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史家们在刨根问底时，是否在谈论真实的情感？

我们已经说过，根据情感的历史，我们自己的情感生活将得到改善，或者至少变得更容易理解和愉悦。即便如此，令人不安的问题依然存在：情感史家们在刨根问底时，是否在谈论真实的情感？他们能说些关于情感体验的任何有真实效用的话吗？

1762年，托马斯·杰斐逊在给他的朋友、弗吉尼亚州的政治家约翰·佩奇的信中，幽默地讲述了他的许多不幸：老鼠吃掉了他的钱包，屋顶上一个裂缝的漏水泡毁了他的手表，并毁掉了一位年轻女子的肖像，他或多或少地爱上了她。在总结时，他问道：“这个世界上有幸福吗？没有。”这番话出自一个将要在13年后写下追求幸福是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的人！我们是否一定认为杰斐逊在信中说的“不幸福”，更不用说他在《独立宣言》中所说的“幸福”，并非“真实的”情感？

什么使得一种情感真实或不真实呢？今天，我们有各种“测试”来确定“真实性”。电视节目《对我撒谎》（Lie to Me）借鉴了保罗·埃克曼的著作，声称一个人的脸揭示了他或她的真实感受。一些科学家声称，对大脑进行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fMRI scans）能告诉我们情感的位置。据说心率和皮肤电导测试会泄露情感。无论这些情感信号多么真实有效，它们都不是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就像文字一样，同样是与情感有关的，但又不是情感本身。此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没有任何情感是单一的事物，而是承载着各种可能性，包括表面看来与之对立的事物。当维奥拉·戴维斯（Viola Davis）说人们只有在表演中才能摘下面具时，她实际上是在说，使人相信（make-believe）是情感最真实的所在。即使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真实性和真诚问题困扰的时代，我们也永远不会知道一种情感是否真实。问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

历史学家无法扫描大脑，也无法测量受试者的皮肤电导水平，即使他们可以，他们也看不到“真情实感”。但历史学家能够拷问语境。就幸福这个例子而言，他们可以收集这个观念，或者说更是概念在一个给定的时期内的其他例子——这个词包含了它的所有分支和含义。我们已经简要介绍了杰斐逊所处环境中的幸福。德迪亚伯爵夫人（La Comtessa de Dia）是一位诗人和音乐家，这里是她创作于1180年代的诗：

真正的快乐带给我愉悦

让我更开心地歌唱。

我们应该相信她的“真正的快乐”是真实的吗？她的公开说法是这样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考虑她声明这一点的原因：她想取悦我们；她想用她的诗歌技巧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她想找资助者。我们不能说她的快乐对她来说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但是，既然我们可以阅读伯爵夫人所处的时代和地方的其他诗人、音乐家以及神学家和哲学家（以及不那么尊贵的作品），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她和她的同时代人，就像我们一样，想象有一种人们可以感受到的“真正的快乐”，尽管它可能不会以微笑表达出来，人们曾经认为它时不时地通过欢乐的歌曲表达出来。因此，即使“真实”的问题成了一个死结，我们对于伯爵夫人的情感也可以了解很多。

即便我们只看到情感的转瞬即逝的影响，我们也知道它们是存在的——而且是强大的。如果说难以研究它们，那是因为它们是很多种事物：实践、沟通方式、说服方式、行动的决定因素、思维的决定因素，还有更多。这些都是历史学家很在行的研究。然而，研究中世纪的学者吕迪格·施内尔（Rüdiger Schnell）认为，从历史角度研究情感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在他看来，情感只存在于活着的人身上，因此它必定是与“有血有肉”的人打交道的专家——心理学家、神经生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的研究领域。施内尔说，历史资料受到太多限制，以致无法了解“真实”的情感。

这个看法说不通。当目标是获得“真实”情感时，任何情感史料和研究——无论是关于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有限的。这是因为，像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一样，他者只能间接地了解情感。我们了解（或自认为了解）自己的感受。但如果不是间接的，他者如何能够了解我们的感受呢？玻色子在所有物质中都能显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它首先被理论化），但只有当它变成其他粒子时，它的存在才能被确定。情感通过思想、身体变化、言语、实践和行为来展现自身。所有这些都是历史研究的主题，都揭示了这一主题。

此外，正如本书不厌其烦地指出的那样，脱离情感的历史，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自己的情感。情感的历史提供了新的方法来接近、评判甚至定义它们。以情感规约方法研究恐惧，有助于解释9·11事件后美国的安全和监控措施。情感避难所的概念，为我们理解法国大革命的原因和最终结果提供了新的途径。情感团体带来一种新的方式看待17世纪英格兰平等派的出现，他们利用激进的新教教会的情感和实践，制定了一项强调自由和幸福的政治规划。表演方法可以解释以前被评判为“冲动”的行为。如果“什么是情感史？”有一个答案的话，它一定是一场持续的讨论，讨论情感在人类历史中不断上演的戏剧和我们自己在生活中所扮演的——并将继续扮演的——角色的多种方式。

这并不意味着前方没有问题或挑战。但在此结语中，我们希望总结一下该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新的心理学理论强调情感的社会和认知起源，受此启发，一些历史学家创造出新的史学理论，通过情感标准、情感体制、情感团体和情感表演分析社会及其变化。前三种方法倾向于优先考虑书面史料，而不是其他种类的历史证据，他们更多地关注文字——建议、批评和规范——而不是身体。但第四种方法在依赖书面文本的同时，也强调了身体（特别是统治者的身体）在表达情感并由此维系政治控制方面所起的作用。

很快地，许多历史学家对强调文本和词语感到不满。他们对身体产生了兴趣，就像医生面对身体那样，处理疼痛，或者展示性别。有些学者并不否认词语的重要性，但他们希望历史学家收集其他类型的材料，并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富有想象力地思考身体如何参与词语的产生、伴随词语的示意动作以及它们所暗含的表演。其他学者则将空间的使用加入这种混合方法中，要求历史学家思考场所和空间在创造、塑造和表达情感方面的意义。还有一些人被情动理论说服，认为历史学家可能完全不用词语，仅仅依靠空间的影响即可。最近，历史学家探索了当词语不存在或几乎不存在时，物体本身如何被视为在情感层面上与其他（人类）身体互动的“身体”。有些人使用文本，即使它们的侧重点是图像。另一些学者将物品放到更大的文化语境中，记录它们表达和唤起的情感。

这一领域的主要目标是——而且应该是——打破两极对立。其中的一个对立是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的裂痕，这是难以想象的裂痕。因为人文和科学领域的学者都对情感的起源和意义感兴趣。当心理建构主义者谈论概念化时，他们思考的是周围历史背景的生物效应。另一种二元对立则倾向于实践而不是文本，似乎它们可以分开。从本书中可以明显看出，情感史依赖于文本，并对这种依赖做出反应。然而，当罗森宛恩谈及15世纪的统治者进入勃艮第公爵领地的“欢乐降临”（joyous advent）时，她将其视为一种旨在产生欢乐的“实践”；当舍尔描述18世纪英国卫理公会教徒的“身体化的实践”时，她主要通过阅读文本，例如约翰·韦斯利（John Wesley）的布道，来发掘这些实践。示意动作和词语最终都是文化的产物；未来的历史学家不需要——最好不要——厚此薄彼。同样，物质文化也不能脱离其语境：有人制造了物品，有人使用了它，有人受到了它的影响。如果说这个物体本身仍然存在，但它却并非完全是原来那件物体了，它的意义也不一样了。解释物体或文本需要付出同样的努力和面临相似的问题。正如“男性”和“女性”等概念正在被质疑和超越一样，“词语”和“身体”也不应该被本质化。两者都是言语形式，同时也是实践形式。类似地，心理学家和情感史家正在努力超越另一种二元结构：在我们的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身心二元论。它之所以特别持久，部分原因是它有许多伪装，包括理性与情感的对立，意向与自主性的冲突，克制与冲动的不相容。这些对立看上去很自然，因为它们植根于我们的语法之中。然而，我们不能想象，克服二元论的方法一直从整体论入手。身心、情感和理性之间的关系，可能要复杂得多。居里·维拉格（Curie Virág）指出，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的中国，情感被理解为不同于认知，而对认知的形成至关重要。此外，身体——尤其是心脏——是“认知和情感的场所”。在这一时期的中国主流思想中，“我们发现这两种功能之间存在张力，但同时也认为最高水平的伦理成就必须使它们协调一致”。在13世纪的西方，学者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也是如此，认为情感是完善美德的必要条件。这些思想家谈论的不是整体论，而是联系和连续性。

本领域正在超越文本、实践、身体、物体和空间的界限区分。情感使这些界限重叠交织在一起，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关头，情感都会渗透其中，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形式，但仍会固守旧的习惯。揭示这种复杂性是情感史的任务，所有人都会从这种历史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