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将至，我试图盘点一下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读过的书。所谓读过，其实大部分是浮光掠影，或者囫囵吞枣，未曾深入，浅尝辄止。对于史学论著，理想的阅读方式是把所引史料、著者的分析论证以及观点结论先一一拆分开来，再进行复盘，从而明其得失，这样才能有大的获益。不过，在当下，这样沉浸式的研读乃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而碎片化的泛读往往是常态。好在近来阅读的多是师友馈赠的学术新作，观点都是新鲜出炉，读一句自有一句之得。作为一名宋史的学习者，对这几年宋史研究的繁荣景象深有感触，优秀论著纷至沓来，要想充分吸收绝非易事，因此仅能在碎片化的阅读基础之上做一番印象式的回顾。
写历史如破案，《官家的心事：宋代宫廷政治三百年》（吴铮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让人拿起来便停不下来，蛛丝马迹之间藏着隐秘的真相，三百年里宫廷几乎都是被一个又一个阴谋所笼罩，而朝局的走向也深受宫廷政治的影响。与此不同的是，《女主临朝：狸猫何曾换太子》（刘广丰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聚焦北宋著名神秘女主刘氏（一般称其名为“刘娥”，但史书中并无此名），在讨论宋真宗赵恒与刘氏的复杂关系时，作者坚信情感的重要性，如此一来，很多难以理解的事情可以在真爱中得到另一种解释。阴谋与爱情，大概是人类生活中最难以捉摸的东西，这也是宫廷历史剧最常见的主题。将其置于历史研究之中，特别是在宫廷政治史之中，给人带来无限遐想，这充分显示了历史学中想象力的重要性。
政治制度史历来是宋史最基本的主题，在此主题之下，我读到了几部相当硬核的著作。《走出五代：十世纪藩镇研究》（闫建飞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5月）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五代时的若干藩镇如何变成一个个王朝，即“方镇为国”的问题。如果说藩镇是一个小朝廷，朝廷则是一个大藩镇，表面断裂的背后也有着制度延续的深刻印记。《北宋三司财务行政体制研究》（张亦冰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5月）则讨论的是北宋王朝的财务制度。钱谷之事，宋朝财务部门的士人官僚都未必讲得清楚，本书则梳理得细致入微，比宋人更清晰地阐述了他们的财务制度。《制诏敕劄与宋代中枢体制》（张祎著，商务印书馆，2024年8月）是从文书的角度来讨论王朝的中枢体制。这大概是2024年最难读的一本书了，这并不是因为读不懂，实际上在读的过程中会觉得自己获得了很多新知，但是合上书之后却很难讲出一句别的话来，所谓“不能赞一词”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宫廷卫士与文臣：宋代皇宫宿卫禁军与士大夫论兵从政研究》（王军营著，吉林大学出版社，2024年3月）则着重考察了宿卫禁军这些较少关注的对象，从另一个视角对宋代文臣进行了分析。这些著作都是以皇帝为核心的，即如何成为皇帝、如何为皇帝管钱、如何为皇帝起草诏令，以及如何保卫皇帝。
《君主、道学与宋王朝》（方诚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9月）讨论了君臣关系和道学两大传统主题。与十年前《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方诚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被论者认为“客观中庸”相比，这本书显得锋芒毕露，观点犀利，比如提出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一书并没有真正和思想史对话。本书核心观点之一是君主支配的方式主要有“枢机制”和“委托制”。这和法学家霍存福教授多年前提出的“权力行使类型理论”中认为君主行使权力主要有“躬亲庶务”和“委任责成”两种类型异曲同工。但在表达上，“委托制”这里是留有疑问的。君臣“委托”可能有，但是“委托”是否有制？“委托制”的提法是否成立？南宋虽然多次出现权相，但是权相各有不同，很难说有一种稳定的制度保障。躬亲庶务还是委任责成，更多的是一种君主的“领导艺术”，因人而异，甚至对同一人来说，也可能因时而异、因事而异。书中较为集中地探讨了道学家的地方治理情况，作为地方官的理学家高举“省赋恤民”的旗号，其结果不过是“剜肉补疮”，痛感十分强烈。公田法中的道学家表现出了酷吏而非教化长者的一面，可见将“民胞物与”挂在嘴边的道学官僚在治理地方时技术手段十分有限，最终难以摆脱“共害天下”的窘境。本书在方法上可谓真正实现了道学思想与王朝历史的结合，还讨论了地方财政、地方治理等问题，打破畛域，融会贯通，具有典范意义。《王安石“强辩”考——十一世纪中国政治的常识与诡辩》（周思成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24年5月）也是结合了政治史与思想史，集中于论辩主题，在分析王安石及其反对者的政治思想方面，能够将西方政治思想融会其中，见解新颖，更兼语言上的灵活运用，如“卡夫卡式皇权”“细腰政治学”等，妙趣横生。
而要说到王安石，《荆公新学研究（增订本）》（刘成国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10月）是荆公新学的集大成之作，常置床头，常读常新。最近的阅读感受是，王安石的《字说》真的是奇葩之作，脑洞之大令人惊叹。比如说猫字为何从苗呢，王安石的解释是老鼠害苗，而猫能捉老鼠，去苗之害，所以猫字从苗！而王安石竟然是要从文字的释义入手，理解世界万事万物背后统一的原理，气魄不可谓不大，但后来所遭到的“穿凿”“附会”之类的批评也是客观合理的。当然，这只是新学的瑕疵，其精要是包含本体论、人性论、工夫论以及制度学的庞大思想体系。
与神宗一朝历史最为相关的还有《拓地降敌：北宋中叶内臣名将李宪研究》（何冠环著，重庆出版社，2023年11月），完整勾勒了神宗宠爱的宦官将领李宪的一生，对于了解神宗朝的拓边运动十分有益。该书对于表彰李宪的战功似有夸大之嫌，但560页的篇幅足以让人惊叹。李宪在《宋史》中的传记简略，作者主要依托的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常见传世典籍，辅以若干新出墓志等新材料。由此案例可以推想宋史研究中还有相当多的空白之处，常见材料还有极大的空间可以挖掘。作者对于《实录·李宪传》是附在《神宗实录》还是《哲宗实录》颇为纠结，最后判定是在《神宗实录》之中。这恐怕是明显的错误，李宪卒于哲宗元祐七年，则其附传必然是在《哲宗实录》之中，于传主卒日附传这是宋代实录之中附传的一个基本原则（比如王安石，虽然相业是在神宗朝，但卒于哲宗朝，故其传也是附在《哲宗实录》之中），更何况李焘提到的《旧录》《新录》明显就是指《哲宗实录》，而绝不可能是《神宗实录》。
宋代经济这一话题在通俗读物圈持续走热，但在学术界日渐低迷。两部通俗读物《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谌旭彬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8月）和《逝去的盛景：宋代商业文明的兴盛与落幕》（陈季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1月）对于宋代经济有着不同的解读。关于宋朝商品经济“繁荣”的问题，多年前宋史学界也有过“繁荣”还是“虚假繁荣”的争论。《宋代田赋制度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田晓忠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8月）与几年前再版的《承续与变迁：唐宋之际的田税》（吴树国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2月）一书可以对照阅读，比如其中都探讨了田亩附加税的问题，虽然没有提及“黄宗羲定律”，但是这一魔咒也是若隐若现。《交子：世界金融史的中国贡献》（王申、王喆伟著，中信出版社，2024年1月）将货币理论与宋代交子的实态进行了很好的结合，特别是讨论了交子形象的“理想模型”，对纸币的观念史有独到的分析。我的小书《大宋理财：青苗法与王安石的金融帝国》也在今年出版（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9月），据学友告知，有人虽未读过拙作，但对副标题中的“金融帝国”颇不以为然，认为王安石和金融哪里扯得上关系。其实，金融固然是一个近代以后译介来的词汇，但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一百多年前严复、梁启超等人就认为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懂金融的政治家，此后运用金融逻辑来解读青苗法可以说相当有市场。虽然这种理路可商，我自己在小书中也力图说明青苗法的非银行性质和反金融功能，但不可否认的是剖析王安石理财新法与金融的关系，恰恰是认识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要视角。
作为一个宋史学习者，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是，就宋朝历史来说，细节越来越清楚，但并不意味着全景越来越得到准确的把握。在局部的问题上，通过蛛丝马迹可以获得破案式的成就，但在整体的观察上，往往容易陷入盲人摸象式的困境。对于局部或者细节，可以纹理清晰地展现出来，但是对于宋朝这头“大象”却往往是各说各话，在这种领域越分越细的背景下表现得异常明显。当然，这种困境，不独以宋史研究领域为然。面对这种困境，一方面回溯宋史的学术史十分有必要，另一方面跳出宋朝看宋朝也很值得探索。
宋史奠基者张荫麟《中国经济史散论》（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5月）一书虽然名为“经济史”，但并不名实相副。张荫麟本人并非经济史专家，他在留美期间主要学习哲学和社会学，后来的研究也偏重哲学史和社会史，虽然说经济史和社会史关系密切，但二者毕竟还是有区别的，从所选文章来看，主要是社会史方面的，若称为《中国社会史散论》恐怕更为切题，如果一定要把“经济”加上去，那就只能叫《中国社会经济史散论》吧。书中第一篇《周代封建社会》是讨论周代社会的名篇，对于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周秦之变”非常有价值。而作为宋史专家，他对于当时已经颇为流行的唐宋变革论并不措意，而常谈“战国以降的中国社会史”，可见他对中国古史分期的看法。他对于宋代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的关系、南北社会的差异、均富的势力与反均富的势力之间的斗争史等问题的关注放在今天仍有启发意义。
就宋朝论宋朝，很容易陷入“崖山之后无中国”的狭隘观念之中。对于这句话，《崖山》（张明扬著，中信出版社，2024年8月）一书结尾给出了一句有力的回应：“崖山之外，是更大的世界。”《崖山》是按地点来写的，对蒙元史给予了相当的笔墨，如此反倒更让人对南宋的战斗力刮目相看，襄阳之战时蒙元也是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而最终南宋的失败，确实是因为苦撑实在到了极点。《真假南宋》（吴铮强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4年9月）最后几章也是讨论宋元易代，可以和《崖山》参照阅读，因为此书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就的，从而更有画面感。打下南宋以后，元朝并没有停止征伐的脚步，但无论是日本还是东南亚诸政权，都没有取得太多战果，可见吞并南宋也几乎达到了蒙元扩张的极限。
对于宋史研究者来说，宋朝大概就是这头大象的全部，这只是盲人摸“宋”的错觉。实际上，全部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大象，我们并不知道历史这头象究竟有多大，摸宋只是摸到了其中极小的一部分。从全球史的视角观察宋朝是一种新的路径。《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里拉·阿布-卢格霍德著，杜宪兵、何美兰、武逸天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2月）认为13 -14世纪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处于至关重要的位置，北方陆路和印度洋海路同时畅通，形成了完整的世界贸易线路，此时才存在前现代的“世界体系”。
两部德国学者的全球史作品让我对全球史的理论与方法有了新的认知。《全球史导论》（S.康拉德著，陈浩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9月）中说：“一种非民族国家的范式和非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这两点合在一起就意味着拒绝那种没有从外部影响和外部背景中提炼出来的解释。这就是全球史理论在方法上的核心所在。”他特别强调了全球史研究中对于“非内源性”的看重。《全球史讲稿》（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陈浩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10月）提出了“复数的全球化”，认为全球史不等于全球化的历史，指出一种富有成效的研究路径是关注同时性，即时间上的横切面，作者举的例子是加洛林王朝、唐朝和阿巴斯王朝可以放置于同一个框架内考察。这无疑对于宋朝也是适用的。未来如何结合全球史的方法来考察宋朝，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
最后想说的是，探案也好，摸象也好，对于史学来说，最基础的永远是史料。在文献整理上，《丁未录辑考》（尹承辑考，中华书局，2023年10月）和《张浚集辑校》（陈希丰辑校，中华书局，2023年10月）这两部辑佚之作，钩索编缀，功力之深，令人钦佩。《山东灵岩寺史研究：5-14世纪》（马丛丛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1月）一书则是在济南考察灵岩寺的时候，在孙齐老师的推荐之下入手的，其中大部分都是对灵岩寺石刻史料的整理，异常珍贵。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