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章静 绘）
《世界五千年》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普及读物，风行四十年，影响几代人。由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陈恒担任总主编的《世界五千年》（新世纪版），汇集当下历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重写这部经典，力图以当代中国学者的眼光讲述世界历史，揭示人类文明多元共生、交流共融的整体图景。《世界五千年》（新世纪版）共计六卷五十四册，第一卷九册即将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世界五千年（新世纪版）》（第一卷），陈恒主编，少年儿童出版社，2025年3月
《世界五千年（新世纪版）》（第一卷）“人类文明的开端”共九册
您多次提到历史书写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权利，世界历史的创造者未必有平等的发言权。重写《世界五千年》这样一部经典的历史普及读物，能为读者提供怎样一个重新审视的契机？
陈恒：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理解历史、记录历史、书写历史、想象未来的方式。然而，近代西方文明似乎通过其强势的流通途径扼止了这种多样性。过去两百年来，西方的主流历史叙事在近代科技领先带来的动能之下，扫荡了其他文明的声音和书写方式，将与自己不同的文化和历史经验边缘化。在这样的叙事里，很多国家成为历史的旁观者、失语者，乃至拥护者——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渐渐失去书写历史的自主权，这就易于造成不同文化在历史认知上的不平等，遮蔽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实状况，也就不能客观反映事物的多重面貌。
一旦历史的多样性被削弱，诸多负面后果也就不可避免：单一视角会导致多元人类经验变得单一化；单一主导思想会导致傲慢与偏见；偏差的历史叙事将导致不公与不义……人们看不到其他认识方式的贡献、有效性和可能性，从而加剧分裂、助长冲突。要应对这些挑战，就必须采用一种更具包容性、容纳多声部的历史书写方法，尊重并融合不同的文化视角、方法和传统。赋予被边缘化的声音以力量，批判性地审视主流叙事，鼓励就历史问题展开跨文化交流与全球对话，承认历史根本上是以“人类”为中心，是人类共同的、动态的和不断发展的事业；人类文化实践是一直在运动的，跨越国界和地域的，其效果往往出人意料的；理解文化多样性可以促进相互理解，降低狭隘主义的风险，培养共同的人类意识。
重写《世界五千年》这样的经典通俗历史读物，就是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为读者提供重温、反思和拓展历史理解的机会与可能。
丛书编写的基本方针是“强调文明的多中心性、平等性、共享性”，这“体现在叙述的方方面面，期冀充分表达共生（一个星球）、共享（多个世界）、共融（无限未来）的价值观，这些一定会为塑造青少年的历史观、文明观、世界观奠定基础”。
强调“多中心性”意味着必须融入多元视角。重写历史可以采用更具包容性的全球视角，通过将地方和区域叙事与更广泛的全球模式和互动联系起来，突出人类经历的相互关联性。读者自然会消除偏见，产生包容的思想。
强调“平等性”意味着必须客观看待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发展问题。重写历史可以纳入以前那些被边缘化的、被忽视的、被遮蔽的群体声音，将非西方、原住民、妇女、弱势民众纳入叙事范畴，不仅更能够客观全面地再现历史事实、纠正历史偏见，而且可以促进理解，增强人们知外的能力，并通过拓宽对世界相互关联性的认识来提升个人能力，同时也在无形之中提高了群体的认知水平。
强调“共享性”意味着以统一的视角看待，强调人类命运是关联的，“天下一家”“人类大同”是人类不断追求的至高理想。和地球的生命相比，人类的出现是一个极其晚近的现象，在地球历史漫长的时间轴上，短到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人类的善与恶、创造性与破坏性，对历史发展是同等重要的；人类的行动看似分散，实则对现实发展和历史进程负有集体影响、负有共同责任。如今，谁能忽视气候变化、移民迁徙、技术变革对全球发展所形成的挑战？我们试图展示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的各种案例，以此培养青少年的一种人类共同经历的意识。
上述几条编写原则是我们重写《世界五千年》的基本指南。编写团队尽力选择历史上有代表性的案例，通过更易为现代读者所接受的语言与叙事方式来避免浪漫美化和粗疏简化，打破刻板印象，以尊重的态度展现所有的文化，将历史视为一个动态的“大历史”，试图让读者参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对话，让人们对世界历史形成更丰富、更客观、更包容的理解。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也许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世界五千年》（新世纪版）第一卷九册
您在《我们为什么要重写〈世界五千年〉》一文中提到，《世界五千年》（新世纪版）“旨在摆脱西方中心论束缚，适应新时代历史学与历史教育的变化，展现历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西方中心论在世界五千年的历史叙述中是如何体现的？新世纪版如何突破原有的书写框架？
陈恒：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古奇（George Peabody Gooch，1873-1968）在二十世纪初就说：“古代东方的复活是19世纪最动人视听的事件之一。现在我们才知道，希腊和罗马并不是接近有记录的历史的发轫点，而是一系列成熟的文明的继承者。我们的整个看法改变了。古代东方已经不仅仅是走向基督教欧洲的前厅，是按持续时间说占据有记录的历史的较大部分。”（[英]乔治·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耿淡如译，卢继祖、高健校，谭英华校注，商务印书馆1989年，700页）这说明历史叙述是存在偏见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会发现其中的不实之词。
历史学不仅关注过去实际发生了什么，而且关注人们认为过去发生了什么，尤其是历史学家写了什么样的过去。我们重写《世界五千年》亦是对历史叙事的批判性反思。书写历史是有不同模式的，背后是不同的价值取向。有一些价值取向需要批判，比如“殖民史学”将非洲视为没有历史的、没有发展能力的、处于世界历史边缘的地区，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非洲学者摒弃了“所有欧洲的都是文明的，所有非洲的都是野蛮的”这一简单叙事模式和思维定式。对历史发展做过于简化的叙事，以某种逻辑的必然来神话历史，这是书写历史的毒瘤。我们正是期待通过强调历史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去挑战这种决定论或目的论的解释。
比如“欧洲”这一常见的概念，其本身所包含的问题就很多，它反映了更广泛的文化、宗教与种族动态：在中世纪，与其说“欧洲”是一个地理名词，莫如说“欧洲”是基督教世界的代名词，从而为“他者”设定了界限。随着启蒙运动和殖民帝国的崛起，“欧洲”越来越多地与“白人”的种族优越感缠绕在一起。以至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欧洲”经常被用来与非洲、亚洲和美洲的殖民地人民进行种族对比。这种对欧洲的种族化认同助长了排他性民族主义，并在“科学种族主义”等意识形态中发挥了作用。凭借物质文明的优势，他们创造了历史的核心假设，他们制订了近代文明的内涵，他们掌握着近代历史书写的霸权，他们似乎控制着世界观，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如今再说起“欧洲”似乎只剩下叹息的语调。
我们也试图突破常见的“古代、中世纪、近现代”这一时间三分法。历史是活的记忆体，时间是一个虚构的存在。历史的时间观有深刻的社会性，掌握时间就掌握了世界，掌握了丈量历史的时间尺度就掌握了书写历史的主动权。更换不同的时间尺度有助于人们理解不同时期的事件、文化发展和人类经历，了解同一时间段内不同地区或文化的事件之间的关系。时间框架的突破就是历史书写的革命。
我们尝试以文明交流互鉴为主线来叙述波澜壮阔的人类文明史：人类文明的开端、文明的多元共生、文明的碰撞交流、文明剧变的到来、文明融通与挑战、文明共享与创新等等。我们试图以中国学者的眼光，以文明的缘起、冲突、交流、融合为主线，讲述世界的历史，展望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写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史。这种世界观、历史观、文明观的塑造得从娃娃抓起。
我们一方面强调书写历史的主体性、自主性，另一方面亦强调书写历史的客观性、全面性。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否认西方文明在历史上的巨大贡献，而是进行一种客观的描述，需要认真地学习与研究西方文明，特别要反对将西方历史虚无化的极端做法。历史是复杂的，对历史的阐释可能会受到当代政治的影响，但历史不是“零和游戏”，需要彼此尊重、彼此成就。每一种文明都对人类文化做出了贡献，都应该在历史叙事中得到颂扬。
庞贝壁画中身穿丝绸的酒神女祭司，图片来自分册《罗马风云》中“中国丝绸在罗马”一节
能否介绍一下编纂团队与编纂模式？作者团队以中青年的世界史学者为主，是当下学界的中坚及新生力量，您如何看待他们的写作特点？作为总主编，整体上想要呈现一种怎样的学术取向和写作风格？
陈恒：这个项目的诞生，得益于世纪出版集团阚宁辉总裁的倡导、协调与推动，“共生（一个星球）、共享（多个世界）、共融（无限未来）”的想法就是他在第一次编写团队与编辑团队交流会上提出的，得到大家的高度认同与赞扬。项目还得到了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大力支持，王为松书记联合大家成立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研究中心”，并启动了中心的第一个产品《世界五千年》，我们希望后续能有更多的产品问世。上海师范大学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校党委书记林在勇在上师大“文明互鉴研究中心”成立暨《世界五千年》出版签约研讨会上即席赋七律一首，寄语“互鉴东西三万里/通观上下五千年”。
众人拾柴火焰高，重写《世界五千年》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上海的这个“五千年”历史品牌图书在国内的知名度较高，由“中国五千年”和“世界五千年”两套丛书构成，新版《中国五千年》已经出版。《世界五千年》先前出版过两个版本，我们这五十四本是在新时代语境下完全重写的一套书。
《上下五千年》 1985年版，曹余章编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下五千年》（珍藏版），林汉达、曹余章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
左：《世界五千年》1985年版，段万翰、顾汉松、陈必祥编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右：《世界五千年》2012年版，陈增爵、沈宪旦、孙晓文编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包括许多优秀的世界史研究者。这就为我们重写这套书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当我向大家发出写作邀请时，得到了颇为积极的回应，他们都愿意参加这一意义重大的编写工程。
我们的主创团队大多是世界史学界的少壮派，他们既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又有实践技能和全球视野。成员全部拥有史学博士学位，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其中很多有海外留学背景。团队成员均在历史意识上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这对于创造平衡的历史叙事至关重要；不少作者精通各种对象国语言与古代语言，可以更好地获取原始资料，进行细致入微的解读，准确呈现不同的历史背景和过程。这些都为丛书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撰写挑战传统范式的叙事，突出以往被忽略的声音，探索世界历史更深层的相互联系。
各分卷作者名单
这套书分六卷，每卷九册，共计五十四本。每本约请了一位主编，可单独完成，亦可邀请三人左右共同撰写，整套丛书共计一百多位撰稿人，超过一千个历史故事，像珍珠一样串起人类辉煌的文明交往史。我们把整个团队分为六组，每组都有固定的联络人，便于信息沟通、统一写作思想，使全书写作风格尽量保持一致。
此外，我们还邀请了顾问团，请他们为丛书的编写出谋划策，确保丛书的写作方向与站位。他们都提出了很好的、宝贵的建议，并肯定了此事的意义。我们可以一起分享部分顾问的建议：
北京大学马克垚教授：“目录收到，我看了一下，挺好。编写者的阵容也十分强大，相信能编好。有一点小意见，第三卷的标题，强调了碰撞，似乎应该加上交流，即题目可以改为‘碰撞与交流的加剧’。碰撞似乎强调斗争方面多。而且此卷各册的内容也不乏交流。供你们参考。”
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你这套巨著目录已拜读，感觉很有魄力，与以往‘世界史’不是一个思路，期待其成功！你找的这批作者挺不错，年富力强，有创造力”；“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主编设计时希望从全球史的角度进行写作，担心的是：作者们写着写着又变成西方唱主角了，因为我们对非西方的知识积淀相当薄弱。这个问题有赖你强调、交代。还有一个问题：以前中国的‘世界史’里没有中国，这套书里应该有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于沛研究员：“太好了，真棒。这是一个正经事儿，会成为有国际影响的精品，也是建设中华民族新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抓住干实事的‘分卷主编’特别重要，这部分人不能‘失控’。何芳川先生在世的时候曾跟我说，像这种课题，一定要有70%以上的人不能失控。个别人因各种原因不能继续干的，就要及时调整。”
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世界五千年是世界史，目前的写作思路是文明史，两者之间的内涵是不一致的，如何统一、如何照顾、如何呼应？从目前的设置与标题来看，历史的发展似乎过于乐观。其实，人类的历史是苦难史，历史上的战争、奴隶制、种姓制度如何处理？要突出历史的另一面。”
复旦大学章清教授：“目前形成的工作方案，已经很完满了，在写作过程中，一些细节的调整，可以交由分卷主编及作者。私意以为中国方面内容的展示，可以做些说明，避免以后的纷扰。你在总序中可以大致说明因为有《上下五千年》，故中国方面只能重点展示一些内容；分卷主编可以在说明主旨的文字中，大致交待一下这一时期中国文明的发展情况，以及与其他文明交流的情况。”
北京大学朱青生教授：“请同时考虑数字版的发行。因此建议在图像上要增加比重。有些出处、引文和网络资料给出网址（类似参考书），便于下一代使用新媒体进入世界文明的知识和信息，并学会突破作者方面的限制，核查原始材料，集思广益，养成批判性阅读的习惯。”
浙江大学沈坚教授：“大工程，而且集中了国内目前世界史的中坚骨干。有一点不成熟的想法，如果要强调文明交流和互鉴，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融合中不可忽视的，条目中有些中华文明影响西方的内容，但总觉得没有完整的线索。特别是古代部分，中华文明的内容偏弱了。当年我在写《文明的历程》一书时，要不要加中华文明犹豫了很久，后来勉为其难加了一章。以上意见仅供参考。另，从普及本的主旨看，标题还可活跃一些，请人再推敲一下，特别是文学底子好的作者出出主意。”
天津师范大学侯建新教授：“我本来在做减法，不承担计划外的事，但读了你发来的文字后，感到这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你做的又很用心。可以接受你的邀请，力所能及。”
南京大学孙江教授：“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比写论文出专著还有意义。”北京大学彭小瑜教授：“每册看上去内容非常好。提升整个民族的国际知识。”清华大学吴国盛教授：“重写世界史很好，中国年轻人应该多读世界史。”
团队在编写过程中尽量吸收了顾问们的建议，不断完善写作思路，希望能够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角度出发，揭示人类合作也包括冲突的价值与意义；希望能够借助考古学、人类学、环境史和数字人文学科的进步，丰富对关键事件和历史过程的理解；希望能够反映出学术前沿，提供更准确、更细致的叙述，让读者能感觉到我们今天仍然依赖的遥远过去中的哪些因素；让读者明白历史上有哪些重要的思想与观念在不断产生回响，塑造了今日世界。这就是我们理想中的《世界五千年》。
《世界五千年》（新世纪版）学术顾问
重新编纂的过程中，五千年的世界历史如何取舍，是否有标准？
陈恒：近代之前中国的书写历史是领先世界的，但近两百年来，我们的历史话语权逐渐旁落了。自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世界的学术中心先后经历了从意大利到英国到法国到德国再到美国的转变，这本是西方世界内部的变动，因具有现代性，从而引发了世界学术、思想与观念的变化，中国原本拥有的历史话语权也逐渐丢失。如今如火如荼的人工智能预示着一场新的历史书写革命的到来。
“在中国发现世界，让世界认识中国”是我们编撰该书的核心理念。一方面，提醒读者要正确地看待世界，客观地认知世界，知彼知己，才会知不足而知学。另一方面，也要把域外如何看待中国、如何感知中国、如何评价中国告诉读者。
因此，我们特别关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凡是有关这方面代表性的案例，我们会尽量选取，并以叙事的方式把这些案例讲述清楚，尽量不加评价，让读者自己去思考。
我们也注意“边缘与中心”关系的处理。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某种主流文化，这种主流文化会对周边地区都会产生很大影响，我们要关注主流，但并不忽略边缘，因为两者处于动态的互换位置，今天是中心，明日可能就是边缘，反之亦然。比如十世纪的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认为，西班牙和北非不值得列入他对伊斯兰帝国疆域的描述中，因为它们只是“衣服的袖子”，但从那个世纪起，这两个地方注定要成为讲阿拉伯语的犹太人的思想和文学中心。
形状为黑人和白人双头的康塔罗斯酒杯，来自塔尔奎尼亚，约公元前510年。图片来自分册《罗马风云》“中心与边缘·罗马世界的黑人”一节
我们亦关注学术前沿研究，尽力在叙事中反映最新的前沿领域，潜在意图是告诉读者：历史学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只不过是人类罪行、愚蠢和不幸的记录”，也不是“广义的流言蜚语”，更不是历史学家“取笑死者的流言蜚语”，“就像聋子一样，不停地回答没有人问过他们的问题”。而是通过阅读让读者能够体会到历史研究、历史书写是体现一个民族智慧发展程度的赛场，是学术奥林匹克竞赛的大会。
您提到这套书的核心理念是“在中国发现世界，让世界认识中国”。如何写作“有中国参与的世界史”，而不仅仅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
陈恒：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从分散到整体的，书写历史也是如此。人类源自这个世界，但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唯一主人，人的主体意识是在对自然的认识、对他者的认识、对神灵的敬畏中逐渐产生的。
文化具有的力量之强弱，书写历史是其最为重要的体现方式。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尊严、创造力与价值观，都拥有平等的、自由的历史书写权，都有构建自己的命运、爱和幸福的权利和能力。每种文化的尊严都必须得到尊重。一切都必须得到认真的审视。
书写历史本来就是一门回顾的艺术，它蕴含着独特的政治和文化力量。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世界不同地区都走出了独特的发展轨迹，形成了各自记录和解读历史的方式。拥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就颇具代表性。
然而，近代西方扩张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这一格局，将所有地区都卷入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塑造的全球体系。这种干预打破了不同发展道路之间原有的平衡，强加了一个有利于西方主导地位的等级框架。因此，全球南北方的划分并不仅仅是以赤道为标志的地理结构，而是不合理的西方霸权的体现。这种霸权是通过军事、经济、政治、学术和知识上的优势来实现的，它因其内在的不公平和缺乏公正性而日益受到批判。
这种日益增长的批判体现在历史学领域，在这一领域，书写历史的行为不再被视为一种中立的努力，而是一种受权力动态影响的有争议的领域。通过挑战既有的叙事，这种批判性视角力图揭示和解决长期以来历史知识生产中存在的系统性偏见。它呼吁以一种更加公平和包容的方式来理解过去。
因此，我们强调中国价值、中国立场、中国观点和中国方法，同时保持对全人类文明的关怀。以“在中国发现世界，让世界认识中国” 这一理念为指导，每一卷、每一篇、每一个故事都将尽可能地体现人类文明的融通演进。在写作中体现我们的主体性，并努力拓展视野，考察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与影响。比如第九册的主题就是《无问西东》，只为追寻人类文明共同的根源与脉络，因为上古时期，欧亚大陆的各个文明虽分布在不同的地区，但它们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从未停止。
第一卷第九分册《无问西东》
从策划、选目到撰写，我们竭尽所能地搜集第一手材料，吸纳学界最前沿的史学研究成果，以世界眼光和一流专家学者的史识来探寻世界文明交流的发展脉络与规律。形式上，则要适应当代青少年的阅读习惯，即首先要做到图文并茂。《世界五千年》将增加大量历史图片，这些图片可以生动、具体地再现历史，让青少年读者产生重返历史现场的“身临其境”之感，并与文字内容相辅相成，达成水乳交融的和谐统一。其次要在版式设计上做文章，采用板块化的编排结构，在主体故事之外补充一些相关的小知识，以此来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分册《罗马风云》目录
“新世界需要新史学”，新世纪版怎样展现全球化和数字化给历史书写带来的转变？
陈恒：每个时代都试图形成自己对过去的理解，历史著作往往反映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思想与观念。每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历史，每个时代都会根据自己的时代状况重新书写过去的历史。
一方面，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型中，这个变局本质上反映的是社会大分流与大转型，涉及到知识、观念、思想、行为的方方面面。近代西方所建立的自由贸易、民族国家、代议制政府等规则对促进人类的福祉起着巨大的作用，代表彼时人类智慧的最高成就。但是这并非唯一的、不可替代的路径。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也证明了中国可以有自己的民族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中国道路是人类发展多样性的一个合理探索。这就是我们要重写世界历史，重写世界文明史的根本原因，因为现实世界的发展在不断丰富历史的内涵，亦在改变历史书写的模式。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深刻的变革时代，让人们重新认识到数字化的魅力、崇高和无穷潜力。这场技术革命不仅意味着一种进化，而且意味着对传统的彻底背离、对过去模式的超越以及对人类自身的重新认识。数字化重新定义了时间和空间的框架，消解了国家和文化之间的界限，超越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建构。这场变革代表的不仅仅是技术进步，更是一场关于我们如何看待知识、社会以及我们在其中的地位的革命。在这里，这场堪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学术意义最为深远：这是一个不受历史局限的时代，它将在全球范围内塑造未来。
“过去几年间，我们看到，假新闻比真新闻更强大；联邦调查局可以选总统；脸书可以左右选举；一个亿万富翁可以当选总统，而且比对手花的钱还少；一个国家可以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彼此拒绝倾听对方的意见”；“今天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创立一个不以民族国家或资本主义市场为基础的由想象建构的新全球秩序。有没有办法创造一个并非基于民族国家，或自由市场，或个人主权，或驾驭自然的想象建构的新全球秩序呢？这就是我想在本书中讲的故事。”
这是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1976- ）为其《人类简史》出版十周年所写的新序言，不过这并不是他本人所写的，而是一个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按指令模仿他的写作风格写的。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叫作GPT-3。这还只是两年前刚刚起步的人工智能写作，如果再过十年呢？难道不会改变历史书写的模式吗？我们必须面对，必须正视。陈新教授告诉我：“听一个IT行业的朋友说，AI上来后，对许多公司的直接影响就是裁员百分之四十，现在剩下百分之六十的人可以干完原来的活。这个裁员比例未来还会随AI的进化提高。”
《全球文科倒闭潮，来了》是最近比较火的一篇网文，讲述世界各地是如何压缩各种文科经费、课程与人员的。在去全球化、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全球经济下行，认为知识是高度实用的实用主义态度抬头，侧重基础研究的人文学科自然不受待见，“文科消亡，在全世界形成了一股浪潮”，凛冬已至。但这只是事实的一面。对于正处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阶段的我们来说——尤其是AI自然语言分析与翻译的存在与演化，使得任何中文出版物的世界普及都成了一件毫无技术障碍的事——这又何尝不是一个伟大机遇呢！
人不仅是地方的，亦是国家的，更是世界的。作为社会性的人类，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又关系紧张的网络是必然的，也是人类持久的、不断发展的基础。全球化的过程、参与者和结果都具有多样性的，全球化是复数的全球化，没有固定的模式。因此，全球化是大势所趋，是改变不了的历史潮流。我们必须认真研究人类丰富遗产的复杂性，未雨绸缪，迎接随时可能到来的新全球化。
我们研究外国历史不仅是知彼，亦是要学习别人的长处，用来建设中国文化、完善中国文化。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形成系统的、有理有据的理论和方法，以观察和解释全球历史景观。于世界史学科而言就是要建立令人信服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些要素是全面理解全球史的基础，也是进行有意义的跨文化接触和知识交流的基础。世界史能为此做点什么，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尽管是面向青少年的读本，但这套由高校历史学者编撰的新《世界五千年》显然蕴含了一些历史研究的宏大问题，如何处理西方中心论，如何看待文明之间的共性与竞争，如何看待区域国别等等，能请您举例谈谈吗？
陈恒：文明的发展有前后、有起落，但不会有高低之分，在哲学意义上都是等价的。但一种文明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会影响发展的总体趋势。比如“西方”是一种观念（价值），也是一种现实（实体），尤其是近代五百年，西方诞生了许多独特的思想和制度，并对当代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西方”一词带有过重的价值观色彩，它象征着西方中心主义，向前可以追溯到欧洲中心主义，再向前就到了希腊中心主义，乃至雅典中心主义，所谓“言必称希腊”便是这种文化傲慢的典型体现。
这不仅意味着“西方”是一个复杂的、影响极大的综合体——它既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地理的概念，又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概念；而且也意味着“西方”是一个历史的活体，“西方文明”的形成更是一个漫长的复杂过程。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不易为人所察觉的富有生命力的存在。西方在纵向时间上是连续的，在横向空间上是拓展的，在思想上是复杂的，在文化上是斑驳的，在学术上是丰富的。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必须认真地加以处理。
比如，第一卷九册的主题分别是：走出非洲、西亚泥板、埃及谜题、印度梵华、希腊奇迹、罗马风云、游牧世界、美洲异彩、无问西东。在内容比例上已经大大突破了传统的以希腊罗马为主线的叙事方式，在空间上囊括了古代世界的所有文化区域，在时间上按照历史逻辑顺序排列，可以给读者一个明晰的时空观念。最后一卷，则专门谈古代世界的文明交流与互鉴，让读者在无形之中感知到学习别人长处的重要性。
今日中国所倡导的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中心论”，也不预设任何“假想敌”，而是立足于相互了解、文明互鉴，谋求多元共赢。与冷战时期美国的区域研究有着明显的本质性差异。他们是为扩张、为霸权而收集情报的；他们将研究对象国视为不同程度的“假想敌”，意在为其实现霸权服务。我们是为了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强调人类文明的平等与公平，是为了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价值与理念，分享共同的价值、共同的理念、共同的伦理，为构建大同社会而进行知识积累和学理探究。这是我们重新书写世界史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近年来，一种“西方伪史论”在一些社交媒体和公众讨论中流行，给很多人带来了困惑。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世界史的合法性是否需要捍卫？作为一部重新书写的世界历史，如何面对这种伪历史观的挑战？
陈恒：当今扑面而来的是全球供应链中断、经济不平等加剧、通货膨胀率飙升、气候变化和生态恶化加速、大国间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看似是去全球化、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表现主导着当前的事务。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些危机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凸显了全球相互依存这一持久的现实。
在这种大背景下，不受约束的孤立情绪将给全球繁荣、自由、民主与和平的观念带来挑战。作为回应，内心拥有“去全球化”念头的民粹主义者自然展现出强大的力量：通过反对既有精英、美化其自身文明的所谓至高无上性、拒绝或破坏他者的合法性来施加重大影响。甚至出现极端的“抹杀文化”，比如有人认为埃及金字塔是后世建造的，也许其目的就是为了否定希腊文明。如果金字塔被认为是不真实的，那么希罗多德的《历史》——历史叙事的基石——也一定是虚假的。如果希罗多德名誉扫地，那么古希腊文明本身的真实性也会受到质疑。推而广之，西方遗产的根基也可能被否定。这种逻辑叙事会有利于我们的文化发展吗？
这种“零和博弈”的方式依赖于分裂和对共同遗产的否定，有可能加深全球裂痕。与此相反，文明交流互鉴——无论是在经济、文化还是知识领域——为弥合这些鸿沟提供了一条途径。通过对话和相互理解，各国社会可以抵制民粹主义的分裂言论，并重申合作的价值，以塑造一个更具凝聚力的全球未来。
实际上，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它丰富了人类的文化结构，促进了创造和创新，同时推动了整个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同时，尊重和保护文明的多样性也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前提。文明的包容性，是一个社会进步与和谐发展的重要标志。包容的文明有能力培养和谐的社会关系，包容差异，同时促进相互理解与合作。这种包容性确保了资源的公平利用和共享，使社会得以全面发展和进步。
在此背景下，世界历史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一个包容性的基础之上，不仅要承认多样性，还要赞美多样性。真正的全球史学承认人类经验、观点和贡献的多元性，并将其编织成一个强调我们相互关联的叙事。通过这样做，它可以建立一个理解过去的框架，从而激发一个更加和谐和包容的未来。
我曾在一本书的后记中写道：“正确认知的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新知的过程。”因为，我们在思考历史时，很容易过度美化自己的文化或民族历史，或者将他人的历史视为有失偏颇或不真实。我们必须努力以一种既承认事实又承认解释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欣赏我们所继承之故事的复杂性。
希罗多德雕像
希腊语及拉丁语双语版的《伊利亚特》
您曾提到一些优秀的通史性著作（“新牛津世界史”丛书、《剑桥美国和世界史》《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等 ）。从这些国内外的通史写作中，有什么样的启发？
陈恒：学会欣赏是一个国家文化繁荣进步的必要条件。当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知外场域，这里有很多斑驳异质的文化在交融，有很多奇思妙想在出现，有很多未来值得期盼。据统计，中国每年出版大约两万种各类语言的翻译作品，涵盖了少儿、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宗教、科学等领域，翻译作品在整个出版数量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可以说中国是有史以来出版翻译图书最多的国家。我们拥有庞大的选书团队、庞大的译者团队、庞大的出版团队；我们拥有数量可观的读者群体，这里有爱读马列经典的、有爱读文学名著的、有爱读科普作品的、也有爱读世界史的。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开放与包容、多元与对话、并蓄与融合。这种环境很容易培养出各种人才。
把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包括人类自身放在世界这个大舞台上进行审视；研究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研究人类文明是如何碰撞、冲突、交流与借鉴的，深入探讨跨越时空的人类文明的共同点和显著差异。这种努力需要宽广的胸怀和开放的视野。如果没有这种开阔的视野，参与全球文明探索的可能性就会逐渐消失。将我们的理解局限于狭隘的范围，就等于放弃了全面把握人类创造力和相互联系的机会。
对全球文明的研究不仅仅是一种智力活动，更是一种展望共同未来的手段。通过拥抱开放性和好奇心，我们可以开辟通往相互理解与合作的道路，确保人类文明的故事继续以丰富多彩和充满活力的方式展开。如果没有这种对全球视角的承诺，还会有有意义的未来吗？
可以说《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三卷，2023）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部全球史，提供了深深植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世界观的视角；“新牛津世界史”丛书从全球视角出发，强调人类历史的相互联系以及地区和文化之间的动态互动；《剑桥美国和世界史》（四卷，2021）是一套“从美国出发的全球史”，从美国的视角审视全球发展。这些著作分别出自中英美不同背景的学者之手，其共性是：大国的文化忧虑意识都很强。这些学者都在反思自身的文明，努力改进和完善自己的文明，并寻求设想和构建未来的新范式。他们已经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思考。大国有外交，需要历史，尤其需要世界史。
然而，我们今天的史学界，历史意识与历史观念还处于兰克时代：过于强调民族国家和家国情怀，缺乏世界眼光与国际精神。这是因为过去的中国没有完成国家的统一，中国是现代最复杂的国家，这种复杂造就了中国的苦难与辉煌。
我们缺乏把“中国的”变为“世界的”能力，讲好中国故事的本领还不够。历史学分出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三个一级学科，本质上是出于对了解世界的渴望。中国有丰富的历史资源，中国史研究已经非常强大，这些都是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可以成为世界主导力量的基础性资源。分开是暂时的，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
然而，没有发达的通识教育，也就难有高水平的世界史书写。通识教育是否发达取决于现实的需要，但象牙塔中的学者们又不愿意回答现实所提出的问题。其自发为公众服务的意识还很淡薄，单位与个人皆在完成各项考核任务指标的道路上疲于奔命，做一些毫无时代感的题目。学术研究似乎只为职称与“帽子”，而且呈现出越反越烈的态势。学者、民众、国家三者处于交织的矛盾中。
您曾编纂多套大型丛书，包括光启文库、新史学、三联经典人文书库、二十世纪人文译丛等等，收录诸多思想深刻且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编这样一套面向青少年的普及性历史丛书，在侧重点上有什么不同？
陈恒：把优秀的著作引进来，是我这些年来主要做的一项工作。我们和上海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世纪文景、格致出版社、三联书店、大象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数百种学术著作，其中一些已经入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令人倍感此事的价值与意义。翻译在国家文化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一百多年前中国学术界开始现代转型以来，人文和社会科学蓬勃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多代学者坚持不懈、通力合作的努力，他们孜孜不倦地将世界知识传统融入到中国的文化和学术框架之中。通过翻译，中国扩大了文化视野，同时也巩固了自身的知识和文化基础。
但引进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欣赏，而是为了提升我们认知世界的能力，提升我们自身文化的丰富性。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我们在丛书编写过程中特别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构建宏观整体、开放包容的世界史观。世界史不应是国别史的简单组合，而应把整个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阐释。我们要积极参与世界史知识生产和供给，以具有开放包容为特征的宏观的、整体的世界史新学说，来破解“中心—边缘”等西方所谓“主流”的世界史观；要更加关注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不断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和观念。
二是在交流互鉴中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不溯历史的源头则难以理解现实的世界，不循文化的根基也难以辨识当今的中国。这需要中国历史学界更加积极主动地向世界讲述中国的历史，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历史。同时，也迫切需要加强我们自己的区域国别史研究。唯有在交流对话、互动互鉴中，才能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
三是以世界史学的新成果塑造青年人的全球视野。既要发挥世界史在教书育人中对年轻人世界观形成和塑造的作用，又要发挥世界史对构建公共历史记忆认知的作用，还要重视包括世界史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对国家重大战略决策的参考和咨询作用。世界史学界要重视和发挥工具书对建构世界史知识体系的重要作用，结合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实际，组织编纂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阐释对象的世界史读物，深入推进学术创新，帮助青年人在正确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形成全球视野。
四是举办“光启写作大赛·文明的故事”，致力于搭建一个国际性的文化交流平台，旨在汇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独特声音，共同编织一个多元而包容的文明故事网络。文明交流互鉴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探索人类经验和智慧的重要途径。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互学互鉴，为各种故事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以故事为媒介，倾听更多声音；以故事为载体，认知我们的世界。
首届光启写作大赛于2024年7月启动，共收到了三百多篇文章，取得超出预期的效果。“写作时，我的精神是不受限的。人不能放弃真正想要的东西，我会把它写下来，它会永远存在，直到实现的那天……”参赛中学生的这些话语感动了评委。“光启写作大赛”的目标不仅仅是写作，更要让青少年拥有积极的世界观。塑造一个有道德感、正义感和社会关怀的世界观，对孩子尤其重要。我们需要将民族性、世界性和对自然的尊重有效结合起来，培养出能够适应未来的人才。
晚清变局之后，关于“世界”（而非“天下”）的知识开始大量出现在国人视野中，中国抱持何种文化进入世界，以何种面目与“世界”相处，是绵延百年至今的话题。您最希望今天的读者从《世界五千年》（新世纪版）中获得什么？
陈恒：晚清变局之后，中国人传统的“天下观”被“世界观”所取代，我们逐渐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世界的一份子而已。每个时代的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世界”，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如何解读这个“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既有学理价值，亦有现实意义。就近代五百年来的中国与世界来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本质上就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就是中国思想与世界思想的关系，就是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关系。
蒋梦麟说：“现代文化肇始于欧洲；美国文化不过是欧洲文化的一支而已。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自己发展出来的，历史悠久，而且品级很高。现代思潮从欧美涌到后，中国才开始现代化。在过去五十年内，她已经逐渐蜕变而追上时代潮流，在蜕变过程中曾经遭受许多无可避免的苦难。中国已经身不由主地被西潮冲到现代世界之中了。”（蒋梦麟：《蒋梦麟自传》，团结出版社2004年，357页）这就是近代以来世界的大势。我们如何对接这个世界，如何熟悉这个世界，如何通过自身的发展来完善这个世界是需要各方人士广泛参与、久久为功的。
塑造历史遗产和影响社会的力量不仅在于历史的准确性，还在于创造能与集体经验和价值观产生共鸣的叙事，这一观点至关重要，在当今世界尤为如此。因为在当今世界，对叙事的控制与对资源或政治的控制同样重要。塑造遗产的真正力量不仅在于对过去的把控，还在于以公平、公正和对所有人都有意义的方式不断协商和重新构建故事的能力。
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创造一种具有包容性并为众人所喜闻乐见的叙事方式。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乎历史准确性的问题，也涉及创作一个能在不同观点和不同经历中产生共鸣的历史普遍性故事。创造一种包容性强、能被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叙事方式，确实是一种权力。
权力、文化和历史构成有争议的话题空间。但是，话语的真正力量来自于不断协商并维持一种叙事的能力，这种叙事虽然植根于过去，但却具有包容性、公正性和前瞻性。这是一个动态和持续的过程，需要积极参与、换位思考，并愿意重新审视长期以来的既定假设。
二十世纪重要的艺术史家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H. Gombrich，1909-2001）出生于维也纳，这位人文主义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传奇人物。1935年，当时二十六岁的他用德语写了本《世界小史》（又译为《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五十年后他为该书增加了一章，名为“50年后的后记：我在这期间所经历和学习的”。其中最后一段文字值得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我在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说：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它一定会更好。这样的未来到来了吗？对于生活在地球上的许多人来说，这样的未来仍然遥不可及。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不断增长的人口中，同样的苦难依然存在，而直到不久前，这种苦难在我们国家还被视为正常现象。我们没有简单的补救措施，尤其是因为在那里，不宽容和苦难一如既往地并存。然而，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使富裕国家的人们更加关注世界。每当一个遥远的地方发生地震、洪水或干旱，造成众多灾民时，富裕国家的成千上万人就会投入资金和精力进行救援。而这种情况过去也没有发生过。这证明，我们仍然有权继续期盼更美好的未来。”（E. H. Gombrich, A Little History of the World, tr. by Caroline Mustill,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84）
历史并非只有光明，更多的是黑暗，充满着复杂和挑战。一部文明史，就是人类获得自尊、自爱、自律、自由的历史，是憧憬和平、民主、正义与可持续繁荣的历史。贡布里希是一位乐观主义者，受其感染，我也是。我们期望这套《世界五千年》以充满希望的视角与乐观的精神，彰显不同文明间的碰撞、交流、互鉴与合作；在讲述历史上的至暗时刻时，会注重吸取教训，让读者看到那些克服逆境以实现和平、正义与创新的故事；让读者将自己视为人类历史连续体的一部分、成为人类共同文明的一个细胞。《世界五千年》期盼为人类不断进步的故事做出贡献，让世界充满爱，让未来充满希望。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