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了由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由知名中国建筑学者张钦楠先生担纲主译的美国学者肯尼斯·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的这部《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第五版的中译本。如我们所熟知的，早在20年前，这部书的第三版，就是由张先生主译，并由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凡读过弗兰姆普敦这部书的人，从其第三版的架构中就可以清晰地注意到，作者在一开始构思这部鸿篇巨制之时，就采取了尽量规避可能陷入某种具有宏大叙事特征的历史性、连续性与逻辑性的一般历史书写陷阱之中的做法，而采取了某种独具批判性视角与去中心化、个体化、地域化特征的特立独行的叙述架构与时空表述模式。这部新译的第五版，在延续第三版基本架构的基础上，在结构上又进一步突出了某种个例化、细目化、地域化、碎片化的解构性叙述特征。
弗兰姆普敦一改既往现代建筑史书中将现代建筑置于后文艺复兴之理性启蒙与工业革命等大的历史事件，及巴洛克、古典主义、如画风格、折中主义等风格演变序列之中的做法，只是用了三章的笔墨，将自18世纪中叶以来直至20世纪上半叶二次大战之前的世界变化，纳入到“文化的发展与先导的技术：1750-1939”这一篇目话题之下。其关注点也只是聚焦于在理性引导下西方文明形态所发生的以新古典主义建筑为特征的文化变迁；突破有限城市旧有传统的用地局限，从而使建筑发展立基于以城市规模拓展为特征的领土结构与土地性质变化的背景之下；同时，还将现代建筑的源起根基，落在结构工程学范畴下的新材料应用与新结构技术发展方面。这一背景性表述，大体植根于与建筑发展关联密切的更具客观性意义的文化、土地与技术本身，从而摆脱了传统建筑史学基于艺术风格演进的叙述方式。
其书的第二编“一部批判的历史：1836-1967”应当是这部巨著的核心内容。虽然与大多数有关现代建筑史书写的方式一样，弗兰姆普敦也是从18世纪上半叶英国建筑领域出现的一些新思想及其建筑作品出发，渐渐将其笔触在空间上延伸到与英国大体处于相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欧美建筑领域，并在时间上逐步延伸到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渐次出现的一些新的建筑人物与现象。尽管，其叙述的焦点，并没有完全脱离一般现代建筑史书写中常见的以西欧、北美，以及苏联、北欧等为主导的现代著名建筑师，及其作品与事件，但其书写方式，却避开了简单的谱系化、历史化、风格化、系统化的传统模式，而是将每一位建筑师或不同建筑师群体在各自所处的时空语境下的创作实践，逐一加以梳理分析。从而，将每一座新建筑的出现，植入其所处的具体时间与地点，并将其作品所创造的场所性意境与阶段性创新，纳入到一个恰当的历史定位之中。其叙述方式大体上是偏于个体化、案例化、具体化、场所化的，但透过其行文中所透露出的看似繁杂细密却线索清晰的现代建筑师及其作品脉络，仍然能够得出一幅有关现代建筑整体样貌较为全面的历史图景。
其书的第三编，在第三版与第五版之间出现了一点微妙的变化。在第三版中，这一编的标题是“批判的评价以及向现在的延伸1925-1991年”。而在第五版中，这一编的标题则改为“关键的转型1925-1990”。有趣的是，在两个不同的大标题下，其篇目中的几个主要章节的名目，却保持了前后一致。在这两版的第三编下，分别列出了：1.国际风格：主题及各种变体1925-1965；2.新粗野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建筑：英国1949-1959；3.意识形态的变迁：CIAM、第十小组、批判与反批判1928-1968；4.场所、生产与布景术：1962年以来的国际理论及实践；5.批判性地域主义：现代建筑与文化认同。前后两版之间，在这里的唯一不同是，第三版之第三编的第六章：世界建筑与反思性实践，在第五版中，从第三编中移除，并扩展为整整一编，即第五版的第四编：世界建筑与现代运动。
从内容看，作者在第三编，似乎试图弥合其前一编对现代建筑的解构化与碎片化叙述与传统现代建筑之谱系化、系统化、连续化叙述之间所产生的鸿沟，以一种与之前既有的现代建筑史文本似乎比较接近的书写方式，努力梳理出20世纪现代建筑的几条主线。当然，这几条主线，显然也代表了弗兰姆普敦个人的批判性理论视角。
第五版中的第四编，虽然是从第三版之第三编的内容中，拓展而来，但其拓展的范围与视野，较之第三版，甚至较之传统的现代建筑史文本，都远为开阔且细致得多。例如，在第三版中，他几乎未着什么笔墨的现代中国建筑，在第五版中却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加以铺展。当然，在他那具批判性的视角下，1980年代以来的大部分中国建筑，都难以纳入他的书写范围之内。我们能够看到的，也只是几位与他所提出的所谓批判性地域主义多少有一点相契合的建筑师作品。
其实，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在中国近40年大规模的建设高潮中，急功近利的建造商与建筑师们，铺天盖地般展现在世人面前的那些似曾相识的高楼大厦与城市景观，早已被一些欧美建筑评论家归在了中国建筑师们的某种“漫不经心地重复”的范畴之下，难有令世人眼睛一亮的具有独创性的作品问世。如此可知，在弗兰姆普敦的这部有关现代建筑的批判性历史性大作中，几乎没有现代中国建筑的什么位置，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这里的关键，还在于“批判”二字。弗兰姆普敦写作这部书的初衷，就是希望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对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建筑，做一次严肃而审慎的观察、分析批判。作者在这里所特别强调的“一部批判的历史”，似乎恰恰也是体现在这样一种书写模式中，正如作者所言：“撰写如此广泛领域，必须面临的挑战之一，是以一己的决定取舍特定项目，以及对这个准则的犹豫不决，尽管作者始终尽力保持某种程度的客观性，但具体到某一选择，仍难免主观。也许这就是我使用‘一部批判的历史’的终极含义。”作者的这段话或可理解为，建筑师及其作品的遴选本身，已经被纳入到一种尽可能客观的或批判性的视角之下。
在这里，作者接着说：“实际上，将历史陈述与批判理论融合，有助于证明对某些作品或主题的阔论是合情合理的，进而大可不必理会时间、空间、争议中的偏见等因素，甚至省略其他。”由此或可推知，弗兰姆普敦并非仅仅在做某种有关现代建筑的历史编纂，更是在其历史叙述的线索之下，植入了他对不同建筑师及其作品的批判性理论评述与价值判断，从而也对自己有关建筑的某种特立独行的理论见解，加以适当的阐述。
弗兰姆普敦的批判性叙述应该是贯穿了他这部书之始终的。这里或可以举出一两个例子，稍加了解。例如，当他谈到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并将之称为最具地域意识的建筑师之一时，接着笔锋一转地评论道：安藤“以大阪而不是东京为基地绝非偶然。他的理论著作比他同代的建筑师更清晰地形成了一套接近于批判性地域主义的教规。特别明显的是他所认知的存在于普世文明和扎根文化的个性之间的张力”。并且犀利地指出：安藤“所谓‘封闭的现代建筑’，是指安藤试图实在地创造有墙的孤岛，它使人们还可以恢复和维持他原先与自然和文化的亲密性的某些痕迹”。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库哈斯设计的位于北京CBD的CCTV大厦。作者评论说：“论起规模宏大、结构大胆和形状怪异，人们很难想到有比雷姆·库哈斯设计的位于北京的中央电视台（CCTV）总部大楼更令人印象深刻的项目了。”作者认为这一作品在技艺上的夸张性与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与苏联建筑师艾尔·利西茨基1924年的云彩大厦相比肩。然而，在作者看来：“与埃菲尔铁塔和利西茨基的‘非传统摩天楼’的轴线性截然不同，库哈斯的巨型结构的失衡、不对称性以及它任意的选址，使它失去了任何城市的象征性意义，剩下的只是作为权威媒体权力的一个巨型代表。”这样的批判性叙述，使我们对这座建筑在其价值判断上的认知，不可谓不深刻。
其实，弗兰姆普敦这种不加掩饰的批判性话语，在他关于“世界建筑与现代运动”的篇章中，几乎俯拾皆是。例如他谈到扎哈·哈迪德在莱茵河畔魏尔小镇的罗夫·费尔鲍姆（Rolf Fehlbaum）的维特拉工业区中的作品，直率地指出“她将富有动感的新至上主义设计理念付诸实践，建成一个塑性强但很不实用的钢筋混凝土消防站。”并且毫不客气地批评道：“这是又一个‘明星’建筑师的愚行。”
再如他对将形态学本身作为目标的建筑师们的理论与作品加以评论道：“就建筑学而言，类比推理法（analogical reasoning）不可避免地引发一些问题。把自然界的新陈代谢过程作为一种新建筑学的基础，这种策略本身就值得怀疑。同时，它也是对已有建筑文化含蓄的否定。”基于这样一种批判的视角，作者进一步借机阐发出自己的见解：“建筑文化一直以来都采用实用主义的策略，毕竟它受制于气候、地形和可用材料等因素，更不用说大自然中无法改变的重力、气候等因素对人造物的耐久性侵蚀。”
重要的是，弗兰姆普敦并非一位简单的批评者，同时也是一位理论的建构者。透过他的这整部著作，我们或可以注意到，他不仅将20世纪有关现代建筑的历史化、中心化、风格化、逻辑化、理性化的叙述方式，加以了批判与解构，从而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更为多样化、碎片化、在地化、个性化的，具有批判性视角的现代建筑史，而且，他还透过对每一建筑师及其作品的批判性陈述与观察，有意无意地表达出自己的某些理论见解。在其所阐发的诸多观点中，弗兰姆普敦在他这部书中，反复透露的一个观念信息，就是他对现代建筑在场所感创造上的关注与强调。
至少在相当一个时期中，人们对建筑的关注与评价，往往聚焦在建筑的形式或空间。如此，则建筑创作的核心问题，也自然落在了建筑之造型形式与空间形态的创新性设计上。20世纪的建筑理论家，如建筑理论学者诺伯格·舒尔茨基于20世纪现象学理论的有关建筑之场所与场所精神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人们对历史建筑与现代建筑的理论认知。
弗兰姆普敦对于建筑之场所感与尺度感的关注，也在他这部学术大作的字里行间忽隐忽现。如他批评日本建筑师丹下建三上世纪50年代所倡导的“一种庞大的居住用的巨型建筑，特别是于1959年提出的波士顿湾方案以及1961年的东京湾方案，使他最终丧失了人的尺度感和场所感”。
在谈到英国建筑师斯特林及其合伙人詹姆斯·高恩（James Gowan）新粗野主义大学建筑所组成的“现代大学建筑的产品类型目录”时，他认为“这种类型学的倾向，包括把各种建筑学要素拆散又重新组合的喜好，部分反映了经验要求。部分出于一种对现代运动中已经被人们接受的形式加以‘解构’的决心，并形成了这些粗野主义的近期‘纪念碑’，它们远远超过了对场所属性的任何关注”。接着，弗兰姆普敦进一步阐发说：“斯特林的意义在于他的风格中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在于他形式中那种光辉的建筑艺术性，而不在于对‘场所’属性的坚持不懈的精细加工，可是后者却是决定生活质量的必然要素。”显然，在这里作者将建筑创作中“场所”属性的创造，提升到了“决定人之生活质量的必然要素”的价值高度。
在同一小节中，他将斯特林与阿尔托做了比较，并指出：“但斯特林的成就却与阿尔托作品（如赛纳特萨洛市政厅）中所具有的包容性气氛以及谦逊感大相径庭。看来，他的语法想象力所赋予他掌握形式的本领最后否定了他的批判性的‘创造场所’的潜力，后者是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设计的村镇插入式住宅中所一度坚持的。”可知，弗兰姆普敦对于建筑师斯特林的褒贬臧否的节点，仍然落墨在其作品中是否体现了某种批判性的“创造场所”的潜力。
再回到这部书的中译本。虽然没有将其书译文与源文本做文字上的深究细较，但从这部新版中译本的内容与文字看，其行文之流畅，观点之鲜明，叙述逻辑之清晰，亦可以称得上是上乘之译，其文字与观点，透过流畅明晰的行文表达，其中的许多话语片段，也显露出可圈可点的语言活力。将这部第五版译本与2004年的第三版译本加以比照，在篇目章节、标题内容上，无疑有着前后一致的对应性，在文字铺陈上，也彼此相当接近。这说明第五版译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第三版译本的基础上，根据英文版本的增删，所做的对应性补充性译本，其基本的文字架构、叙述方式与行文特征，没有太大的差别。换言之，第五版新译本，至少保持了张钦楠先生主译的第三版译本的译文水平。从这一点上来看，其书在译文与原文的契合程度与学术的严谨性方面，应当是具有相当水准的。或言之，这部新版中译本，应该是一部在文字上与学术观念上皆可以信赖的译本。
弗兰姆普敦的这部学术大著的最新版本，得以译成中文以飨中国读者，是中国建筑界的一件大好事，无论对提升建筑师的创作理念，还是对提升建筑系学生们的认知水平，都有着正当其时的作用与价值。因此，我们应该特别感谢三联书店出版社在外版书引进上的慧眼识珠，更应该感谢张钦楠先生等几位译者的辛勤付出。因为，将一部有分量的外文学术著作翻译成中文，其中要付出怎样的辛苦与汗水，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读者而言，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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