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过年

儿时最快乐的日子是过年。

不同的人生境遇有不同的过年的滋味。穷苦的人在过年中自寻安慰，幸运的人过年享受幸福。然而，不管贫富，一般人儿时的年总还能无忧无虑，因为生活的愁苦都被大人藏在自己身上了。

天津这里的年是从厨房的灶龛摆上糖瓜就开始了，尽管离着大年三十还有二十多天，已经能够感受到一种熟悉的很大的快乐即将开始。虽然大人在给灶王摆供时特意留给了我两个小糖瓜，我还是更喜欢趁大人们不注意时，从灶王爷身前的碟子里偷一个糖瓜，尝一尝“偷吃禁果”的快乐。偷吃禁果是一种人性。

接下来，便是好戏一样样开始。

大人们用被单和旧报纸蒙盖屋中所有的家具，用头巾或一块布蒙住自己的脑袋，将鸡毛掸子或扫帚绑在竹竿前端，在屋顶上划来划去，清除边边角角的蜘蛛网和灰尘；跟着把所有窗子都擦得几乎看不见玻璃，好像伸手就能摸到窗外的景物。身居租界地的五大道的住户大多是四处迁来的移民，各地的风俗不同，有的地方不贴门神，吊钱只是天津本地盛行的年俗，所以五大道人家很少用门神吊钱。然而，家家户户的屋内却都贴上花花绿绿的年画。我小时候家里已经不贴杨柳青木版印制的年画了，都贴石印或胶印的年画。新式年画颜色更多，形象更立体；我最喜欢三国故事的年画，比如《三英战吕布》《草船借箭》《辕门射㦸》等等。这喜好肯定与姥姥紧密相关。

年画

最叫我兴奋的烟花爆竹，也是每个男孩子的最爱。由于鞭炮只能过年时放，一年只这几天，便爱之尤切。逢到年根，家里就从老城娘娘宫前的鞭炮市用三轮车拉来满满一车花炮，搬进一楼那间小小的茶室里，叫我的心儿激动得怦怦跳。在各种诱人的鞭炮和烟花中，最刺激人的是三种：一种是“足数万头”的钢鞭，长长的一包立在那儿，快和我一样高，响起来必须捂耳朵；还有一种名叫“八仙过海”的烟花盒子，只要点起来，各种烟花一连十多分钟；一会儿窜花，一会儿打灯，一会儿喷火，花样翻新，连绵不绝，叫人不肯眨眼；再一种是大金人，黄泥做的老寿星，很重很重，外边刷一道金，里边装满火药，头顶是药捻子，点着后，从老寿星光溜溜的头顶向上“呲花”，愈呲愈高，最高可以呲过楼顶，要上天了！

每到过年，娘娘宫有一条街是“鞭炮市”，红红地摆满烟花爆竹，像站满大兵，现在居然搬到我家里来！然而，大人们却把这小茶室的门锁得严严；我认为是防我，其实是不准任何人进去。那时男人们大多吸烟，怕把火带进去。

这些花炮是在大年三十夜里放的。但每年大人都会给我一些特别的恩惠，几挂小鞭，黄烟带炮、地老鼠、呲花之类，允许我在院里放一放。我太淘皮，总要想些“坏点子”，弄出一些恶作剧，比如把点着的几头鞭扔到鸡窝里，或者拴在猫尾巴上，有一年就把家中的老虎猫吓跑了再也没回来。长大后，我一直为我儿时有过虐猫的劣迹感到耻辱。

对于孩子们，过年还有一件平时连想也不敢想的美事，就是无论怎么喊怎么叫怎么闹，大人也不管。不会训斥你，更不会打你。过年是神仙当家的特殊的日子，连父亲平日的一脸正经也给夺走了。过年只准笑、不准哭，不能吓唬孩子，更不能打孩子，所以这几天可以放开手脚地胡闹。我的奶妈对我说：“你要闹过头了，小心过了年跟你算总账！”果然，一年的初二，我在客厅耍一把木头做的“青龙偃月刀”，耍过了劲儿，啪的把一个贵重的百蝶瓶打碎。父亲脸色都青了，但他居然忍下来没说我一句。可等过了年，赶到我淘皮惹祸的当口，把我狠打一顿，我感到了有几下是与百蝶瓶有关。

过年虽然放纵孩子开心，大人们对自己却管得很严。无论谁都不准耷拉脸蛋子，人人满脸堆笑，嘴上总挂着各种吉祥话，碰到与丧气的字同音的话必须绕开说；白颜色的东西不能放在表面，窗户上只能贴红窗花；不能扫地；尤其三十晚上，所有屋里的灯全要开着，一直开到初一天亮。有时忘了关，初一白天还亮着。

年夜饭必定要最丰盛，餐桌上一定要摆上宁波老家传统的“冯家鸭”，还有年糕汤、雪菜黄鱼、苔条花生，但都没让我流下口水，整整一天我都焦急地等着饭后那场爆竹烟花的“盛宴”。可是放花炮要等到子午交时，从下午到午夜是我一年中感觉最慢的时间，一次我悄悄去拨快壁炉上座钟的表针。大人们笑道：拨到十二点也没用，太阳还在天上呢！

燃放花炮是天津本地最疯狂的一项年俗。天津这里是码头，码头上争强好胜，无论人和事都是硬碰硬，天津人放炮要相互比拼，看谁放的炮大，谁放得多，谁放得胆大。这一较劲，鞭炮就疯了。五大道上的人家虽然是外地移民，但非官即商，官商都讲究排场，闹得愈大愈牛，而且官商都有钱，这一来五大道的花炮放得反而比老城那边还凶。

临近午夜时，随着外边的鞭炮声愈来愈响，大人们开始把花炮从茶室搬到后院，那场面有点像大战将临。我兴奋得跟着那些搬运花炮的大人从楼里跑进跑出，完全不管外边寒风刺骨。急得我的奶妈使劲把我往屋里拽，等到把长长的鞭炮在竹竿上拴牢，烟火盒子和大金人都搬上墙头，我和全家都趴在餐厅和客厅的窗台上，关了屋里的灯，一片比梦还灿烂的烟花世界呈现在眼前。我和姐姐妹妹们所有欢叫和惊叫都淹没在震耳欲聋的鞭炮的炸裂声中了。我现在还记得一家人被闪动的火光照亮的每一张带表情的脸。母亲似乎更关心我们脸上的表情。更叫我激动的是，我家的鞭炮声已经淹没在整个城市鞭炮惊天动地的轰响中。一个“年”的概念不知怎么深深嵌入我的心里，便是——普天同庆。我不知什么时候记住这个词儿，什么时候懂得其中的含义，反正现在明白了年的真正的理想。不能往下再说了，再说就离开童年和五大道了。

年年夜里，我都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入睡的。反正一定是困得不行，用火柴棍儿也支不住眼皮时，便歪在哪儿，叫奶妈把我背回屋，脱了衣服盖上被，呼呼大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睁开眼，一准一个红通通发亮的大苹果放在枕边。这是母亲放的。母亲年年夜里都会到我们兄弟姐妹屋里转一圈，每人枕边放一个大苹果，预示来年平平安安。

年画缸鱼

我的孩提时代还有一件幸福的事，是我有两个妈妈。一个自然是我的母亲，我的生母；另一个是我的奶妈。我和弟弟妹妹都不是母亲奶大的，母亲没奶，我们都是吃奶妈的奶。南方叫“奶娘”，北方叫“奶妈”。据说母亲坐着胶皮车到老城那边侯家后的老妈店去找奶妈，一眼相中我这个奶妈。我奶妈是河北沧州人，家里很穷，把自己刚生的孩子放在家，出来当奶妈赚钱养家。她长得结实，大胳膊大腿，像男人，皮肤黑又亮，奶水很足。母亲就把她带回来给我做奶妈。我家人都不知她姓什么叫什么，我小名叫“大弟”，都叫她“大弟妈”。她高兴这个称呼。我是我家第一个男孩儿，在那个时代，她似乎比我姐妹的保姆位高一等。

然而，我两个姐姐——大姐和二姐都漂亮可爱，得宠于父母，我这个“长子”的地位，也只是到了过年时候才显露出来。每年的年夜饭前，家里都要举行祭祖的仪式。这仪式在一楼一间方方正正的屋里进行。提前布置好的神佛像、祖先像、灵牌、香烛等等构成一种异样、肃穆又神秘的气氛。走进这祭祖房间的规矩极其严格，爷爷走在最前边，父亲排在第二，我居然第三；男先女后，母亲竟在我后边。我要事先换上必备的行头，小小的特制长袍马褂，脖挂银锁，头顶帽翅，帽正是一块绿松石，帽顶是锡制的瑞兽。在别人眼里我大概很可笑，可是祭祖时不能笑，想笑也得憋着。我倒觉得自己此时有点“非同小可”，大弟妈更觉得非同小可，她的眼睛兴奋得闪闪发亮。

她对我的爱有过于我的母亲，是不是与我吃她的奶有关？有时我想找母亲要的东西不好说，就对她说，只要一说，她立刻想办法给我弄到手。比如过年时的大炮——两响，这种炮孩子是不能放的。炮身上下两截，立在地上点燃，下半截先在地上炸开，上半截飞到空中再炸。这种炮很危险，点燃要手稳，躲闪要及时，不然就会被炸着。大人从不给我放。她却给我悄悄弄来一个，但不叫我摸。这炮属于我，却放在她的小柜门里，替我“藏”着，还不准我告诉别人。这是我和她一个共同而快乐的秘密。

原本说我断奶之后她就回沧州了，谁知断奶后她仍守在我家。是她舍不得我，还是母亲把我交给她才放心？

大概我四岁那年的年前，她忽然接到沧州那边来信，说她母亲闹眼病要瞎，要她马上赶回去。她匆匆忙忙收拾东西，走之前带我去一趟娘娘宫，在年集上给我买了好多好玩意儿。鱼灯啊、纸气球呀、花脸呀……每样东西我都喜欢得要命。

回到家中，她先从柜里拿出一个小纸包给我，这是她年年过年期间替我存起来的压岁钱，她叫我收好，然后拿起一个蓝布小包袱就要起程了。这时我紧紧抓着她衣襟，一直跟着她走到院中，她抹着泪对我说：“大弟啊，妈妈不能陪你过年了，不过正月十五前我准回来、准回来……”她怕我哭，忽然从怀里摸出那个为我“藏”着的两响说：“妈妈为你崩崩邪气。”说着把炮立在地上，划着火柴，但院里风大，没把炮点着就被吹灭；她凑上前再去点，没想到这炮药捻子太急，一点就炸了。在响声和火光中，只见她双手捂着脸，大家都以为她的脸被炸了，待她松开手，满脸污黑，我吓哭了。她忙说没事，叫我别怕，掏出手帕把脸擦净，朝我咧嘴笑，脑门上明显鼓出一个又大又亮的包。

在我的哭声中，她带着这个鼓鼓的包走了。

过了年，正月十五，她没有回来；转了一年也没回来，大家都认为她不再回来了，而是一点消息也没有。

又一年大年三十夜里，家里人忽叫我到院里看一件东西。我打着灯笼去看，挨着墙根放着一个荆条编的小箩筐。家里人告诉我，这是我奶妈——大弟妈托人从乡下捎给我的。我听了，心儿陡然地跳快了，忙打开筐盖，用灯一照，一个又大又白又肥的东西，再看是个大猪头，两扇大耳，粗粗的鼻子，两个很大的鼻孔直对着我；雪白的脑门上点了一个枣儿大的红点儿，可爱极了……我不觉抬起头来，仰望着在万家烟花的辉映中反而显得黯淡了的寒空，心儿好像一下子从我身上飞走，飞啊，飞啊，飞到我那遥远的乡下的老妈妈的身边，扑在她那温暖的怀中，叫着她：“妈妈，妈妈——”

这是我童年过年最深刻的记忆了。

本文摘自作家冯骥才有关春节文章的结集《过年书》，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