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相册㉖｜发生很多事，不好的都忘了，我只记得美好的回忆

【编者按】

2024年末，在上海万航渡路130弄这条离静安寺不远的小弄堂里，84岁的林瑞祺在自家祖屋里见到了他的老邻居庄女士，两人年龄相近，精神矍铄。离别时青春年少，再见时已是鬓染白发。自1958年后，两人便没有再见过。林先生目前在美国生活，六十多年里，这是他第三次回到这栋房子里。这次回国他说要“解决掉”房子，虽然感情上很不舍。在这栋石库门房子一楼的客堂间，林先生向澎湃新闻记者道起了伴随这栋石库门建筑的陈年往事，这些上海往事从眼前的一本《家庭相册》展开。

相册里的照片多是林先生的父亲为他所拍的个人肖像，也包括了一些家族合影，它们记录了林瑞祺从1940年出生至1959年前往香港前的只影片段。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拍照仍是件奢侈的事，这些照片里大多是人们熟悉的留念照，串联起林先生记忆中的生活足迹。我们也通过林先生的口述和庄女士的补充，还原了属于一个家庭的珍贵记忆。

1947年，父亲买了新房子，我在万航渡路家留下了一张照片。

1947年，我从虹口区四川北路搬到了万航渡路130弄这座屋子时刚满8岁，刚搬来时，家里装了电话，电话线绕了两三条马路穿过来，让我家有了这片地区的第一台电话。许多邻居绕过望野眼、打电话的场景，我久久忘不了。

这些联排房子是抗战胜利后建造的，我的父亲花了24根金条买下了它。父亲是一家洋行的高级职员，十七八岁读完商科便出来养家，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父亲在德国礼和洋行打工，入职三个礼拜，他便学了一点点德文，用德文打字机给公司订货，老板因此很赏识父亲。抗战胜利后礼和洋行闭店关门，有个西班牙人介绍他去了美资海宁洋行，海宁洋行曾做过很多代理生意，以前的“美女”牌冰激凌，可口可乐的代理。海宁洋行在今天外滩的中山东一路12号，海关钟楼隔壁，有八九名员工，海宁生先生不常来上海，父亲负责管账，他把公司的账放在箱子里，以防有人要来查账，但一直到解放后也没用过。

1946年我在父亲工作的海宁洋行前留影。

我的母亲是广东三水人，关于母亲那边的家庭，我了解不多，我没见过外公，据说是做皮鞋的。因为我记得，逢年过节，我与哥哥姐姐都有新皮鞋穿。

在我的印象里，父母的感情并不好。我的哥哥姐姐都比我大近十岁，他们现在都去世了。小时候，我们是模范家庭，也不知是我八字不好还是怎样，五六岁时，父母就开始经常吵架了。有一天夜里，两人和邻居朋友打完麻将就开始吵架，母亲第二天带着我回了娘家，走的时候把父亲的银行执照和礼和洋行存放的两箱针拿走了，抗战时的针是稀有物资，很少有人去百货公司买衣服，衣服都是自己用针线缝制的。除了这些东西，我母亲把我带走，想的是“把心肝小儿子带走”，不怕父亲不屈服。

1940年，我刚出生时被母亲抱着，父亲的影子投在我们身上。

1940年，我与哥哥姐姐以及母亲的合影。

1942年，我在街角的照片。

1944年，我在公园里的照片。

1945年，父亲要拍一张照片，他喊哥哥打我一下。

1946年，母亲以我为要挟，给父亲施压。

1946年的一个周末，我去看我的父亲。

1946年，只要有机会，父亲就会带我出去玩。

这一走就是两年。直至我父亲买了这幢房子，三楼有间房间一直是留给我母亲的，大概年三十后的一天，母亲自己回了家。她在新房子三楼阳台上点起鞭炮，宣布自己的“胜利”，那段时间，胜利这个词随处可以听到。

1948年的我，母亲回家宣布自己的“胜利”。

就这样，他们吵了一辈子，直到1958年。

1958年，我哥哥在香港结婚，哥哥是1949年去的香港，母亲便离开上海，去参加哥哥的婚礼，直到父亲去世，两人再也没有见过。后来母亲在香港生病，有人通知父亲去看看，但不巧，我的祖母摔了一跤，需要父亲照顾，于是我便代替父亲去香港照顾母亲。那段时间我没有读书，学了英语，后来去了美国找我哥哥。

1949年5月，我的哥哥启程前往香港前的合影。照片包括我与哥哥姐姐，还有父亲。

在我的记忆里，1952年后，父亲就没有再工作过了。他1950年也去过香港，当时有人劝他不要回去了，他不肯。一是因为父亲像是一个家族的族长，而且奶奶在上海，他要照顾（奶奶）；二是因为父亲觉得新中国好，新中国是开明的政府。

1951年，我读初中前，父亲给了我一只金表。

1954年，父亲和我在公园留影。

1954年，父亲要我爬上中山公园的雕塑拍下这张照片。

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早期，美国与中国通信不便，一直到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后才有好转，七十年代初，海宁生先生在纽约找到了我的哥哥，希望父亲出来做事，那时，父亲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1972年，我拜托在香港当海员的小舅子给父亲带张照片和一点钱，但等他到了上海，父亲已经过世了。

听邻居庄女士说，1959年至1972年的这段日子里，父亲多数时候一个人待在万航渡路130弄的这幢房子里，还有一位老佣人照顾他的起居，我们都叫她杨妈。“关于林父林母闭起门的爱恨情仇，我并不知道。但我知道，以前林老先生住二楼，林老太太住三楼，两人信仰不同，林老先生信阿弥陀佛，林老太太信基督教。”庄女士说。

1941年圣诞节，母亲抱着我。

据庄女士介绍，万航渡路130弄以及周边的几条弄堂区域过去被称为“百乐新邨”，住的都是上流人物，有营造商、建筑师，还有上海中学的校长唐盛昌先生。庄女士说她毕业于上海师大。在林先生不在上海的日子里，庄女士补充讲到了一些关于这幢老房子的一些往事。“上世纪60年代，林家老先生没受到太大的影响，他还住在二楼的一间屋子里。”

庄女士回忆，“我记得，林老先生父亲的书法很好，这手好字传自林先生的祖父。街坊开店的招牌都是他的祖父写的。”庄女士补充说，自己的儿子与林父有缘，经常上林家里学书法。

林先生没见过祖父，只听父亲说过，他只身到上海，做月饼生意，父亲帮他捏豆沙捏面粉，打下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时候，一到晚上，杨妈便会拿出豆沙月饼，百果月饼，切四分之一，然后拿出绿豆汤。林老先生一直把儿子当自己小囡养。我们一家很感谢林先生。”提到这些往事，庄女士眼里闪着光，“他们一家人都很好，杨妈初来时不识字，林老先生教杨妈识字，后来杨妈的儿子也是在这栋房子里成家生子。林老先生去世的时候，林家的子孙还给了她一笔抚恤金，给杨妈到乡下养老。这些都是积德。”

父亲放松时的照片，时间不详。

随母亲去了香港后，我和哥哥日后到了美国定居生活。我在美国南加州读了大学，学的电子工程，毕业后做了工程师，后来又做了房地产，我的夫人则开了家服装店，就这样过日子了。我的姐姐则留在了国内，在北京中央办公厅工作。父母和兄弟姐妹，两代人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几十年里，我的哥哥和姐姐一直没什么来往，直到晚年，我们三人才留下了一张合影。

1954年，我在北京划船。

1954年，我的母亲和姐姐在北京的合影。

1956年，姐姐回家，父亲很高兴。

1956年，我的姐姐与父亲的合影。

1956年，我的姐姐回家探亲时的全家合影。

2004年9月，我（右一）与哥哥姐姐三人再聚时的合影。

在父亲过世后的五十年里，我回来过上海三次。第一次是1983年，第二次是上世纪末，第三次就是2024年。有一天，我睡不着，凌晨三点爬起来，在静安寺附近散步。这里变化很大，而且是我生长的地方，一块石头，一棵树都有很多回忆。我们这里叫百乐新邨，隔壁是百乐商场（后为第九百货商店），再隔壁是百乐门舞厅，过了愚园路是水果店（现为雷允上药城），对面是正章洗染点，久光百货原来是亚细亚肉店。1路有轨电车开啊开，一直开到虹口，一到晚上，很多电车都会开进常德路那里的电车公司终点站。几十年里发生了很多事，但时间长了，不好的都忘了，我只记得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