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地时间12月4日，美国联合健康保险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汤普森在纽约曼哈顿遭枪击身亡。在警方追查凶手过程中，这起骇人的袭击迅速成为全美的舆论焦点。随着名为路易吉·曼吉奥内的男子在宾夕法尼亚州被捕，该起案件似乎取得巨大进展。然而，在这位凶手的经历和杀人动机被公布之后，却有相当数量的美国民众开始声援他，并引发大规模的舆论争议。
根据社交媒体上的言论，美国民众对于联合健康保险极为不满，许多人分享了他们被该保险拒赔的经历。部分观点认为，路易吉的行为有其“正义性”，甚至不应受到惩罚。在这场舆论风暴中，路易吉俨然成为一个充满魅力的反叛符号。本文作者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分析联合健康保险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及民众为何将凶手视作“英雄”。在案件发生后，联合健康保险的糟糕情况是否有所改观？对于美国民众，路易吉究竟是一位想象中的英雄，还是美国需要的英雄？
他们从来没有停下变差的脚步
“请问联合健康保险（UnitedHealthcare，简称UHC）还是没有通过我的药的假期提前授权（vacation override）吗？”
“是的，我们医院这边已经多次联系联合健康保险，但他们还是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可是我下周就要出发了，如果在那之前拿不到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明天会继续帮你跟进，争取让你在出发前拿到药。联合健康保险的流程确实比较复杂，我们这几天一直在尽力协调，真的很抱歉让你经历了这些。请放心，我们会尽全力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这段对话发生在十二月中旬，这已经是我和伊莎贝拉的第五次通话，伊莎贝拉是我在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 （NYU Langone Medical Center） 的药剂联络员 （Pharmacy Liaison），她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医疗机构、药房、患者和保险公司之间的协调和沟通。我患有内分泌相关的慢性病已经五年，终生都需服药，但比起其他更加复杂艰难的病症而言，我的病已算轻微，只需按时服药即可有效控制。
秋天体检时，我的指标有所浮动，于是专科医生给我开了一种新药，但是我年底即将离开美国一段时间，需要提前领取两个月的药物。美国没有全民医保计划，普通人的保险一般都由雇主承担，而我的雇主只提供联合健康保险的保险计划。如果不走保险计划，这个新药的自费价格每个月超过1000美元，通过保险我每个月只需支付75美元。然而联合健康保险规定药物只能按月领取，所以我需要与保险公司沟通，申请提前取药的授权。
仅仅是提前取药这件小事，联合健康保险的系统却让它变得异常复杂。我不得不在医生办公室、药房、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之间来回沟通。尽管医生已开具处方，药房也有足够库存，伊莎贝拉多次替我申诉，但保险公司一再驳回授权请求，反复要求我证明提前取药的“医疗必要性”。
我对伊莎贝拉抱怨道：“我还以为在枪击案事件后，联合健康保险会稍微变好一点。”
伊莎贝拉叹了口气，顺着我的话说：“在这个系统下，保险公司只会越来越糟。就我在这个行业的经验来看，他们从来没有停下变差的脚步，也没有理由停下。”
当地时间2024年12月4日，美国纽约，美国联合健康集团旗下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CEO）布莱恩·汤普森遭到致命枪击，当局将其描述为一次针对性的袭击，此事件在全城和全球企业高层引发了震动。
少数人的“幸运特权”
伊莎贝拉说出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心声。与其说美国医疗系统是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历史传承，不如说它是混乱而沉重的历史遗留问题。相比其他西方国家较为健全的全民医保计划，美国的医疗体系显得格外复杂、脆弱、庞大且不公。
美国现代医疗保险系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在此之前，由于医疗技术的局限，许多手术和治疗都在患者家中完成，医疗账单鲜少与医疗机构挂钩。然而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医疗成本的上升，第一个现代医疗保险计划蓝十字（Blue Cross）在1930年代应运而生。
二战期间，政府为了控制战时经济宣布冻结工资。为了吸引和留住员工，许多雇主开始提供医疗保险作为额外福利，这一趋势奠定了后来以雇主为主导的保险模式基础。1960年代，民主党总统林登·约翰逊签署了《社会保障修正案》，标志着联邦医疗保险体系的建立。这项修正案通过联邦医疗保险 （Medicare） 向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提供医疗保险，同时通过联邦医疗补助 （Medicaid） 为低收入群体和特殊需要人群（如残疾人）提供医疗补助。
然而，这种联邦医疗保险的干预并未进一步迈向全民医保的方向。20世纪70年代，医疗费用迅速攀升，制药行业快速发展，美国社会面临医疗成本危机。在此背景下，更多私人保险公司逐浪而生，其中包括1977年成立的联合健康保险公司。经过几十年的扩张与并购，联合健康保险逐渐成长为美国最大的医疗保险公司之一。
至2024年，其母公司联合健康集团（UnitedHealth Group）已跻身《财富》世界500强前十，并成为全球收入最高的医疗保险公司。在全球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其年收入超过3700亿美元，同比增长14.6%。以商业角度而言，联合健康集团无疑是一家极为成功的企业。
联合健康集团的成功并非个例。在美国以消费和利益为导向的经济环境中，许多庞大的私人健康保险集团纷纷崛起。这些企业通过制定和操控规则，限制普通美国人的健康选择，同时利用强大的资本影响力游说政府，阻碍政策改革。全民医疗保险这一民心所向的政策，屡次被扼杀在政策的摇篮中。在这样的体系下，全面且健全的医疗保险无法成为所有美国人的基本权利，而是逐渐演变成少数人的“幸运特权”。
我也是“幸运”的一员。我在纽约的一家非营利机构工作，薪资水平在这座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并不算优渥，但公司的医疗保险计划相对全面，这一点对我来说尤为重要。由于慢性病的缘故，我需要长期服药和定期复查。每次就诊后，我都会收到联合健康保险的账单，账单显示，如果没有保险，我的药费每月自费将超过一千美元，检查和诊疗费用也高得惊人。为了这份保险，公司每年为我支付上万美元的保费，而我个人也需要分担数千美元。如果没有这份价格高昂的保险，像我这样的患者可能根本无法负担持续治疗，甚至面临医疗破产的风险。
拥有保险仅仅是第一步，与保险公司打交道更像是一场漫长而复杂的博弈。这种博弈需要高度的耐心、精力与知识储备，而并非所有人都能从容应对。美国的医疗保险体系不仅昂贵，还伴随着一系列复杂的规则和术语，如 premium（保费）、deductible（免赔额）、co-pay（共付额）和 out-of-pocket maximum（自付封顶额）。每一个术语背后，都隐藏着额外的费用和责任，将医疗需求拆解成环环相扣的操作步骤。保险公司通过这些精心设计的规则，进一步抬高了患者获得保障的门槛。
这些规则对缺乏时间、精力或知识储备的患者而言，更像是一种无形的惩罚。重病患者因身体状况限制了精力，母语非英语的受保人常常因语言障碍难以理解保险条款，新移民和教育背景有限的人群更容易被流程的复杂性所阻碍。对于这些群体，医疗保险并非保障，而更像是一道隐形的屏障。
然而，这种局面并不只限于弱势群体。高昂的医疗费用和不稳定的保险体系，也在逐步侵蚀中产阶级的安全感。许多家庭即便拥有保险，仍不得不面对保险公司的随意拒保，承担沉重的医疗开销，而早期未能得到有效治疗的疾病，往往会演变成后期更高昂的治疗成本。
根据凯撒家族基金会2024年的调查，约50%的美国成年人表示难以支付医疗费用，25%因费用问题推迟或放弃医疗护理，21%因经济原因未能购买处方药。即使超过90%的美国人拥有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险，41%的成年人依然背负着医疗相关债务，总额高达2200亿美元。这样的恶性循环（高保险费用 — 低保险覆盖 — 健康状况恶化 — 更高费用 — 因病负债）正持续加深美国医疗体系的危机。
医疗保险原本应该是患者的“安全网”，但却在逐利的体系中变得脆弱而排他，成为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这种现象不仅损害了个体的健康权益，也暴露出医疗体系的核心问题：保险并非以患者权益为中心，而是以资本利益为导向。在这个迷宫般的系统中，大多数美国人既无法找到出口，也无力改变规则，只能承担系统设计带来的昂贵后果。
对医疗体系的失望正成为美国社会少有的共识。在这个因政治和意识形态而分裂的国家，医疗保险的不公让各阶层都感受到了同样的挫败。从高收入到低收入家庭，从保守派到自由派，每个人都在与保险公司中感受到挫败：医疗保险不再是服务患者的体系，而是一种对普通民众的结构性压迫。
谁的“凶手”，谁的“英雄”？
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需要“英雄”。
2024年12月4日凌晨，曼哈顿中城宁静的街道上，发生了一场震惊全美的行刑式凶杀案。联合健康保险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汤普森（Brian Thompson）在纽约希尔顿酒店门口被枪杀，当时汤普森正前往出席联合健康集团的年度投资者会议。他所领导的公司不仅拥有全美最高的营业额，也以拒赔率居高不下而闻名，甚至借助AI技术在审核中大规模拒绝保单申请。
当地时间2024年12月19日，美国纽约，被指控杀害联合健康公司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汤普森的嫌疑人路易吉·曼乔内，在被从宾夕法尼亚州引渡后抵达南街直升机停机坪。
杀手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被捕，但他的监控截图很快传播到了全美各地。画面显示，这是一名二十多岁的白人男子，身穿卡其色夹克，五官清晰，面罩微微拉下，露出了部分面部。他在微笑，仿佛他并没有策划一场谋杀，好像这只是一个寻常的周三清晨。
然而，这场谋杀并未让美国社会感到恐惧，反而引发了一场近乎荒诞的集体狂欢。社交媒体上热议不断，几乎无人对死者表达同情。取而代之的，是层出不穷的讽刺与戏谑，人们用调侃的方式解构这起震惊全国的事件：
“我的同情心不在保险覆盖范围之内。”
“对不起汤普森，你的生命延续请求已被拒绝。”
“遗憾的是，我们的哀悼需要提前获批。”
在大选后的分裂中，美国依然四分五裂，却因这起行刑式的谋杀短暂地找到了某种凝聚力。一场谋杀，塑造了当下美国最伟大的英雄与最具争议的恶人——但英雄在逃，恶人已死。
与此同时，公众开始追踪这场凶杀案的细节，犯罪现场遗留的弹壳上刻有“拖延”（Delay）、“拒绝”（Deny）和“罢免”（Depose）。这些词语并非普通的语言符号，而是对美国医疗保险体系最深刻的控诉。“拖延”象征着漫长的审批流程，“拒绝”揭示了拒赔行为对患者的背叛，而“罢免”则传递了一种推翻不公体系的决绝。这些词出现在谋杀现场，既是震撼的声明，也是讽刺的写照，将保险公司惯用的术语转化为对整个系统的致命指控。
一场抗议医疗不公的运动似乎已经被点燃。凶手在逃窜数日后被捕，身份很快浮出水面：26岁的意大利裔白人男性路易吉·曼吉奥内（Luigi Mangione）。曼吉奥内出身于一个富裕的意大利裔家庭，父亲是马里兰州知名的房地产商，家族资产雄厚。他本人也拥有令人羡慕的履历：毕业于常春藤盟校宾夕法尼亚大学，主修工程学，毕业后找到了一份科技公司的高薪工作。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本应离系统性压迫最为遥远的富家子弟，却成为这场谋杀的实施者。他的背景让案件的意义变得更为复杂：曼吉奥内并非直接的受害者，他既没有被拒绝过理赔，也没有在医疗体系中遭遇过严重挫折，甚至从未是联合健康保险的受保人。然而，他在行动前留下的宣言，却直指医疗保险行业的“不公与贪婪”，并指控这一体系“剥夺了普通人的健康权利”。
曼吉奥内作为完美反抗者的身份，赋予了他极大的宽容与爱慕。他是一个集财富、教育、外貌于一身的精英白男，却选择通过极端方式表达对医疗体系的不满。人们深入挖掘他的社交媒体，追踪他的书单和歌单，翻出他的私人照片，解读每一个能搜寻到的网络留言。他如此完美，他是一个性感的谜题，他的生活中没有经济压力，他可能从未体验过系统性或个人层面的歧视。他本有着光明的前途，然而他似乎选择以大义为名，为所有美国人向利益主导的医疗系统宣战。
曼吉奥内被塑造为当代美国最需要的罗宾汉，而他的复仇也被许多人视为迈向医疗正义的第一步。
克里斯马型凶手与网络狂欢
正义如此抽象，但正义并未立刻眷顾我。我的药物假期提前授权依然没有通过，我又打电话给伊莎贝拉，她为我着急，却也无能为力。我翻看着社交网络，美国依然沉浸在这场狂欢中，网友将曼吉奥内称作“美国的解药”，时尚账号则详细分析他被捕时的穿搭，网红们趁热发布以他为主体的吸引眼球的性幻想视频，纷纷追逐这股潮流。甚至中文网络也陷入了这场狂欢，某社交网络平台上充斥着性化他的帖子，围绕他的身材、胡渣、相貌、穿搭、以及意大利血统展开讨论，有人称他为英雄，有人称他为“老公”。
这场谋杀逐渐被娱乐化，聚光灯的焦点从医疗保险系统的漏洞转移到曼吉奥内的个人符号上。人们似乎不再关心他的动机，甚至不再关心医疗体系本身。
与公众的狂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媒体近乎古典的评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等知名媒体普遍谴责这一暴力行为，无论背后的动机如何。传统媒体坚持反对通过暴力手段解决问题，即使是在抗议系统性问题的背景下。然而，它们的回应过于依赖理性框架，忽视了社会情绪的积压和根本性的不公，缺乏对社会愤怒与绝望情绪的理解，也回避了讨论为何暴力会成为民众心中可行的选择。
这种绥靖式的评论引发了公众更深的愤怒，许多人将传统媒体视为同谋。相比深入讨论医疗体系的缺陷，某些反抗的方式变成了继续扩大消费曼吉奥内的外貌、身材、背景，而非关注他的动机与更广阔的社会议题。作为微不足道的个体，我感到恍惚，我无时无刻不在担忧联合健康保险究竟何时才会通过我的药物申请，我也无法与任何一方完全共情。
我看到传统媒体的冷漠，但也不相信娱乐化和性化殉道者就是讨论的归宿。在这个信息极度碎片化的时代，一些更广阔的动机被解构掩盖。社会对资本的不公有朴素的反抗，但又对“表象价值”拥有深刻执念。资本消费群众，而当曼吉奥内成为符号而非更深刻的问题时，群众也在消费正义。
这或许是公众面对复杂议题时的无奈转移，但美国社会对许多具有个人魅力的杀手始终保持着独特的热爱与迷恋。这些人物往往以叛逆的形象挑战社会规则，同时也以其个人风格征服公众。邦妮与克莱德 （Bonnie and Clyde） 不仅是犯罪的象征，更被塑造为大萧条时代对抗权威和资本主义的浪漫叙事；特德·邦迪 （Ted Bundy） 以迷人的外表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即便他的罪行令人发指；查尔斯·曼森 （Charles Manson） 通过个性化魅力与激烈的言论操控信徒，他的形象至今仍是邪教和疯狂的代名词。
美国文化中的这种情结不仅体现了对具有个人魅力人物的推崇，也揭示了社会对这些符号化形象的依赖。因此，当曼吉奥内以“普通人反抗”的身份出现时，他迅速被赋予了象征意义，不再仅仅是一个个体，而成为一个时代焦虑与愤怒的载体。
他之所以能成为如此“完美”的载体，与他的形象高度契合美国逐渐回流的传统主义叙事密切相关。他是白人而非有色人种，美国人而非移民，帅气而非平庸，男性而非女性，精英而非贫穷。这样的形象使他能够被政治光谱上的不同群体同时接受。他似乎在无私地挑战体系，而不是一个因绝境而不堪的个体。他的故事中充满了人物的光辉弧线，却几乎没有具体的苦难经历。
曼吉奥内的存在不仅为社会提供了情绪宣泄的出口，也契合了美国文化对英雄化与浪漫化叛逆者的长久热情。从这一角度看，他被塑造成了一个完全符合时代需求的“魅力杀手”。
除了依赖于英雄主义的叙事，美国文化推崇个人魅力人物的现象也与消费主义文化也有深刻的联系。在消费主义的语境中，个人魅力往往被市场化，成为一种可被消费的符号。消费主义需要“符号化”的个体来激发公众的兴趣与愿景，而符号化的过程也简化了社会议题的复杂性，让个人魅力人物更容易被赋予超出个体本身的意义。打开Tiktok与亚马逊，商家争先恐后上架Free Luigi的Tee，但网站又会马上审查下架，而这种你来我往则激发了更多公众的消费欲望。
公众将自己反抗不公的愿景投射到曼吉奥内身上，娱乐和实体消费品则顺应而生，反抗利益至上的公众，也将时代想象的罗宾汉变成了消费主义和娱乐至上的载体。
然而，我怀疑曼吉奥内是否真正愿意成为这样一个消费主义的符号。他的网络遗迹如今被人追捧消费，其中一篇广受关注的，是他对“联合炸弹客”特德·卡辛斯基（Ted Kaczynski）著作《工业社会及其未来》的评论。
当地时间2024年12月9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阿尔图纳，涉嫌谋杀美国联合健康保险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汤普森的嫌疑人路易吉·曼吉奥内。
卡辛斯基的故事是一场介于天才与疯狂之间的悲剧。他出生于1942年，年仅16岁便进入哈佛学习数学，并在25岁时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最年轻的数学教授。然而，他在1969年突然辞去职务，隐居于蒙大拿州的一个偏远小屋，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的生活转变与思想转向密不可分：他开始对现代工业社会和技术进步抱有深深的不信任，认为它们侵蚀了人类自由，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平衡。
从1978年到1995年，卡辛斯基通过邮寄炸弹制造了一系列袭击事件，目标包括大学理工科教授、航空公司高管和大型企业。他的袭击造成了三人死亡，23人受伤。这些炸弹设计复杂且极具杀伤力，最终导致联邦调查局（FBI）启动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邦调查行动，被称为“Unabomber案件”。
1995年，卡辛斯基以威胁继续袭击为条件，要求《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刊登他的长篇宣言《工业社会及其未来》。在这篇宣言中，他阐述了他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指责技术进步和工业化剥夺了人类的自主权，将人类变成了技术与资本主义机器中的齿轮。他将自己的暴力行为视为对这一趋势的反抗，并希望通过恐怖主义手段唤醒公众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最终，卡辛斯基的弟弟认出了他的文笔，并向FBI举报，导致他在1996年被捕。他随后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最终2023年在联邦监狱中去世。尽管他的暴力行为被广泛谴责，但他的思想却引发了许多人对现代技术社会的反思。比如曼吉奥内就在书评中引用了一段话：“当所有其他沟通形式都失败时，暴力就成了生存的必要条件。你可能不喜欢他的手段，但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不是恐怖主义，而是战争和革命。”
曼吉奥内显然受到了卡辛斯基思想的影响，但他选择了与卡辛斯基截然不同的行动路径。与卡辛斯基的隐居与孤立相比，曼吉奥内试图通过直接针对具体目标的方式，来表达对医疗保险体系的不满。他的暴力行为并非随机制造恐惧，而是意在瞄准医疗保险体制的代表人物，以此引发公众对技术和体制压迫的关注。然而，这种方式也难以摆脱局限，暴力的极端性不仅引发争议，也使得他试图开启的社会对话陷入了符号化的困境。
同时，曼吉奥内曾在网上批评日本社会中的许多人是“NPC”，这一说法不仅尖锐地指向现代社会的机械化，更揭示了他对“被动存在”的深刻厌恶。在他看来，所谓的“NPC”并非个人的选择，而是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的产物。这些人被迫执行着体制化的脚本，而丧失了对自身生命意义的主导权。
不论他在日本短暂一游后的观察是否公允，但曼吉奥内的一系列网络发言清晰展现了他对主观能动性的渴望，这或许能解释他为何选择用极端手段打破医疗保险行业无尽的“被动忍受”。然而，与卡辛斯基的孤独形象不同，曼吉奥内的行动迅速被媒体和公众符号化。他所代表的不再是纯粹的思想，甚至代表的不再是纯粹的暴力，而是被浪漫化、性化的消费对象。尽管两人都试图通过暴力唤醒公众对体制的反思，但曼吉奥内在这个娱乐化的时代中，注定无法摆脱成为文化商品的命运。
风波过后——谁在弥补现实中的“漏洞”
曼吉奥内在等待他的审判，而我的生活也终于迎来了一丝转机。经过无数次的沟通与申诉，伊莎贝拉终于帮我拿到了药物的假期提前授权。她迫不及待地打来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当我听到她的声音时，一种复杂的情感涌上心头：既有无力的庆幸，也有深深的感激。伊莎贝拉从未抱怨，更没有放弃。她用耐心、坚持和善意，在这个庞大而冷漠的系统中，为我多争取了一步，赢得了一线生机。像伊莎贝拉这样的人，才是这个系统得以运转的真正原因。尽管这个系统充满了不公，但正是伊莎贝拉们，依靠她们的韧性、专业和温情，勉强维持住了其中残存的一丝人性。
相比曼吉奥内的暴力与张扬，伊莎贝拉的努力显得微不足道。然而，正是这种看似渺小的坚持，却带给了我最深刻的善意与慰藉。曼吉奥内用极端的方式向系统发起了挑战，而伊莎贝拉则用默默的付出，在系统的裂缝中填补着每一处空隙。她没有试图推翻它，却在它冷酷的规章之下，为一个普通患者赢得了喘息的空间。她的努力没有聚光灯的照耀，但在我眼中，比起一场注定无法延续的暴力反抗，她的坚持显得更为真实、更为可贵。她用细碎的行动回答了一个更为朴素切身的问题：作为普通人，我们要如何在利益至上的系统中，支撑自己，支撑彼此？
然而，美国的矛盾似乎始终写在一次次的选择中。医疗系统的不公早已是全民共识，但民众的政治选择却常常显得讽刺。在接连不断的医疗危机中，美国人再次将特朗普送上了总统之位。这位公开反对全民医保、甚至试图废除《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的领导人，赢得了普选票的支持。这些选票的背后，隐藏着深深的不安和对复杂问题的逃避。医疗系统的痼疾依旧纹丝未动，改革的愿景也从未真正迈出第一步。曼吉奥内的暴力行动虽然激起了对医疗不公的广泛讨论，但真正推动改变的主观能动性，仍然牢牢停滞在资本的掌控之中。
与此同时，曼吉奥内的故事仍在被消费。他的白人男性身份与精英背景，为他赢得了难以忽视的宽容与爱慕。然而，这种推崇某种意义上却遮盖了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人们原谅了曼吉奥内的暴力，却不再深究医疗系统对普通人的压迫本质。联合健康保险的CEO被迅速替换，社交媒体上仍充斥着保险赔偿被拒的恐怖故事。但这一切的愤怒与讨论，最终仍然回到了对英雄形象的消费，而非对体系本质的改变。曼吉奥内的“完美叛逆者”形象，更像是满足了人们对传统英雄叙事的消费渴望，而非解决美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利益驱动的系统，终将以利益为主导。
当热潮散去，社会或许会铭记曼吉奥内的名字，将他视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一次对不公的叛逆。然而，真正改变普通人生活的，并不仅仅是这样的“英雄”。那些被忽视的伊莎贝拉们——没有轰动性举动、没有追随者的普通人——才是这个冷漠系统中最真实的支撑者。她们不需要通过暴力宣告存在，也不追求成为符号，但正是她们日复一日的坚持，在冰冷的规则中为无数普通人争取到一丝喘息的空间。
美国需要的英雄究竟是谁？是通过极端方式唤醒公众的叛逆者，还是那些用细微努力维持系统底线的普通人？或许，答案并非二选一，答案也绝非只是一个符号。正义的方向从来不是由某一个人决定，而是由无数行动共同铺就。从曼吉奥内到伊莎贝拉，看似对立却相辅相成的力量，才是社会推动变革的隐形引擎。
然而，象征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鸿沟。符号化的行为或许能引发一时的热议，但真正推动改变的，是那些持续发声、默默坚持的人。美国医疗行业的未来，不仅需要能点燃讨论的符号式殉道者，更需要那些在日常中默默重建信任与希望的普通人。正是她们的坚守，让这个充满裂痕的体系，在崩塌边缘，依然保留了一线生机。也许，美国社会不仅要想象英雄，也要看见英雄，她们平凡，她们不凡，她们就在我们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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