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城市生活的成本和压力增加，“逃离”从曾经的一种网络调侃逐渐变成了现在一种更为普遍的社会心理状态。然而，决定逃离城市的喧嚣简单，但在新的天地落地生根、充分构建与实现自我价值又谈何容易。
在大洋彼岸，美国就是一个已经完成了“全面逃离”的社会。虽然电影中的美国大多还是那些耳熟能详繁华热闹的大城市：纽约的钢筋森林、芝加哥的摩登风貌、旧金山的陡峭街道和缆车……但是，真实的美国并非如此。对于许多初到美国的华人——尤其是到大学读书、从事研究工作的中国人，他们所在的地方是美国的郊区（suburb），那是美国人在20世纪后半叶“逃离”了大城市的繁华与热闹后所建起来的天地。
美国超过半数的人口（55%）住在郊区。郊区并不只是对城市厌倦的人一时兴起选择短暂栖息的地方，而是现在很多人出生长大、成家立业和安老送终的地方，有着其自身完整的一套文化意义和社会规则。美国郊区因为无处不在所以并不起眼，但它却是今天这个国家经济和政治框架中最重要的一份子。了解美国郊区，即是反思权力是如何重塑空间与社会，以及个体以及他们所在的集体是如何充分体现、使用并塑造这种权力。
个人主义天地背后的大政府起源
美国是一个全面郊区化的国家，郊区也正是“美国梦”的象征。宽敞的大别墅，洁白的栅栏，精致的院子和节日彩灯；出行依赖私人汽车，购物以巨大的连锁超市为主；郊区没有城市街巷的市井“烟火气”，却到处散发着物质富足的气息。同时，这里也是美式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缩影：私有产权制度塑造了“各家自扫门前雪”的社会规则，而优美的环境与宽广的空间得以维持，则依赖于高人均资源的消耗水平。
然而，虽然美国郊区是个人主义和私人财富的象征，但它的形成却并不完全是个体意志和偏好的结果。其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美国现代历史中最“大政府”的时代，是公共投资和社会变迁结合的产物。
美国首个郊区住宅项目，位于纽约长岛的Levittown。https://www.untappedcities.com/the-controversial-history-of-levittown-americas-first-suburb/
20世纪50、60年代，在经历过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迎来了一段经济腾飞期。新技术将汽车制造业和汽车文化推向了高峰；人口增长“婴儿潮”带动了各类商品的刚性需求；电视机的普及以及广告文化让消费主义扩散到了每家每户。随着经济的发展，美国社会也在改变，黑人族裔居民为了更好的工作与教育机会从南方向北方和西部迁徙，造成了原本在大城市里居住的白人中产群体寻求新的居住选择。
与此同时，美国联邦政府的投资和政策也在更大尺度上塑造了美国各地的空间和社会形态，并促成了郊区的形成。
联邦政府投资之一是高速公路建设。1956年，当时的总统艾森豪签署了《国家州际与国防公路法》，用250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2150亿美元）在未来的十年内建设美国的“国道”即洲际公路（interstate）系统。整个系统内的道路总长高达6.6万公里，建造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燃油税。庞大的公路系统缩短了城市与周边地区的通勤时间，使居住在郊区、工作在城市成为可能，并且推动了一系列汽车主导、沿着高速路发展的商业模式，包括购物中心、快餐店等。这种远离市中心但依旧方便的居住和消费模式既是郊区生活的核心。
美国联邦政府投资之二则是住宅贷款。联邦住房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简称FHA）用政府财政为住房按揭“兜底”，使得10%-20%的首付、20年还款期、超低利率变得可能，这大大降低了普通人贷款买房的门槛。二战后，老兵管理局（Veterans Administration，简称VA）推行了相似的政策，并支持零首付，帮众多从战场上返回的老兵解决了住房问题。1950年时，全美51%的住房按揭受惠于FHA和VA；到了1972年，约1100万户家庭通过FHA的政策置业。这些政策直接造成了美国史上最大的住房建设潮，大批开发商纷纷在城市外围价格低廉的地段圈地，运用标准化的设计迅速、高速地建设住宅。
可以说，大规模郊区的住宅建设满足了美国人独门独户的住宅梦，成为美国梦的最关键部分之一。但郊区并非只是大都市的附属地。当人们大规模前往郊区定居，美国传统的地方自治也在郊区悄然落地生根，并在短时间内形成一套基于财产权的、旨在实现在地控制（local control）的法律机制。
“内循环”主导的郊区财产、法律与治理逻辑
郊区的大房大院不仅象征着经济上富足，更意味着参与地方治理的资格。如果你曾在美国郊区定居，可能对这些议题并不陌生：在各式各样的公共会议上，人们反复争论本地政府的公共开销、房地产税率、学区的安排。这一系列治理问题的核心即为居民在郊区拥有的房产。维持财产价值，并借此保持居民在文化和阶级上的同质性，是美国郊区法律制度的核心目标。
在以“无代表则无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为立国纲领的美国，地方治理的首要问题自然是财政税收。在地方政府的所有收入中，财产税占据了绝对的多数——财产税虽然重要，但大部分美国人希望少交税。然而，降低财产税也就意味着可用于公共服务的开支减少。如何在税率与公共服务中寻求平衡？答案之一是将服务通过合同的方式外包给更有效率的供应商。1954年，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以南郊区的莱克伍德（Lakewood）社区的居民们计划成立将政府开支压缩到极致的城市，只雇佣一个城市经理（city manager）、一个律师、一个秘书。但是加州法律要求设立新的城市必须需要满足最基本的公共服务要求，这显然超出了三人市政府的能力范围。当地居民别出心裁，将水电消防道路等公共服务全部外包给洛杉矶县（Los Angeles County）。这套彻底外包公共服务的方案即莱克伍德方案（Lakewood Plan），被政治学家加里·米勒（Gary Miller）将视为“通过合同的城市“（city by contract）的起源。莱克伍德方案日后在全国广泛流传，为郊区居民寻求决策和财政上的独立提供了可复制的模板。
二十多年后的1978年，在郊区住户的强力推动下，加州通过了著名的13号宪法修正案（Proposition 13）。13号修正案规定各地方政府的年财产税率最高为不动产价值的1%，且财产估值每年上涨不得超过2%。只有在不动产转让之后，上述的估值限制才能解除。13号修正案在相当长时间内消除了加州郊区住户对财产税的担忧。地理学家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认为跨越四分之一世纪的郊区中产对维护财产价值的执着，构成了连接1950年代的莱克伍德方案和1970年代的13号修正案之间的隐秘逻辑。
对于另一些郊区居民来说，维持财产价值并不一定要“最小政府”，但必须能够确保本地资源的排他化使用。财产的征税只有在其收益完全被用于当地居民的时候才是正当的。政府和法律应当充当社区的看门人，将纳税能力较差或者宽泛上的“格格不入”的群体排除在社区之外。
这方面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在阶级流动中扮演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学区”。美国全国有超过15000个k-12（从幼儿园至高三）公立学校的学区，课程设置、聘请教职员等都由学区的教育委员会完全掌控。学区有独立的财政权和征税权，在总体上高度依赖财产税。在2018-2019年度，全国范围内的各个学区在公立教育中投入的经费高达7710亿美元，其中约36%完全通过地方政府征集的财产税支付。在一些州比如马赛诸塞州，地方财产税占公立学校收入的比例至今仍在50%以上。可以说，在缺乏州内教育经费平衡的各州，地方政府对公立学校的投入跟其财税收入高度相关。
以财产税支付公立教育，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对校区的管理也是美国传统上地方民主参与和参与地方事务管理的重要环节。当本地公共教育的人群范围与本地住户基本重合的时候，作为受益者和纳税者的居民可以更合理负责地决定政府的税率和教育支出。但是，校区和财产税高度绑定，也意味着财产价值、公共服务和社会阶级在郊区内的交叉强化。高质量的校区和教育资源帮助维持郊区的财产价值、吸引中产阶级前来定居。较高的财产价值又可以产生可观的财产税，用来支持对校区持续资金投入。在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候，郊区对学区和税收的控制创造并维持了城市与郊区间在教育投入上的不平等。现如今，城市公立学校每个学生的教育经费比郊区学生平均每年要低2100美元。在郊区的人口多样化的今天，不同郊区间的财政和教育鸿沟也越发扩大。
可以说，取之于本地用之于本地的财产税，限定于辖区内地方公共服务，强化郊区身份和社会等级的社会再生产制度，这三种机制共同组成了一套美国特色的空间“内循环”。
今天的郊区不再是白人中产的“睡城”
在高度自治的制度环境下，郊区在很长时间以来都是一种非常排他的社区。最初二战后，郊区作为一种新的空间和社会形态，主要是白人中产逃离城市后的聚集地。前文所述的FHA住宅贷款政策更是经历了臭名昭著的种族歧视时期，其拒绝为黑人等少数族裔提供平等的贷款机会的举措加剧了族裔间在空间上的隔离。
今天，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政策的改变，美国的郊区化变得更为全面。这在人口构成上——尤其是种族多样性上——有着明显的体现。1990年时，郊区人口中20%为有色人种；这个比例在2020年时攀升至了45%。大型郊区里的白人比例（55%）甚至略却小于全国范围内的平均水平（58%）。在亚特兰大、奥兰多、达拉斯、圣安东尼奥和圣地亚哥的郊区，有色人种更是过了半数。如今，美国几乎所有主要族裔都是郊区人口高于城市或农村人口：就连曾经主要是聚集在城市中的黑人，也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转变成了主要聚集在郊区（黑人中1990年住在郊区的人口比例为37%，2020年攀升至54%）。现在，许多华人移民也已在郊区置地；尤其是在重视教育的文化影响下，前文所述的高质量郊区学区对华人以及其他亚裔移民很具吸引力。
大量、多元的美国人往郊区迁移，与之相伴的是郊区的经济结构也在持续变化。郊区不再是刻板印象中的“富人区”，在2000至2016年间，郊区内贫困人口增长了51%（城市内贫困人口只增长了31%；农村只增长了23%）。除了城市人口迁往郊区以外，许多新晋外国移民也将落脚地选在郊区而不是城市，这为美国郊区带来了更多的文化和种族多样性。
如今，郊区不再是远离人间烟火的世外桃源，而成为真实的美国的写照。人们不仅仅是在郊区的小别墅里住着、白天前往市区上班；郊区也已成为很多美国人工作和生活的重心本身。在许多通勤铁路车站周围，公共交通导向型开发（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日渐兴起。这些地产项目往曾经低密度的郊区注入一些中型公寓，并配有以往市中心才有的沿街商业和便民设施。
举个例子：纽约市东边的郊区长岛（LongIsland）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战后集中开发的郊区，一直是豪宅和小别墅聚集的宽阔之地。自2015年起，其负责经济发展的政府部门积极地推动一系列沿着交通枢纽的规划项目，促成了55万平米的地产开发项目，包括1600户住宅（其中有300户为经济型住房），以及中大型的商业、办公和工业项目。许多制药厂、军工厂、能源企业以及白领行业也选择在长岛开设公司。事实上，在整个美国，企业在郊区而不是在城市落脚已经成为了新的趋势；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后远程办公、大量人口迁往郊区的情况下，品牌为了更贴近客户选在郊区开店，公司为了节省租金也在郊区设置网点，甚至连曾经都市年轻白领的代名词——联合办公（coworking）——也在郊区兴起。在新的经济趋势下，郊区的空间结构不再纯粹，社会和经济形态也不再单一。
真正的选举“摇摆州”
当郊区的人口越来越多也更加多元化，郊区居民怎么看、怎么想、怎么投票，就不再只是一个地方治理的问题，而是事关谁能够问鼎白宫和国会的全国问题。与红色的农村海洋和蓝色的城市岛屿不同，郊区在全国选举中的颜色是暧昧不清的。与2016年的总统竞选相比，在2020年选举中，郊区投给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的票数上升了足有4%。相比之下，城市的民主党票数只是略有上升，而农村地区则更是进一步往共和党的方向移动。城市与农村地区分别作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基本盘”，各自延续了2016年以来的投票轨道向政治光谱的两端持续极化，而摇摆不定的郊区，则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拥王者”。
在二战后就逐渐形成独特的政治身份，并以此为基础打造了一整套地方法律环境的郊区居民，为什么在联邦选举中左右摇摆？这就要从美国选举政治在全国和地方上的区别开始说起。
美国的联邦制度设计中包括了联邦政府和州/地方政府在功能上的分野。总体来说，联邦政府负责军事外交贸易和其他国家层面的政策法律，州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则跟居民的日常生活、生活起居、医疗教育息息相关。虽然上述的分界在罗斯福新政之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表现为联邦规制机构甚至总统令全方位介入企业活动和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不同层级的选举依然与不同议题所涉及的地理规模（scale）紧密关联。倾向维持财产价值的郊区居民，并不一定会在联邦选举中表现出特定的倾向。如何把在地方问题上取向明确、但在联邦选举中摇摆不定的郊区选民争取过来，成了红蓝两党选举策略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历史上，美国两党都曾成功打造有效的选举平台和政治话语赢得郊区的选民。1969年，共和党采纳了竞选参谋凯文·菲利普斯（KevinPhillips）的“南方战略”，将目光投向广阔的南方和西南部的“阳光地带”，从这些传统上南方民主党的票仓从中寻找可以争取的“沉默的大多数”。后来，尼克松打着“法律与秩序”的旗号，利用了民权运动后白人中产对少数族裔政治力量的恐惧，将大量南方的郊区选票纳入共和党的囊中。在1980年代里根的两个任期内，共和党进一步巩固了郊区的优势，两党在郊区的选票差距从1960年代的3%一路上升到80年代里根执政末期的8%。终于，坐不住了的民主党也开展了他们自己的郊区战略。在1996年的总统竞选中，克林顿以强调医保和教育的适中福利政策和提倡家庭价值的保守文化政策，获取了大量郊区选民、尤其是来自“足球妈妈”（soccermom）的选票。自此之后的二十年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在郊区稳步推进，逐渐缩小与共和党的差距。
不难发现，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郊区战略，都是在寻找郊区选民的“痛点”，进而传递能与选民共鸣的信息。比如在2024年的选举中，共和党的口号强调新冠疫情后飙升的犯罪率和大批前来美国的非法移民，或许可以被视为某种“法律与秩序”的翻版。与之相对，民主党用堕胎权吸引郊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与女性选民，试图复刻2022年中期选举的胜利。
除去有效的信息传递，郊区人口的结构性变化也在深刻影响选举政治的未来。根据彭博社CityLab的研究，郊区的投票倾向与人口密度的相关性越来越高。在2020年选举中，两党支持率的曲线交叉在每平方公里270-300人左右（相当于纽约市人口密度的1/35）。当人口密度高于这个数字的时候，该地大概率是民主党的票仓，反之则是共和党的票仓。
谁赢得了郊区，就赢得了美国。面对在郊区选民现实的利益需求这个相对稳定的锚点，两党都需要在变动的意识形态和竞选策略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点。随着前文提到的郊区在种族和经济上的多元化，尤其是在少数族裔显著增加甚至占据多数的郊区，地方选民的投票行为变得更加复杂。谁能在未来的若干选举周期中主宰郊区，任何结论恐怕都为时过早。
讨论
在人口第一次大规模离开大都市的大半个世纪后，如今的美国人可谓对郊区爱恨交加。对于城市居民而言，郊区不仅是另一种生活方式，更是对一个区域内财税资源的“虹吸”——郊区居民通勤进城工作和享受，却把税收和教育资源留在了郊区，将破败与不安全扔给不愿或不能离开城市的人。对于郊区的居民来说，郊区是个人主义的天堂，是控制自己生活的小环境的最佳场所。建国时杰斐逊等人对权力高度分散化的共和国的设想，在两百余年后通过上万个分散于全国的城镇实现。
但不可否认的是，郊区在当代美国社会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单纯的地理和物理空间范畴。地方控制（local control）、文化光谱以及政治影响力使得美国的郊区有着充足的主观能动性，绝不只是依附于城市的次要辖区，而是可以主宰自我甚至影响全国的要地。本属于私权范围的财产所有权，深刻左右着社会流动、不平等的再生产以及整个国家未来的政治走向。这或许不仅仅是一个巧合，而或多或少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当美国人在二战后出走郊区寻找避税天堂、将服务外包给供应商的时候，我们已然可以看到日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萌芽。以市场的理念和手段打造最小政府的方案，甚至和2024年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后马斯克最近提议建立的政府效率部（DOGE）不谋而合。但另一方面，变化的郊区也展现出惊人的适应能力。那些曾经属于城市或郊区的标签开始动摇，他们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不清。
对于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美国人来说，祖辈开垦、父母耕耘的郊区还有多大的吸引力？世代文化的变迁，新冠疫情远程工作的冲击，和越发遥不可及的房价，又将怎么改变人们的居住场所，从而影响政治经济在空间上的平衡？不管人口如何流动，文化如何更迭，美国郊区都有着一套完整的、基于自治基因的制度框架——人们通过房产、税收、公共服务、经济建设、选举政治等制度塑造自己的家园；这套框架使得郊区很难被兼并和消磨，而是持续地富有生命力。在城市和农村间广袤的看似无事发生的“中间地带”，隐藏着理解美国过去和未来的钥匙。
（本文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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