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企业正在加速出海，它们为世界经济增添了活力，创造了就业机会，也发展了自己，在全球化中崛起。然而，全球化在迭代与逆流间摇摆，全球供应链生态在重塑，频发的地缘冲突和贸易争端给已出海和准备出海的中国企业带来了困扰。
出海潮惊涛汹涌，令“学院派”研究者始料不及。我在《知网》APP上输入主题“出海”，发现有一万六千余篇文章，多发表于2024年，但多数尚处于初探阶段，浅尝辄止。翻看前些年的中英文教科书，例如《世界经济地理学》《全球性转移》及其跨国公司区位等内容，很多都已经过时。
一些智库、咨询公司、券商和商会的人员走在了学术研究者的前面，他们纷纷出海调研，获得了第一手资料，撰写并发表了纷繁多样的有价值的文章和书籍。跨境电商平台“大数跨境”等还为出海企业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咨询服务。此外，澎湃科技访谈了十余家出海企业，刊登了科技出海记；澎湃新闻邀请安永合伙人汤哲辉，智库Equal Ocean黄渊普，罗兰贝格大中华区副总裁江浩等8人谈“新出海潮”。外国媒体公司也十分关注中国企业的出海潮。
12月初，在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面对研究生的讲座上，我启发他们关注和研究“新出海潮”。企业出海研究涉及的内容很多，因为我去过底特律（福特）、哥德堡（沃尔沃）、慕尼黑（宝马）、丰田城（丰田）、十堰市（东风）和北京顺义区（现代）等，所以选择了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空间动态进行思考。不过，由于年龄等条件限制，只能纸上谈兵了。现在我撰写此文，只希望学术研究者能够把握时代的脉搏，深入调研，为出海企业的成功出谋划策。
二
中国不仅是新能源汽车的制造中心，而且建立了电池技术、智能驾驶系统、本土完整供应链等优势，成为汽车电池及智能网联等核心领域的新技术试验场。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发展适应了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需求，在出海热潮中表现非常突出。有的中国企业开始向外国汽车企业进行技术输出，而在华外资企业的本地合作创新也成为一种新趋势。
回想改革开放之初，上海大众和北京吉普合资企业成立。中国加入WTO时，几乎所有世界级汽车企业都来华合资，带动了外资零部件企业投资，促进了国内汽车供应商发展，改变了“三大三小” （一汽、东风、上汽，北京吉普、天津夏利和广州标致）轿车基地布局。然而，“市场换技术”政策一度限制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后来特斯拉在上海独资建厂及其开放电动汽车专利，激发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和活力，特斯拉的供应链95%本地化则促进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供应商的技术升级。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由政策拉动趋向市场引领，其标志是造车新势力强势涌入。经过十年的优胜劣汰，具有敏锐眼光、不懈追求和非凡行动力的企业家辈出，创新型企业竞相争雄。动力电池和智能科技发展迅猛，产学研用正在深度融合。持续研发汽车动力电池、实现锂电池产业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以及被称为“汽车领域黄埔军校”的合肥工业大学等科研院校功不可没。
三
早在1980年代中期，英国地理学家迪肯（P. Dicken）就在Global Shift（中译本《全球性转变》）中讲解了汽车制造商跨国经营的四种模式，即1整车出口(CBU，Completely Built Up) 2出口全散件CKD（Completely Knocked Down）到进口国组装 3在进口国建零部件工厂，进行CKD组装 4在进口国制造整车。根据进口税收制度和出口运费等因素，制造商会在这些模式之间进行选择。
目前，整车出口的中国企业至少有十几家。进行CKD产能布局的汽车企业包括在欧洲布局的上汽、吉利、奇瑞等，以及在东南亚布局的哪吒、长城、五菱、广汽、长安等。动力电池供应商宁德时代、国轩高科、蜂巢能源、亿纬锂能、远景动力等都已在欧洲建厂，就近配套海外客户。已经或正在考虑出海建厂的汽车企业和电池企业不少，例如比亚迪在泰国罗永府和匈牙利塞格德市建厂。在出口新能源汽车时，有企业还采用了半散装件SKD（Semi Knocked Down）模式，例如零跑汽车与总部位于荷兰的Stellantis集团合资成立零跑国际（Leapmotor International），使其拥有在中国境外组装生产和销售零跑汽车产品的权利。
从产品出海，到产能出海，再到供应链出海，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企业需要应对将地理足迹延伸到本国本地之外的挑战。然而，正如第一财经研究院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布局尚处于初级阶段，国际化程度和本地化能力均显不足。海外设厂可能利用当地的资源和成本优势，使产品以原产身份出口到欧美等市场，从而避开关税壁垒。但是中国企业往往需要有全球化视野，放眼全球去采购原料、配置人员、安排生产与研发，符合投资地适用的原产地规则，规避易导致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的关务合规风险（Compliance Risk）。
四
我的研究兴趣主要在产业地理。一连串关于企业的空间战略和空间结构的问题在我头脑中涌现出来：中国有哪些企业正在出海？出海的目的地是哪里？据报道，中国企业已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600多家汽车及零部件工厂。那些多区位（multi-location）企业的零部件和整车工厂在哪里？研发中心在哪个国家？正在形成什么样的地理新格局？为此，我浏览了关于中国车企及其电池企业产能出海到匈牙利、西班牙、法国、墨西哥、巴西，以及东南亚和中亚国家的信息，很多城市地理、企业足迹和生动的出海故事映入我的眼帘。
产业集聚的现象和过程是产业地理的永恒主题。我一方面聚焦出海建厂企业的供应链上企业的聚集问题，例如供应商园（supplier park）或者供应商集群（supplier cluster），这涉及中小企业联合出海（抱团出海）以及在海外的本地化问题；另一方面聚焦到出国企业在母国的基地（home base），也就是创新集群。
全国很多城市都在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新建工厂举不胜举，甚至可以说是“遍地开花”。我注意到，深圳、合肥、上海、重庆等城市已经成为新能源汽车相关领域的“母国基地”，创新型企业和科研院所正在持续地投入研发力量，加强产业融合和产学研合作，攻克技术难关。深圳市形成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并在深汕特别合作区建设汽车城。深圳的电池、电机、电控“三电”产业基础扎实，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能网联“三智”技术领先。合肥市营商环境优越，大众汽车正在合肥建立除德国以外最大的研发中心。合肥市在“芯（集成电路）屏（新型显示）汽（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合（人工智能）”融合方面具有很大优势。上海临港新片区围绕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和上汽集团临港基地，集聚了涵盖汽车芯片、自动驾驶系统等新能源汽车的供应商，将形成智能汽车生态城。在重庆市，从小康集团到如今与华为深度合作的赛力斯，从硅谷创业到布局全球，堪称企业家精神驱动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表率。
以上是我对中国企业新出海潮的迟到的点滴观察，希望能抛砖引玉。据报道，在以智能硬件、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制造业，以移动互联网、跨境电商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领域，以及游戏、影视等产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涵盖了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这些行业的技术创新永无止境，不进则退。中国企业的出海潮方兴未艾，大量企业家都对此格外关注，因为在海外“踩坑”的教训也不少。时代赋予研究者的使命，是解决出海企业面临的紧迫问题，发现新理论和新方法，同时为决策者提供基于证据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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