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冠疫情中遭受的重大损失之一，是失去了一大批珍贵的信件。因为，等我于解封后回到阔别四年的故乡时，发现保存在老家储藏柜里的信件，由于长久处于无法通风换气的环境，都已经发霉甚至糜烂了，其中还包括很多“抵万金”的家书。但是，恩师金冲及先生关于写作方法的两封来信，尽管已时隔30年左右，却因为我一直随身保管而至今完好无缺。与家乡的信件相比，这件事令我倍感庆幸！
11月14日在东京获悉先生仙逝的噩耗后，作为自1985年在复旦求学以来受教40年的学生，很想写一点纪念先生的文字，只是噩耗带来的冲击实在太大，一时不知从何写起。现在我突然想到，把先生在这两封来信中论述的写作方法介绍给大家，也许是自己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先生的第一封来信写于1993年1月27日。当时，我刚刚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获得博士学位，准备利用到日本国立一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机会，在该校取得国际关系学的学位。我把自己的研究课题写信报告先生后，先生利用春节假日，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回想起读硕士学位那个阶段中，可以说就数你的情况最困难了……但你毕竟坚持下来，并且做出了成绩，真是有志者事竟成。”但紧接着，先生在肯定“你的研究题目很好。我上次在论文评语中把我的想法大体都已说了，好话不再重复”之后，就我如何克服“两点不足”写了以下两大段话：
“一、你着重研究的是国际关系，而对外关系同国内的政治、经济等情况又是分不开的。有时候，国际关系中的微妙变动会直接对国内政策起决定作用。更重要的，对外政策方向的决定又往往同国内的政治、经济等情况分不开。从中国的抗日战争来说，争取外援是十分重要的，美国的对华、对日政策同抗日战争的胜利有很大关系，这些自不待言。但中国抗日的胜利最根本的还得靠中国民众自身的力量。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实行全面抗日，并且一直坚持了下来，这对中华民族是有很大功劳。他们努力争取外援也是需要的。但他害怕民众的充分发动和自身的腐败，又使他过分依赖美国的援助，这个弱点也要适当地提到。当然，文章的主题是讲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国内问题不宜讲得很多，但思想上充分考虑到这一点，文字上表述得恰如其分，还是需要的。否则也会给人一个不全面的印象。我不是说你的文章中就是这样，只是说希望能多少注意到这一点。”
“二、你的文章，基本的脉络线索很清楚，内容很充实，有许多好见解，但似乎有点平均使用力量，说到的事太多，结果却都只是点一下就过去了，关键处无法展开，引用的材料很多，也只能引几句就过去了，这样读起来觉得很费力，不容易在几个基本点上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想，还是应该有些地方可以略一些，特别是枝叶和派生的问题，反使人觉得脉络线索更清楚；有些地方却可以详一些，特别是关键性问题可以更展开分析，甚至多发几句议论。当然，一篇论文容易显得很挤，写成一本书比论文的余地要大，但仍要有详有略，做到前后呼应，主次分明。这方面，似乎还可加工。”
读完先生的这封来信，我既惭愧又感动。原因是，时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先生工作极其繁忙，如他在信末提到的，“每天都有无数的杂事，很难使自己的精力集中起来”，“专业工作只能咬紧牙关，坚持干一些”，“许多事总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种状况下，我升入博士课程后，导师已由汪熙教授担任。所以，对我发自上海的报告，先生本来简单回复几句即可。想不到先生的回信竟长达3页，还包含着这么多语重心长的话语。先生这种对学生负责到底的指导，使我在认识自身弱点的同时，看到了以后在研究的立场、观点与写作方法上的努力方向。
几年后，我把一篇自以为满意的文稿邮寄给先生求教。不久，收到先生关于写作方法的第二封长信，落款为1996年1月21日。先生在信中肯定我“比过去又有了明显的进展”以后，写下了下述几大段评语：
“一篇文章最好是主题鲜明，脉络清晰，层次分明，重要的和有新意的地方用重笔写得很突出，整篇文字读起来有一气呵成之感。你用的是叙述中夹叙夹议，这种办法自然是可以用的，但如果不注意前面说的那些问题，而涉及的头绪又比较多，那末，作者自己也许全局在胸，语无虚发，读的人要是对所谈的事不十分熟悉或读时不十分用心，也许会觉得散，一下子抓不到作者的要点所在；或者觉得一些要紧的地方只是点到即止，没有充分地展开说透，还有些话可能看不明白，要看到后面才能懂得。”
“写给读者看的文章和写给自己看的读书笔记是不一样的。记得是茅盾说过：不要以为自己懂得的东西别人也一定懂得，也不要以为自己不懂得的东西别人一定也不懂得。总之，要时时刻刻想到读者，从他们的眼光出发，尽量使他们觉得论点鲜明，一目了然，顺着你的论述一步步得出同样的结论。这在自己把问题研究清楚以后，又是要再费一番功夫的，甚至要有一番匠心的。”
“另外，我有一个也许不准确的感觉：中国传统的学风和文风和日本的有些不同，当然不是人人如此。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一般说来，比较习惯于努力从总体上把握事物，也就是‘以简驭繁’、‘纲举目张’。当然，处理得不好，也会流于空疏。本来，‘以简驭繁’不是把‘繁’都去掉（当然的或枝蔓的可省略一些），否则就成了简单化。‘纲举目张’也不等于只要纲不要目，否则就不成其为一张网而成了一根绳了。如果能做到这样，再复杂的问题，读者读起来也会觉得主题鲜明、一目了然。毛选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最初发表时的文字也有点细而碎，头绪比较多；收入毛选时，文字就十分好读。日本学者的长处是细，重实证，但他们的文风中国人有时并不适应。”
先生的这封回信长达5页，读完后，我深感自己在写作上还未到火候，立即打消了投稿的念头。但是，我从此以先生在这两封来信中所阐明的观点与方法为目标，开始了进一步的自我训练。
先生在以后的来信中很少谈方法问题，但他每逢发表新的研究成果，几乎都会赠送我一本。对我来说，阅读这些“时时刻刻想到读者”的大作，不仅是思想上的享受，也是写作方法上的熏陶。由此我常想，先生之所以赠书于我，内中可能是含有“身教胜于言教”的苦心的。因此，我不仅把先生的这些信与书视作自己的教科书；在成为教师后，还把它们指定为学生的必读参考书。真是有这样的需求，先生的来信与赠书，我都是随身保管的。想不到这一习惯竟使先生的来信躲过了疫情之难。
令我欣慰的是，先生对我后来在研究态度及写作方法上的改进，似乎是认可的。2000年我回国参加学术研讨会，提交了题为《日本对中国的观察与陈立夫访苏计划的泄密》的论文，先生读到后大加鼓励，称它解开了国共关系中的一个迷案。经先生推荐，该文很快在《党的文献》发表。由此开端，我陆续在国内的学术期刊发表了一些论文，先生每次与我见面，都会谈到对它们的意见，令我深受启发与鼓舞。今年夏天，以这些文字为基础的我的第一本中文专著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先生不顾病重，专门为此撰写了序言，并特地提到我的第三本日文专著即将由东京大学出版会推出。今天（2024年12月25日）是我拿到这本专著的样本的日子，我多么想把它亲手献给敬爱的先生！遗憾的是这个愿望再也不能实现了，我只能含泪写下这些文字作为纪念，但愿先生在天之灵能够知悉：没有他在方法上的悉心指导，就没有学生的这些论著。
最后我还要补述一个决心。先生晚年对我想做的课题“战时日本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与应对：原始资料的挖掘、整理及研究”，非常支持，并愿意担任学术顾问。今后我一定要以在这个课题上的进展，作为对先生的最好的感谢！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