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能替你走完你该走的人生旅途，你必须自己走

在我的小说《奇幻山谷》里有个人物叫爱德华·艾弗里，他曾吟诵过沃尔特·惠特曼《自我之歌》中的这样几行诗：

我不能，别人也不能替你走那条路，

你得自己走。

那路并不遥远，你可以到达，

或许从出生你就在走，只是你不知晓而已，

或许它在水上，在陆上，在任何地方。

我是在写这部小说时发现的这一段文字。当时我正为爱德华这个人物苦思冥想，作为一个西方商人的儿子，他是怎么来到中国的呢？在写作时，我随意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诗集，这一段就映入我眼帘。这一页的文字直勾勾地盯着我，我意识到：这就是这个人物应该有的样子。不，不仅如此：我的写作就是如此，我的人生就是如此。

谭恩美

没有人能替你走完你该走的人生旅途；你必须自己走。我对此话的坚信源于我的童年经历。我生于一个严守宗教信仰的家庭，到了我这一代也不例外。我父亲是位工程师，也是一位浸信会牧师。每周日我都会去教堂。夏天，我一般天天都会上教堂，在那里参加圣经学习班，练习合唱，进行各种教会活动。我非常努力想要做个好教民，努力聆听基督圣言，努力想从上帝那儿得到指点，但一切均无用。我尽最大努力做个浸信会好教民，却感觉自己像个冒牌货。

曾经有一年，我的确非常努力想要相信上帝。我哥哥病了，得了脑瘤。家里和教堂里都覆盖上一层浓重的宗教气氛：我们只要足够虔诚，他就会被拯救。然而，哥哥没有好转，父亲也病了，也被发现得了脑瘤。宗教气氛愈加浓厚，但他俩都过世了。

那一年，我努力表现得特别好。因为读禁书，我被送到教会辅导员那里接受教育。我被告知我让上帝不悦了，也让父亲失望了。就在父亲生命垂危的时刻，教会的那个辅导员猥亵了我。就是这些经历最终让我不再相信这些祖祖辈辈都曾信仰的宗教信条。我决定走自己的路，去找寻独属于我自己的看待世界的方法。

我找到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同盟。父亲死后，母亲才展现出她的信仰，而我以前从不知情。原来她只是假装成虔诚的浸会教信徒。母亲相信咒语、因果报应、好运噩运和风水。她那多样的信仰组合使我明白，你可以基于自身情况选择自己的人生哲学，基于自己的所见所知形成自己的个人信仰框架，选择你赖以生存的观念，丢弃使你颓废沮丧的思想。

母亲的开放思想一直激励着我。我努力成为一位怀疑论者，努力地去诠释这个词的积极意义：我怀疑一切，但也拥抱一切。我没有一成不变的信仰。我的价值观随着阅历的增加而变化成熟——如果情况发生变化，我的信仰也随之而变。

我不再相信方法论——比如说，我不再相信福音传道。我不再相信羞辱是从某人身上榨取什么的手段。尽管我可能不会赞同某人的方法，我也认为我无权评价他人的需求。正如惠特曼所说，在某种终极意义上，我们都是孤身一人。也许会有人与你同行，但他人无法真正体会成为你的感觉。因而没人能告诉你必须如何理解这个世界，你也无法告诉别人必须做什么，或者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种独一无二性让我们变得特别，使我们的个人感受充满价值，但也会让我们感到孤独。感到孤独不同于“独处”：纵使身处众人之中，你也可能感到孤独。我所说的这种感觉源于一种体会，即我们永远无法和别人分享我们是谁这个真相。对此我很早就有了强烈的体验。那时我也就六七岁，常常翻辞典找寻一些能准确表达我的感受的词，可从来都找不到。我能看明白一些因表达方法不同而有细微差异的词义。比如说，我能体会动词“坠落”（fall）和“弹射”（catapult）的不同，但当我伤心时，却找不到一个词表达我内心感受到的一切。我老是觉得语言能力有限，觉得从来没有清楚地表达过自己，从来没有。即使是现在，我也很难表达我的所思所感，以及我所看到的一切。

然而这种孤独是写作的动力，因为语言是我们拥有的最好的联结工具。我找到了一种方法来捕捉人物真实的样子，不止如此，它还能映射出我的真实感受。这就是显微镜式写作。将重点放在所有微小的细节上，人物形象便跃然纸上。每个人的观察视角都是独一无二的。我的工作便是挖掘那些形成个体意识的特别事件和联系。仅仅呈现某个人物在某个时刻的行为远远不够，我想呈现能说明这个行为的整个历史和语境。

一次，有人邀请我加入美国公民自由协会的荣誉顾问委员会。我很敬佩这个协会，也很看重他们所做的重要工作。但我说：“你们看问题是宏观的、望远镜般的，而我看问题是微观的。”我着眼于细梢末节，那是故事开始的地方。我没有办法这么说——对于所有人，事情总应如此。概括总结不是我的思维方式。故事总是始于微观细节，不同特质组成了每个个体的生活。这才是我的领域。

写故事的时候，我需要开放地思考各种可能性，去写人物想什么、做什么，以及什么样的方式是合适的。对我来说，这样写作最好的方法就是手写。小说的初稿我都是手写而成。手写使我保持开放地对待故事中所有的特别场景和所有的小细节，它们加起来就组成了真相。

在创作一个故事的初期，以及尤其是中期阶段时，我大部分的工作就是确立人物在面对千变万化的环境和艰难困苦时所相信的东西。无论他们坠入爱河，遭遇死亡，抑或是认为自己濒临死亡——他们会怎样表现？又是怎样的经历让他们有那样的表现？我得开放地思考他们可能会有的信仰，以及他们在面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时可能会采取的思维方式。正如惠特曼所说：“它可能在水上，它可能在陆上，它可能在任何地方。”我从不试着把自己局限于某条具体的道路上，反之，我让自己漫无目的地到处探险。

我最初的手稿总是一团糟。由于我会尝试各种可能性，所以我写的内容总是被混乱所主导。因此，我怎么才能知道我正朝着顺利的写作方向前行呢？如果对于我的小说人物来说，万事皆有可能，我又如何取舍那些有用的细节呢？

我刚开始写小说时，有人给了我一本铃木俊隆的《禅者的初心》。开篇是这样的：“初修者的头脑里，存在各种可能性，但专家头脑里几乎不存在可能性。”我要做的便是找回初修者的心境，尽可能地摒弃所有的设想和常规思路，抛下困扰，放弃引导我去设计故事方向的结论。带着预设和结论开始写作是危险的，这意味着将各种可能性拒之门外。如果我保持耐心和开放的心态，那么在某一时刻，我试图传达的那种无法言表的感觉，就会让故事自行朝着终点发展，无论终点在何处。

所以，我极尽所能地观察和留心那些显微镜下的细节。对此我有种练习的方法，那就是观察全家福老照片，把它尽可能地放大，逐个像素地看。这不是我们一般看照片的方法，一般方法是把一张照片当作完整的图像，而眼睛主要聚焦在中心人物身上。然而我会先盯着一个角落开始看，观察每一个细节。然后，最奇怪的事情出现了：我注意到了那些我从没注意过的东西。有时我会发现被人忽略的关键细节，它们对于我的家族故事至关重要。这个过程成了我工作方法的一个隐喻——近距离观察，认真观察，观察那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并且欣然接纳在此发现的一切。

因此，我的错误在于，在调研和写作中过于注意细节描写，而最终又会摒弃百分之九十五的内容。但我爱这样做，这也是写作过程的一部分，我从不认为这是浪费时间。写作时我从不知道我将会写成什么样，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从不对任何事情下结论，从来没有拥有过固定不变的信仰。面对我所相信的东西，我总是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我的结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然，从讲故事的角度看，叙述总是要到达某个地方的，否则我们永远完成不了（或许有一天我会这么做，写一本只给自己看的书，把这个过程当作框架）。但我们还是得完成它，到那时，你就需要技巧的引导。你需要厘清混乱的内容，试试这样，试试那样，尝试一切，然后应用技巧。把所有手写的东西打在电脑里，它就是你的监工，那个挥舞着鞭子的人——你不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要坐在这间屋里，把烂摊子收拾好。

对于我来说，写作最重要的，是保持开放，对新想法开放，对其他框架开放，对一开始不明白的细节开放。我爱惠特曼说的“它可能在水上”，因为水是我发现的新路径。我过去很怕水，从不下海，下了也是心怀巨大的恐惧。看不到水下有什么，这一点使我感到害怕。海洋如此广阔，似乎什么东西都有可能出现。

但我有朋友是海洋生物学家，他们发现了新物种，鼓励我去探索一下水底世界。六十岁生日之时，我去了一个遥远的海岛，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我浮潜，尽可能多地观察事物。我甚至看见了鲨鱼！所有关于海洋的一切都成了一个游乐场。我想，我怎么能错失这么美妙、这么浩瀚的海洋世界呢？它可比我们居住的陆地大得多呀。对我来说这是个隐喻，暗示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那些无法预测的各种巨大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