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京官十八年的交游与应酬

道咸年间，清朝经历了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运动两场伤筋动骨的战争，日趋衰败。整个官僚体制亦日见迂腐与疲沓，大批进士出身的文官聚集京师，奔走夤缘，以获递补或外放的机会。虽有同治中兴，治标不治本，光绪年间的官场仍是旧象。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说道：“京官贫不自存，逢一外吏入都，皆考论年世乡谊，曲计攀援，先往投谒，继以宴乐，冀获微润……近日资郎多于虮虱，穷不聊生，膻附腥钻，其卑弥甚。”李氏客居京师几十年，所记当时风气是十分普遍的。

沈曾植于同治十二年（1873）癸酉科顺天乡试中举人，光绪六年（1880）庚辰科会试中进士奉旨以部属用，签分刑部，同年五月到部实习，一直到光绪九年（1883）期满奏留。光绪十六年（1890）十二月，沈曾植考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在《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中，光绪十七年（1891）没有记录沈曾植是在刑部任职，还是到总理衙门任职。十八年（1892）三月，补授刑部贵州司主事。十九年（1893）充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同年，题升安徽司员外郎。两年后题升江苏司郎中。光绪二十三年（1896）四月，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保奏，例俸期满，并俟知府，得缺后在任，以道员补用。光绪二十三年（1896）五月，经刑部堂官保送，以繁缺知府用。自此沈曾植也成为候官群体的一员。

官缺有限，而欲入仕者无穷。在清朝，官员通过地缘、亲缘、同事等网络关系，优先获得署缺、差使，是很艰辛的。士人十分重视并刻意经营这些关系，“同年”“世伯”“座主”……都在彼此关照的共同利益体中，甚至连童试、乡试的关系也带到京师来，成为人脉关系中的一环。

沈曾植在京做官十八年，虽比一些候补文官要安定些，但在刑部总理衙门任职，大多清闲，薪俸微薄。何刚德在《春明梦录》里记载了京官的收入情况：“京官廉俸极薄，本无贫富之别，而所赖以挹注者，则以外省所解之照费，饭食银堂司均分，稍资津贴耳。”于是，京曹出结，官始分省，各设印结局，派专员管理而均分其数。而光绪初年（1875），浙江在京印结局情况，李慈铭有记：“吾省印结局以部曹之进士出身者轮管。朋占渔利，出入不谨。近来此辈皆亡赖村氓，不通一字，而无耻益甚……自吾乡孙庆咸、谢钺、戴尧臣等相继管局，争竞锥末，物议沸腾，至宁波人凌行均、湖州人章乃畲沿其下流，遂同盗贼矣。”所谓印结，是清代官场的一种“潜规则”。凡想通过捐途获官的人，不论所捐官职品级高低，都要缴具同乡在职官吏的保结印保证手续，这种保证要缴纳一笔保结银才得以获具，捐得越多，获选的机会就越大。印结费每月结算，按总数之多少，分配于各京官。可想而知，其中的矛盾弊端丛生，而士人又不得不赖此途以补生活费用。光绪八年（1882）十一月十七日沈曾植的印结手续，是由李慈铭代办的。处于这样一种特殊的环境，像沈曾植这样的小京官，交游圈就脱不开同僚、座主等关系了。

京官清苦，一心获晋，能有这种本事的人毕竟少数。如《清稗琐缀·京官之消遣》中所记：“前清京官，向称清苦，其有当权弄贿，炙手可热，车马衣冠，臣门如市者，不三数人。即术工奔走，机善夤缘，上谄下骄，藉于其期伺渔人之利者，亦属极少数人。其大半则萧索闲居，以诗酒声色自娱而已。光绪宣统间，国是最纷，政潮亦最激，而多数京官，仍颓唐如故。其供职各部者，惟每晨到署画到，近午即归，谓之上衙门，此外毫无所事，亦由各部人员，浮于所职故也。”这从客观上助长了京官宴集行乐风气。惜沈曾植写日记“不恒其德，断断续续，未几废之”，不能像李慈铭、郑孝胥的日记那样，可以为后人提供了解当时的具体生活情况的资料。但从《袁昶日记》所记多条中，可推想沈之为人：

子培言世故溷人，往往阻人孤往之兴，良由事势使然。

———（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正月十四日

沈君子培谓万物皆流而金石独止。

———（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十月四日

子培有避世敛德之言，极惬心曲。

———（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三月二十八日

沈曾植的学术地位在清季称得上是大人物，尤其在西北舆地、元史、律学、宋明理学方面，用功多在京官时期。李慈铭在日记中称：“子培兄弟年少好学，一时俦类，罕见其匹，略微发之，亦能起予。”另一条亦记：“子培亲老身弱，勤学耆古，今以刑部贵州司主稿兼在总理各国衙门行走，疲于吏事，故冀入台，以谋息肩。”因李、袁与沈来往非常密切，被誉为“浙中儒林，鼎足而三”，上述所记可以作为京官时期沈曾植生活的真实记录。

毕竟沈曾植“少孤，独学无友”，来到京师，立足不易，扬名更难。加之京城又是人才渊薮之地，“光绪初年以至中叶，翁文恭（同龢）、潘文勤（祖荫）等扢扬风雅，宝竹坡（廷）、陈弢庵（宝琛）等砥砺名节，京曹人才号为最盛。风会所趋，虽手无斧柯，亦俨然负朝野之望”。《孽海花》第五回中唐卿道：“古人说京师是个人海，任凭讲什么学问，总有同道可以访求的。”夏有消夏集，冬有消寒集。或游郊外名刹，或召歌郎行乐。应酬饮宴，征逐之风日甚。《清稗类钞》亦有所记：“京师为士大夫渊薮，朝士而外，凡外官谒选及士子就学者，于于鳞萃，故酬应之繁冗甲天下。嘉道以前，风气犹简静。征逐之繁，始自光绪初叶。且中进士者，凡于座师、房师及朝殿覆试阅卷大臣，例执弟子礼，位尊者或投三四刺，始获见。外此乡会同年及同署、同乡皆须投谒，仆仆不得少憩，日以为常。”沈曾植虽勤学嗜古，有避世独往之心，但于宴饮应酬，亦不能免。

笔者依据《沈曾植年谱长编》及其他文献资料，将沈曾植京官十八年的主要宴集活动做了一个宴集表，从中可以看出沈曾植交往最为密切的都是同年或同乡。同年中有黄绍箕、于式枚、徐琪、丁立钧、朱福诜、梁鼎芬、李慈铭、左绍佐、王懿荣、褚成博、潘遹、庞鸿书、王兰、王颂蔚、王彦威、王咏霓等。而光绪六年（1880）庚辰科考官为时任户部尚书景廉；副考官为时任工部尚书翁同龢，吏部左侍郎、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麟书，以及兵部左侍郎许应骙。同考官中有翰林院编修鲍临、龚履中，以及詹事府右春坊庶子王先谦等，在晚清士林中可谓著名，皆一时之选。

同乡中有袁昶、朱一新、陈遹声、孙诒让、葛金烺、殷萼庭、顾家相、黄体芳、劳乃宣、刘承干、罗振玉、庞元济、濮子潼、钱骏祥、沈家本、施补华、孙宝瑄、汤寿潜、陶濬宣、汪大燮、汪康年、汪鸣銮、王继香、吴讲、吴品珩、吴庆坻、吴士鉴、徐定超、许景澄、严修、杨晨、张美翊、张预、张元济、周家禄、朱祖谋、蔡元培、陈邦瑞、陈麟书等。

同为京官的有林诒书、顾印愚、江标、李盛铎、傅云龙、陈炽、康有为、文廷式、柯逢时、郑孝胥、王仁东、柯劭忞、蒯光典、况周颐、张元普、王仁堪、盛昱、刘岳云、缪荃孙、缪祐孙、叶昌炽、张謇、屠寄、杨崇伊、张孝谦、张荫桓、王鹏运、曹元弼、陈宝琛、王闿运、邓承修、费念慈、樊增祥、冯煦、徐宝谦、傅增湘、翟鸿禨、萧穆、易顺鼎等。

其中有不少是兄弟俩一起出席宴集的，如钱骏祥与钱熊祥、王仁东与王仁堪、郑孝胥与郑孝柽、朱一新与朱怀新、刘家立与刘家荫、陈夔麟与陈夔龙、孙宝琦与孙宝瑄、汪大钧与汪大燮、张詧与张謇、志钧与志锐、庞鸿文与庞鸿书、陈宝琛与陈宝璐、缪荃孙与缪祐孙等。沈曾植则是三兄弟：长兄沈曾棨、五弟沈曾桐，同时驰誉京师。也有父子一起的如黄体芳与黄绍箕、陈宝箴与陈三立、吴庆坻与吴士鉴，亦是一时美谈。

由于“满汉分城居住”的政策，自康熙年间起，京师宣南一带成为各地汉族京官密集之地。诗文酒会，清议朝政，风流不尽，才人最盛。“同、光间，某科会试场后，潘文勤公祖荫、张文襄公之洞，大集公车名士，宴于京师陶然亭。所约为午刻。先旬日，折柬招之，经学、史学、小学、金石学、舆地学、历算学、骈散文、诗词，就其人之所长，各列一单，州分部居，不相溷也。凡百余人，如期而至，或品茗谈艺，或联吟对弈，无不兴高采烈。”“福山王文敏公懿荣官京师久，交游既广，每以春秋佳日，与潘文勤、张文襄、洪洞董研樵、邹县董凤樵、太谷温味秋、仪征陈六舟、巴陵谢麐伯、余姚朱肯夫、吴县吴清卿、会稽李莼客、甘泉秦谊庭、绩溪胡荄甫、光山胡石查、遂溪陈逸山、大兴刘子重、仪征陈研香、元和顾缉庭、歙县鲍子年、长洲许鹤巢递为诗酒之会，壶觞无虚日。”四方胜流，集于都下，花下拊心，尊前饮泣，流连忘返，他们甚至连家事、国事全部置之脑后，以至于素来以挥霍享受为惯的李慈铭都发出“行乐乃至此乎”的感叹！

这批京官宴饮场所，除各自寓所外，大多集中在北京宣南南横街一带，如聚宝堂、万福居、崇效寺、便宜坊、财神馆、松筠庵、赤城精舍、越中先贤祠、福隆堂、广和居、宜胜居、城漫堂、天宁寺、燕市酒家、什刹海酒楼、长椿寺、轩翠舫、嵩云草堂、龙树寺、绿香馆、先哲祠、义胜居、西爽阁、太和楼等，以及全浙会馆、安徽馆、江苏馆、粤东新馆等一些会馆。

上述场所中，以长椿寺、崇效寺、龙树寺、陶然亭、松筠庵、天宁寺、嵩云草堂等最为著名。长椿寺，明孝定太后建。光绪年间，士人们一有大型宴饮，多往长椿寺。崇效寺亦称枣花寺，在柳湖村西，风景宜人，清代有不少文人题咏寺中景象。龙树寺是清代京官最喜欢去的地方，每到人日、花朝、寒食时节，冠盖如云。陶然亭又称江亭，康熙年间为江藻所建，“宣南士夫宴游屡集，宇内无不知有此亭者”。松筠庵为明杨继盛故宅，沈曾植、文廷式、康有为等常在此庵议论时局，发动公车上书。天宁寺中有一塔为辽代所建，寺为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重修，亦是清末士人诗文酒会之所。嵩云草堂乃明代高拱所建，为显宦巨贾宴集之所。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公车上书时，嵩云草堂与松筠庵一样，成为各省举子集会场所，非常著名。而广和居、万福居则是京城“八大居”之一，驰名一时。

全浙会馆是清代浙江京官的聚集之所，“观壁门所悬乡先正书画，金冬心松树直幅，为卢雅雨画者，气力雄厚；梁文定公行书绝句直幅，笔势超秀。余真赝半，亦有佳者，皆紫泉（濮子潼）经营得之，可谓勤矣”。院内有紫藤精舍、乡贤祠等建筑，有二联为李慈铭所作：

一

旧记续名园，略参东浙西湖，别有洞天开日下；

先贤传胜事，相勖文章道德，长留典录照寰中。

二

古义士誓不与仇共天，乃有今日；

乡先生殁而可祭于社，其在斯夫。

越中先贤祠旧名会稽山馆，创自明季，清朝重建，称浙绍乡祠，光绪甲申（1884）改为越中先贤祠。李慈铭为越中文坛魁首，所以，常至越中先贤祠宴请同僚。

京官们之所以热衷于各种诗文酒会，一是获取朝中各种信息，尤其是赴京应试的举人们；二是各逞文采，藉以扬名立身；三是公卿大人借宴集而风流自任，营结派别。光绪年间，宣南文人大多清流之士，有所谓的“南北派”之争，北派以张之洞为领袖，南派以李慈铭为魁首，又分别拉李鸿藻与潘祖荫为后台。很明显，李慈铭的声望与政绩远不及张之洞，但由于浙江文人聚集京师人数多，亦能颉颃北派。沈曾植虽出生于京城，中进士后交游圈子基本都是南方人士，属于南派中人。他与张之洞的交往是他因丁忧南下后，应张之洞之邀，赴武汉任职两湖书院才密切起来的。

宴集表中的许多人物，如潘祖荫、黄体芳、陈宝琛、宝廷、许景澄等都曾被派到各地任主考官或学政，各地士绅纷纷赶来宴请，刺探消息。此亦当时朝士之风气，难怪沈曾植会对袁昶讲有“避世敛德”之说。

这些士人的交往活动主要包括：一、宴饮酬应，诗文酒会；二、送往迎来，吉庆丧吊；三、冶游娱乐，挥霍奢侈；四、官场礼例，以敦义谊。李慈铭有一首诗，可谓是京官生活的写照：

文章学俳优，师友供狎玩。淫声益佚离，大义日破散。

入耽博弈戏，出逐鸡狗伴。置身或庙堂，遇事同盍旦。

钤尾听吏胥，俯首刮几案。谬种束一辙，驯致酿大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