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少女”的三十年：没有一个人觉得年轻更好

“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欢笑，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

11月15日，纪录片《上海少女》点映后，影院灯光亮起。伴随着一声声热热闹闹的沪语“侬快点好伐”，影院后排，一群妆容精致的50岁“少女”提着手捧花起身。在观众瞩目下，她们走上台前，站成一排，神情庄重，合唱了一曲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歌曲《友谊地久天长》。

台下的人纷纷举起手机。有的是她们的丈夫、子女，有的是陌生的青年男女。她们脸上泛着红光，好似重返少女时代。

这群“少女”是1993届上海行知艺术师范学校少女合唱团的成员，她们曾代表上海市参加第二届“中国国际合唱节”并斩获金奖。

四年前，一次同学聚会，启发了制片人罗彤。作为她们中的一员，她“贪恋”和她们在一起时，高分贝、热血、松弛的状态。少女时代鲜活的记忆都回来了。她决定用影像记录下这群“上海少女”的故事。

《上海少女》罗彤

起初，罗彤设想过呈现中年女性的危机感。但谈论到身材焦虑时，阔脸盘、身材丰满的吴琼发出银铃般的笑声，她说：“这有什么，我小姑娘的时候，别人也没怎么关注我，现在不关注又怎么样？”

49岁的张莉是罗彤的第一个拍摄对象。2020年9月，当罗彤在闹市区的一处40多平米的小房子里见到她时，忍不住哭起来。那会儿，张莉刚离婚，租房生活，兼职做着微商和瑜伽教练。

添置完出租屋里的一切后，她兜里只剩下两千块钱。但聊起往事，张莉目光柔和。她盘算着，自己买房买车，有一天能把女儿和母亲接到一起住。

历时三年，罗彤和团队走访了少女合唱团的20多名成员。她发现，她们身上依旧能找见30年前的痕迹。像过去穿海军风连衣裙站在台上歌唱时一样，她们抹红唇、涂弯月眉，神采奕奕，爱爽朗地大笑。

罗彤和每个人聊这些年来的变化，有几次她听得入神，眼神里透着一股难以言说的情感。她意识到，每个人都经历过生活的打磨，但没有一个人哭哭啼啼，她们选择笑着回眸，拍一拍身上的灰尘，继续向前。

“没有一个人觉得年轻更好。”罗彤欣慰地说。

2024年11月，罗彤、吴琼等人在安福路聚会 。

重返少女时代

片名《上海少女》，是聚会时，罗彤和吴琼碰撞出来的。

吴琼记得，1993年夏天，她们踩着18岁的尾巴，在北京参加完“中国国际合唱节”，《文汇报》头版头条报道了她们，标题是《上海少女的骄傲》。

《上海少女》吴琼

当时，上海乐团指挥曹丁指导的上海少女合唱团是一支非常“出圈”的文艺演出团队。她们代表上海市参加大大小小的合唱比赛，屡获佳绩。姑娘们分声部站在台前，青春的芳香扑面而来。每逢圣诞节、元旦，她们是黄河路、乍浦路高档饭店争相邀请的演出嘉宾。

考虑到女孩们的安全，7点演出开始，她们总是第一登台的嘉宾，唱完就坐大巴回学校。“每人发一包点心，和几块钱演出劳务，我们开心死了。”吴琼说。

1993年9月开学，吴琼被分配到普陀区华阴小学做音乐老师。出场时，校长用“上海少女的骄傲”来介绍她。

在少女合唱团，吴琼是第二低声部的声部长。60人的合唱团从160名学生中选拔出来，她们是当时上海市音乐特长生里的佼佼者。

1990年，上海行知艺术师范学校面向全国招生，是当时市里唯一向全市各小学输送美术、音乐师资的艺术师范类专科院校。

吴琼所在的普陀区，60余名初中生参加面试选拔，考察声乐、舞蹈、视唱练耳等科目后，最终招录四名学生。吴琼是区里的第一名。小学时，她被音乐老师推荐加入普陀区少年宫合唱队、上海小荧星合唱团。

学校里有140多间琴房。一间琴房只容得下一架立式钢琴和一个单人琴凳。音乐生一周要打卡练琴18个小时，否则会被扣助学金。早晨7点琴房开门，中午午休，傍晚6点合唱排练结束，校园里回荡此起彼伏的钢琴声。“学艺术的小姑娘都是不服输的，除非能让人心服口服。” 吴琼说。她性格干脆，大大咧咧。

上学时，她们几乎没有娱乐时间。吴琼回忆，声乐、乐理、钢琴等专业课程都是小班授课，五六个学生一组，跟随不同的专业课老师。

声乐、钢琴考核被安排在剧场。老师和同学坐在台下，学生依次上台钢琴独奏，或有伴奏老师，独自上台唱歌，气氛紧张严肃。

罗彤家住学校附近，平时走读回家练琴。作为班上公认的“调皮大王”，她经常晚自习时，在同学的掩护下，带着零食、烧烤溜进琴房聊天。父母离异早，她又是独生子女。从小渴望有兄弟姐妹，便喜欢和同学待在一起。

在她创办的制作公司见到她时，她穿着一袭红裙，顶着一头金色大波浪，和她少女时期一样张扬、耀眼。她记得，在疯狂的少女时代，曾旷课去看谭咏麟的演唱会，和歌迷们站在上海体育馆对面的华亭宾馆楼下，一首接一首唱偶像的歌。结果没等来谭咏麟，却把警察引来了。

1993年7月，她们从上海坐绿皮火车到北京参加“中国国际音乐节”。在开幕式上演唱了《采茶舞曲》,闭幕式上举行了独家专场演出。

合唱团指挥曹丁的大学同学、歌手崔健去了后台，姑娘们把崔健拉到人群中间，罗彤带头唱起他的代表作《一无所有》。相片里，崔健一脸害羞，姑娘们张牙舞爪地冲镜头招手。

1993年夏天，上海少女合唱团和崔健合影。

当年麦当劳还没有进入上海。带队老师请客，在北京，姑娘们一人一个汉堡和一杯香芋奶昔。吴琼记得那是自己第一次喝奶昔，没想到牛奶能这么好喝。

1993年夏天，上海少女合唱团在北京演出结束后，第一次吃麦当劳。

那年盛夏，她们在北京最后的活动是和其他参赛队伍一起爬长城，和匈牙利合唱团在长城上对歌。再从大连坐船返回上海， 她们在甲板上唱歌，在船舱里唱歌。两天三夜，姑娘们挤睡在船上影视厅的躺椅上，每个人肚脐都贴着晕船药。

直到现在，见面时，她们逮到机会就唱起来。自然地进入在合唱团时的声部，在音乐里拾起共鸣。

1993年8月，她们在上海商城举行为期三天的告别演出。往后，将各自去往被分配的小学报道，当音乐老师。那一晚，吴琼和同学在云南南路美食街畅聊到深夜。静谧的夜里，她骑自行车穿过梧桐树掩映的街巷，母亲站在阳台上望见她高声嚷嚷。因为回家太晚，母亲担心，甚至还去派出所打听过当晚的交通事故名单。

吴琼说，那晚她只顾着开心，没掉一滴眼泪。她觉得很多人都留在上海，随时随地能见面。但毕业后的30年，大型的同学聚会只办过两次。

如今，吴琼和丈夫搬到加拿大儿子工作的城市生活。她英语不好，在粤语报纸上看到当地教会学校开设英语培训班，便报名从基础班学起。

节假日，她是唱诗班活动的主力，既帮忙排练合唱，又担任钢琴伴奏。吴琼笑盈盈地说，少女时的训练早就形成肌肉记忆，拿到谱子就能弹。

林放是罗彤的同桌，也是班长。在《上海少女》中，她和罗彤一块儿坐轮渡，再转公交车回到母校四平路421弄的旧址。那里已经变成年久陈旧的居民小区，有老人还记得这群学音乐的姑娘。

她俩挽着手臂，重走上学时的路。林放家住周浦镇，每周回家一趟，她要先坐55路到外滩上船，再在十六铺码头下船，坐一个多小时公交，天黑透了才能到家。“当时轮渡有棚顶，四周都是护栏，一起坐船的还有活鸡活鸭。”林放说。

林放记得，当年她所在的初中没有艺术类师范学校报考名额，区里剩下一个名额统筹，她才侥幸得到机会。区少年宫的老师说她长得像维吾尔族人，她就现学了一段新疆舞和摇篮曲参加面试。

如今，林放是上海市学生合唱团副团长。她的生活始终围绕着音乐展开，上课、排练、演出，有时忙得顾不上吃午饭。

《上海少女》林放

2024年11月底，在中国福利会少年宫见到她时，她戴蓝色碎花围巾，用发夹别住长发，头戴灰色棒球帽。林放估计，现在只有不足半数的同学从事音乐相关的工作。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她是学校的优秀毕业生，被跨区分配到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任教。2006年，有老师推荐她到市学生合唱团兼职，音乐的路才越走越宽。

直到现在，林放有空就会去当年的声乐老师家里学声乐。提起合唱团里的孩子，林放觉得，和当年的她们太不一样了。那会儿，她们只顾音乐一件事，全靠没心没肺的热爱。现在的孩子要学的东西太多，也累得多，并不能放松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

迷惘的青春

毕业后，罗彤只做了几个月音乐老师。她喜欢带学生到操场上音乐课，但经常被其他老师投诉。她辞了职，不愿被制度约束，一心想去高速发展的广州见见世面。

离开上海前，她把打算告诉了林放。林放放心不下，马上给罗彤家里打电话。在火车发车前几分钟，罗彤的父亲冲上去拦下了她。

父女俩僵持站在车站，望着列车开走。罗彤说，她从没见过父亲如此严肃与难过，背对着她抽泣。

罗彤留在了上海，并未想过再做音乐有关的事。虽然父亲是音乐家，她从小在录音棚长大，看着父亲在台上演出。但她想过另外一种生活。

她做过星探、少儿节目主持人、平面广告模特，卖过汽车，在法国餐厅做过女招待。2001年辞职创业前，她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外企做市场营销经理。

罗彤不满足当下的状态，对做的事情失去热情，她就没办法坚持下去。但该去做什么，她还没想清楚。

也是那一年，她在酒吧认识了前夫，一名英国人。对方准备拍纪录片，前夫和他弟弟做摄影师、导演，邀请罗彤做制片人。她负责为项目找钱、联系受访者、翻译、设计。

由于没钱没资源，他们的第一部片子《阳光三叠》便从熟人入手，拍摄对象是罗彤的父亲和一群音乐家朋友。灵感来源于罗彤看过的《乐满夏湾拿》，这部纪录片讲述了古巴一支由古稀之年的音乐家组成的乐队的故事，在90年代初，带火了古巴音乐。

罗彤逐渐喜欢上拍纪录片，和不同的人生经历建立连接。为了贴补拍纪录片的开销，她也接拍一些广告。有次参加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广告比稿，团队筹备了几个礼拜，比稿进入最后一轮。她和团队在门外等待两三个小时，但地产公司老板爽约了。后来他们得知，被拒绝的原因是老板觉得房地产是“硬气”的行业，不想找女导演拍。

担任制片人后，罗彤最知名的片子是2021年上映的纪录电影《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由电影《泰坦尼克号》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监制。卡梅隆曾凭借该部影片打破全球影史票房纪录，并获得了奥斯卡奖最佳导演奖。

在罗彤看来，卡梅隆的加入，是片子决定性的一刻。这部关于寻找泰坦尼克号上幸存中国人的纪录片，历时六年。前面的几年，片子前途未卜，资金主要靠拍广告等商业收入填补。

他们想求证船上中国人的故事。卡梅隆的经纪公司、合作伙伴、律师，几十个与他有过交集的人都收到过罗彤团队的信件。最终，一名监制通过与卡梅隆合作过的制片人联系上卡梅隆本人。寻找六个中国人的故事打动了他，促成了合作。

罗彤的纪录片之路仍在继续。《上海少女》中，罗彤回忆起某次她和张莉闹矛盾，再和好的经历。她们几个月没说话，直到有一次演出，张莉在后台冲舞台上的罗彤竖起大拇指。

《上海少女》张莉 

“一两天不说话可能有，几个月不说话，怎么可能呢？”张莉声音轻柔，语速徐缓。她坐在瑜伽馆里，环抱膝盖，她一脸不可思议，扭过头否认。

张莉结婚，罗彤担任司仪。上学时，她们被分到同一个声乐老师和钢琴老师。那会儿，一名专业课老师带四五个学生。

张莉的青春被婚姻与家庭缠绕。

年轻时的她，烫港风大波浪卷发，戴贝雷帽、墨镜、长款耳环去学校上班，常被校长提醒“注意着装”。她不愿受约束，1994年底，她从小学辞职，转行去了房地产代理公司上班，认识了丈夫。

她从小只想做一个普通人，没想过成为行业大腕儿。她认为成为那样的人，需要付出的东西不是常人能忍受的。

小学时，张莉的父亲去世，妈妈独自拉扯她和姐姐长大。她渴望婚姻，23岁结婚，25岁有了女儿。在女儿上幼儿园前，她是一名全职妈妈。

不被对方看见，AA制的婚姻，让张莉感到压抑。孩子的学费、补课费，若不张口问丈夫要，他不会主动给。在家庭里，丈夫认为她的付出都是“应该的”。遇到问题，“他只怪父母或我，他永远不会错。”

女儿上中学时，丈夫的单位效益不好，只能开最低工资保障。生活费部分靠同住的公婆接济。在张莉眼里，丈夫没有上进心，被父母保护的太好，像个没长大的孩子。

结婚20多年，张莉婚姻破裂的导火索是娘家的房产拆迁时，她想把更多的拆迁款留给一直照顾母亲的姐姐。但丈夫激烈反对，认为损害了他的利益。

为了逃离婚姻，张莉开始储蓄力量。2018年，她同时打三份工，白天是街道社工，晚上做微商、瑜伽教练。她瞒着丈夫在家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希望有自己的空间静下来思考，同时做瑜伽私教。

2019年，一次和公公争吵后，她决心搬出去住，后来再没回家。一年后的8月，罗彤带着摄像机走进张莉的出租屋时，她就料想到，那些被掩埋在细密角落里的经历，会被更多人看到。

生活里，张莉友善，边界分明，甚至有一点缺乏好奇心。她不愿打探别人的生活，也不愿别人关心她的。

对她来说，罗彤是不一样的，她们从少女时代看着对方一点点长大。将生活中的幽暗呈现出来，她并不害怕。“这不是我的过错，只是我的经历，没什么丢脸的。”张莉说。

爱的课题

刚开始分居，张莉晚上一个人害怕，她强迫症似的一一检查门窗。黑黢黢的夜，她凌晨三四点都睡不着，需要吃助眠药。精神科医生诊断，她有轻度抑郁，建议她吃药和参加心理疗愈课程。

但张莉想独自捱过。她在客厅装了扇偌大的玻璃，夜深人静时，她对着玻璃练习瑜伽动作，贪婪地感受独处的宁静和自在。

她辞去街道社工的活儿，每天上两三节瑜伽课。尽管有老花眼，为了达成微商业绩，她每天盯着手机十几个小时。

张莉不喜欢诉苦。她觉得跟别人说一遍，像自己再苦过一遍，只能让自己忙起来，才不胡思乱想。

她决定和丈夫离婚，搬出来前，和当时16岁的女儿谈过一次。女儿像大人一样安慰她，既然爸爸对妈妈不好，那就不要在一起。妈妈有权利过自己的生活。女儿觉得自己很快就能独立，不希望父母为争夺抚养权吵来吵去。

张莉和女儿关系很好。在家时，她搬去女儿房间睡觉。女儿学习到凌晨，她总是陪在旁边看书，给女儿准备夜宵。女儿跟丈夫一家生活，她独自带女儿压力太大，丈夫家里经济条件更好，公婆和丈夫也都疼爱女儿。对于暂时的分离，张莉感到亏欠。女儿是她最惦念的人。

她们母女保持曾经的习惯，每晚女儿写完作业，会给她打视频。而张莉也习惯了，深夜里温热的亲情。

女儿对张莉来说意义深重。《上海少女》里两次盛大的聚会，时隔20年。2003年夏天，聚会前夕，罗彤也去了张莉的家。那时女儿不满一岁，张莉对着镜头笑容可掬，她说，最成功的事情就是有了女儿。

罗彤有一个儿子。儿子刚上小学时，她是出名的刺头家长。在纪录片里，她用不少镜头呈现，儿子学校要求订阅的少年报，她忘记签字，儿子被老师罚站，老师叫她去学校补签的经历。

在教育这件事上，罗彤很愿意为儿子“出头”，遇到不公正，她随时准备“fight！”

她回想起儿子小学之初，在公立学校不受老师待见，总是考倒数第一。原因可能出在孩子没上过学前班，在国际幼儿园老师不教识字上面。

她记得，刚上小学，儿子每天作业写到十一点多，还要参加晚托班、补课。上小学前，儿子接触过的骑马、击剑、钢琴，都提不起兴趣。一到周末，只想补觉。

在“卷”的氛围里，儿子是一名差生。他逐渐变得沉默寡言，怯怯的，怕犯错误。

每次老师要求试卷、作业家长签字，罗彤都能发现问题。比如试卷要求选出这一段文字中，你最喜欢的词语。儿子的回答被判为错误。罗彤不服气，“既然是选他最喜欢的，不是选老师最喜欢的，为什么说他选的错误？”

罗彤会在签字后面，密密麻麻写下反驳的话。但后来，儿子主动劝她，不要再写了。她猜测，儿子可能在学校里为此吃过苦头。

她还从其他孩子口中，得知儿子被老师揪过耳朵，但儿子不敢告诉她。罗彤赶去补签少年报的那天，临时做了一个决定--让儿子办理退学。她坚持认为，一个开朗、自由的灵魂比好成绩更加重要。

没有一个人觉得年轻更好

到了知天命的年纪，罗彤变得更有底气，很多事情看得更轻。不像过去一般容易着急和不自信。

她记得上学时，父母离婚的缘故，老师对她格外关照。她看起来开朗，但实际上自卑，好像旁人的目光处处透露出——你是特殊人群。

因此，她加倍渴望爱，渴望拥有完美的婚姻。前夫是外国人，她迁就他，工作、生活都用英语。但聚会上，外国朋友更愿和前夫交流，往往忽视了她。

过去，罗彤以为是自己英语不好。现在，她看得开，“我们不熟，他们自然会跟熟悉的人讲话。”

2013年，她和前夫分开。矛盾已经持续五六年之久。前夫能够和远在英国的父母打三四个小时的电话，却很少和她交流。家里的灯泡坏了，马桶要修，都是她自己做。

罗彤感觉不被看见。失落之余，她有一种执着，害怕失败的婚姻。于是她选择继续付出。丈夫生病时，她送他去医院，提前叫好出租车，但丈夫觉得她应该把车让给旁边的孕妇，完全忽视了她对他的照顾。

“好像我是多么没有道德底线的一个人。”罗彤想起时，委屈早已化成无奈。

结束婚姻，她开始新的约会。交往的男友里，年龄最小的比她小20多岁。她一直相信爱情，只在乎眼下的心动，那一刻的真诚，让她有了擦肩而过的勇气。

张莉告别了前一段婚姻，生活像开在冬日里的蝴蝶兰，从叶腋中抽出长长的花梗，开出形如蝴蝶飞舞的花朵。初冬，她盘腿坐在新开的瑜伽馆里，旁边的小圆桌上放着热茶。旁边放着普拉提核心床、空中瑜伽吊绳、冲浪板等器具，容易让她沉心静气。

今年8月，张莉入伙了瑜伽馆。以前，没有固定场所和学员，她要不停地奔波，一天跨好几个区。上午在徐汇，下午在长宁。现在，她有时间午睡，约朋友到馆里喝茶。

2020年，她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存了些钱，次年在郊区母亲家附近，买了一间两居室。那时房子没装修好，母亲只去过一次她的新家。2022年底，母亲去世了。

张莉删除了前夫的联系方式，女儿是他们之间唯一的连接。女儿在上海读大学，每到周五晚上，就来新家和她团聚。11月下旬，张莉带女儿一起去看《上海少女》。这是她第二次去电影院看部片子。过了四年，她感受到当时自己的焦虑、局促和迷茫。

现在的她，身材丝毫没有走样，皮肤白皙光泽，有一种淡淡的温柔。“人只活一辈子，大胆往前走，所有经历成就将来的你。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张莉轻轻地说。

舞台之于张莉，就像青春时的梦境。她感念罗彤，带她重新品尝一番酸酸甜甜的少女时代。

少女吴琼尝过的“酸”，是她刚分配到小学时，被大队辅导员布置的第一项任务——给学生洗执勤的红袖标。习惯了站在舞台上演出，她感到很憋屈。

吴琼卯足了劲在华阴小学组建起合唱团，每天早晨6点半排练，下午4点放学排练。嗓子哑了，她就靠润喉喷雾剂坚持。

1994年，华阴小学夺得了上海市小学生艺术团比赛（合唱专场）一等奖。吴琼说：“别人看不起你，自己要看得起自己。”

在做“陪读妈妈”之前，吴琼是市里的骨干教师、高级教师。别人都劝她不要辞职，但她不愿让儿子受委屈。当时儿子在加拿大读高一，住在寄宿家庭里。儿子既要照顾寄宿家庭的两个弟弟，还要帮忙遛狗。

她回国探亲，刚好赶上《上海少女》上映。吴琼感到唏嘘，她印象最深的，是林放站在音乐教室，带领合唱团排练的场景。她想起自己曾经也是优等生，但可惜没坚持在专业领域发展。

相夫教子是她更看重的事。丈夫安慰她，最牛的地方是，不管钱多钱少，她都觉得自己拥有得够多。

几乎每一场点映，都有上海少女合唱团的成员和家人去支持。同样，影院里也聚满了年轻人。

罗彤记得，有一条影评写道：我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些事情，看到姐姐们可以这样坦然地面对自己生活中的起伏，我觉得我有了一点信心，能够坚持去处理我自己生活中的事情的信心。

每个人都会经历18岁。罗彤说，我们是不是还有像当年一样的冲动，有当年的动力再做一些事情，再去成为一个从前想成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