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一日路过新华社礼堂，一群青年正拉起一面党旗在门口合影留念。思绪不禁被那一张张如阳光般灿烂的笑脸带回到2009年的一次采访。
那年仲春的一天下午，记者走进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谢邦定老人的寓所。寒暄之际，电视里传来歌曲《绣红旗》。老人的神情顿时凝重起来，当唱到“平日刀丛不眨眼，今日里心跳分外急”时，老人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他掏出手绢，一边用力揉着眼睛，一边哽咽道：“你是新华社记者，今天我要先讲个题外话，事情就发生在你们新华社礼堂……”
于是，便有了对这段尘封往事的追记。
北京市西城区佟麟阁路62号新华社礼堂。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图
（二）同志
记者跟随老人的思绪和他收集的史料一起回到了1949年2月4日。
“那天发生了一件大事。”老人攥紧拳头用力一挥，脸上像被火光照亮了一般，“那天北平地下党会师大会在你们新华社礼堂——当时叫北京大学四院礼堂——举行。”
大会定于当天下午开始。会议通知还是以地下党特殊的单线联系方式逐级下发的。很多党员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早早就来到了会场。尽管会场周围有很多身着解放军军装的工作人员，但他们依然压低帽沿，戴着口罩，或者用围巾把脸遮起来，在抵达会场时并未停下步伐，而是佯装路人匆匆走过，暗中观察，确定安全后才迫不及待地冲进会场。长期的地下工作让他们养成了特殊的习惯，是警惕，更是纪律。
当把帽子和口罩摘掉时，大家先是面面相觑，之后便欣喜若狂，纷纷指着对方高声喊道：“原来是你啊！”他们有的是一个公司的同事、一个学校的同学、一个铺面的掌柜和伙计，有的是叔侄、翁婿甚至夫妻……他们终于公开了一个共同的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穿梭在人群中，努力寻找一个人——老邓，”谢邦定回忆道，“他是为我们掩护电台的交通员，公开身份是人力车夫。”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每有发报任务，谢邦定会在天黑后扮作富家少爷，由老邓拉车把电台从藏匿处运至城南的新市区泰安里那栋石库门建筑南侧二楼，一名白俄舞女的住处，与提前等候在那里的报务员会合，在阁楼上完成发报。他和那位报务员从未见过一面。
“之所以在那里发报，是因为新市区泰安里是南城最高的建筑，又是一个专供达官贵人享乐的场所，通宵营业，用电量大，刚好可以掩护大功率电台发报。”谢邦定说，“更重要的是，电波另一端收报的战友就在北平正南。”
谢邦定始终未能找到老邓，无论是在1949年2月4日，抑或之后漫长的有生之年。他从未问过老邓的真实姓名，“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姓邓”。“也许他被安排到别的地方工作了。革命生涯，天涯海角总好过生离死别……”
（三）旗帜
相逢的喜悦常与泪水相伴。让人泪飞如雨的，是那面在心里想了无数次的旗帜。
步入会场后，很多人看到主席台上悬挂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先是一怔，之后便忍不住流下眼泪。看到自己的旗帜，这些平素笑对敌人刺刀、枪口甚至子弹的革命者，情不自禁地冲上台，手捧党旗泣不成声。
“除了少数从解放区来北平工作的同志，大多数同志是在白色恐怖下入党的，秘密宣誓都要压低了声音。”谢邦定说，“面对党旗公开宣誓，是很多做地下工作的同志革命成功后的一个期待。”
谢邦定回忆，入场时，军乐队正在演奏《国际歌》。每人领到一张铅印的歌词。很多人是第一次听到《国际歌》。他们请军乐队一遍遍演奏，很快就学会了。有从解放区到北平转入地下工作的老同志说，曾梦见自己唱着这首歌走进北平城，“会一下子惊醒，生怕梦里唱出了声”……
“大家唱着唱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谢邦定回忆，“两天会议的间隙，大家又跟着军乐队学会了《团结就是力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区的天》等革命歌曲。还学会了拉歌。欢乐的歌声响彻礼堂。”
礼堂外的人群中，谢邦定看到了北平市委第二副书记赵振声。他跟周围同志交待了几句，便独自走到一棵松树下，折了一把松枝，插到礼堂东南角的一堆残雪里，垂首肃立良久。
“正式开会的时候公布了赵振声的真实身份。他原名叫李葆华。他的父亲就是李大钊。”谢邦定回忆。
1921年至1925年，李大钊就住在距礼堂不远的石驸马后宅35号。
（四）阳光
谢邦定清晰记得这样一个插曲。当天的会议开到亮灯的时候，大家肚子饿了。于是就派与会的年轻人去周围买吃的。“两千人吃饭啊，我们很快买空了西单、宣武门周边的烧饼铺。”谢邦定说，“后来前门的铺子听说共产党在这里开会，用板车把刚出炉的烧饼一车一车往这拉。放下就走。”
“共军官长，我们不要钱。”
“我们是人民的队伍，公平买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2月4日的大会上，北平地下党员终于在党内公开了身份。公开身份就是要接受监督。先在党内公开，接受组织和同志的监督，继而面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的监督。”谢邦定说。
为期两天的北平地下党会师大会的一项重要议题是向从地下转为公开的党员们宣讲党的纪律，强调以公开身份投入工作后该有的作风——反对急躁性，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状态的斗争，反对主观主义、凭自己的单纯考虑去解决问题，强调深入调查研究以后逐一地解决具体问题……
“党员公开身份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把党放在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来领导群众进行革命事业。”一位参加过当天大会的同志，在回忆文章中写下这句话。
谢邦定说：“现在记不得会议具体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唯一的印象是走出会场地上和心里都洒满了阳光。”
1949年2月4日，那一天恰是立春。
（原题为《春天的出发 追记北平地下党会师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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