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工作都找不到，有案底的人也想有条活路

" 没办法，最底层的工作（都）不要我。"

蒋苏南如此回应劝他不要再去医院通过 " 试药 " 谋生的民警。

年过 30，蒋苏南还没有稳定的工作，最近新找的谋生手段是职业 " 试药人 "，三个月一次，一次收入四五千元。

" 上万的（试验药物项目）我也不敢干，对身体有伤害的。" 他说。

在这之前，他还卖过血，也因饿得实在受不了而偷过东西，并因此被拘留 13 天。

而这一切，又跟 15 年前的 " 一时冲动 " 和 " 年少无知 " 有关。

2010 年，时年 17 岁的蒋苏南因抢劫罪被判三年有期徒刑。2013 年 7 月刑满释放。在监狱服刑时，管理人员告诉他：" 在里面好好改造，（出来）人人平等。"

但出狱后，尤其是近几年来，他越发明白，一旦有了 " 前科 "，一视同仁便无从谈起。

"2014 年前后不怎么查（案底）" 时，蒋苏南跑过几年外卖，"（一个月）三四千块钱，够维持生活 "。

2018 年左右，大多数工作都开始要求无犯罪记录证明，包括外卖、网约车、保安、保洁。蒋苏南因此失业。

之后，为了活下去，他做各种日结工、试药，开始充满不确定性的零工生活。

现实里，像蒋苏南一样因曾经犯罪而被正常生活拒之门外的人，还有很多。

司法实务中，蒋苏南这种被判处三年及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被称为轻微犯罪。最高检信息显示，近年来，我国犯罪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占比从 1999 年的不到 55% 上升至 2022 年的超过 85%。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周光权据此推算，目前累积的轻微罪罪犯，总数至少在 1000 万人以上。

他们都曾因轻微犯罪而遭受刑罚，但出狱后因为存在犯罪记录，绝大多数行业向他们关闭了大门。这致使他们难以融入社会，生活陷入困境。

刑罚

对于 10 年前的抢劫犯罪，蒋苏南没有太多的解释，只说是年少无知和一时冲动。

但是现在，他对当时的行为异常后悔，" 回到那时候绝对不会犯，我宁愿饿死都不会那样 "。他说。

与蒋苏南不同，河南开封的孟波一直认为，自己不应该为当时撞到横穿马路的行人付出如此代价——服刑 10 个月、丢掉国企工作、影响儿子考公。

他清晰记得改变自己命运的那个夜晚。

2020 年 1 月 6 日晚 6 点 30 分左右，开封下着小雪，孟波开着公司的工程面包车，走在开封市双向八车道的东京大道。当时，他沿东京大道由东向西行驶，刚从一个红绿灯起步不久，遇见一位老妇人下公交车后横穿马路。孟波发现时，她已到了车前，刹车不及，迎面撞上。孟波下车，一边用手里的包给伤者挡雪，一边拨打了 110 和 120，直到交警到来，救护车将伤者送走。

但当晚凌晨，老妇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后不久，交警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显示，孟波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遇有雨、雪气象条件时，未降低行驶速度。且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是造成该事故的主要原因。行人步行横过道路，未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是造成该事故的次要原因。

孟波对此不服，觉得是行人横穿马路在前，而自己正常行驶，且事后没有逃逸，遂申请复核，但结果依旧。

随后，他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立案、逮捕、起诉。2021 年 4 月 8 日，孟波一审被判有期徒刑十个月。他当庭上诉。几番周折后，终审时结果依旧没有改变。

自那以后，他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生活。

出事之前，孟波在当地电信公司做政企客户经理，工作已经超过 10 年，" 这个工作在当地已属不错，大小是央企，收入还可以 "。

出事后，单位并未立即辞退他，而是给他办了停薪留职。孟波说，领导和同事们相信他的为人，都说 " 赶紧把事情解决了，回来上班 "。而终审被判有罪后，他被公司开除，并在后续求职中接连碰壁。

同样无法恢复生活的，还有辽宁营口的刘峰。

2016 年，刘峰和前司领导闹矛盾，在营口老家一家车贷公司工作了两月。当时，刘峰作为业务员，负责发广告拉客户。

那两个月，在朋友介绍下，刘峰做了两单。后来，他觉得自己并不适合这份工作，再加上前司领导又请他回去，他又回了原先的公司上班。

2019 年，这家车贷公司的主要业务被认定为套路贷，整个公司被定性涉黑，大部分员工被认定为黑社会组织成员从而遭到逮捕，其中包括像刘峰这样多年前只工作过两个月的前员工。

2020 年 6 月，刘峰一审被判参加黑社会组织罪和诈骗罪，获刑一年八个月，其后上诉。2020 年 12 月二审法院发回重审，2021 年 12 月，重审改判，去除参加黑社会组织罪，以诈骗罪判刑十个月。

在判刑前，刘峰在沈阳一家防爆器材公司做售后服务，负责安装指导和检查维修。" 虽然只是普通员工，但加上出差补助，工资还可以。" 刘峰说，" 如果干到现在的话，就有十五六年了，保险什么都能有，现在什么也没有了。"

高墙

轻微犯罪虽然刑期不算太长，但在监狱待过再出来，蒋苏南、刘峰他们都发现，自己的选择不多了。

按照刑法第一百条规定，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时，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

这便是所谓的前科报告制度，与之相匹配的是，国内 40 多部法律都有与前科人员相关的规定。此外，数以百计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以及诸多行业的内部规范，都对有前科人员的就业机会、资格和权利等进行限制或剥夺。

2024 年，蒋苏南打工的饭店倒闭后，因犯罪记录找不到正式工作的他，靠日结工和试药维持生活。日结工的工作不是天天有，" 碰运气 "，而试药也是隔三个月才去一次。

如今的他，已经付不起房租，在外流浪了一段时间后，暂时借住朋友家。

" 你可以自己摆摊创业。" 有民警这样告诉蒋苏南。他回说：" 我手里没钱，怎么摆摊？"

刘峰出狱后养了一年身体，之后重新开始工作。

先是家里亲戚介绍他去盘锦油田，但因为他有前科作罢。之后试了几个公司，面试的时候，对方都会流程性地问几句有无前科，" 我都是如实说 "，但 " 人家根本就不要带前科的 "，刘峰说。

接连碰壁后，刘峰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我就不找那种看起来比较正规的公司或工厂了 "。

2022 年 6 月，在曾经狱友的介绍下，他到一家海蜇加工厂做临时工。当时，朋友问他：" 这个活很累，以前你也没干过，能不能干？"

" 想到自己出来一年多了，没有收入来源，一咬牙就去了。" 刘峰说。

海蜇加工是季节活，只有每年 6 月末到 9 月初有活。刘峰负责把拉回来的海蜇进行头、皮分离等工作，" 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什么时候来货什么时候上班，有时候后半夜 2 点车来了，就得去卸车干活 "。

工资日结，一天 200 多元，有时候一天干十三四个小时，也有熬通宵的情况。

孟波的处境跟刘峰类似。出狱后，他也试过重新找工作，但稍具规模的企业都要无犯罪记录证明，这成为他无法翻越的高墙。

认清现实后，他凭借之前的网络技术和人脉积累，做起装摄像头、拉网线之类的活计。不过，他也只能接私人的单，无法接正规企业的，" 他们肯定得问你有没有犯罪记录 "。

虽有朋友介绍项目，但成功拿下的概率并不高，孟波说，" 现在卷得厉害，只要最好的质量、最低的价格，不管其他的 "，即使能接到活，" 结账也不容易 "。

" 网上有些人说你可以做生意，我们这些人有本钱的话，还求人干嘛？谁不想做生意，当老板。" 一位约 30 年前被两年 " 劳教 " 的王孟告诉南风窗。

2024 年之前，王孟在超市摆摊卖饺子、烧卖等面点。近两年，超市人流量少，" 越做越亏，就退出来了，想打个工 "。

从去年到今年，王孟找了 30 多份工作，送快递，跑外卖，当保安，无一例外都被拒绝了。王孟曾在一小区短暂做几天保安，" 领导让我代理队长 "。后来，" 身份证号码一报 "，发现有案底，" 白干了 "。

目前，无业在家的王孟依靠 70 多岁的母亲生活，" 我老妈现在 72 岁，还在别人家里做保姆 "，他说。

比起自己，孟波更担心儿子。

" 我现在 50 多岁了，说难听点也没什么希望了，我主要担心这件事对我儿子的影响。" 孟波说。

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孟波出事后，儿子大学毕业，起初找了一份临时工作，但不久后便失业了。彼时，正值当地辅警招考，孟波便让儿子去应考，谋求一个稳定的工作。

" 他的成绩不错，笔试、面试和体测都过了，最后因为我这事卡到政审这一关。" 孟波说，尽管当时他的终审判决结果未出，理论上还不能被认为有罪，但儿子政审时对方了解到他的情况，未予通过。

考辅警被拒后，孟波儿子又找了一家私企，没干多久，企业经营不善倒闭。之后，孟波儿子自己创业，开了个小饭馆做外卖，也因赔钱没干下去。

现在，孟波还是让儿子备考公务员。

" 我说你还考，要不你怎么弄，上哪打工去，私企现在都在裁人，尤其像开封这种地方也不好找（工作），你只有考公。" 孟波说，他还要继续申诉自己的案件，" 如果哪天我被‘平反’了，儿子的机会就来了，如果不参与，我被‘平反’了，他就错过了 "。

除了儿子，孟波甚至担心自己的事会影响到孙女，" 都说要查三代的 "。他想着努力再找工作，多挣钱，尽力 " 把孙女送出国去 "。

刘峰也有孩子，小学在读。起初，他也担心自己的事会影响到孩子未来的求学和工作，但后来慢慢想开了，" 毕竟事情已经发生了，只能努力给他创造一个好的平台，让他以后可以轻松一点 "。

但刘峰还是感觉对不起孩子，只是 " 没办法，这不是个人所能改变的 "。他能做的是，尽力陪伴孩子成长，让孩子有个快乐的童年。

对于自己的未来，他不敢做太多设想，" 以后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也不想那些了 "。刘峰坦言，" 没有规划，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蒋苏南的愿望是，" 希望（社会）能接纳我们这些有案底的人，给我们一个生存的机会，别的我都没要求了。"

此外，蒋苏南犯罪时仍是未成年人，按照 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增加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他的犯罪记录理应封存，并可以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

但他表示，他至今无法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且还从一些大数据平台查询到自己的刑事执行信息，这给他带来很多阻碍。

隐形的高墙，可能会带来再犯罪的风险。蒋苏南见过太多 " 二进宫 "，甚至多次 " 进宫 " 的前科人员。

王孟也说：" 我现在没有想（犯罪），但是不表示我以后不会。如果你三天没吃饭了，看到一个馒头，还管它是不是偷来的吗？你会不吃吗？" 他担心，如果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会让他们再度走上犯罪的道路。

" 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 成为他们为数不多的希望。

比照前述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

这意味着轻微犯罪人员在绝大数时候，都可以正常开出无犯罪记录证明，保障正常生活、工作不受影响。

近几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先后提议建立 " 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2024 年，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 " 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

2025 年全国两会，周光权提交相关提案，呼吁制定具体措施，推动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尽快落地。周光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 轻微犯罪的犯罪记录如果不及时封存，已经刑满释放、受过刑事处罚的人正常的求职、求学、生活会因此受阻，进而导致受过刑事处罚的人改过自新后复归社会变得很困难。"

目前，尚不明确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何时能出台落地，但可以想到的是，在这之前，蒋苏南、刘峰、孟波他们仍会常被正常生活拒之门外。

（文中王孟为化名）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