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几十年来，记忆和媒介这两个主题在人文社科领域备受关注。记忆承载着人类过往，媒介则成为记忆传播与建构的重要载体，二者相互交织，深刻影响着人们对历史、现实的认知，也促使研究者不断探索其内在关联与作用机制。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4月11日举办题为《跨媒介铭记：从媒介出发的回忆文化研究》的读书会，聚焦记忆与媒介的关系、跨媒介与回忆文化、数字时代的文学记忆等议题。本期读书会是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2025春季学期读书会“文本内外：世界文学的跨界叙事与知识生产”的第二期，由童欣主讲，解健与谈。童欣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德国汉堡大学哲学博士，主要从事记忆研究、媒介研究与移民研究。解健是浙江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文化学院德语系讲师，德国波恩大学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当代德语文学、记忆研究与跨媒介研究。
本次读书会围绕童欣与解健近年出版的两部研究著作展开探讨。童欣的专著《跨媒介铭记：当代中德两国的上海犹太流亡记忆》（Transmedia Remembering: Eine Fallstudie des Shanghaier Exils in Deutschland und China seit 1990, Hamburg: AVINUS, 2022）从过程化视角重新审视记忆的媒介性与社会性，以历史记忆的媒介实践为例，透过文字、影像、展览、音乐、城市空间、数字平台等文本，考察相关历史在中德社会的生产与流变，揭示记忆在“跨媒介铭记”过程中于不同时空、历史、族群与文化之间的流动与联结。解健的专著《文学中的跨媒介记忆：以当代德语代际小说为例》（Erinnerung und Intermedialität in deutschsprachigen Generationenromanen der Gegenwart, Hannover: Wehrhahn Verlag, 2024）系统梳理文学、记忆与媒介间性的多重关联，通过对当代德语文学中的记忆话语进行跨媒介分析，探究文学中的记忆表征何以通过跨媒介手段的运用而交织在一起，从而为当下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开辟新的视角。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读书会内容，本文经发言者审定。
《跨媒介铭记：当代中德两国的上海犹太流亡记忆》书封
媒介化的记忆时代
童欣：美国学者安德烈亚斯·胡伊森（Andreas Huyssen）在2003年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认为当代社会对记忆与过去的转向，伴随着关于“记忆繁荣”与“记忆危机”的巨大悖论。
一方面，世界性或区域性战争、革命性事件等宏大的历史叙事正在持续不断地被重复播放和重新讲述，人们对各类纪念活动、周年庆典以及怀旧文化的痴迷也在日常的媒体报道中一览无遗。
另一方面，随着数字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人们似乎已经没有意愿或能力再去铭记过往，历史意识的丧失似乎充斥于一种失忆、麻痹或木然的当代记忆文化。而这类对失忆的指责总是体现在对媒介的批评中，但恰恰是这些媒介——从印刷品到电视，再从手机到互联网——每天都在为我们提供新的记忆存储方式与再现路径。
胡伊森的观点为我们重新思考媒介在记忆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启迪，但记忆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并非一个进入21世纪之后才有的新问题，而是贯穿于作为一门现代科学的记忆研究的确立与发展。从192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的“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和德国艺术史学家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的“记忆女神”计划，到1970年代起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以“记忆之场”重新书写法兰西史，再到1990年代德国学者阿斯曼夫妇创立的文化记忆理论，媒介始终是贯穿其间的一条核心线索——或隐或明，与记忆研究的历史、社会、文化等多重维度持续对话。扬·阿斯曼（Jan Assmann）对此有一句精辟的总结：“在这个意义上，记忆的历史就是一部媒介的历史”。因此，尽管记忆研究内部存在学理上的多元分歧，但从文化维度出发的研究始终将“记忆的媒介化”视为不可或缺的中心议题。在德语学术语境中，“记忆文化”（Erinnerungskulturen，亦译作“回忆文化”）逐渐成为人文研究的关键概念之一，标志着媒介、记忆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复杂交织已成为当代思想的重要问题场域。
解健：作为全球记忆研究的重镇，德国始终延续着深厚的理论传统。作为继阿斯曼夫妇之后的中生代学者，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教授阿斯特莉特·埃尔（Astrid Erll）在其研究中也聚焦媒介在文化记忆中的操作性角色，进一步提出了“记忆媒介”（Gedächtnismedien）这一概念，并阐述了记忆媒介的三重功能：存储、流通和提取。她特别指出，媒介并非“中立容器”，而是能对所承载的内容产生能动性影响。由此，媒介可被视为一种文化技术，深刻改变了我们如何构建和感知记忆。荷兰媒介研究学者何塞·范迪克（José van Dijck）在其发表的“数字时代的媒介化记忆”一文中，也深入阐述了“媒介化记忆”（mediated memories）的概念，从而将自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起就被强调的媒介重要性推向新的高度。媒介不仅仅是技术工具，更是塑造认知、参与意义建构与记忆再生产的重要机制。在数字时代，媒介所承载的不仅是信息，更是个人与集体的记忆框架本身。与此同时，记忆媒介之间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处于持续的互动乃至竞争之中。德国学者萨宾娜·海瑟（Sabine Heiser）与克里斯蒂安·霍尔姆（Christiane Holm）提出了对传统“Paragone”概念进行延伸的“记忆之争”（Gedächtnisparagone）。这一理论框架强调通过比较性与竞争性，探讨媒介在记忆表达中的特性及作用。不同媒介在记忆和回忆功能上的竞争，不仅凸显了其表现力，也明确了它们在集体记忆中的角色。我们可以借此考察，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哪些媒介被视为主导性的记忆媒介？这种主导地位是否具备延续性？
童欣：数字时代的技术变革引发了诸多围绕记忆的新实践和疑问，也给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挑战。之前我们提到的记忆理论虽然论及了媒介的基本作用和功能，但往往还是滞后于媒介实践，或者没有完全从媒介出发的角度系统地进行阐述，这也说明现有的研究范式与媒介化及其复杂性之间存在差距。
记忆的媒介化本身是一种社会性的、传播性的和过程性的行为，不仅涉及媒介呈现和记忆建构，还需要考虑不同的物质、社会和政治维度。这就需要一种跨越边界的视角，以应对记忆的媒介化过程的动态性。具体而言，面对新的记忆文本和记忆实践的考察，不应局限于孤立单一的媒介类别与文本分析，而应兼顾记忆文本内外的动态变化，展开联动式、兼纳宏观、中观及微观的跨媒介研究。文学、电影、展览、音乐、戏剧、数字媒介等往往既各自遵循内在逻辑开展记忆实践，呈现纷繁驳杂的记忆图景，同时又通过自发或有组织的“媒介聚合”（media convergence），在物理层面和记忆结构层面汇集了不同时空、代际、身份的记忆主体，由此产生的记忆书写往往连通集体记忆的建构性和个体记忆的自主性，凝聚出一类能够代表社会主流声量与时代整体精神的记忆叙事。这个过程并非简单的“新旧”媒介的线性发展，而是不同媒介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竞争、叠加和影响，形成了更加复杂、非线性的结构。
《文学中的跨媒介记忆：以当代德语代际小说为例》书封
重新理解跨媒介性
解健：作为文学研究者，我特别关注的是，作为传统文字性表达形式的文学，如何在当代媒介全新景观的挑战下“生存”。与其他媒介相比，文学是否能够在记忆的存储、传播与激活过程中发挥独特作用？它能否借助语言特性与表现手法，贡献独特的跨媒介记忆功能？从文字与图像的争论，到文学与电影的关系，再到数字媒介时代的文学，文学始终处于一个被挑战乃至被“颠覆”的位置之中。在媒介化的记忆时代，文学何为？无论是文学内部的媒介组合与指涉，还是文学外部的媒介转换，文学都在不断地回应媒介发展史。通过文字的表达方式，文学不仅描述、模仿、建构与解构其他媒介，还借助跨媒介手法重生与再生——文学的跨媒介与媒介间性（Intermedialität）现象，同时也是文学作为媒介的重生与再生方式。
在《文学中的跨媒介记忆》一书中，我深入探讨了记忆与跨媒介这两个议题，系统分析了文学中如何通过跨媒介手段展现与交织记忆主题。特别值得探讨的是，哪些媒介融合的表现形式更适合记忆表达？这些表现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应用策略是什么？不同记忆媒介的功能能否通过跨媒介手段在文学创作中产生显著影响？
借助对当代德语文学的具体文本分析，可以看出，跨媒介手法一方面揭示了文学与其他媒介在记忆功能上的差异，凸显了各自的媒介特性；另一方面，文学成功借用了其他媒介的表现效果，拓展了自身的记忆再现能力。
文学的特殊性在于其高度依赖语言，因此当它将其他媒介（如图像或影像）纳入自身表达时，通常通过跨媒介指涉来实现。换言之，文学对异质媒介的借用是对日益加剧的媒介竞争，特别是记忆媒介竞争的一种策略性回应。通过这一策略，不仅增强了文学在记忆话语中的表现力，也确认了文学在“记忆之争”中的独特地位。
童欣：相较于以文学为中心的跨媒介研究，我更感兴趣的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媒介记忆研究。换言之，媒介既是研究对象，也是研究视野和框架，即从媒介出发来审视人类的过往、当下与未来之间的关系，始于媒介，但不止步于此——更关键的是考察媒介如何联结起人与人、文化与文化、社会与社会、时空与时空。
因此，在记忆研究的语境下，一方面需要不断更新对媒介和跨媒介的想象与理解，记忆媒介应该既能涵盖所谓的“传统”媒介（如文学和电影）和“新兴”媒介（如虚拟现实、全息影像和人工智能），同时又不能无限扩展或简单加和（例如诺拉“记忆之场”之下的媒介意涵或埃尔意义上的集体记忆媒介）。
另一方面，关注媒介何以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方式之下，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记忆过程中进行运作，其间的动态的连接、耦合、交往和关系又如何，或将真正有助于我们摆脱“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研究困境。
在如何理解媒介的问题上，受到我的博士导师、德国媒介学学者托马斯·韦伯（Thomas Weber）的影响，我特别认同法国思想家、媒介学家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的立场。我的导师是最早将德布雷的“媒介学”（médiologie）系统理念译介成德语的学者之一，因而德布雷将媒介的文化与技术进行关联互动的分析框架给予了我很大启发。
总体来说，德布雷意义上的“媒介”既应包括组织性的物质层面（organisation matérialisée, OM），也包含物质性的组织层面（matière organisée, MO）。这种双重主体性的媒介观摒弃了狭义的技术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强调媒介的物质性与社会性是不可分割、交互嵌套的整体。媒介既是显性的操作系统，也是隐性的文化结构，是“表”与“里”、“显”与“隐”的有机统一。在此基础上，德布雷等学者对于人类历史上“逻各斯域”（logosphère）、“印刷域”（graphosphère）、“图像域”（vidéosphère）乃至“网络域”（hypersphère）的划分，展现的正是人类如何借助不断涌现的记忆工具，记录、存储、生产和传播知识、技术和文化的系统性过程。
基于此，我在自己的专著里提出了“跨媒介铭记”（transmedia remembering）这一过程化视角，它与德布雷所指的“媒介域”（médiasphère）与“传承”（transmettre）、韦伯的“媒介场域”（mediales milieu）、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詹金斯的“跨媒介叙事”（transmedia storytelling）等概念遥相呼应。我尝试描述的正是媒介化过程和记忆过程的动态关系，通过将不同的跨媒介形式或阶段进行类型化区分，本质上是进一步探讨“跨媒介”究竟如何“跨”的问题。
具体而言，“跨媒介铭记”包含了多种动态的过程和模式：跨文本场域（transmilieu，分为“场域间型”和“场域辐射型”）、跨媒体叙事（transmedia，分为“媒介经济型”和“媒介文化型”）和跨代际传承（transmission）。其中，根据媒介化过程在记忆文化建构中的时间结构，跨文本场域和跨媒体叙事主要聚焦当代媒介记忆的生成、形塑和传播，跨代际传承则着眼于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更宏大的时间深度。
以媒介化的普遍过程为核心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记忆的运作及其政治伦理、社会机制与文化内涵，并以此作为一种进入特殊现象的普遍性路径。例如，就具体历史记忆而言，通过将其媒介化过程中的多重跨场域和跨媒体结构进行“再语境化”和“再历史化”，原本看似孤立的、有形或无形的文本、实物、组织、机构、思想、符号、工具及相关的人为行动者将被串联在一起，构成一个不断变化、互动和整合的意义网络。而那些一度被遗忘和封尘的历史事件、纪念人物、地理空间，也能够借助媒介化被筛选、激活和赋义，重新进入社会的有效记忆范畴。
数字（化）记忆文化的双重面向
解健：顺着记忆与遗忘的话题，我想回到记忆繁荣与记忆危机的悖论来进一步展开。在数字媒介时代，我们面临的记忆的挑战的确前所未有。虽然我们被数字媒介带来的便利性吸引，但在数字化的语境下，“记住”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提炼出三个关键词，试图概括数字媒介在记忆过程中的核心特征，分别是存储能力（Speicherkapazität）、加速（Beschleunigung）以及记忆互动与个体化（Interaktivität & Individualisierung）。
第一个关键词指向数字媒介的震撼性存储能力。与过去的传统媒介相比，现代信息存储几乎不再受到物理空间的限制。海量数据可以被压缩、转存、复制，形成所谓的“云端记忆”或“永不消失的档案”。然而，这种无穷无尽的存储能力背后，是否也意味着记忆的复杂性和质量的下降呢？这正是数字时代记忆的一个核心悖论。
而就“加速”而言，在传统媒介中，记忆的记录是一个缓慢且物质化的过程，例如手写日记等，都需要耗费时间并经历物理转化。但在数字媒介中，这一过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数字化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存储速度的极大加快，记录成为几乎无意识的行为。正如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所说，这一现象是“点击的时间结构”（die Zeit des Klicks），意味着信息的保存和处理不再依赖传统时间结构，不再经过过滤、评估与分类，而是被瞬间储存。
最后关于互动性与个体化——如今，记忆不再仅仅由专业机构（如档案馆、博物馆、历史学者）所管理，而是成为每个普通个体都可以参与并共同创造的过程。德国学者埃里克·迈耶（Erik Meyer）在“记忆文化2.0”概念中，强调了网络平台互动结构对记忆实践的深远影响。无论身处世界的哪个角落，任何人都能参与到相同的记忆实践中，这使记忆不再是“宏大叙事”，而是变得更加日常化、个体化甚至碎片化。公共与私人记忆之间的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数字媒介正重新塑造社会记忆的结构。
这一背景下，似乎出现了一种“完美的记忆”——没有遗忘，保留任何细节。然而，这样的“完美记忆”真的完美的吗？表面上看，它提供了完整的记忆存储，但也暗含着潜在的危险。在数字媒介的时代，记忆面临的最大挑战恰恰在于，它似乎不再“遗忘”。技术越先进，记录越全面，记忆就越值得信赖吗？还是我们应该反问：如果一切都不再被遗忘，那么我们还能真正记住什么？
在数字平台上，信息被大量且快速地存储，但却不一定能够真正被提取和使用；数字记忆的存储看似持久，但数据依然依赖硬件和软件来保存，因此数字记忆的长期稳定性本身就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所谓的“数字档案”，其实是随时可能消失的临时保存，记忆因此可能沦为碎片化和浅层的存档行为。阿莱达·阿斯曼因此强调：“从本质上看，互联网是一个没有存储功能的记忆系统。”换言之，信息虽然还存在，但我们未必能够重新看到、理解或激活它。这种“存储即遗忘”的机制让我们意识到，存储与记忆之间不再是等同的关系。
另一方面，具有高度参与性的“记忆项目”往往极具流行性，容易引发商业广告的兴趣，从而形成新的“商业模式”，使记忆在数字平台上被商品化。迈耶提出了“被商品化的记忆”（kommodifiziertes Gedächtnis）这一概念。在平台上，记忆的排序依据不再是意义或历史性，而是点击量、关注度、广告价值等因素。个人记忆被上传、标签化、推送，融入平台的内容生态之中。
这样一来，虽然我们看似掌控了技术与记忆的力量，实际却是我们的数据被资本化，信息化结构夺走了我们的主动权。数据作为“免费资源”被企业掌控，进而转化为商业利益。当信息的传播在数字平台上逐渐服从于技术逻辑与算法机制，推送优先级、点击量和互动频率因素决定了哪些内容会被“记住”，哪些则迅速消失在注意力的边缘。换言之，技术机制逐步接管了“应当记住什么”的判断过程。那么，我们又如何判断平台上的记忆是真实的、重要的，还是仅仅是受欢迎的呢？
这里的矛盾在于，当一切都被保存时，我们失去了选择性记忆和遗忘的能力。正如意大利社会学家埃琳娜·埃斯波西托（Elena Esposito）所指出的，“完美的记忆，其实也是完美的遗忘”。数字时代记忆内容的数量呈指数级增长，但大量信息的积聚并不自动构成有效的记忆，反而可能导致记忆的拥堵与碎片化；同时，我们有效组织、验证与理解信息的能力却未能同步跟进。互联网上流通的图像、文章、段落常常脱离原始语境，被断章取义、重新拼接或剪辑，这不仅模糊了文本的作者与时间背景，也削弱了原有的意义结构。如果没有遗忘机制，所有信息将同时存在——没有主次、没有层次、也没有时间的距离。那么，我们又如何提取和激活这些记忆，完成真正的回忆呢？
最终萦绕在这个时代的问题始终是：我们如何保持作为个体的主动性，如何理解并生成意义？埃斯波西托因此强调了遗忘的重要性。在传统记忆中，遗忘是自然的过程，是一种选择机制；而数字媒介让“遗忘”变得愈发困难，进而让“记住”变得愈加模糊。如今，遗忘不再是记忆的失败，而是记忆的前提。我们或许需要重新问自己：什么值得记住？什么必须被遗忘？谁又拥有决定“何为记忆”的权力？
童欣：这些问题切中数字时代的记忆核心，作为一名当今媒介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完全感同身受，只因为还身处其中的“过程”，这些悖论或者质疑仍有待思考和观察。但我想分享的是，有两位学者的研究能在很大程度上“安抚”个体对于数字时代媒介技术发展的“焦虑”。
首先是德布雷，他将“传播”（communication）与“传承”（transmission）进行严格区分，他反对遵循线性、共时化、空间性的“发送者—信息—接收者”结构的技术化传播模式，而是强调“具有历史性视野的传承”。因为“传播”是即时的、直接的、极易完成的，但“传承”往往从教育开始，而且“一直是一个过程”，其本质在于将往昔与当下建立关联并构建连续性，从而形成人类不断延续的文化——即传承“是文明存续的关键”。
德布雷把“传承”划分为三个维度：物质维度涵盖物质商品、思想、力量与形式的传递；历时维度的传承通过更广阔的时间纵深得以显现，它既构建生者与死者作为人类主体之间的联系，也在集体记忆生成过程中连接事实与虚构；政治维度则意味着从过去经现在向未来的传承，不可能由个体单独实现，而必须依托集体社会框架。也就是说，无论是“传播”还是“传承”，必然都存在由于特定的媒介技术而造成的铭记与遗忘，但只要人类的“传承”过程仍然在持续，就始终具备自我修复、调节和校正的可能性，记忆与遗忘的二元对立就成了一个伪命题——曾经被牢记和信奉的可能被抛弃与忘却，曾经被选择性忽略的也可能转变成权威与正典。从依赖口口相传的逻各斯域（如古希腊史诗），到印刷技术推动理性化与知识化的印刷域（如启蒙运动和报纸兴起），再到强调视觉符号和即时传播的图像域/视听域（如电视和社交媒体）以及当下延伸至未来的网络域，人类历史不断上演着新兴媒介引发的相似争论。在这个漫长的“传承”的“过程”中，或许更重要的并非在于迅速判断什么值得记住或遗忘，而是确证必然有什么会被记住和遗忘，并且了然、倘然、安然、欣然地拥抱每一代人在这“过程”中的节点。
另一位则是文化记忆理论的奠基者、德国古埃及学家与宗教学家扬·阿斯曼，去年春天传来了他去世的消息，当时我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性文章。在此，我想以该文最后一段作为结尾，回应并总结上述的讨论：
“与此同时，数字时代的瞬息万变正在全球形塑新的记忆景观，新技术的变革也带来了诸多围绕记忆的新旧疑问：互联网到底有没有记忆？数字时代是在强化记忆亦或加速遗忘？如何看待具备记忆能力的人工智能？面对这些问题，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并为当代学者转向算法记忆和人工智能生成的记忆研究提供了理论源泉。他告诉处于现代性身份危机的人们，数字时代的记忆仍旧属于文化记忆的范畴，是我们这个‘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所特有的、可以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向系统、仪式系统’，其作用始终在于稳定和传达当下人类社会的自我形象。尽管阿斯曼自身业已化作集体缅怀的记忆符号，留下一个令人仰望的背影，但他教会了我们珍视记忆的力量。记忆关涉过去，指向现实，更通达未来：沿着记忆，时间长河中的一切经验世界就具有了稳定性与再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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