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4月2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正式发布“对等关税”政策，全球经贸体系面临巨大冲击。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外大规模兴起贸易战，“关起门来搞建设”，不仅难以实现制造业回归的梦想，还会使其国内社会更加分裂。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日前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举行的《“特朗普冲击波”及对世界的影响》活动上说，目前美国经济全面金融化，也就是“脱实向虚”，这直接导致美国无法在成本上真正做到工业技术的再商业化和体系化。即使采取“大棒+胡萝卜”的政策（“大棒”指关税，“胡萝卜”指补贴），美国制造业在未来两三年内也依然难以与中国抗衡，美国再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淡水泉（香港）总裁、知名经济学家陶冬指出，特朗普在推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过程中，无论对内对外，还是对金融市场来说，都会带来巨大的混乱和秩序的崩溃。“如果谈及今年美国的风险在哪里，我认为‘特朗普冲击波’导致市场出现一个螺旋形下滑的几率大过实体经济（风险）。”他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副所长徐奇渊提出，以党的三大法宝——党的建设、敢于斗争、扩大统一战线——来应对“特朗普冲击波”。他强调，从扩大国际统一战线的视角来看，中国致力于扩大内需，这一举措不仅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更是改善地缘经济环境的重要切入点。如果中国成为全球重要的净进口市场，向全世界提供需求，那么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关系将从竞争转变为互补。
美国的关税情结
刘元春指出，从历史维度看，关税文化在美国社会具有非常浓厚的历史积淀，美国历史上有五波关税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并不比现在小。这5次关税浪潮包括：
1770年代的美国独立战争，起因就是北美13州殖民地联合反对英国体系的关税压迫；
1860年的美国内战，并非仅仅因为废奴问题，其背后是内部的关税立场不同，即北方工业化利益集团希望高关税，南方种植园主群体则反对高关税；
1890年，为了加速美国工业化进程，时任总统威廉·麦金莱颁布两个关税法案，对欧洲征收50%关税；
1930年美国大萧条期间，总统赫伯特·胡佛通过了《斯穆特-霍利法案》，认为大萧条是外国商品冲击而产生，希望通过高关税重整内部市场和美国工业体系，引发全球报复；
1970年代，理查德·尼克松当政时期，为了应对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普遍关税。
特朗普自称“关税侠”，并视尼克松为榜样。在其第一任期，发起中美贸易战。自年初重回白宫以来，特朗普关税打击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成为其首先攻击的目标。4月2日，“对等关税”措施细节出炉，特朗普宣布对贸易伙伴设立10%的“最低基准关税”，部分国家面临更高的税率，包括印度26%、韩国25%、日本24%、欧盟20%，将于5日生效。
刘元春认为，从美国关税战历史可以得出几点重要结论：一是，关税是美国社会在出现一些“超级问题”（也就是难以解决的问题）之后采取的特殊举措；二是美国关税政策的实施往往会引发其国内政治阵营的分化。比如，1860年美国的关税分歧引发了南北战争。而大推关税的几位美国总统，均面临内部的强烈反对，这导致“关税之王”麦金莱被刺杀，胡佛也因关税加剧的大萧条而直接败选，尼克松则被弹劾。
美国再工业化梦想难实现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李巍表示，自1890年起，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这构成了20世纪美国实现全球霸权的重要基础。然而，201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目前中国制造业的整体规模已经是美国的两倍以上。美国担忧若这一趋势持续，其全球霸权地位将可能被中国削弱和取代。因此，制造业复兴成为当前美国的国家大战略，并成为两党基本共识，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战略精英都深刻认识到，美国正陷入一种“金融诅咒”。
陶冬也表示，特朗普对全世界开征关税，目的是把产业链重新拉回到美国，但这件事情困难重重。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通过威胁利诱等手段，希望台积电将最先进制程的芯片生产转移到美国亚利桑那州，但这其中有很多障碍要克服，比如本地工程师短缺。
陶冬还表示，从战略上讲，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议程对内有三大目标，分别为：彻底铲除“白左”思潮（极端左翼，过于强调道德优越感、忽视现实复杂性以及双重标准）；打碎美国的深层政府，也就是打破建制派体制的掣肘；建立一个他认为对美国最好的体系，即低税率、高关税、去监管和市场主导的经济运营体系。
但是，“特朗普对于产业、竞争等问题缺乏深度理解，（导致）他给出的解决方案往往似是而非。”陶冬说。
刘元春表示，美国的工业化或再工业化是否能够成功，实质上取决于其所处的发展阶段。历史经验表明，当美国完成工业化并向后工业化社会迈进时，所有试图通过关税推动再工业化的法案几乎都以失败告终。
“在胡佛时代，美国工业体系在大萧条中受到重创；在尼克松时期，特别是《牙买加协议》之后，美国落后于与德国的汽车工业竞争；在与日本竞争方面，1986年美国也出台了7个方面的再工业化计划，最后也没有挽救美国‘锈带经济区’的没落。”刘元春说。
李巍认为，从特朗普执政两个多月来的诸多表现看，他确实想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也带来了很多混乱，特朗普及其团队还没有展现出足够的能力，来进行负责任的改革。至少目前来看，“特朗普冲击波”对美国的国内政治文化和其国际领导地位都构成了持久而深重的伤害。
李巍还说，对于如何在维护本土制造业的同时，又维护美元霸权，特朗普尚未提出明确或系统的政策思路，其执政团队似乎也尚未就此问题达成清晰共识。纵观历史经验，金融霸权与制造业霸权的并存在现实中难以实现，如何在两者间做出权衡，是特朗普执政的一个重要考验。例如，英国在19世纪逐步确立英镑霸权地位之后，制造业逐渐走向衰落，美国的发展轨迹也呈现出类似特征。
中国如何应对？
多位专家表示，在特朗普2.0时代，虽然中美互动仍然重要，但战略成败更多取决于和第三方的互动。此外，扩大内需是中国应对政策的重中之重。
陶冬表示，虽然美国政坛的“钟摆”每几年就会摇摆一次，但“特朗普主义”并不会因为特朗普离开白宫而消失。为此，中国必须要做好应对“特朗普主义”以及去全球化趋势长期化的准备，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秩序已经不可逆转地出现了改变。在此背景下，中国必须要做好内需，立足于自己；此外，中国既要和美国谈，也要改善与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关系，同时要和发展中国家深化合作。
徐奇渊提出，以党的三大法宝来应对“特朗普2.0冲击”。三大法宝包括：党的建设；敢于斗争；扩大统一战线。
“这三大法宝，是党在不同历史阶段，通过实践反复得到验证的宝贵经验。党的建设，实际上对应于把自己的事做好。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主要对应于中美双边关系的处理。扩大统一战线，在国际范围内来看就是要尽可能地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把朋友做得多多的。”徐奇渊说。
他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背景下，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首先是要把自己的事做好。回顾过去7年，美国两届政府的关税、制裁政策都直接指向中国的制造业，但是，不论是出口份额、还是增加值占全球的比例，中国制造业的地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还有所提升。同时，在新兴产业和新兴技术领域，中国近年来也取得了快速突破，进展很快。总体而言，美国针对中国制造业所采取的限制发展措施并未取得成功。
在反制方面，徐奇渊表示，要避免陷入对方设定的思维框架，避免被对方“牵着鼻子走”。具体来说，一是反制要精准有力，注重打击对方的痛点。例如，将美国相关企业纳入实体清单，或者针对特定农产品进行精准打击；二是在精准反制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发展双边的贸易、投资联系；三是扭抱缠斗的策略也要升级。如果说扭抱缠斗1.0着眼于中美双边关系的直接绑定，那么通过第三方国家来实现中美关系的间接绑定就是扭抱缠斗2.0。中国和所有非美国家都有紧密的经济联系，那么美国也难以摆脱与中国的间接经济联系。
他还表示，从扩大国际统一战线的视角来看，中国致力于扩大内需，这一举措不仅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更是改善地缘经济环境的重要切入点。如果中国成为全球重要的净进口市场，向全世界提供需求，那么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关系将从竞争转变为互补。
李巍也认为，面对“特朗普2.0冲击波”，中国要减少对美国的关注，不要被“牵着鼻子走”，发展自己就是最好的应对。他还表示，决定中美博弈胜负的是第三方，谁能够争取到更多的第三方支持，谁就能在这场博弈中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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