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再一次让世界震动。
当地时间4月9日，在“关税风暴”政策刚刚生效不到13个小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下午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将暂停对部分国家征收更高对等关税政策90天，10%基本关税将继续有效，但把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提高到125%。对此中国商务部、外交部等陆续作出回应。
据《纽约时报》报道，四位直接了解总统决定的人士透露，全球市场在过去几天内的剧烈动荡，尤其是美国政府债券收益率的快速上升，导致特朗普在9日做出调整，特朗普担心他的“关税豪赌”可能迅速演变成金融危机。但与过去20年发生的几次危机不同，这场危机的直接责任人只有一个人。
过去几周，全世界都在特朗普“眼花缭乱”、频繁更改的政策中感到困惑、错愕和深深的忧虑。特朗普发动全球“关税战”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关税政策是他谈判的手段还是长期的政策？全球关税战一旦开启，意味着什么？各国应该如何应对？
10日上午，曾在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任教十多年的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陈志武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就以上问题做出了深度的分析和解读。他表示，中国应继续尽最大努力保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WTO等多边组织的权威。保持对外开放，与各国保持友好的经济关系至关重要。尽管外部形势发生变化，但中国仍应秉持双循环战略，最大化对外经济合作，同时加强国内经济的自我支撑能力。
陈志武
以下为专访全文
关税战的起源与战略意图
澎湃新闻：昨天，在全球股市连跌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暂停实施新针对部分国家的“对等关税”措施90天，但与此同时，又将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提高至125%。您如何解读这种做法？这是一次战术性的谈判让步，还是战略方向的调整？
陈志武：特朗普政府对关税政策的频繁转变并不令人意外。从他第一任期开始就可以看到，他常常依据每日的新闻和局势变化做出临时性决策。不过，说他完全没有战略框架或基本逻辑也并不准确。在我看来，特朗普将关税视为一种同时具有战略性和战术性的工具：它既是他推动国内结构性调整的手段，也是与他国谈判时施压的工具。
从战略层面来看，我们可以从他周围顾问的观点中一窥端倪。他们普遍认为，美国在19世纪到一战前这段时期的崛起，与当时高度依赖关税收入的政府财政结构密切相关。那时美国尚未开征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也相对较低，联邦财政主要依靠进口关税维持运转。
而在1913年之后，美国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并在战后进一步加重税负，同时大幅下调关税。从特朗普及其团队的角度来看，正是这种财政结构的变化，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全球地位。因此，他们主张通过恢复高关税政策，重新调整国家财政结构，以实现“美国再度强大”。
在这个背景下，提高对中国等国家商品的关税，不仅仅是为了施压谈判，更是试图将关税重新确立为美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例如，2023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关税总收入约为1000多亿美元。而特朗普若要兑现“减税”承诺，减少每年5000亿美元以上的所得税收入，就必须通过提升关税收入来弥补这部分财政缺口。这意味着关税收入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增长约五倍，而这只能通过对主要对美出口国，如中国和欧盟征收更高关税来实现。
与此同时，另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是遏制中国的出口扩张和经济发展。美国试图通过自身的高关税政策，迫使其他国家（如越南、日本、欧盟等）也对中国产品征收更高关税，进而建立一个“关税同盟”，形成共同抗衡中国的贸易壁垒。
简而言之，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并非一时之计，而是围绕财政结构调整和全球战略博弈的深层次部署。而其中，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是其构建整体战略架构的核心一环。
当地时间2025年2月3日，日本东京，行人走过东京证券交易所前的电子公告板，上面显示日经225指数。随着美国期货暗示华尔街因特朗普总统实施严厉关税而可能进一步下跌，日本日经股指在4月7日再次大幅下跌。视觉中国 图
澎湃新闻：除此之外，关税战是否与特朗普提出的所谓“经济安全”以及“制造业回流”战略密切相关？
陈志武：确实如此，这正是其中一个核心逻辑。但从现实角度来看，特朗普及其核心经济顾问非常清楚，要实现美国产业结构的根本调整，并非易事。首先，美国的劳动力成本远高于中国、东南亚及拉美国家，这使得传统制造业如造船、汽车和医药等领域全面回流美国并不现实。同时，近年来美国的制造业技能也明显退化，大规模转型更具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试图在特定战略性行业推动回流。例如半导体领域，迫使台积电在美国投资数千亿美元设厂；医药行业，美国90%活性药物成分依赖进口，其中60%来自中国；再如造船业，美国如今在军舰制造等方面面临产能瓶颈。对这些被视为关乎国家安全的关键行业，美国将通过关税和政策施压推动回流。
但对于如服装、鞋类、日用电子产品及家具等低附加值行业，美国政府并不指望其真正回流，因为从成本和效率角度看，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澎湃新闻：历史上，“通过关税重建制造业”的策略是否曾取得过成功？美国能否复制类似路径？
陈志武：历史上，亚洲四小龙等例子确实在发展初期通过关税保护和出口替代政策推动制造业发展。关税壁垒在当时为企业提供了缓冲空间，使其有机会追赶国际先进技术，从而实现产业升级。
但也有失败的例子。例如印度，曾设置比中国和四小龙更高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结果反而抑制了企业的竞争动力。由于缺乏市场压力，很多印度企业停留在舒适区，技术和产品质量提升缓慢。上世纪80年代，印度人均收入曾高于中国约50%，但后来逐渐被中国反超，这与其保护主义政策脱不开干系。
相比之下，美国的挑战更大。其劳动力成本远高于印度等国，产业工人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因此，大多数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希望通过关税来推动制造业回流，整体上成功的可能性极低。
澎湃新闻：特朗普将“对等关税”比喻成一次“外科手术”，认为“手术成功，病人正在康复”。但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将推高物价、损害企业和消费者利益。您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
陈志武：这种“休克疗法”式的手段存在严重的现实制约，特别是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难以持续推进。美国实行代议制民主，政府官员由民选产生，这决定了任何政策都必须顾及公众感受。
如果对中国商品加征100%以上关税，短期内会导致大量中国企业出口受阻，美国零售商如亚马逊、沃尔玛等也将因订单中断而出现供应链紧张。商品缺货和物价上涨几乎同时发生，最终将转化为选民对执政党的强烈不满，甚至引发社会动荡。
一旦货架空空、物价飙升，美国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首当其冲，而这些人正是选举中的关键选民群体。因此，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角度，这种政策都很难持续。
澎湃新闻：所以我们是否可以理解如通胀压力、消费市场萎缩、选民支持下降、党内外反对等因素，可能最终制约关税政策的走向？
陈志武：是的。这几天美国股市和债市的剧烈反应，已在倒逼特朗普调整其立场。这说明在美国的社会政治体制和市场机制中，存在多重力量在对总统施加制衡。
即便某些制度力量暂时受限，市场、媒体、选民、商界等其他力量也在发挥作用，这些政策不可能无限制推行。
金融市场成新战场、全球化走向终结
澎湃新闻：《纽约时报》和CNN10日披露，特朗普昨晚决定暂停加征关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担心过去几天债券和股票市场的剧烈波动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关税战是否正在向金融领域外溢？
陈志武：确实如此。特朗普本人在其社交媒体账户（Truth Social）上也表达了类似担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反应至关重要。4月3日、4日（特朗普宣布关税战后两日），美国国债价格大幅上涨，意味着市场利率迅速下调，这表明美国国债作为全球避险资产的地位仍在发挥作用。
但进入本周，中国的政策反应引发了市场剧烈波动。中国在股市和汇市两方面都做出了全面应对。
这种情况下，全球市场，尤其是美国国债的主要持有者，包括欧洲的机构投资者开始担心。结果是，4月7日、8日，大量持有美国国债的投资者开始抛售，担心中国抛售美债或人民币持续贬值，这将削弱美元资产的全球吸引力。
澎湃新闻：中国、欧盟、东盟等经济体如何应对新一轮美国关税升级？是否可能形成某种临时协调机制，共同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陈志武：未来10至20年，国际经济关系将更多地依赖区域性联盟。像过去那种跨越五大洲、覆盖各类制度与文化背景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短期内很难再现。新的合作路径更可能出现在文化传统相近、经济互补性强的地区国家之间。它们有望在关税、贸易、投资等领域组建新的区域性联盟。
而在不同区域联盟之间，贸易壁垒和政治分歧会越来越明显，跨区域合作的难度将显著提升。中国主张推动多极化的世界秩序，但这就意味着未来的全球治理会更加分散，不再依赖单一主导国家。而多极秩序的建立过程中，关税战、贸易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这不仅是中美之间的博弈，也是整个世界向“去全球化”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冲突。
澎湃新闻：是否可以认为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全球化的逻辑是否正在被“区域化”和“伙伴圈”所取代？
陈志武：可以说，这一趋势已经十分明显。以今年初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为标志，我们看到发达国家内部的传统同盟关系开始瓦解。西欧国家、加拿大等对美国信任下降，甚至将美国视为竞争对手或潜在对手。这种变化导致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逐渐让位于“实力原则”。
新的国际秩序不再依赖共同制定并遵守规则，而是更像一场力量的博弈——谁的“拳头”更大，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在这种格局下，那些缺乏影响力的国家将失去话语权，只能被动接受强国制定的规则。
这一趋势从根本上动摇了全球化的制度基础。没有共同规则作支撑，公平贸易与自由贸易难以维系。我们正在经历的不仅是全球化的倒退，更是整个全球制度结构的解构。
当前正在发生的转变，从根本上标志着以规则、自由、开放为基础的全球化时代的终结。我们不仅看到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在崩溃，自由贸易的理念遭遇挑战，文化与人口交流也日益被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所取代。
回顾过去四十多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依赖于科技进步，特别是互联网革命，让世界逐步变得扁平，各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是一段少有的“蜜月期”——不同制度、文化、信仰之间可以搁置分歧，专注于共同的发展目标：赚钱、学习、研究、贸易与合作。
然而，最近十年，身份认同、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差异重新被放大，变成衡量国家关系的重要维度。这些因素一旦主导国际关系，就不可避免地引发所谓“文明冲突”、制度冲突或意识形态冲突。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局势，是过去四十年全球化高潮逐步走向终点的必然结果。那段“地球村”的黄金时代，正在成为历史。
中美经济脱钩的挑战
澎湃新闻：中国如何平衡“反制”与“扩大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是否需要调整？
陈志武：中国政府的许多做法仍然可以继续推进，对外表态至关重要。中国应继续尽最大努力保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WTO等多边组织的权威。保持对外开放，与各国保持友好的经济关系至关重要。尽管外部形势发生变化，但中国仍应秉持双循环战略，最大化对外经济合作，同时加强国内经济的自我支撑能力。
未来最好和最糟糕情况
澎湃新闻：关税战未来最好的和最坏的情况可能是什么？四年后，美国和世界能否恢复“正轨”？
陈志武：美国经历了特朗普的折腾后，很难回到原来的状态。特朗普不仅破坏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也对美国国内的法治和治理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破坏。这些变化对美国的社会治理和政治结构将产生深远影响，未来的美国将面临一段动荡期，这也必然波及全球。
最糟糕的情况是，全球进入经济衰退，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随着政治秩序的不稳定，全球经济可能陷入内循环，各国的收入、就业和增长空间将受到压缩。而最好的情况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内部出现制约力量，控制住特朗普带来的破坏，世界经济也因此得到修复。
澎湃新闻：您曾提到“关税风暴”只是开始？美国或重构世界秩序是什么意思？
陈志武：特朗普的政策有明确规划，并已在多个领域展开，包括国内治理和国际秩序重构。美国通过削弱西方盟友的信任，试图重塑全球贸易秩序，推动美国单方面的利益。这种策略不仅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结构，也影响全球经济和贸易格局，未来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动荡。
澎湃新闻：在这个大变局时代，普通人应如何应对？
陈志武：对于普通人来说，首先要控制风险，做好个人和家庭的投资理财安排。世界动荡时期，金融资产的安全性降低，实物资产如黄金等可能更为稳妥。因此，如何规避风险、保值资产将成为关键。此外，要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关注全球经济变化，调整自己的生活和投资策略，以应对未来可能的挑战。
（实习生 张杨、孙旺琪对本文有贡献）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