发作。

医学模式可以将一个人从病耻感中解救出来，这种病耻感在社交生活中显得真实而可怕。患有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不应该是一件比患有糖尿病更加尴尬的事情，但事实上却是如此，因为精神疾病在我们的宗教传统中引发了棘手的问题。医学模式通过将疾病视为外在的东西来解决这个问题，疾病是有意识的自我之外的东西，它强加在了患者身上，就像断腿或肾脏功能失调是我们人格之外的东西，它与我们的人格是分开的。当我们通过医学模型进行共情的时候，我们学会了同情那些受到外部环境伤害的人，我们同情他，将其视为所有受害者中的一员：患有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的人与遭受洪水或其他自然灾害的人都是一类人。

当疾病达到最为严重的阶段，而后开始消散的时候；当抑郁症好转，患者从自杀的迷雾中走出来的时候；当躁狂状态缓解，患者不再感觉自己有翅膀可以飞的时候，将患者与他的精神疾病分开来理解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式。当精神疾病被治好的时候，将患者视为只是曾经患有某种疾病的人颇有意义，因为这样可以消除病耻感的威胁。痛苦并不是那个人的错，也不是他父母的错，没有人应该受到指责。

我只是有点哀伤

然而，药物经常不起作用，也经常效果不佳。大约三分之二的抑郁症患者对至少一种抗抑郁药有积极的反应（他们的病情有50%或更大的改善），但是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对安慰剂也有同样好的反应。与此同时，三分之一的抑郁症患者——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因为十分之一的美国人在一生中会患有重度抑郁症——对药物根本没有反应。80%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对锂药物有反应，这个比例很高，但还是有五分之一的人没有反应，而人口中有1%-2%会患双相情感障碍。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服用药物后两年内的复发率为40%。

当一个精神病患者仅仅把自己当作疾病的受害者，而这种疾病是持续存在的，那么他就失去了挣扎的理由。弗农从事患者倡导工作已有近30年，他说话缓慢，但是充满激情，他对这些困境有自己深入的思考。小时候，他被诊断出患有儿童精神分裂症——“我一辈子都要带着这个病生活了”——但现在他更常被称为患有双相情感障碍或“分裂样情感”，这是情绪或情感障碍（他的情况是抑郁症）和更多精神分裂症样症状（如幻听）的混合体。他现在比35年前首次入院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好，那时，他刺伤了五名男孩。他已经停药一年多了。他认为，成功停药有一部分要归功于他的第一个孙子出生所带给他的喜悦。然而，大多数情况下，他将其归因于他学会了如何与疾病一起生活，他不再将疾病当作外部入侵的东西，而是当作他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我仍然能听到一些声音，但是，我发现这很复杂。当我妻子在1985年去世时，当我在空军基地时，我以为我能听到这些声音是因为我完完全全地精神崩溃了。然而，精神科医生告诉我并不是这样的，他为我打开了一扇大门，让我能够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心理学。他问我，有没有读过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的作品？他说，这就是存在于你身上的东西——哀伤。哀伤就像急性精神疾病的开始。知道了这一点，我便知道了如何照顾自己，而不需要精神科医生告诉我该怎么做。现在，我帮助患者的方式，就连全美精神疾病联盟这样的组织都不想尝试，因为它需要太长的时间。我花了30年的时间才停药。这很困难，但是我有了自己的生活，其中很多都是通过寻找合适的替代品来实现的。了解完库伯勒-罗斯模型之后，我认为自己是哀伤的，但不认为自己是精神障碍患者。我现在认为，精神疾病是一种生活状况，这有点像库伯勒-罗斯模型的延伸。”

我们的社会很容易利用医学模式来推卸责任。1998年，有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枪杀了他人，陪审团以精神科医生没有告诉患者他的病情有多严重为由，判定精神科医生对患者造成了损害。这不仅荒谬，而且适得其反。它在两个方面产生了反效果。首先，如果患者知道，尽管自己患病，但他必须学会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负责，那么，他的情况就会好转，他的预后效果也会更好。这就是约翰·胡德作为同伴辅导员试图让接受精神健康服务的人明白的东西，这也是心理治疗干预试图教会我们的东西，我们对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情负有责任，承认这些责任就是对我们生活实施掌控，这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其次，在一个社会中，在我们的文化里生活，如果我们能理解所有人都是复杂、矛盾的人，大家不可避免地要受苦，但必须学会与这种痛苦共处，并依然过上美好和丰饶的生活，那么我们的社会就能够变得更好。从精神动力学的角度来看，对恶劣环境的掌控是一个人必须经历的，疼痛并不会严格地分为医生可以消除的疼痛和你要被迫忍受的疼痛。要知道，悲伤是不可避免的，不仅仅是因为市场失灵、洪水来袭、可爱的生命的消亡，还因为男男女女的希望与无名的恐惧相互纠缠，这值得我们对一个人努力做出的成就致以深深的敬意，尽管恶魔紧抓着人们的梦想不放，但人们还是完成了。精神动力学教会了人们很多关于人类悲伤的知识，也教会了人们掌控并信任人类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