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怡颜悦：演自己想演的东西，说自己想说的话

界面新闻记者 | 潘文捷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2024年，脱口秀影响力愈发显著，已然成为人们表达情感、宣泄压力、探讨社会议题的重要媒介。那些熟悉的脱口秀演员再次进入观众视野，他们用幽默消解刻板，将调侃解构荒诞，以一种别样的方式回应着当下的关切。

不仅限于电视节目的舞台，脱口秀的触角早已深入社交平台与短视频领域。在这些更为碎片化的媒介中，段子成为新的传播载体，与文学、音乐、影视的跨界结合，也赋予了这一形式更新的表达维度。这一曾在小众地下文化中生长的艺术，如今跻身主流，成为解读当代生活的文化符号。它承继幽默的传统，也以自身的方式回应着当下社会的集体焦虑。

“幽默”一词最早由林语堂翻译自英文“humor”，他通过创办《论语》半月刊，试图唤醒中国人对幽默作为生活一部分的意识。正如杨笠所言：“语言是一个人能拥有的最重要的权力。” 如今我们希望在脱口秀的舞台上，寻找到这种新语言形式的力量。

鉴于此，界面文化策划了系列报道——进击的脱口秀演员，今天推出的是该系列的第二篇：《颜怡颜悦：演自己想演的东西，说自己想说的话》。

正常还是不正常，这是个问题。

将莎士比亚的名言进行以上的改编，似乎可以某种程度概括脱口秀演员颜怡颜悦的创作、生活与观察。

譬如说，“MEN of the year”（年度人物）。这是一家时尚杂志2020年给颜怡和颜悦的头衔，这个荣誉出现在了她们新近出版的小说《正常故事》扉页的作者简介上。女孩被囊括进“MEN”的范畴，似乎是一种“正常”现象。

在脱口秀节目中，颜怡和颜悦谈到过很多次“正常”现象的不对劲之处：比如男性的友谊往往很阳光，女性的关系则被描绘为互撕和勾心斗角。比如公共场所的小人图标，全都是男小人，女小人要么在厕所门口站着，要么在公交车上怀孕。在2024年的综艺节目《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里，颜怡颜悦提及了另一个“正常”故事：“志胜”“广智”，很多男孩的名字往往看起来要征服世界，女生的名字——“颜怡”“颜悦”却像emoji，总是缺少动词，只有一种例外，那就是——招娣。

“她们看出来了，有些东西不对劲。如果你感觉这个世界没有问题，那么你可能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在《正常故事》的封底，写着这样一段话。颜悦告诉界面文化：“你以为的正常其实是其他人的异常。很多女性都能在正常生活中感受到异常，我们写作的故事没有任何超现实元素，但回过头会发现，生活本身就已经足够超现实了。”

《正常故事》分为颜怡分册《我是很久以后才发现我们在消失的》、颜悦分册《我成了一个越来越易怒的女人》，以及二人合写的小说《红手印》，一共收录了9个不正常的“正常故事”。在颜怡的小说《美洲鼓》里，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是一位“正常”男性，所谓的正常，是因为他不过分油腻也不过分爹味，但是即便是这样一个男人，在情侣关系中还是难以理解女性的处境。“他不是一个垃圾，他只是有一个凹痕的易拉罐，这个凹痕是社会气压造成的一个小小破损。”

《正常故事》被归为“女性小说”出版。这看似正常的分类，真的正常吗？“女性小说”的门类从何而来？毕竟市面上从未有一本书被标为“男性小说”。

讲述“正常”生活里的“不正常”

2025年1月21日，颜悦在微信读书上显示的阅读时长是1474小时39分，她给斯拉沃热·齐泽克的《自由的深渊》做了7条笔记。这本书的内容是齐泽克在拉康心理分析理论指导下对德国哲学家谢林未曾发表的手稿《世界时代》的解读。

在小宇宙上，可以听到她们对弗洛伊德、荣格和拉康的讨论，她们还聊过库尔特·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

在严肃阅读的另一面，微信上的颜悦也会用着女孩们爱用的感叹词——“哇”“呀”，回复过来的句子里常会出现“！”、以及句尾的“～～”和充满屏幕调节谈话气氛的“哈哈哈哈哈”。颜怡则会在加上微信的第一时间，发来了一个可爱而夸张的皮卡丘表情——托着腮帮子眼睛亮晶晶，以示友好。即使是像她们这样的脱口秀明星，似乎也在不自觉地做着情感劳动。

采访的这一天，颜怡和颜悦出现时穿着棕色的羊毛大衣，背着同款不同色的背包，来到我们公司的图书馆。图书馆外围是透明玻璃。“有明星！”路过的同事们纷纷举起手机，一阵拍摄。“在拍我们呢”，颜怡颜悦从被补光灯炙烤的座位上站起来，向拍摄者们热情挥手。

颜怡颜悦：演自己想演的东西，说自己想说的话 | 进击的脱口秀演员② — 颜怡（右）颜悦（左）接受采访中摄影：关卓

“我们是双胞胎。尤其我是第二个出生的人，跟她一模一样。（所以）是多余的人。我又是女人，一个弱势群体，此外，还是一个喜欢笑话的人。这三个身份加在一起就是阿伦特说的‘清醒的贱民’。很少看到有从我们的视角出发，去写的文艺作品。”颜悦在采访中这样介绍自己。在脱口秀和小说中，颜怡颜悦都通过讲述和描写“正常”的生活中“不正常”的细节，来传递自己的感受。

颜怡颜悦从学生时代就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大四那年，她们在微博上看到李诞发布的“写作召集令”，在她们此前的印象中，李诞的职业身份是作家，于是把这次“召集”当成了以脱口秀的名义招纳写作者的文学项目，从此误打误撞进入了脱口秀行业。刚入行时，她们曾经和一些同行产生创作上的争执。令她们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大家在台上都只是讲述生活中的琐事，却没有人去关注社会性的议题。

采访开始前，多少还会担心将双胞胎混淆，但聊了一会儿，这顾虑就打消了——姐姐颜怡相对话少一些，更多时间是在聆听，被cue或对话题感兴趣的时候就会接上话，她看起来更沉静和温柔，但并不妨碍批判某些话题时的力度。比如她会质疑“黑色幽默”是否可以被定义，也会直截了当地说某个问题“是虚假的二元对立”。妹妹颜悦讲起话来中气很足，在采访中她会随时翻开新书，以细节佐证自己的某个观点。

不过，在做这些区分时，需要格外小心，不要形成比较。作为双胞胎，她们从小就会被拿来比较，比如参加语文考试，语文老师就会对考得差的那一个说：“双胞胎考得都不一样。”因此，颜怡在此前的采访中曾谈到，“比较别人真的是一种非常差劲的行为，还会影响到被比较对象的人格。哪怕以后没有人比较你和别人了，你自己还会潜移默化地去和别人比，这非常不利于自信的养成。”《正常故事》中的《红手印》，抨击了那些通过比较姐妹二人来伤害她们感情的人。故事主人公意识到，那些人“对我的一切伤害都是因为他的自卑，他一直在打压我，通过打压别人来获得男子气概”。小说写道，“我们不再想被比较了，所以我们决定把人生混在一起，她说的话就是我说的话。”

在节目中，她们表现得像一个人在说话。例如脱口秀表演前的那句自我介绍——“我是一个双胞胎”。过去，女性脱口秀演员很少。在2021年《脱口秀大会》第四季讨论职场的小组赛中，颜怡颜悦吐槽过脱口秀女演员的处境，“这一组十二个演员，只有我们俩是女的，感觉这就像一场行业大会，请了一群男演员来抱怨他们在职场奋斗有多难。也让我们进来了，因为他们缺两个礼仪。”

时间到了2024年，两档脱口秀节目《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和《喜剧之王单口季》中，出现了一些令人眼前一亮的女性脱口秀演员。她们在台上讲述着月经、催婚、旺夫、女性出走等相关的话题。但颜怡颜悦也发现，女性脱口秀演员的人数增长是伴随着脱口秀演员整体扩张而产生的，因为“比例完全没有变，精准的维持在了20%”。

“2024年，（脱口秀界）比较大的变化，是女孩子很团结。过去，大家散落在各地，比如晓卉在异地，我们交流不是很多，但2024年开始能够深入了解她。”颜悦谈到。“小fool人”，是颜怡颜悦和鸭绒、赵晓卉、三弟、步惊云、鸟鸟、小鹿、航哥、周欣雨等女脱口秀演员一起做的播客，也辐射到了许多其他女性。“（做这个播客）感觉是我们找的一个借口，这样大家就可以更频繁地交流，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可以用女性的方式去搞笑，不会被打压。”

《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中，赵晓卉被淘汰后，坐在颜怡颜悦家地上熬了两个大夜完成了复活赛稿件，她在微博上说：“小fool人们坐我旁边陪我写稿帮我改稿不断提醒我保持愤怒。”“小fool人”的粉丝们既是脱口秀的爱好者，也是女性议题的关注者。在“小fool人”的粉丝群，听众粉丝们会热烈讨论《再见爱人》里的男嘉宾，讨论《基层女性》的作者王慧玲，探讨江浙沪独生女，讨论女性可不可以抽烟……

颜怡颜悦很珍惜这样的一种情谊，不论是女性脱口秀演员之间的，还是她们与粉丝之间的。颜悦认为，“女演员之间有一种普遍的同情，有对彼此强烈的欣赏。看到她们段子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也太好了，为什么以前没有出现这样的演员，为什么以前这样演员是不被看到的？虽然有些人上节目分还是很低，但是分数不重要，看到她们，你自己心里就知道，是有一个创作标准的。”

这种观点也进而会影响到她们的行为，比如说正是因为颜怡颜悦的努力，才在节目中争取到了专门的女性读稿会。所谓读稿会，指的是节目总编剧会带着编剧团，给每个演员改稿，在能加梗的地方加梗，但是编剧团里却一直没有女编剧。颜怡颜悦认为，这件事情不太正常。男性编剧可能无法理解女性演员的某些视角。而且，“我们有一个很厉害的女编剧，但是她没有得到晋升。我们就去跟领导争取，能不能让她当女性总编剧。”但领导给她们的反馈是，总编剧的职位已经满了，这位女编剧只能当女性执行总编剧。这个“执行总编剧”，简而言之就是钱更少、职称更低的总编剧。

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脱口秀演员共同建立起了一个女性读稿会。“我们本来也是大家平时就会在一起互相改稿，效率还挺高，我们就说，干脆把它作为一个固定项目。”

生活的真相有两层

颜怡颜悦认为，生活的真相有两层，要去经过思辨才能获得的真相，是更高一层的真相。

颜怡以“丑人很难找到伴侣”这样的段子为例，对这句话进行了解释。有些人会认为吐槽这个点的笑话很好笑，因为它揭示了残酷的真相，但是只是第一层真相；而第二层真相，也是真正值得讲述的真相是，吐槽别人的外貌是很不礼貌的事情，这会伤害尊严、否定人格、抑制成长。

在脱口秀中，省力的做法，可以不去挖掘第二层真相。“第一层真相更容易理解，第二层则需要共识。”颜怡说，大部分观众在追求第二层，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脱口秀演员想要做专场，也是为什么在线下的品类中，专场比拼盘要好卖。“观众想要看你在整个在专场中慢慢地接近第二层。看到第二层才会觉得这场脱口秀比较有意义。”

“观众的学习能力不比创作者弱，从业久一点的脱口秀演员，会感觉到每年都要更新迭代，不然大家就会觉得你退步了。如果整个专场一个小时，没有任何第二层的东西，观众出来绝对要批评你。”颜悦说。

脱口秀是一个类型，小说是一个类型，但其实就像性别一样，类型也是流动的。这是颜怡颜悦曾经表达过的一个观点。

和在脱口秀里一样，在小说中，颜怡颜悦也致力于寻求第二层真相。颜悦的《漂亮男偶像》讲述了男偶像和杂志女编辑之间的故事，他们俩都认为自己对对方模糊的感情不是爱。“第一层是判断这到底是爱还是不是爱，但是如果去看平常大家不愿意看和讨论的第二层，对于女主角吴壹言来说，她感觉在男偶像安迪身边，和这个世界的连接更紧密，她能直接钻进他的身体，启动驾驶程序，由她来行使各种各样的特权，那是她对别人无法做的，一切其实都很清楚，她进入这个男人躯体的过程像极了性，甚至比性还要美妙，这就是第二层。”

近年来，行业内出现了全女性的线下脱口秀专场，这是颜怡颜悦刚入行时完全没有的新景象。颜怡颜悦参加的第一次全女脱口秀，是在“能够集齐五个女演员的时候”。“那种拼盘和专场是气氛最好的，因为大家都在讲很新的东西，讲非常有力量、有共鸣的东西，甚至是更有挑战性的内容。愿意来这种专场的演出的观众也更包容，更愿意挑战自己，所以现场气氛会非常好。他们能够准确的意识到你在讲什么。”女性专场会让人不停挑战自我，“不是在说一些不痛不痒的东西逗笑，而是在交流”。

“很感谢脱口秀，让我拥有了黑色幽默的写作风格。”颜悦说。颜怡则认为，她可以在工作中从和自己风格完全不同的同事身上，看到为什么他们的文风能够吸引人，为什么如此简短和口语化的表达，却能轻松地指出一些问题。

“脱口秀不仅锻炼对语言的掌控能力，还锻炼你删稿子的决心。有些东西你认为好笑的要死，别人认为一点都不好笑，有些东西你认为很值得讲述，其实也不那么值得讲述。”脱口秀还锻炼了接受评价的能力——脱口秀就是直接站到人们的面前，根据他们的反应，判断人们认为这个东西值不值得讲。这样可以迅速捕捉到这个时代到底在发生什么。

2025年，颜怡颜悦即将推出最新专场《新型关系2》，她们说，从小到大对女人伤害最大的，不是侮辱、贬低和谩骂，而是夸她“你跟别的女孩不一样”，“我们觉得这件事非常好笑。”

大他者的凝视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

接受采访的次日，颜怡颜悦和电影《好东西》的导演邵艺辉有一场对谈活动。她们总是尝试把一些新的想法和动作带入自己在做的事情中，“大部分出版社办的签售会像学术座谈会，非常正经，我们觉得形式可以有一些改进，可以试一试。”颜悦说，图书市场需要一些活力，所以她们想要把自己在脱口秀行业学到的一些市场经验，运用到书的领域。在宣传活动中，她们亲力亲为，做场工、做设计、做宣传，设计道具，请来漫画作者和DJ，给活动增加“yyyy的抽象行为艺术”。

活动当天，颜悦将自己套进一件“牛排服”中登场。“大家知道醒肉的过程是什么样吗？”“跟遭受骚扰的过程是一样的呢！”颜悦说道。邵艺辉回应说：“给肉按摩，增添风味。按摩完再捶打，然后吃掉。”接着，颜悦念了她小说《醒肉》的片段。

《正常故事》颜悦分册的封面是一盒正在燃烧的纸巾，颜怡的封面则是一支燃烧的温度计。“表达一种在平静中燃烧的感觉”。颜怡介绍，这和她们的写作风格类似——没有宏大叙事，没有英雄或战争。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燃烧的部分？有没有力量感？这是我们想要写出来的东西。”

“文学时刻”，是颜怡颜悦发明的词语，这意味着某件自己的真实经历，同时也是读者真正关心的事情，“好的脱口秀和好的文学，重合最大的部分就是文学时刻。”当不断拷问自己，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抓住自己的点在哪里，在不断地质问之后，最后就发现，写某一个故事，可能就是为了写一个时刻，生活中的一个瞬间有很多潜藏的丰富含义。

“可能就是一瞬间，这个世界向你了揭示它的本质。”颜怡说。她的小说《正常》里有个大明星，他有一个女朋友，他们一起拍时尚大片，女朋友能够享受这种待遇，看起来也很荣光，只不过拍照的时候，摄影师会叫她往外走一点点，“这一点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颜怡颜悦第一篇受到读者关注的文学作品是颜悦的《霉菌》。《霉菌》里，女性经历的打压和对自己的怀疑和自我厌恶，也是颜悦每天都要面对和斗争的东西。颜悦看到，过去的所有的文学作品里，几乎不会出现女性的抑郁和贫困。因为过去传统的作者认为，女性的抑郁一定是别人造成的，比如说没有找个好男人嫁了，而且因为本来也不指望女人赚什么钱。这样，女性很难去言说自己的痛苦。然而，抑郁和贫困都是非常有主体性的感受。

虽然作为知名的脱口秀演员，颜怡颜悦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但是还是“时时刻刻会感受到会被拉入框架中”。她们看清了自己的处境：不会是因为取得了一点成就，就能改变结构性的问题，最多可以逃逸到某个精神上的小岛上去封闭一段时间，但是不能改变在结构中受到的各种打压和压迫。“大他者的凝视会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女人、男人，每个人都在被这样一个高高悬置在那里的目标凝视着、控制着，慢慢地失去自信，失去想坚持的东西。因此，这也是把我们所有人连接在一起的东西。”

颜悦谈到，很多男作家有一种技巧，在描写一些轻浮轻佻的东西时，加点宏大叙事。比如写一段“校花追我”，加一段“一战”，接着“校花为我自杀”，再来一段“二战”。传统叙事关注什么是正义的、高级的，私人经验的描写却往往被忽视。就像《醒肉》里，如果谈到女性主义，男人们会说“空谈什么主义？”谈到家国叙事时，男人们却会觉得特别厉害。在这种氛围中，“仿佛我们必须为自己的私人经验感到羞耻，仿佛我们自己的经历不值得讲述。”

颜怡颜悦把作品发给了一些业内人士，有的编辑完全不懂她们想要做什么，虽然给了认真的回复，但每个字她们都不认同。“有一个文学传统，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人，告诉你怎么写是对的，怎么写是错的，你的问题出在哪，你就得听他的。”“他的思维模式还是那一套东西，事情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不获得这位编辑的认可，是无法出书的。”

曾有读者拿着当时刊发了《霉菌》的杂志，请她们签名。活动现场，也有读者讲述了与《正常故事》中女性主人公类似的遭遇。有人谈到了“容貌焦虑”、“身材焦虑”，有人谈到了“女性被围剿的才华和阴性的自尊”。许多人认为在这些小说中看到了自己。颜悦说：“从读者那里得到的反馈很让我们安心，让我们感动，那种连接感甚至是脱口秀都没有直接带来的。”因为脱口秀在说出口的刹那，就可以得到理解，而小说则会写到非常精确和生动的地步，更需要时间成本去理解。

我可以把我自己的故事讲好

“我们和邵艺辉交流的时候感觉就像三胞胎。”颜怡羡慕邵艺辉能够自编、自导电影《好东西》，对电影有极大的掌控权。颜怡颜悦也想对自己的作品拥有完整的掌控权，“和缪斯那种放在客体的荣耀感完全不一样”。颜怡说，她们想要创作的现代女性作品的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把镜头拿在自己手里”，“演自己想演的东西，说自己想说的话”。

颜怡对缪斯这个词很敏感。《正常》里，她这样写“灵感女神缪斯”：“（缪斯）是伍迪·艾伦的电影里面，已婚男人泡女孩的方法”，“毕加索就是一位把缪斯压榨到连渣都不剩的艺术家。”人们或许会认为，成为一位大师的缪斯非常荣耀，毕竟只有女神才能成为缪斯。然而，颜怡发现，老佛爷（设计师卡尔·拉格斐）最爱的缪斯是一只猫，这意味着，“女人的职业晋升就是普通女性、女演员、女神、猫”。

很多所谓的缪斯，甚至是被偷走创意的女性。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在《现场：对话日本当代艺术名家》一书中，草间弥生提到，她在美国办展《集合——千之船》，展厅只重复出现一件雕塑照片，覆盖了地板、墙壁和天花板。过了一阵子，安迪·沃霍尔也办了个展《牛首交错》，墙上贴满了一式一样的牛头印制海报，很显然受到了草根弥生“千船会”的影响。安迪·沃霍尔就这样成了波普艺术之父。

“归根结底还是他们很难承认一个女人是行业顶尖。就感觉如果你是一个新人，他们就会把你看作他们的粉丝；如果你终于做到了顶尖，他们就会把你看作他们的缪斯。”在小说《正常》里，颜怡这样写道。在《醒肉》里，颜悦也有类似的感受：“当这些有才华的、成功的、充满社会责任感的男性意识到我们的手并不在等着为他们鼓掌，而是在等着做事——做对我们自己有意义的小事时，他们如同鞭炮一样炸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