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易彬谈《幻想底尽头：穆旦传》：首先是“幻想”，然后才是“尽头”

穆旦（1918-1977），中国现代卓越的诗人、翻译家，上世纪90年代后声誉日隆，甚至被学界推举为“新诗第一人”。

穆旦，摄于1949年去往美国的船上

易彬，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不同面向和维度深耕穆旦研究二十余年，曾出版《穆旦年谱》《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穆旦诗编年汇校》《穆旦研究资料》等学术成果。

易彬此前的穆旦研究成果

2012年，易彬撰写的《穆旦评传》出版，成为了解穆旦其人其诗的综合性读本。近日，此书更名为《幻想底尽头：穆旦传》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增订新版，内容上有大幅调整。书名“幻想底尽头”出自被认为是开启了穆旦晚年写作的《智慧之歌》：“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这是一片落叶飘零的树林，/每一片叶子标记着一种欢喜，/现在都枯黄的堆积在内心。”易彬自述：“将‘幻想底尽头’用作书名，是想强化对于穆旦生命形象的展现。”他希望读者能从这个书名中读出两层含义：“首先是‘幻想’，然后才是‘尽头’。”澎湃新闻就穆旦研究等相关话题对易彬进行了专访。

易彬，湖南长沙人，文学博士，先后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新诗、现代文学文献学、中外文学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澎湃新闻：《幻想底尽头：穆旦传》应当可以算作《穆旦评传》的增订版，你觉得比较值得一提的增订内容有哪些？

易彬：得益于日益繁盛的各类数据库和活跃的网络交易平台，近年来，穆旦文献的发掘工作有了大幅推进。比如，随着作品及原始书报刊信息的更多发掘，穆旦的写作与发表的局势更为清晰；远征军、大西南、东北及上海与南京等重要时期均获得了更多文献的支撑，情感故事多有丰富；新中国之后的思想总结、交代、外调等档案类材料也大幅增加；此外，也还有较多细节得到了更清晰的厘定。相较而言，远征军经历、东北《办报》经历、情感故事以及回国初期、1960年代后期等跟档案类材料密切相关的阶段要更为突出一些。

澎湃新闻：文献翔实是这部传记非常突出的特色，能谈一谈你的学术动因吗？

易彬：我希望通过尽可能翔实的文献，展现一个更丰富、更立体、也更贴合历史的传记形象。换言之，我希望能更多地贴着穆旦来写。但这其实也是矛盾所在。因为有意和无意的原因，穆旦留给世人的是一个“沉默的诗人”形象。传主的这种特殊性确实给写作带来不小的障碍，但也并非不可以藉助其他方面来弥补。与此同时，传记知识背景的拓展也很重要，如何覆盖穆旦的全部人生并与其所处纷繁芜杂的时代之间建立实有的关联，如何尽可能进入历史的内部并接近事实的核心，决非易事。凡此，都需要勘察大量的原始文献，缕析各类因素并对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辩驳。

穆旦早已不仅仅是一个现代主义诗人形象，他有着更为丰富的生命形态，这种丰富需要得到大量的文献支撑。我先期所做《穆旦年谱》《穆旦诗编年汇校》等工作提供了最有力的帮助。那些具有贯穿性的文献，可与穆旦的写作、人生之间建立内在的序列，比如作品的版本谱系。穆旦算得上是现当代中国最勤于修改的诗人，结合诗歌的写作时间、不同版本所做的辨析可谓贯穿于这本书，而以晚年部分最突出。若没有这条线索，穆旦写作的某些秘密，特别是生命末期的境遇将会有不同程度的遮蔽。又如档案，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辅助性材料，它就是穆旦的经历本身，是写作线索乃至隐形结构，没有档案，“外文系事件”——穆旦回到新中国之后的第一次重大遭遇——几句话就可带过。而1947年在东北所办的小报《新报》在1960年代末期遭遇频密的外调，看似意外，却正可视作历史留在穆旦“个人的生命上”的深深印痕。

历史有遗忘本性，20世纪政治文化语境又错综复杂，总有大量的细节隐藏在历史褶皱之中，传记的使命就是尽可能打开它。我相信叙述本身的力量，不需要预设，也无须感慨，繁复的文献与充盈细节自会闪烁它们的光芒，照亮这位中国诗人并不顺畅的一生和他所处的风云变幻的时代。所以，希望读者有耐心读下去，一直读到诗人最后的命运。

《幻想底尽头：穆旦传》，易彬/著，上海文艺出版社·艺文志eons，2025年2月版

澎湃新闻：这次把穆旦自己的诗句“幻想底尽头”引作书名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易彬：将“幻想底尽头”用作书名，是想强化对于穆旦生命形象的展现，希望读者能从这个书名中读出两层含义，首先是“幻想”，然后才是“尽头”。在人生不同的阶段，穆旦都有过热烈的或者说美好的“幻想”，却往往遭受了挫败。1942年奔赴缅甸战场，满腔热情很快就遭遇了惨烈的现实，几乎葬身于缅北丛林。《幻想底乘客》就是作于这一年12月，开头的诗句“从幻想底航线卸下的乘客，/永远走上了错误的一站，/而他，这个铁掌下的牺牲者，/当他意外地投进别人的愿望”，要表达的是自己成为战争的“牺牲品”，自己的热情乃至生命不过是“意外地投进别人的愿望”。抗战胜利终于重返阔别八年的北京，想脱离军队却发现只有军人有办法。1946年到天寒地冻的东北办报，秉持报人的良心勤勉工作，报纸却最终因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查封。参加青年军公费留学考试被取录，1948年到南京索取外汇却终无结果。其间还大病一场，若非救治及时，将有生命危险。1953年满怀热情地从美国归来，夜以继日地翻译俄苏文学作品以向新中国献礼，一年多后就因“外文系事件”而受到处罚，且随后又成为“肃反对象”，1958年底更是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由法院正式宣判管制三年。1957年受到“双百方针”的感召发表若干诗篇，随即受到批判。1960年代之后，在遭受磨难期间，仍埋头翻译，既希冀“以译诗而收心”，又怀有文艺复兴的梦想冲动，所得到的反馈始终寥寥。基于这样的人生线索，1976年3月，摔伤了腿的穆旦写下《智慧之歌》，感慨“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不能不说是有非常切实的人生含义在。

同时代人郑敏对于穆旦1947年所写《三十诞辰有感》的评价或许有助于这种理解。这首诗不是书写“三十而立”这等生命的欢欣，而是直面“至高的虚无”，描摹了个体在现代社会的“毁灭”。其中的诗句“在过去和未来两大黑暗间，以不断熄灭的，/现在，举起了泥土，思想和荣耀”，郑敏评价说：“‘不断熄灭’，包含着不断再燃，否则，怎么能不断举起？这就是诗人的道路，走在熄灭和再燃的钢索上。绝望是深沉的”，“然而诗人毕竟走了下去，在这条充满危险和不安的钢索上，直到突然颓然倒下”（1977年）。这种不断的“熄灭”“再燃”……直到最后的“颓然倒下”，映现着穆旦的全部命运。“幻想底尽头”也是“幻想”燃烧，不断的“熄灭”“再燃”……终至到了“尽头”。

澎湃新闻：陈伯良的《穆旦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是国内最早出版的穆旦传记，陈先生是穆旦祖籍地海宁的地方文史工作者，虽然他写的这本传记重在挖掘诗人的生平经历，很少涉及诗歌本身，但在当时收集了不少一手材料，应该说功不可没。你们有过交流吗？

易彬：陈伯良先生是我特别感念的一位长者，与他交往的故事值得单独讲述。先是我收到他通过《文汇读书周报》辗转寄来的初版《穆旦传》，后来我们在天津和海宁有过见面。去海宁的时候，我带上了《穆旦（查良铮）年谱长编》的打印初稿（就是后来的《穆旦年谱》），请伯良先生“批评批评”，哪知他“当了真”，不久就收到了他言辞恳切的信，称尽管“字债、诗债、文债”以及外出参观等事缠身，但“年谱长编的校读是件首要大事”，“一边看，一边查找有关资料，一边记下，一边在电脑上手写”，“估计全部完成还有些时间”，“深恐您劳心记挂，特先把情况奉告”。约一个星期之后，就收到他挂号寄来的一封厚信，其中有对年谱稿的校读意见，以及贺祥麟、俞维德、朱磊、魏宏运等历史当事人的材料。校读意见长达7页，用的是对一位耄耋老人而言过于偏小且偏密的样式，五号字体、单倍行距，共99条，少数是指陈书写错误，更多的是从各类资料中搜检出来的补充性或校订性的材料。

这是我全部研究经历之中所收到的最为翔实的校读材料。想来，我与伯良先生的交往其实有限，而对于像我这样一位与他从事同样一个个案研究的人，他毫无保留地搬出他的藏书、他的资料、他的看法，并且为之展开逐页逐行的校读，这样一种“赤子之心”时常令我感奋，也不断地督促我沉潜下来，不为时、为势所动，扎扎实实地做些研究。

易彬与陈伯良先生合影，2006年摄于天津南开大学

澎湃新闻：新版书中我印象比较深的地方是关于杨苡回忆穆旦的部分。你在二十多年前就为了研究穆旦采访过杨苡。2023年《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出版，内含大量文坛掌故，深受读书界关注。根据杨苡最新的口述，她本人似乎曾与穆旦有过一段暧昧的情感，这是你在二十多年前采访杨苡时未能获知的信息？如何看待这种或有意或无意的“隐瞒”？

易彬：关于这段情感，杨苡老师的原话是：“More than friendship, less than love”。2002年的时候，穆旦友人们的叙述全是第三人称视角，是站在朋友角度的描述或转述，其中有“穆旦早年有过多次恋爱经历，但他绝不是唐璜式的人物。他是得不到”这样的说法。万卫芳、曾淑昭这两位女主角都是第一次披露出来。若非这一回忆，读者对于穆旦爱情故事的认识至少要晚十多年。

二十年之后的杨苡口述中，原先的人物与故事还在，但多了她自己与穆旦的故事，而且篇幅还很不小。说实在的，最开始读到的时候很惊讶。有意思的是，也不是我自己先读到，而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先后有朋友发链接过来，询问是否可靠。个中情形，我简略地写进了《穆旦年谱》的“后记”。可能是因为在这部书稿进入二校的时候，还读到了《南方周末》2024年刊登的《穆旦在南京，1948》，这是之前重庆阶段的故事的后续发展。对于朋友们的询问，我给出的看法是：有一些细节可以在穆旦的相关文献中找到佐证，也可以藉此展开某种辨诘或纠正；有的则是独此一家，当事人全已不在，无从找到相关的线索。而因为有过2002年的采访，所以，我的感受跟杨苡口述自传的读者应该会很不一样。相比于今日读者惊讶于杨苡老师对于往事的沉湎以及其中一些饶有意味的细节，我倒是有些好奇时间所留下的缝隙，即间距二十年的两种口述中围绕穆旦恋爱这件事所出现的主角偏离——更确切地说，是新主角的出现。

《穆旦年谱》出版在前，而且，限于体例，书中也只能编入相关信息。在《穆旦传》中，我展开了一些讨论：穆旦的初恋对象万卫芳是一个无名者，若非跟穆旦有过交往，大概无人会关注她；而若无杨苡的讲述，两人的故事或终将陷入无人察知的境地。而即便如此，关于她的全部线索也不过几条而已。曾淑昭后来嫁入名门，当初她原本打算将穆旦给她的信、诗稿和照片交还给本人却未果，可以设想，这些什物一旦送达，日后将无法存留，而它们一直在曾淑昭的手边，陪伴她从上海到曼谷、台湾和美国，直到2014年，年届90岁的她才（有机会）最终讲出当年的故事。这些大概都只能归为谜一般的命运。

百岁老人杨苡大概也是不想带走她和穆旦的故事吧。当年穆旦在给她的信中感慨共同的友人萧珊之死，“究竟每个人的终生好友是不多的，死了一个，便少一个，终于使自己变成一个谜，没有人能够了解你”。杨苡老师在二十年前闭口不谈，随后在给我的信中继续谈到了万卫芳而仍不触及这一话题，可能是没有谈论的契机吧。二十年后，她终于全盘托出——“秘密”终得公开，但正如穆旦的恋爱故事所示，这种讲述本身就是一个谜。

杨苡致易彬的信

澎湃新闻：你自己发现的比较珍贵的与穆旦有关的材料（如此前未公开的书信、手稿、亲友口述等等）有哪些？

易彬：与其说我发现了更珍贵的资料，不如说我比别人更专注、工作做得更细致、掌握的文献更全面。这首先自然是二十余年来持续工作所累积的结果，时间的长河总会显示它的效力。

2002年采访杨苡、杜运燮、江瑞熙（罗寄一）、郑敏这四位穆旦同学的时候，还是第一次做类似的工作，经验不足，访问技术也粗糙，但几位老人来谈论穆旦，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内容足够丰富，道出许多非亲历者不能体察的信息，也留下了不少有意味的话题与线索。而后，我逐渐有了更明确、也更自觉的文献搜集意识，与杨苡老师的交往和通信持续了几年，与穆旦的子女、亲属、当年的友人有过会面和交流，有机会见到穆旦所遗留的藏书，访问了多位南开大学的同事，也比较早地接触到了南开大学档案馆所藏穆旦（查良铮）的完整档案。在我去接触之前，大多数上述信息从未聚拢成型，也未公开披露。我没有机会获得未公开的穆旦手稿或书信，但这些已经足够保证十多年前出版的《穆旦年谱》《穆旦评传》的文献厚度。

此后十多年，穆旦文献的发掘工作又有大幅推进，这也促成了年谱和传记的修订。但其实，原始书报刊、档案材料的查阅，每位研究者都能胜任，数据库和网络交易平台的信息更是大家所共有的，我并没有更独特的路径，不过是专注度更高，且多积累了一些文献查找和搜集的经验而已。须知即便是数据化时代，也有搜索技巧，文献本身并不会自动呈现，要反复去尝试各种搜索的可能性。

《“他非常渴望安定的生活”——同学四人谈穆旦》（2002）

澎湃新闻：你在“后记”中提到一位网上结识的陌生朋友，给你寄过穆旦诗集《旗》，也寄过穆旦交代材料的复印件，这样的惊喜毕竟可遇不可求，如何看待类似的馈赠？

易彬：2015年之后，坊间出现了多批穆旦的档案类材料，先是1953年回国之初的相关表格，后来又有1968年之后的个人交代及相关外调材料。这些原本是应该归入穆旦的档案卷宗，不知为何流散于坊间。后一批材料，多位朋友给予了热情的帮助，也包括那位至今尚未谋面的朋友在内，令我可以进行比较完整的研究，这是需要特别铭记的。经常也有朋友给我发来不大易见到的相关文献，或者帮忙查找，比如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见到的档案、民国报刊上发表的文献、拍卖现场的信息等。当然，我发现一些其他作家的比较稀见的文献，也会及时反馈给从事这一研究的朋友。“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我希望能在师友间营造一种良好的互助氛围。

澎湃新闻：但撰写传记所需更多的材料恐怕还要自己去搜寻，这个过程应该多有波折，能否举一两个例子？

易彬：毫无疑问，跟写作有关的文献终归还是得自己去一一搜寻。波折总是有的，在数据库尚未普及的时代，查找原始报刊文献多有不易，经常会有查不到的苦恼。因为原始报刊无法查看而去翻阅影印本或缩微胶卷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缺藏、缺页或者字迹漫衍而难以识别的情形。档案也是多次努力才得以查看。遗址如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因为目前是军事区域，一开始要进入也不顺利。

不过，基于二十多年的研究历程，我更看重的是文献局面的打开。穆旦未能活到“新时期”，没有机会在一个开化的时代来讲述自己的故事，这确实会导致其传记材料偏少的状况，在档案未披露、数据库不普及的时代，情形或更显窘迫。但如今，曾经的很多障碍已大致解决。而在资讯如此发达、搜索如此便利的时代，对找不到的东西也无需焦虑，说不定哪天就遇到了，也可能真无法找到，遗忘与湮没原本就是历史的常态。

外调材料之“关于刘兰溪”（1968.7.16）

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登记表（1953）

澎湃新闻：穆旦成熟的新诗语言常被认为“晦涩”“现代”，明显受到艾略特、奥登等西方现代主义诗人的影响，这种风格的形成是否就始于西南联大时期？

易彬：在1937年秋冬的南岳山中——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亲炙英国诗人、批评家威廉·燕卜荪的教导是关键性的。穆旦与周珏良曾幸运地从燕卜荪那里借得威尔逊的《爱克斯尔的城堡》和艾略特的《圣木》，也曾和他讨论对于“自由诗”的看法。而据王佐良记载，燕卜荪的《现代诗》课，“内容充实，选材新颖，从霍甫金斯一直讲到奥登”，“对于沉浸于浪漫主义诗歌中的年轻人，倒是一副对症的良药”，燕卜荪让“正苦于缺乏学习的榜样”的学生们“慢慢学会了如何去体会当代敏感”。

1937年11月，穆旦在南岳山中写下的、后来被列为第一部诗集《探险队》之首的《野兽》，即已展现出现代主义风格。后来的《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五月》《蛇的诱惑》《从空虚到充实》等，都有显在的现代主义的探索意味。不仅仅如此，在西南联大学习和工作期间，穆旦还翻译了路易·麦克尼斯的《诗的晦涩》、麦可·罗勃兹的《一个古典主义的死去》以及台·路易士的长诗《对死的秘语》等奥登同时代人的理论与诗歌作品，可视作更深层次的理论体悟与技巧研习。

澎湃新闻：1942年穆旦参加中国远征军，作为随军翻译奔赴缅甸抗日战场，是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时刻，残酷的战争经历对穆旦后来的生活和诗歌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易彬：放弃西南联大的教席而奔赴缅甸战场，是穆旦生命中的关键事件，是一大转折点。关于这一经历，有一个文献遮蔽的问题。穆旦的大学同学王佐良稍后在《一个中国新诗人》中说，从军归来的穆旦很少讲述战场的故事，没有“虚假的英雄主义的坏趣味”，“他本人对于这一切淡漠而又随便，或者便连这样也觉得不好意思。只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才说了一点”。这个说法给人的印象很深刻，在比较早的时候，读者只能看到穆旦的相关诗歌，而看不到穆旦的自述文字。

不过，近年来新发现了穆旦当时写的几篇散文，在从军之初写的《光荣的远征》，如题目所示，着眼于“光荣”，有着战争初期的兴奋感。《国军在印度》写的是撤退到印度之后的情形，文章中间段落的笔触近于《光荣的远征》，但语调更显平实，多是情况通报，也有弘扬士气之效，而开头与结尾段落，语气则比较低沉，情绪上更近于稍后所作《苦难的旅程——遥寄生者和纪念死者》——此文语调非常悲怆，书写了在缅北丛林撤退途中，在“文明的世界看不到”的地方，所遭遇的饥饿、痛苦、死亡、精神的变异、自然的可怕、希望的渺茫。在这篇文章被发掘出之前，读者已经能够看到从军与死亡经历在穆旦诗歌中留下的阴影，写作量的明显减少，且都有强大的精神张力；看到长诗《隐现》由个人的战争体验而引发对于现代文明的思考；也看到1945年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穆旦写作呈爆发之势，一连写下十多首跟战争有关的诗歌，而作为收束的《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恰如《苦难的旅程》，书写的是在死亡线上穿行的魅影，被窒息、饥饿、毒、黑暗、枯萎、痛楚、死亡等自然强力紧紧逼压着的生命，“祭歌”最终成为人的“祭歌”，在战争中死去的个体也不过是一个个终将被湮没、被摧毁、被历史所“遗忘”的渺小生物。诗歌的旨意原本也是清晰的，而有了《苦难的旅程》这样的文章，读者更能理解何以穆旦全无“英雄主义的坏趣味”或胜利者的喜悦，他原本就是一个随部队仓皇撤退、在野人山里辗转几个月、目睹了大量的死亡、自己也差点死去的“失败者”啊。

这一经历对穆旦生活大有影响，可以说，直接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从军归来的穆旦没有重回西南联大，曾一度在军队里辗转谋生，与罗又伦将军建立了私谊。1946年去东北办报是以复员青年军人的名义，去美国留学也是以这一身份考取了公费留学。当然，从1950年代之后一连串的遭遇来看，这一经历对穆旦还有更深远的影响。

《苦难的旅程》（刊于《春秋导报》，1943）

澎湃新闻：穆旦1949年赴美留学，其间和周与良结婚。195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致力于俄、英诗歌翻译。作为1950年代大批留美归国学生中的一员，当时穆旦的政治立场和思想状况如何？

易彬：进步、爱国，用来形容穆旦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不爱国的人，显然是不会在1953年回到百废待举的新中国的。穆旦妻子周与良的几篇回忆文章都描述了穆旦在美国时期的思想状况：当时在回国问题上，“许多同学都持观望态度”，“学理科的同学主要顾虑国内的实验条件不够好，怕无法继续工作；学文科的同学更是顾虑重重”。而穆旦“经常和同学们争辩，发表一些热情洋溢的谈话”，以致同学们怀疑他的政治立场，而这也可能引起了美国特务的监视。在留学期间，穆旦学了三个学期的俄语，是班上的俄语冠军，其目的是“为了迎接祖国的解放，为向中国读者介绍俄国文学”。因为这种有意识的准备，归国后穆旦能在很短的时间翻译出版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普希金诗歌等俄语作品。拿到学位后，穆旦“不找任何工作，一心要回国”，但回国过程比较曲折。周与良是植物学博士，而当时美国政府已收紧政策，不允许读理工科博士毕业生回国，美国教授也不同情他们返国。最终是在一位跟移民局关系很熟的犹太律师的帮助下，并因“归意坚决”而得到美国教授所写证明“所学的无实际用途而且美国不需要”的信，才得以成行。

但是，我同时又觉得，基于穆旦在1949年8月、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赴美留学这一事实，仅仅强调“爱国”可能还不够。最“爱国”的举动应该是一直留在国内，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去。在书中，我将穆旦的“出走”与“归来”看作是具有对照性的行为，简而言之，结合穆旦1940年代末期的个人境遇来看，离开中国很可能也包含了“忧愤出走”的含义。矗立在穆旦面前的，可能并非新的体制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美好图景，而是如其诗歌所描绘的，是一幅充满了“欺骗”“罪恶”的、旧的社会制度下的恶劣图景。推却重重阻力回国的举措对穆旦的整个一生乃是关键性的，后半生的经历即由是生发，也正是因为有了“归来”这一执意的举措与事实，“出走”的深切意味才得以最终呈现：“出走-归来”以一种不可割裂的方式相互彰显着各自的意蕴。有了“归来”，“出走”也就并非弃国而去，强烈的忧愤，是基于对民族国家的强烈关切——只有怀有强烈的希望的人才会有同等强烈的忧愤。

澎湃新闻：这一部分将巫宁坤的故事作为“一个旁述”，是基于什么考虑？

易彬：从传记写作的角度看，是为了拓宽传记知识背景。巫宁坤是穆旦在西南联大的学弟，但当时交往应该不多，更多交往是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期间。巫宁坤的回忆录显示了当时归国者的心态。巫宁坤所谓“从来没有怀疑过我迟早要回国”的信念用在穆旦身上也是合宜的。只不过，巫宁坤是被新中国邀请回来的，穆旦是自己执意要回，并无确切的去处，只有满心的信念、打算和梦想而已。后来又在《1950年代归国留学科学家访谈录》（2013）、《20世纪50年代归国留美学人：困境、组织与贡献》（2022）等书中读到了相关信息并作引述，以拓宽传记知识背景。

此前的一个疑惑也得以解开，那就是穆旦夫妇归来时为什么是先到达香港附近再转回国内，因为“在美国政府对留美学人归国设置重重障碍的情况下”，当时众多留美人员不得不“通过各种渠道想方设法离美归国”，“设法取道香港”即其中的一条路径，“当时从美国回国的轮船只能到达香港，因此拿不到香港的过境签证就无法途经香港回国”。1950年回国的鲍文奎、1951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之后即回国的徐亦庄的回忆都谈到了这一细节。徐亦庄与穆旦同在芝加哥大学，也有清华大学的同校之谊，虽然学科不同，但留学期特别是在回国问题上，应该是有过交集的，但目前全无这方面的线索。大量的历史信息就这样被沉埋下去，终至无从察知。

澎湃新闻：1957年，穆旦发表了几首诗歌，但随即遭到批判，失去了写作和发表的权利，直到1975年才恢复诗歌创作，如何评价穆旦晚期的一批诗歌？与此前发生了哪些变化？

易彬：或许有必要说明下，1957年之后直到1974年，在《穆旦诗文集》中是一片空白，但根据穆旦的交代材料以及友人的回忆，实际上可能也有创作，只是没有保留下来。就目前所看到的情形而言，穆旦晚年的写作跟其境遇有着密切的关联。在经历了漫长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之后，晚年穆旦写下的是退缩的、哀婉的、死亡的诗篇，其中虽也有《黑笔杆颂》一类明确针对现实问题的写作，但从《智慧之歌》到《停电之后》《神的变形》再到《冬》，这样一条写作路线并未制造出一种个人与时代相对抗的话语，却是以其生命挽歌而有着独特的声线，恰切地呈现了一个处于黑暗的历史隧道中的生命的颜色，足可称得上是那个时代里最为动人的声音。说到变化，郑敏的评价可谓是一语中的，“一个能爱，能恨，能诅咒而又常自责的敏感的心灵在晚期的作品里显得凄凉而驯服了”。这是精神层面的。在诗歌形式上，穆旦晚年诗歌变得整饬，其中或有翻译诗歌的影响，或也有向古典诗学传统皈依之势，如他所心仪的诗人杜甫那般，“晚节渐于诗律细”。

穆旦夫妇，1972年摄于天津

澎湃新闻：与原创新诗相比，其实穆旦翻译作品的体量要更为庞大，如何看待作为诗人或翻译家的穆旦？

易彬：目前出版的《穆旦译文集》共八卷，加上未收录的著作和零散译文，总数可达十卷，绝大部分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之后进行的，传记中围绕两种身份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后半部分。

在1950年代，诗人“穆旦”与翻译者“查良铮”呈现出明显的分离局势。在1940年代，译作均署“穆旦”，可见“穆旦”是兼有诗人和译者身份的。但留学归来之后，穆旦怀抱向祖国献礼的热情，夜以继日地翻译，至1958年，共翻译出版译著约25种（包括出版改制之后新印的），绝大部分署本名“查良铮”，少数谐“良铮”之音署“梁真”；而这一期间，仅在1957年署名“穆旦”发表过三次诗歌，且随后引发了一连串的批判。并不难看出，“查良铮”从一开始就热切投入时代且被积极接纳，而“穆旦”与时代的关系是紧张的，当“穆旦”犹疑、受批判的时候，“查良铮”却自如地游走于时代之中——积极地参与到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之中。“穆旦”与“查良铮”，境遇相对立的两张脸孔，却为同一个人所享有。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形象截然分离局势明确包含了“穆旦”与“查良铮”对于复杂的政治文化语境的综合反应；反过来说即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对于一个渺小的个体产生了复杂的压力，造成了个体形象乃至人格的分裂。

进入到1960年代之后，局势进一步恶化，“穆旦”是需要讳言的名字，而翻译量（包括重译）虽然很不小，却已无法再出版。书中对于《丘特切夫诗选》的翻译讨论，力图揭示穆旦对于“诗人”的维护，明知象征主义诗歌在当时不可能出版，仍然译就、撰写长篇译后记并寄给出版社，译后记所展现的那样一个和时代话语方式格格不入的诗人形象构成了穆旦对于“诗人”的解释，也彰显了穆旦的诗人形象——即便时代环境那么逼仄，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作为“诗人”的职责。

而生命末期的谈论，“文艺上要复兴，要从学外国入手，外国作品是可以译出变为中国作品而不致令人身败名裂的，同时又训练了读者，开了眼界，知道诗是可以这么写的”，则可说是包含了穆旦对写诗和译诗的理解——写现实如何的作品将有政治风险性，将“令人身败名裂”，而译诗可以避开这一点，且能带来“文艺复兴”。由此，不妨将穆旦的翻译视作其写作的替代品，更或者说，译诗成为穆旦写作的另一种形式。从这个角度说，晚年穆旦的“诗人”与“翻译家”的形象又具有某种同一性。

查良铮译《丘特切夫诗选》

澎湃新闻：通过传记书写，你希望最终留给读者的是一个怎样的穆旦形象？

易彬：一位执着于诗艺的中国新诗人，一位经历曲折的文化劳动者，一个破落户子弟，一位放弃安稳生活、踏上战场险些死去的翻译官，一位被生计所困的小职员，一个爱国的理想主义者，一位积极投身于祖国文化建设、勤奋的翻译者，一位从翻译中获得深深慰藉的受难者，一位怀抱“幻想”而“没有走近未来”的人。

澎湃新闻：2002年，诗歌评论家江弱水发表《伪奥登风和非中国性：重估穆旦》，引发很多学者参与争论。江弱水指出，“穆旦的地位现在之所以被高估，主要因为他被看作20世纪中国诗人中最具现代性的一位。现代即意味着西方，西方即意味着现代，这是20世纪中国最深隐的迷思。”你对此观点有何看法？

易彬：2002年研究语境跟现在已经大不一样。穆旦是一个被重新发现的文学史人物，1940年代崭露头角，1950年代隐失，1980年代被重新发现，1990年代被推举为新诗第一人并引发了强烈的文学史焦虑。放眼中国现代文学史，穆旦生前身后的这般起伏遭遇，在不少写作者那里也同样存在，只是深浅程度不同而已，这是2002年之前的大致情形，江弱水教授的文章引发了热烈的反响，也触动了研究反思。从现代文学研究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实际上是21世纪初期的一项重要工作，此后的穆旦研究朝着更为学理化方向持续推进，文献工作也日趋完善，穆旦已被公认为现当代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诗人。

澎湃新闻：二三十年来，穆旦早已从一位被文学史遗忘的人物变为热门的研究对象，2018年穆旦百年诞辰之际各大媒体也不乏纪念性的报道。时至今日，关于穆旦研究是否仍有开掘的空间？

易彬：最近一二十年，穆旦一直是研究热点所在，可见这位风格卓著的诗人、勤勉的翻译家还是能不断地激发新的话题，穆旦年谱、传记的连续出版也是研究活力所在，着眼于未来，穆旦研究无疑也还有继续开掘的空间。首先是文献工作还有待加强。目前穆旦作品的整理是分《穆旦诗文集》和《穆旦译文集》的方式分别处理，前者两卷，后者八卷，遗漏的和新发现的文献还有不少，一部完备的《穆旦全集》有其必要性。穆旦的读者不少，也可以有灵活多样的作品集的编撰。我就想以“从军与还乡”为名编一本小册子，集中展现“穆旦与战争”这个主题。与此相关，穆旦的整体形象还有待更全面的梳理，而穆旦的诗歌文本与语言探索、穆旦与时代之间更为复杂的历史关联等方面，也值得更为深入、系统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