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1896年，上海徐园放映了被称为“西洋影戏”的新鲜货，这也是电影在中国的第一次放映。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发祥地和生产重镇，在资本、人才、观念上曾打造过诸多辉煌的影史第一。截至发稿日，在今年全国城市票房排行榜上，上海再一次领跑全国。
1924年，上海涌现了中国影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电影公司创办热潮，明星、大中华、神州等等电影公司相继推出了诸多国产电影，奠定了以早期家庭伦理、爱情悲剧为机理的通俗剧叙事的传统。百年来，上海影人正在用越来越多上海出品、上海扶持的优秀电影盛宴缔造上海电影的海派新经验。
注：下文涉及的“上海电影”主要分两种，一是在文化与美学层面多与海派文化相关，或直接以上海的城市空间作为故事发源和线索，二是在电影产业层面由上海影视公司主控主出品的作品。
坦荡荡站在天底下——性别叙事的多元向度
张爱玲在《私语》里曾这样形容青年求学时的自己，“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逐渐意识到父母代表的外部世界对自己的失望、怀疑和不耐烦后，“赤裸裸”成为敏感的张爱玲最直观的自省感受，绕到当下，在性别叙事逐渐成为文艺作品和社会议题不可回避的当下，这种感受仍然可以被万千女性拿来作为缺乏安全感的自我表达。
既然已经成为“显学”，游移、退缩必然不被允许，该用怎样的姿态和切口在电影中进行性别议题的表达，才能不辜负时代召唤，一直是当下海派电影的聚焦所在。秉承着女性是现代新生活的一种隐喻，2024年上海电影里的性别叙事呈现出越来越多元的向度，并在商业、艺术和政治的杂糅中彰显出多种可能。
《乔妍的心事》海报
2024年上海出品的《乔妍的心事》就是在老问题上沿袭海派电影自1920年代就关注的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伦理电影类型，女性叙事往往在良心和苦情、混乱和贞操的戏剧场域中呈现出既通俗又批判的商业效益。电影改编自作家张悦然的短篇《大乔小乔》，在保留原著极亲极疏、相爱相杀的姐妹镜像人设外，又加入边陲偷渡、身份顶替的心理悬疑元素。光鲜亮丽的女明星与资方金主在饭桌上冷脸泼酒等娱乐圈猎奇窥视欲的剧情，配以极度舞台化的深宅大院雪景，将女性被剥削、被占用的丑陋权力结构赤裸裸地生理呈现在观众面前。尽管影片逻辑断裂很多，让先前苦心搭建起来的女性悬疑气质落于悬浮，但这并不影响观众被亲姐妹两次合体反抗大他者压迫的爽感感染。
《出走的决心》海报
《出走的决心》是老问题的故事新编，它没有直接回答娜拉出走之后的社会结构问题，而是用普通女性50年的家庭禁锢向观众解释娜拉决心出走的原因——在人生中不断被迫妥协甚至习惯妥协的人，是如何一点点被激发出那么大的勇气和力气去出走。当代娜拉的出走并不盲目，李红终于明白了逃离的阻碍里有女儿无意识与丈夫的合谋，女儿从母亲坚定的战友到渐渐变成父亲沉默的帮凶，哪怕女儿也亲自体验过母职惩罚的遭遇。一旦理解了逃离背后嵌套的系统性剥削权力结构，娜拉出走的结局就不是回来和堕落，而是在经济独立的自主后去更广阔的世界探索。
《好东西》比《出走的决心》更正面回应了娜拉出走之后的胜利叙事，在导演邵艺辉的轻盈刻画下，女性觉醒之后并不是通过利用男权来反叛男权的锐意图强夺权，而是坦荡荡站在天底下，该怎样就怎样。
当小孩问小叶：“女孩该怎么打鼓？”
小叶的回答是：“你怎么打鼓，女孩就怎么打鼓。”
觉醒后的女性不再困于被他者定义，她们仰脸望着天空，敢于拥抱不确定，困境该出现还是会出现，不是用苦情、良心的赤裸裸伦理绑架去化解，而是用本然真诚的内心去体验感受。
《好东西》海报
大小写时代——从市井喜剧到红色基因的再传承
“海派”一词最早兴起时皆含贬义，多用来形容背离传统正道的媚俗审美，随着开埠、五四以及新时代下上海开放、包容的地缘文化风气形成，逐渐将“海派”延展成了具有小资气息、商业性、娱乐美学、文人传统等特征在内的具有上海地域背景的都市文化谱系。
上海大学陈犀禾教授曾分别给予上海电影和北京电影以“人民美学”和“国家美学”的定位，他认为“上海电影建立了一种强调人道价值和描写现代城市生活的成熟的现实主义传统”。用普通市民生活反映大时代的脉搏，是上海电影重要的历史传统和创作特点。从早期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再到建国后的《万紫千红总是春》《大李小李和老李》《股疯》，以及近年来的《爱情神话》，创作者对市民角色的刻画从不囿于恶行恶状、又骂又打的市侩嘴脸，而是尽可能用喜剧诙谐的调性，站在尊重角色的视角进行动情影像的感染，将作品所裹挟的社会议题与观众形成互契性的共勉。
2024年上海出品的《飞驰人生2》《我们一起摇太阳》《逆行人生》等市井生活喜剧虽然聚焦在赛车、外卖和医疗等不同困境生活，但都通过通俗叙事实现了批判但不说教的现实主义的美学诉求，也天然契合了当下电影产业的爆款要义——“情绪价值”和“话题性”。
《飞驰人生2》海报
《我们一起摇太阳》海报
《飞驰人生2》和《我们一起摇太阳》并不是传统意义的春节档贺岁片，主角们的困境直接、顽固，让日常经历着生活九九八十一难的观众稍微代入就能共情。正值青春的尿毒症患者凌敏活得太小心，饮食起居必须严格遵医嘱，手机壳上写着“少喝水”，渴了就舔一口柠檬，夏天也带袖套是为了遮掩手臂上的透析针孔，独身租房也要被中介嫌弃是个病人。蒙尘赛车手张弛本以为不顾生死就能夺冠，却因赛车铅封未能找到而输掉了一切，他不再把热爱挂在嘴边，他得把一身伤病的自己奉献给了医生和医保。还好他们并不沉沦，即将离场的苍凉被他们变换成了再拼一次的豁达，童趣和粗糙、热血和自嘲是他们对抗残酷的面貌。
《逆行人生》海报
《逆行人生》更是直接聚焦大都市中年困境，大厂裁员、寻职年龄歧视、p2p爆雷、房贷压力、算法控制等等，如此种种也是全球经济下行后普通人的生存认知。片中必能让都市打工人感同身受并倒吸一口凉气的剧情，是一场并没有多少台词的过场戏，即使外卖行业已经如此内卷，外卖站点门口还直愣愣站了好几个看着像应届生模样嗷嗷待哺的青年男女来应聘。这些都是影片想要裹挟观众情绪来完成痛感叙事的铺陈，却也过度反噬了一部分观众对本片悲喜剧设定的质疑——男主角的困境只要在最开始把大房子卖掉即可，为什么还要去和真正的底层人抢饭吃？
喜剧内核是悲情，喜剧效果靠差势，陈佩斯说过“刺激人的自豪感比起厌恶折磨他的良心更加深切。差势会让弱者一方生悲情，困境越陷越深，行动与目的越来越悖逆，人物也会越来越囧，最终成了喜剧。”从本质上说，喜剧是理性的，悲剧更偏重感性，喜剧与悲剧都是以超越现实与自我为目的，但悲剧是在抗争中宣泄最纯粹的超越，既然现实生活还有比高志垒处境更惨的底层人，那《逆行人生》在悲剧层面的抗争、宣泄和愤懑就很难牵动更普通、更边缘人的“小时代共情”。
做人也是做戏，多少要做一点，做戏也是做人，多少不能太过，这也是市民电影今后必须要解决的更贴地、更精准的叙事定位，尽可能把复杂变简单，控制故事情绪的过度渲染，审视观众处境，否则就会陷入轻质悬浮和自我消耗的处境。
《异人之下》海报
反观今年背着商业类型大片KPI的上海出品的《异人之下》《焚城》电影，不再用特效、明星和套路的大叙事去标榜自己，而是在内容开发和营销宣传环节都精准垂直打点到故事内核里的人情伦常。《异人之下》在东方武侠玄幻的大世界观下讲了一个最朴实的少年英雄气故事，张楚岚终极对决时穿的“中国李宁”的T恤细节，让舶来自日本的“中二”概念有了更本土化的多维展现。《焚城》填补了我国核泄漏灾难片的类型空白，真正能够吸引观众的不是武戏和灾难的特效场景，而是触目惊心的政治惊悚寓言，办公室里的决策博弈显然更加精彩。
宏论大时代却并不轻浮刻板的《永不消逝的电波》和《解密》继承了1930年代以来《时代的儿女》《大路》等海派电影的左翼现实主义思潮，并在技术革新层面用“再媒介化”的创新打造了新上海的城市文化样本ip。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完全用默片的舞蹈动作创新了非语言叙事电影的独特魅力。毕业于芝加哥艺术学院先锋电影专业的郑大圣导演，从京剧电影《廉吏于成龙》起就擅长在虚实之间处理舞台剧和电影的媒介融合。《廉吏于成龙》开头摄影机穿过上海南浦大桥底下的三山会馆的古戏台再进入剧场，最后进入的上海电影制片厂5号棚的舞台，这些都是电影的“实”，故意穿帮的琴师、剪影、电光等元素又属于戏曲的“虚”。《永不消逝的电波》在内容创作上延续了左翼红色电影聚焦都市人文的细腻写实，以及家国民族的大时代叙事；在创新的技艺层面，郑大圣也贯彻了从《廉吏于成龙》起就专注的写实和写意穿梭的形式风格。舞台剧场的能指和所指符号、真实历史影像资料、上海实景地标等多重时空的嵌套融合。90年前上海地下党人誓言无声、大音希声的信仰被锐意创新地呈现出来，电影用一种文化自信和美学自觉的先锋意识，向全国证明了上海文艺创作的价值。
电影之城海纳万象——节庆影展和分线发行各美其美
发行是电影产业最落地的一环，电影该如何直面观众，观众会如何解构电影，都直接影响了作品的票房市场和口碑。中国电影发行放映改革机制正式始于2002年，其实早在9年前，上海发行市场的开拓试点，就类似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轰隆巨响，振奋并表率了国内电影市场的改革。
试点之前，各省制作出的电影发行均由中影公司买断后统购统销，院线从放映收入中留下50%，其余再由中影按比例分配给制片厂和各级发行单位，电影的发行收益也被化称为“卖拷贝”。1993年香港嘉禾、徐克工作室和北影厂合拍的武侠片《黄飞鸿之狮王争霸》为了创新内地发行渠道，此时正值各级发行单位拥有一定的自办发行权，制片吴思远趁热打铁在上海谈判12天，最终协商出了中国电影分账的第一步，上海永乐股份有限公司受北影厂委托发行《黄飞鸿之狮王争霸》，采用两轮分账制，首映后前四个月为第一轮，北影厂拿60%；四个月后到下映期间，北影厂拿42%。首映当年，《黄飞鸿之狮王争霸》仅在上海就拿了90多万票房。
深化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改革一直在推陈出新，自去年横店电影交易会正式启动分线发行模式，即电影在不同院线或平台上进行差异化分配的策略，再到今年8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再次强调支持分线发行等差异化模式，电影之城上海都在热情拥抱分线发行的新气象。
以10月分线发行的《哈利·波特与密室》为例，首映日全国3000多家分线发行的影院名额，光上海就占300多家，并以全国最高的排片比（12.7%）傲居榜首。除了配套售卖IP衍生商品，各家上海影院还根据自身情况衍生了丰富的影迷打卡互动活动，如SFC上影影城、CMG融媒影城等多家影院组织了《哈利·波特》八部马拉松观影活动，SFC上影影城港汇永华IMAX激光店提供“黄油啤酒”等特色主题餐饮。
SFC上影影城组织的《哈利·波特》八部马拉松观影活动
分线发行尚处于起步阶段，仍需要片方、发行方和院线在抢跑和碰撞中协商出最大化的利益共同线，让更多一日游和存量的小成本电影获得更多的发行空间。除了自上而下的官方指导，上海放映也从未停止过“求诸己身”的精准差异化开拓。
每年6月如期而至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在今年布局了更大的外延，在上海市电影局的指导下，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在上影节闭幕后，又策展了包括德国电影大师展、日本新片展在内的诸多文化影展。与新中国同岁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在今年11月迎来了75周年诞辰，随之推出的“即刻上映·上影75周年荣誉献映”用全面、稀缺的31部上影厂代表作拉开了为期一个月的经典展映。官方越发灵活，民间更加开放，百老汇影投下属的上海前滩MOViE MOViE影城等艺术院线也依靠自家影院的客群运营，推出了包括文德斯、万马才旦等大师影展在内的小型影展交流。
第26届上影节官方海报的背景，是上海四家老牌电影院。
后疫情时代，全球电影市场都面临着收入缩减、产量下滑以及消费者偏好变换的危机。从业者们没有必要死盯着《热辣滚烫》《满江红》《奥本海默》来复制爆款大锅饭，也切勿把电影上升到神圣启蒙和引领时代的理想希冀，调和现实议题、磨合商业与艺术的差异化力量，沿革着上海电影一直以来包容万象的地缘文化传统，才能真正把电影市场金字塔的塔基深挖夯实。
（甘琳，影评人，影视策划、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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