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书城》这八年

12月19日一早，我的导师金光耀老师来电，询问作为杂志作者的我，是否拥有全套《书城》。他想要参考几年前吴中杰老师的一篇旧闻，为“读史老张”的新书作序。我告诉他知网有电子全文。冥冥之中，似乎在暗示什么。那时我们并不会想到，编辑部也是在12月19日上午收到了休刊的通知。

12月26日一早，《书城》正式宣布休刊，离12月19日恰好一周，隐隐感觉编辑部在传递着什么。公众号发出的休刊推送在短短几小时内就达到了近2万的点击量，比以往推送的任何一条文章的流量都高。早在前几天，关于休刊的消息已经在微博和朋友圈不胫而走。曾经的《书城》作者们都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谢与不舍。我得到编辑的联系是在12月20日，一切非常突然，至今都毫无实感。编辑告诉我，原本关于三文鱼的那篇稿子已经排上2025年的1月号，并说起他昨晚一夜未睡，满嘴生泡，现在稍微缓过来一些了。其实在前一天我就注意到他发了一条银杏树前的大楼照片，并配文说，“是时候说告别了”。当时便觉异样，未有多想。在通知完我们大家后，他又发出了曾经将成为、但大家都不会收到的新一期杂志的封面，说自己再也不用在每个月末加班赶点地校勘和奔赴印刷厂，但如同一脚踏空，惊醒梦中人。陆陆续续看到复旦朋友圈的老师们谈起《书城》的休刊，一个读书的时代离去了。

我和《书城》的结缘要感谢老同学郁喆隽，作为《书城》的编委，他多次鼓励我将一些旅行和学习的经历、体会用文字记录下来。第一篇投稿是关于与我校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的师生一起去日本实地教学和参访的内容，记录了古籍的流传保护，并探讨了造纸技艺的现状等。我将我们在日本列岛关东和关西两地的详细情况都进行了记录，郁老师则建议我将两篇合成一篇，用《午夜巴黎》中的一句台词与“黄金时代”的概念融合来点题。文章经过几次修改，最终发表在2016年的5月刊上。后来我又将去韩国访书、去北美的东亚图书馆访学等内容写成文章。那段时间也是对外交流和看世界的高峰时期，我也将自己在欧洲各地行走的内容写成文章，从拜伦的纽斯特德庄园到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旧居，从剑桥的帕克图书馆到爱尔兰的国家美术馆。因为留日的背景，我也比较喜欢以青年人的视角来剖析中日文化中的一些误读，解释日本文化的来源和创造性。也因为这样，我注意到，这几年来，《书城》上写作日本主题最多的可能就是我和评论家、出版人姜建强老师了。一般我俩的文章不会同时出现在一期中，他的文字优美流畅，转场特别，从和服、葛根汤到二次元和萌文化，我则喜欢写写看起来很熟悉但其实内有乾坤的其他类目，于是从日本的酱油、香菜、片假名的菜单写到热门的日剧，从高桥一生的《我们由奇迹构成》写到松隆子的《大豆田》。姜老师擅长从内部看日本，我则更多地从外部来看日本。有段时间我和姜老师的文章轮流出现在《书城》上互为补充。后来与姜老师见面时，他说一直以为我是一位旅日的华人作者，还对我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写日本表示赞赏。

在《书城》写作这几年，最高产的是疫情期间。一来是居家办公给了便利的写作条件，二来对于当时不明朗的疫情心中总有焦虑和不安，于是思考和写作成为了一个出口。在思考人类和疾病的关系时，在西班牙旅行期间的所见所闻给了我很大的灵感，最后构思成了《戈雅和疾病》一文，并登上了2020年1月刊的头篇。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学习伴随着探索的心情愈发强烈，想要写和能写的内容就越来越多。

作为一本有影响力的杂志，《书城》在港澳和台湾地区的认知度也很高，我在朋友圈分享的文章总是能得到港台友人的关注。香港城市大学的校长和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都是《书城》的作者。就在前一阵，台湾研究梁启超和严复的知名学者黄克武老师在复旦访学，我们也聊起在《书城》的写作，他鼓励我多看多写，要像梁启超那样积累学问、“积沙成塔”。

犹记得几年前文基班的老同学问起，每年写三四篇，到时候可以集结出书。我倒是心里完全不急，非常享受这种写作的感觉，想着等写够了30篇再说吧。没想到，《书城》休刊时，我发表的文章总数恰巧是30。古人云三十而立，这也许也是一种巧合。《书城》经历过几次复刊休刊，结束亦是开始，唯有怀抱着热爱写作的心，步履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