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那些阔大的女性力量

编者按：“每一个向上的台阶，负载的重量都是超预期的，每一粒收获中所浸润的汗水皆是饱和的。”即将过去的一年，大家都付出了超常的努力。澎湃评论部推出2024年度特别策划《让一束光点亮另一束光》，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都能向光而行，传递温暖、照亮彼此。

去年最后一日送走了母亲，我不再是谁的女儿，因此也就不再是孩子，心境陡然一转，衰老的感受如洪水袭来。一整年的意兴阑珊，成了一场“漫长的哀悼”。

2024年，我们还作别了这么多优秀而著名的女性学者：乐黛云先生93岁，叶嘉莹先生100岁，饶芃子先生89岁。乐先生和饶先生，曾被誉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南饶北乐”，叶先生则是本时代“穿裙子的士”。这三个人对我别具意义，也许因为学科相近、或者是由地域之便，我都曾有幸与她们小有交集，亲炙芳泽、坐沐春风。我母亲虽不是学者，只是普通的教师，但也得享高寿89岁。这些年长的女性突然对我具有精神支撑的意义，我也有意无意总是在计算自己的年龄和她们各个人生阶段的距离，想来是因为我个人的时空焦虑吧？

眼睛突然就花了。

先是想算算韩愈说自己“而视茫茫，而发苍苍”时是几岁？钱锺书“病眼难禁书诱引，衰躯端赖药维持”呢？心里沮丧的时候想起苏东坡，他会安慰自己：“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我估计是老花眼或者飞蚊症，外部世界是看不清了，但他非要说内心的春花正灿烂。毕竟是苏子，我学不来。而且他们都是男性，还尚且如此，那女性不是更容易老吗？

有一长串光鲜又世界闻名的女作家、女学者的名字，但可恶的理性让我对她们都免疫！她们要么只是个教学内容、要么是阅读的对象、要么不过是个硬邦邦的理论符号而已，但作为一名身在高校的“女性学术人口”，我的处境是具体的。你说奥斯丁？狄金森？波伏娃？上野千鹤子？她们都没结婚好吗！夏洛特·勃朗特？抱歉，她不用接孩子。伍尔夫？拜托，她不仅不用接孩子，还不用上课、不用指导论文。

突然非常需要女性的榜样。那种扎扎实实、普普通通，和我一样困于各种社会角色中，还在专业领域绽放光芒的女性。因为乐先生、叶先生和饶先生的离开，我又看了很多她们的旧作、或者与她们相关的文章，重新确证了一遍她们对我的意义。慢慢我才想明白，她们的榜样力量不单纯只是专业能力的突出，更因为她们的力量是从普通、日常和充满缺憾的人生里超拔出来的，不是天生获得的。

叶先生曾带着八个月大的女儿寄人篱下，“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饶芃子先生一边教学一边写书，一边也要肩负教育孩子的责任，她的女儿在不久前的告别辞里，回忆母亲是“出得厅堂，下得厨房，温婉厚道”的“潮州姿娘”，让两个女儿都学会做饶氏萝卜糕……

她们是智识的，又是柔软温暖的，特别是都独有着女性的包容，在自己的职业场所，因为专业精神和无私的立场，发挥了重要的弥合分裂的作用。我愿意把这些，视作女性的特质与魅力。诗人痖弦曾回忆说，当年在台湾诗坛新旧派诗人是不往来，不一起吃饭的，但是因为叶嘉莹先生在，大家可以坐在一个桌子上吃粽子。乐黛云先生亦然。她一直主张“五湖四海”，对“门户之见”和“文人相轻”从来嗤之以鼻。曾任暨南大学副校长的饶芃子先生，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不如此，一位热爱文学的女教授就绝不会做好学校管理的工作。

如果止步于认识到她们和我们一样，在世上踩泥、吃苦、流汗（顾随先生语），只能觉得她们和我们亲近，但这还不够，因为她们还给我们力量。

首先是精神生活的优先性。她们和你我一样，要照顾家、培养孩子、侍奉自己中年以后总会各种病痛的身体，处理那些必须要面对的繁杂事务，但是在这些之中，她们永远将精神生活，放在了首要位置。叶嘉莹先生说不要假借隐逸去逃避世界，要心理上带有出世的平静，去积极做一番入世的事情，所谓：“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

请注意，她们不仅会做饭、会带孩子、会做家务、还会养猪、种菜，但是她们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没有用“密集母职”逼迫自己、没有用“贤妻良母”限制自己。叶先生在加拿大的图书馆小工作室里，为了节约时间读书做研究，甚至一上午都不去打水喝茶；她的冰箱里都是非常简单的速食或剩饭。乐黛云先生的书房堆满了书，凌乱中充满了书香气，因为书对她，不是装点，是工作的必备之物。饶芃子先生也一样。她们“选择”学者的逻辑，而不是家庭主妇的逻辑：她们不是先让房间窗明几净、再让书桌井井有条，然后做个烘焙给孩子，最后焚香净手、打开电脑。她们会简化日常，尽快投入工作和教学，她们选择对职业提出最高规格的要求，而不是个人生活质量。

其次，我发觉她们都有一种“神圣的单纯”（“sancta simplicitas”）。乐先生笑着回忆困难时期为了按领导要求，在不喂粮食的条件下养肥小猪，自己也干得非常起劲，每天漫山遍野地让猪拱食；此外，乐老师因为喜欢帮助贫困学生经常受骗，汤一介先生和学生们说起时，乐老师也一样笑笑，后来继续“屡教不改”。叶嘉莹先生晚年在接受一个著名的电视主持人采访时，被反复问到她的巨额捐款，她等不及去谈她的诗教多次被打断，竟直言不讳地说：“我本想和你谈学问，但看来你只关心钱！”正是她们这样的真纯、执着和简单，才能让这些女性学者心无旁骛，勇往直前。

最后让我感佩的是她们都以一种浓烈的生命情感，全情投入到一种超越自我的工作、特别是那些薪火相传的教育工作中。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但是她们没有选择枯守书斋，理性经济地只为个人的学术精进。或许会有人批评她们的“学问”不够精深，但在人文学科上，到哪一个公认的程度算的“好”或者“优秀”呢？有人觉得乐先生掌握外语不够多，有人说叶先生诗论不够深，也有人觉得饶先生没有持续耕耘一个领域有些遗憾……抱有这些观点的人，或许都是带着高高在上的心态，用某种单一维度的标准，去评价一个丰足的、立体的、历史的人和她的事业。

可是文学、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以及教育事业，如何丈量长短、比拼高下呢？何况，她们将有限的时间，慷慨地交给了那么多学生，叶老师、乐老师不用说了，饶老师女儿回忆说，母亲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总是打扮停当，拿上包要去上课，对看护的阿姨说学生们等着呢！我想起我母亲的最后一段时间已不省人事，在床上的呓语中都是不断和学生说话，却不认识我。对她们来说，当生命的潮水渐渐褪去，她们抖落了所有的俗物，在记忆的沙滩上留下的，不是自己、不是钱财、甚至不是自己的儿女，而是她们总在耳提面命的学生、热爱诗文的听众。这难道不让她们超越了个人生命的有限吗？

因为人是必死的，所以时间对每一个人都如同一个线段，不是一条射线。在起点的年轻时代，觉得日子还长着，有无限的可能，但岁月流转，让你和时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线段的终点在变短，过去的一切变得沉重。但正因为这些尊者和长辈离去的背影，提示了你终点的临近，反倒确证和规定了你过去存在的价值。而此时此刻，你所面对的具体的繁杂、混乱和艰难，都不过是人生的必修课。唯有熬过去，才能挺过来。

这些阔大的女性力量，给了我们滋养和示范：让我们明白学者的身份，并不能成为女性免除家事、杂务、离乱的豁免牌，智识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逻辑、生命的有限、衰病的必然，但你仍然可以选择用精神生活去超越这些有限，将感性的生命体验化为一种前行的力量，去处理更宽广的社会问题和思考人类的处境，继而借此超越肉身的速朽。

纪录片《掬水月在手》，用诗意的方式展现了叶嘉莹先生的一生。她人生的蹇涩，用的是她的诗句和诗意来体现，而悲苦的细节，多是化作了几个空镜。我想，拉开历史的长镜头去看，你我此时具体的艰难，只会成为人生文本上被删除的字句，唯有盼望我们有幸能如这些逝者一样，留下一些生命的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