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45年：为什么时间也是一种武器？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 1045 年，大宋庆历五年，大辽重熙十四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八年。

今年宋朝最大的事，莫过于庆历新政的正式失败。标志性的事件是这么几个：第一，支持新政的宰相，晏殊是在去年，杜衍是在今年被罢相。第二，范仲淹和富弼，虽然去年就离开京城到地方工作了，但毕竟还保留了参知政事（副宰相）的头衔，但是到了这一年的 2月份，这个头衔也被拿下。第三，几项新政措施，比如什么京官要在岗位上做满五年才能升职啊，对恩荫官员的限制啊，也都在这一年的 2 月份被取消。到了 10 月，新政最后下最后的一项改革，关于保举官员的规定，也被废止。一场热热闹闹的变革，就这么烟消云散了。关于庆历新政为什么失败？其中的原委，我在1043那期节目中已经讲了。今天不再赘述。

今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处理宋夏战争的后续问题。

上一年的年底，大宋朝终于和西夏把合约签订了下来。整个过程其实很不容易。

我们以前讲宋夏战争的时候，可能给你留下一个印象，就是大宋朝这边非常吃力，不仅总打败仗，而且也快把财政拖垮了。但是你想，打仗打的是国力啊，大宋都被拖垮了，西夏那边的情况能好到哪儿去？它的内部，军事上有叛乱，经济上有灾荒，和大宋的贸易也断绝了，茶叶、衣服这样的进口品也奇缺。而且，西夏总人口也就300多万，但是常备军有60 万，就算是草原民族亦兵亦民，那也差不多是把成年男子全都卷进去了。这样的战争是无法持续的。别说输了，就是一直胜利，打的时间一长，国家一样会垮。所以，停战谈和，这不只是宋朝一家的愿望，西夏一样也是不想打了。

这个时候就看出来西夏国君元昊的性格了。撑不下去也要强撑，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讨价还价。刚开始，他说，我能不能不称臣？但是我本人可以叫你宋朝皇帝一声爸爸。用我自己矮一辈，换来国家之间的平起平坐。宋朝这边思来想去，说不行。大宋不是跟你西夏争高低，问题是还有一个大辽，你西夏对大辽称臣，不对我称臣，动摇的是我和大辽之间的战略均衡。要谈，你就必须对我大宋称臣，这是底线条件。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就连叫爸爸这事，元昊也搞了个小把戏。他在给宋朝的国书中自称“兀卒”，说西夏语中的天子就叫兀卒，我看现代西夏文研究的学者说，确实如此，但问题是，这在大宋这边看起来就是，你叫我们皇帝一声爸爸，但我念你的称号，叫兀卒，汉语发音像是“吾祖”——我爷爷——这不把便宜又占回去了吗？这是何等的侮辱啊？我猜，这不是什么凑巧，这应该是元昊有意为之的。你来从中感受一下，元昊那种寸步不让的谈判风格。

双方就这样拉拉扯扯，到了上一年，1044年的12月29号，和平协议终于签下来了。核心就是三条：第一，不打了，第二，西夏继续对大宋称臣。第三，大宋每年给西夏一笔经济补贴。

对于大宋来说，本来也只要一个称臣的结果，恢复双方开战之前的原状就行。而用钱买和平这个代价，也不是什么新思路，能买对大辽的和平，为什么不能买对西夏的和平？

但问题是，你发现没有？这个协议是有漏洞的：西夏对大宋称臣，这是个概念，怎么落实呢？只要元昊还是西夏的君主，就落实不了啊。来往的国书，只是一小批外交人员能看到的。至于在西夏，元昊是严防死守，根本不让普通西夏人知道这回事。那你说，宋朝每次派使者去西夏，总能够宣传一下，你们西夏对我们称臣吧？事实上，后来宋朝每次派使者过去，走到边界就不让进了，从来没有去过兴庆府，西夏的都城，所以，元昊在内部还是皇帝。你看，称臣这个事，元昊在中间这么一拦，把信息这么一掐，就成了个纸面游戏。

那你说大宋这边是不是一点反制措施也没有？也不能这么说。在合约文本一大堆文字里面，一般我们不会注意到有这么三个字，叫“奉正朔”：奉是奉献的奉，正是正月的正，指一年的头一个月，朔是指一个月的头一天。奉正朔啥意思？就是西夏用宋朝的历法。你的正月就是我的正月，你的初一就是我的初一。

到了这一年，也就是公元1045年，庆历五年的11月，大宋又把这个约定凿实了一下，正式把大宋的历法，《崇天万年历》颁布给了西夏。

对历史熟悉的朋友会觉得，奉正朔，这不也就是一个仪式性的说法吗？用你的日历，又能如何呢？哎，不一样，这其中自有深意。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借着西夏奉宋朝正朔这个事，说一说这其中的深意。

工具性的时间

西夏奉宋朝的正朔，宋朝给西夏颁赐历法，这事有那么重要吗？除了象征性的意义之外，它有实际作用吗？有。

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你是宋仁宗，现在你想对西夏的老百姓有点实质性的影响，还有什么方式？在那个时代，权力和老百姓的互动，不过就是那几样：收税、征兵、司法、救灾。只要西夏国主还在位，还在搞“对外称臣、对内称帝”那一套，这几件事，你大宋皇帝你就一点插不进手。想让西夏老百姓多少还保持一点对中原皇帝的认同，就只剩下这最后一丝缝隙，让他们在时间节奏上和中原王朝同频共振。这是绕过元昊，发挥影响力的唯一办法。

历法的本质是什么？是统一大家的时间表。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

中国古代不是有一首《击壤歌》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站在一个老百姓的视角，我过日子要什么时间表？抬头看太阳就行了。你们那些国王君主对我有啥用？但是，你换个自上而下的视角，任何一个有权力的人都知道，一张统一的时间表是权力的基础啊。因为权力是用来组织合作的，而合作是必须建立在时间上的。

比如，你要搞祭祀，得有公认的时间表吧？大禹要召集天下的诸侯到会稽（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开会，有一个防风氏的迟到，大禹直接就把他杀了立威。你想，当时从中原各地赶到浙江，路途多远？发会议通知的时候，大禹总得说明是几月几号开会吧？而且收通知的人也得用的是同一张时间表吧？否则大禹就没有理由发飙啊。

再比如，你要搞军事行动，几月几号，大家在哪儿聚齐，分几路出发，几月几号在哪里包抄合围，都有一张公认的时间表吧？再比如，你要搞法制，陈胜吴广，朝廷征发你们去哪里当差，几月几号不到，就要砍你们的头，执行这样的法律，需要一张公认的时间表吧？

再比如，你要建设官僚制，你也需要一张公认的时间表。赵冬梅老师在这本《法度与人心》里，就举过唐朝的例子。大唐朝廷是在每年的十一月颁布下一年的历法。但因为吐鲁番跟长安隔着两千多公里，等历法传到吐鲁番的时候，都到下一年的二月了。那个时代的交通状况就这样。可问题是，地方政府给官吏们发的口粮，是按月发的，大月小月不一样。你看，麻烦了吧？有两个月，不知道怎么发。所以，只好一律先按小月发放，等新日历到了，一看如果有大月，再给补回来。

直到今天也是一样，从汽车上路大小号怎么限行？到一年哪几天放假？怎么调休？这都是政府的一项公权力。整个社会的作息、动静、行止的节奏，都是靠一张公认时间表来调节的。否则，包括老百姓的约会、节庆、赶集、婚姻，任何公共生活都无从谈起。

你可能会说，那西夏也没有必要非得要宋朝的时间表啊。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自己制订历法不就完了吗？可以是可以，但是历法的本质，是对周期性天文现象的预测，因为大家看到的都是同一个地球围绕太阳公转，这一圈叫一年，同一个月亮围绕地球公转，这一圈叫一个月。昼夜平分这是春分秋分，太阳照在南北回归线上，这叫冬至夏至。啥叫预测，就是你制定的这个历法，真的能预测，能跟头顶上的天象对得上。你说初一，月亮真得看不见；你说十五，月亮真得圆；你说今天冬至，那后面的白天确实得越来越长；你说哪天日食月食，老天爷真得能帮你作证才行。对，历法这个事，不是随心所欲可以订的，它不仅有技术门槛，而且行还是不行，拉出来遛遛，所有人都可以拿天象做验证。

这套观测天文现象的方法，不是所有文明都掌握了的。这也就是为啥能不能制定出精确的历法，成为了衡量人类早期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太平广记》里面就记载了唐太宗的一个故事。太史令李淳风，就是负责推算历法的官员，有一次对唐太宗说，我预测马上会有日食。因为牵涉到占卜，太宗不高兴了，要是到时候没有，你就说怎么办吧？李淳风倒也够硬，回了句，如果到时候没有，我就自杀谢罪。结果到了那天，唐太宗就在皇宫里等着看，没看见日食。他就跟李淳风说，来吧，我放你回家一趟，你准备跟你老婆孩子告别吧。李淳风说，别急，等着太阳的影子到了墙壁上，才到时候。诶，最后的结果跟李淳风说的分毫不差。你看看，不仅验证容易，而且双方都不会有争议，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没有半点含糊。

即使是大宋，虽然历法技术相对先进，但是也无时无刻不面对这种验证压力。就拿这次颁给西夏的《崇天万年历》来说，这部历法是从宋真宗的时候开始研发的，天圣元年，就是宋仁宗上台的第一年就出了成果。结果当年说有日食就没能验证，老天爷没给面子，只好又回炉再改。后来又遇到过预测不准日食的情况，只好换用了一种“明天历”，结果用了三年，明天历预测月食又不准，只好又改回到崇天历。

顺便多说一句：“可验证”这个特性带来的好处非常大，因为可验证，所以中国古代历法非常开放。举个例子，明朝末年的时候，很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朝廷里面就分成两派，一派以徐光启为首，主张用西方传教士的技术来推算。另一派就是保守派，觉得徐光启就是在妖言惑众，还是老祖宗的办法最好使。崇祯皇帝就说，那验证啊，比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前后一共比了八次，无非就是日食月食行星运动，看谁预测得准。结果呢？比了八次，结果是八比零，都是徐光启这一派赢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本土历法就融入了西方历法的很多算法，我们今天的农历，就是这么一路演化来的。你看，因为可验证，一翻两瞪眼的事儿，保守派也没得可保，省了很多无谓的争执。

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南怀仁和杨光先的冲突。那是另一个精彩的故事。1664年的事儿，我们《文明之旅》按照计划，会在 12年后说到它，敬请期待。

好，说回到大宋和西夏。要说当时的历法技术，大宋毫无疑问要远超西夏。所以，颁赐历法这个事儿，不仅是大宋对西夏的要求，也是西夏对大宋的需求。从一个历史细节就可以看得出来。半个世纪后，到了1097年，那是宋哲宗的时期了，双方形势又开始紧张，宋朝这边的一个举动就是停止颁赐历法。到了宋徽宗上台，才恢复。所以你看，“颁赐历法”和“要你称臣”不是一个性质的行动。从来没见过大宋皇帝主动不要人称臣的，但是主动收回历法，多少带有一点惩罚的意思：卡你脖子，看谁求谁？

中原王朝这边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历朝历代，不仅自己要内部统一历法，而且要垄断技术。有学者统计，中国历代王朝，基本上在开国的时候，都会颁发禁令，禁止民间研究历法。宋朝一向号称推崇仁政，但是对这种关键技术也绝不含糊。太平兴国二年，也就是宋太宗那会儿，把全国 351 个懂天文的人抓到开封，在里面挑了 68 人送到官府里做事，其他人全部把脸刺上字，发配海岛。到了宋真宗的时候就更严，如果敢偷藏这方面的禁书，抓着了就处决。举报相关嫌疑人，赏十万钱。这样的严刑峻法，有士大夫反对吗？没有。岳飞的孙子岳珂就说过，为了技术保密，不得不这么做啊。

大宋朝只有一次放开了禁令，也是因为“不得不”。那是靖康之变的时候，女真人攻破开封城，见着天文仪器就搬，见着天文官员就抓，为的就是抢走推算历法的技术。从开封到燕京，一路上很多仪器都毁掉了，剩下来的，也因为两地相差千里，地势也不一样，没法用了。而宋朝这边，宋高宗到了杭州之后，没有天文官员可用，只能解除禁令，从民间招人。宋朝这还算是幸运的，想找的时候还能找到。明朝因为初期杀懂天文的人杀得太厉害，到了明孝宗的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真没人，还是都被杀怕了，反正官府怎么征召，都找不到会算历法的人。

你看，历法这个技术，在古代就是这么敏感。

你可能会说，如果自己研制历法那么难，那西夏就不能搞一套宋朝的历法，然后假装是自己的，换个包装接着用吗？就像今天的软件套壳一样。确实可以，而且在很长时间里，西夏就是这么干的。我们今天在西夏的黑水城遗址考古，发掘出西夏后来自制的历法，可是和当时南宋的历法一对比，在历法格式，月份大小，以及每个月的第一天是哪天，简直是一模一样。

但是请注意，那是在南宋。双方的疆域已经脱离接触了。如果是在北宋时期，西夏如果非要这么做，也不是不行，但是，双方之间毕竟还是有人员往来，大家一对，哦，我们号称的西夏自己研制的历法原来和你们那边一模一样啊？这个是瞒不住的啊。

好，如果西夏接受了大宋颁赐的历法，用上了先进技术，那会有什么下一步的后果呢？

合法性的时间

刚才说的，是历法的工具性，也就是实用性。但是，如果这么理解历法，就还是有点浅。

过去一提中国古代的历法，好像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农耕民族，历法是种地生产的需要。没有历法，容易误了农时。江晓原老师的这本书《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里面就澄清了这个误区。你想，中国古代指导农业，有24节气，它在西汉初年的《淮南子》里面就已经全部出现了。2000年了，没变化。这说明啥？说明节气就是说个大概，不用再往前做精细化迭代了。因为农时嘛，不需要那么精准，误差个几天，影响不了什么。而且你看，24节气里面，只有四个节气，春分、秋分、夏至、冬至，那是含糊不得的，必须上应天象。其他二十个节气直接与季节、气候及物候有关，比如雨水、惊蛰、清明、谷雨、立春、立冬、大雪、小雪，这些用不着精密的历法推算，它们更多是来自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

那既然历法和农业的关系不大，为什么中国古代那么重视历法呢？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司马迁的《史记》，我们一般津津乐道的就是它那112篇的本纪、世家和列传。里面都是有趣的故事嘛。但实际上，《史记》里面还有非常重要的“十表八书”，其中八书里面有三篇，《律书》、《历书》、《天官书》，都是讲天象、历法之类的东西。我们这些现代读者觉得没用，也看不懂，所以就自动忽略了。实际上，古人对这个部分非常非常重视，《史记》的很多篇目，后来的二十四史都没有继承，但是，这三篇跟天象历法有关的，后来的官修史书，几乎都保留了，变成了“天文、律历、五行”的“天学三志”。我们现在讲宋朝，《宋史》里面，这“天学三志”就占了37卷，几乎是十分之一的篇幅。

为什么这么重视？一言以蔽之，因为它牵涉到皇权的合法性。

马克斯·韦伯对国家有一个定义，国家就是垄断了暴力使用权的机构。但他这说的是现代国家。在古代中国，国家还要垄断一样东西，那就是和老天爷的沟通。这有一个名词，叫“绝地天通”。意思就是把上天和地上的沟通渠道给断绝了，但不是真断，而是掌握在特定的人手里。谁啊？当然就是君主和他身边的知识分子啊。通过掌握了和天沟通的渠道，进而掌握了和天沟通的解释权，再进而就可以对人间万事赋予意义，再进而为人间所有的秩序立法。

那这是迷信吗？不能简单地这么说。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是很难体会古人的那种心境的。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先生在这本《回家记》里就讲过，他说古人的生活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对时空之外的东西感到恐惧和焦虑。我看不到的地方，我死之后的世界到底什么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心理压力，那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减轻，那就是在地上建设的东西，要符合天象。比如按照我理解的天道来建设城市。比如，城市往往以北极星定位，城墙以东南西北的基准方位而建，宗庙和社稷位列中轴线两侧。如果你有兴趣翻翻中国古代的筑城史，几乎每座重要城池，都或多或少地讲究和上天星象的对应。这叫“象天法地”。人间的事物都太短暂、太脆弱了，如果能和上天有一点点相似，可能也会帮助我们贴近永恒吧。大家心里好受一些。

历法也是同样的道理。我能掌握一点日月周行的规律，我就接近永恒，我就能垄断和天对话的权力。

比如说，中国古代历法特别重视的就是日食。按照天人感应的说法，太阳就是皇帝。那日食来了，太阳突然被遮盖起来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两种解释都行。说皇帝干得不好，上天示警，所以皇帝要反省，这是一个说法；说有奸臣蒙蔽皇帝，就像乌云遮盖了太阳，也行。不管哪种说法，最好都能提前知道，那皇帝就可以预先做一些准备啊，斋戒，或者干脆不吃饭、不听音乐，或者要求大臣批评一下朝政，求直言等等，反正皇帝摆个自我反省的态度。这就是在告诉天下，一切尽在掌握。我的上级批评我了，但是我知道怎么办。

上古的时候是发生过这样的事儿的，掌管天象的大臣因为喝醉了酒，没能预报一次日食，居然就被杀了。而且按照那个时候的规矩，报早了也是杀，报迟了也是杀。你就说那个时候的君主，为了这个事儿，心态多容易崩吧？现在你理解了前面我们说的那个故事了吧？唐太宗为什么听见太史令李淳风说要日食，马上就不高兴，就想杀人。

到了北宋这个阶段，历法这事儿就变得更敏感一些。为啥？因为还有其他政权，也就是大辽在和大宋竞争合法性。

历史上有这么个事。“澶渊之盟”不是规定了，逢年过节辽宋双方要互派使节吗？神宗朝有一年冬至，大宋使团一过边境，就遇到一个问题。辽朝这边的接待人员就问，说怎么回事？你们宋朝历法里的冬至，比我们辽朝的冬至要早一天，谁是对的？这个问题，往小了说，是历法对错的技术问题。往大了说，就是政权合法性谁更胜一筹的问题。

顺便解释一下，为什么冬至这么重要？因为这是皇权合法性的三个支点之一。中国古代，国家最重视的就是三大节，元旦、冬至和皇帝的生日，也叫圣节。你看，元旦是一年之始，算是历法的开头；冬至是阳气初生，北半球的日照从此越来越长，算是天道的开头；而圣节，生日嘛，算是皇帝本人的开头。这三大节就把历法、天道、君主突出出来了。而这次外交事件，出事就出在这一点也含糊不得的冬至上。

幸好，这个时候大宋使团里面有一个人，他叫苏颂，大宋著名的天文学家，他就出面解释，说这是一个非常细节的技术问题，不就差一天吗？你想啊，差一刻钟，如果正好在子时，两天相交的时刻，在历法的推算上，也就差了一天。不是啥大问题。各家用各家的历法就行了。这才算勉强糊弄过去。你看得出来，双方在这个问题是很较劲的，背后是合法性竞争嘛。

那你说，一旦出现错误，改了不就得了吗？也没有那么简单，还是因为牵涉到合法性的问题。

比如在后来的宋神宗时期，沈括，就是写《梦溪笔谈》的那个大科学家，他就发现，宋朝用的历法跟现实的偏差已经很大了，应该把当年的闰十二月改成闰正月。这在技术上讲是正确的，但是在政治上讲，不一定，这就引发了争议。为啥？因为不仅大宋自己用历法啊，还有很多小国都要奉大宋的正朔呢。人家都是按照大宋每年颁布的历法进贡的，你这临时一改，人家都乱套了。你大宋是大哥啊，连象征通天权力的历法都能搞错，威严何在？所以要谨慎。

说到这儿，我们再来看1045年，大宋给西夏颁赐历法这件事。你会发现，历法就像那个特洛伊木马。表面无害，但暗藏玄机。刚开始，把历法给你的时候，也许只是满足你的现实需要，但是这里面，还藏着一个合法性的疑问。时间一长，西夏的老百姓就会知道，能和老天爷沟通的，代表政权神性的那个部分，不是兴庆府里的西夏国主，而是远在开封城里的宋朝皇帝。

大宋朝能在这宋夏停战的1045年，为未来埋下这个伏笔，也许有妙用的伏笔，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了。

创造性的时间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话题再往前推进一层。大宋颁赐历法给西夏，其实还留下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利用对时间节律的掌控，来更进一步地影响西夏。时间表看似客观，但上面其实留下了很大一块创造性的空间。

举个例子。我刚才讲，中国古代官方重视的三个日子，元旦、冬至和皇帝的生日。你发现没有？冬至是根据天象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元旦的客观性就稍微差一点了。中国古代，有用一月、十一月、十二月，当一年开始的月份的。比如秦朝，一年开始的月份就是十月。哪个月是元旦，要看怎么规定，但是一旦定下来，也很难改。只有第三个日子，皇帝的生日，一个皇帝一个生日，经常改。这就是时间表上生生创造出来的日子。

那什么时候皇帝生日变得这么重要呢？是从唐朝开始的，具体说，是唐玄宗。开元年间，唐玄宗把自己的生日，每年的八月初五定成千秋节。各地都要庆祝，全国放假三天。你看，皇帝个人的日子，突然嵌入到了时间体系当中，而且变成全国性的节庆，很明显，这是一个强化皇权的动作。

要知道，在南北朝之前，中国古人是没有庆祝生日的传统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不符合儒家的伦理观念。你想啊，儿的生日，母的难，如果你父母不在了，生日那天想起父母，你应该难过才对啊，怎么还能喝酒庆祝呢？那为什么后来又过了呢？其实是受到佛教的影响。因为佛教从东汉开始，就有在释迦牟尼生日那天搞纪念的传统，四月初八佛诞日，又叫浴佛节，宗教气氛很浓，越搞越盛大。

所以你明白唐玄宗为什么要凑这个热闹了，为了让自己和佛一样，也沾上点神圣色彩。你想啊，为皇帝贺寿，对民间的普通老百姓来说，隔膜得很。但是他们知道，第一，这天要热闹一下，有酒有饭，所以是一件好事。第二，过去为佛菩萨过生日，要盛大庆祝一下，现在又要为一个人过生日庆祝一下，这人即使不是佛菩萨，也差不离儿吧？

所以，唐玄宗过生日，越搞规模越大，不仅要喝酒要放假要娱乐，还要大赦天下、免除天下租赋、封官、赏赐，把能想到的所有好事儿都堆到这一天。目的很简单，就是让老百姓知道，好事都是和皇帝个人关联在一起的。

你看，时间表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看起来川流不息，客观公平。但实际上，有心人可以在时间表上选择一个点，进行创造性地塑造，往里面添加自己想要的意味。最终，时间表会变成他影响世界的一枚工具。

到了宋朝，给皇帝过生日，就更加制度化了。它不仅对内彰显皇权，圣节还是一种很重要的外交博弈手段。

你想啊，皇帝过生日，我们要庆祝，你们这些友好邻邦，不来贺个寿，合适吗？你来了，那就是把我们皇帝的神圣性往你那里传播了一下。大宋和大辽，很多次利用这个工具搞外交战。

我举个很小的例子你感受一下。宋仁宗去世，宋英宗继位那一年，辽朝给宋朝皇帝贺寿的使团来了。这两国，原则上是兄弟之国，但是谁兄谁弟，就要顺着当年签订澶渊之盟时候的宋真宗和辽圣宗的辈分往下捋。捋到宋仁宗的时候，辈分儿大，所以，辽朝皇帝要管宋朝皇帝叫伯父。现在好不容易把伯父熬死了，这下两国皇帝该平起平坐了吧？辽朝的使团就留了个心眼，本来准备瞒一下的，结果一不留神，被宋朝这边的接待人员把真话套出来了，原来辽朝皇帝岁数比宋英宗要小。他们这个后悔啊，完蛋，又要称宋朝皇帝为兄了。

从这个故事里，你就知道了，第一，皇帝个人之间比大小，就是国家之间比大小。第二，皇帝的生日，如果国家需要，也不是不能编一下的。要不辽朝使者为什么要后悔呢？肯定是准备要编的嘛。

刚才说的这些例子，都在说明：历法，时间表，看起来很客观，但是上面也留下了很多人为操作的空间。如果善于利用的话，这些空间是可以用来做政治博弈的。

回到宋朝和西夏：你西夏用了我宋朝的历法，那我皇帝的生日，是历法上载明的重大节日啊，你要不要来朝贺一下？为了保证你来，宋夏签订协议的时候，就已经注明了，其中有一部分经济利益，是要在你来给我大宋皇帝贺寿的时候，我回赐的礼物。不少呢：银一万两、绢一万匹、茶五千斤呢。你夏国君主过生日，我们也给，不过那就少很多了，银只有2000两，丝绢什么的，加一起给3000匹吧。

你看，这就决定了两件事。第一，你就是比我矮一等，低一格儿。这事不是抽象的。是写在日程表和根据日程表举行的行动上的。年复一年强调这件事。第二，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不来，不来就没有这笔经济利益啊。更重要的是，大宋朝还在这里埋下了又一个伏笔：我们皇帝过生日，你如果不来朝贺，我不想打仗的时候，那就省了一笔钱，我想打仗的时候，哈哈，那可就是一个战争理由啊。老大过生日，你不表示，想造反啊？

这事后来真的就发生了。宋神宗的时候，宋朝判断，火候差不多了，可以灭西夏了，出兵的理由就是这个。说最近西夏不知道咋回事，朝廷给他们回赐的礼物，他们居然没人接收。肯定又想以下犯上了呗？加上又有骚扰我边境的事儿，那我可就打了啊。

后来到了宋哲宗上台的时候，大宋不想打了，那就再允许你西夏给皇帝贺寿吧。后来又觉得可以对西夏动手了，就又拿出这个理由开打。双方就这么拉拉扯扯，一直到北宋突然被金朝灭亡。

必须得说，越到北宋后期，宋朝就越有对西夏的战略主动权。在时间表上，给西夏规定了一个必须来给皇帝贺寿的日子，这确实成了宋朝操控局势的一个工具。

你看：你用了我的时间表，我在时间表上创造一个节日，我的节日可以操控你的行为，你不受操控就会承受后果。这是一根多么隐秘，但又是多么有效的因果链条啊。

时间是一种权力，这个效应越到现代社会就越明显。现代社会之所以让很多人觉得失去自我，就是因为人失去了对自己时间的掌控。

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说，“一切都不是我们的，而是别人的，只有时间是我们的财产。”但是到了现代社会，情况倒过来了，我们可以假装很多东西是我们的，房子、车子、各种消费品，但是唯有时间不是我们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每天打开日程表，有哪几项是真正自己决定的？今天早上我要开这个会吗？下午我想见那个人吗？不，只是因为它写在了我的时间表上；吃饭是因为我饿了吗？不，只是因为吃饭的时间到了；我要在人那么多的假期带孩子去那个游乐场吗？不，只是因为那天按规定放假；我要在双十一买东西吗？不，只是因为有一家公司发明了一个很有名的节日。近处的、远处的各种人，以柔软地、强硬地各种方式，给我规定了时间的使用方法。他们都是我不得不面对的权力。

你可以做个实验：你前面走着一个人，你不用跟他打招呼，你就随着他的脚步喊“一、二、一”，很快，你就能操控他的脚步，他就会非常不自在。

你看，无时无刻地活在他人决定的时间表里，我就失去了自由；反过来，始终坚持向世界输出时间的节奏，并用节奏带动他人，我就开创了秩序。从奉不奉正朔开始，自古以来，就有这种博弈，而且永远不会停止。

这就是我在公元1045年为你讲的发生在宋朝和西夏之间的一个有关时间的故事。下一年，公元1046年，再见。

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哲学家康德。

1045年这期节目，我们的主题词是时间。而康德，用一个传记作者的话说，他的一生过得就像规则动词一样，非常有规律，不管是起床、喝咖啡、写作、讲课、用餐还是散步，他都有固定时间。这个时间设定精准到什么程度呢？每天，当康德穿着灰色大衣、手里拿着拐杖，走出家门，朝一条菩提树小道走去的时候，邻居们就知道，三点半到了，根本不用看表，康德本人就是表。

一个大哲学家，为什么会过这么刻板的生活？

康德是个有目标的人，22岁的时候，他怀着满腔热情写道：“我已决定我的方向。我将踏上征程，任何事情都阻止不了我前进的步伐。”但你可能不知道，康德个子矮小，体弱多病，身材还有点畸形，一边肩膀比另一边高。他自己对身体状况非常清醒。正因为定了明确的人生目标，为了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他就持之以恒地恪守自己制定的生活规则，比如不管是天气阴沉，还是乌云密布风雨欲来，他都雷打不动地按时散步；再比如用鼻子呼吸，为了做到这个，在秋天、冬天和春天散步的时候，他完全不跟任何人说话。于是，这位体弱的哲学家，竟然活到了八十岁，写出了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

你看，设定出自己的节律，坚定地坚持这种节律，就有水滴石穿的力量。而我们的《文明》节目，也是用同样的方式，致敬康德。

参考文献

原始史料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 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 年。

（先秦）王世舜译注：《尚书》，中华书局，2023年。

（战国）左丘明撰：《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

（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晋）陈寿撰：《三国志》，中华书局，2011年。

（南梁）颜之推撰：《颜氏家训》，中华书局，2023年。

（唐）房玄龄撰：《晋书》，中华书局，1996年。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 沈括撰：《梦溪笔谈》，中华书局，2022年。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2020年。

（宋）汪藻撰：《靖康要录笺注》，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

（宋）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

（宋）岳珂撰：《桯史》，中华书局，1982年。

（宋）佚名撰：《宋大诏令集》，中华书局，1962年。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2019年。

（明）王夫之撰：《读通鉴论》，中华书局，2022年。

（明）李东阳撰：《大明会典》，广陵书社，2007年。

（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89年。

（清）吴广成撰：《西夏书事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清）龙文彬撰：《明会要》，中华书局，1998年。

（清）徐干学等撰：《资治通鉴后编》

专著论文：

江晓原：《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中华书局，2024年。

韦兵：《完整的天下经验：宋辽夏金元之间的互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万物皆可测量：1250——1600年的西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

杜君立：《现代的历程：机器改变世界》，天地出版社，2023年。

李筠：《中世纪：权力、信仰和现代世界的孕育》，岳麓书社，2023年。

塞涅卡：《塞涅卡道德书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

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商务印书馆，2019年。

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中华书局，2014年。

段义孚：《回家记》，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92年。

李范文：《“邦泥定国兀卒”考释》，《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

宁欧阳：《外交与政治：论宋辽间的圣节交聘》，《暨南史学》，2023年第1期.

宁欧阳：《王化蔓延：宋王朝的圣节互动——以夏丽等国及边疆诸“蛮”为例》，《史志学刊》，2023年第2期。

宁欧阳：《唐宋诞圣节研究综述》，《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44期。

郭绍林：《论隋唐时期庆生辰》，《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