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3年8月30日，林恩（Len Billing）在美国康乃狄克州过世，享年一百零三岁。对此，福州新闻网录制了一个《来生再续鼓岭缘》的视频，播出了老人生前对着镜头向鼓岭乡亲的喊话：
平安！平安！郎家亻鞋记滴仔福州话，不记真亻西，but anyway，平安！平安！
“郎家”（自己）为林恩的自称，“亻鞋”是会，“滴仔”是一点点，“亻西”则是多的意思，都是相当地道的福州话。个中虽然掺杂着英文，但其方言发音却十分标准……
根据报道，1912年，美国人柏龄威（Arthur Billing）夫妇在鼓岭上建造了一栋西式别墅。作为柏氏的小儿子，林恩在那里度过了十六个春秋。当年他在山间消夏时，用小相机拍下了数百张鼓岭生活的老照片，如今成了此地发掘民间文化资源的重要史料。
（二）
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州，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溽暑逼人。而位于闽江北岸的鼓岭，则为难得的避暑胜地。此处离榕城二十余里，为螃蟹岭、梁厝里、嘉湖、牛头寨等十余乡之总称，山高八百多米，夏日最高气温不超过三十度。鼓岭原系蓬蒿荆棘之地，千岩层积，万壑萦迴。及至清朝光绪十二年（1886年），才因外国传教士的青睐而得以开辟，这些“番仔哥”在此租地建屋，以为盛夏避暑场所。
“鼓岭”之名无从查考，或因其地在鼓山附近而得名。岭上林木茂盛，远山近水，幽静明媚，被外国传教士视作世外桃源。夏秋之间，中外人士来此消暑者络绎不绝。近代以来，福州鼓岭颇为著名，其英文译名为“Kuliang”。之所以首字母作“K”而不是“G”，显然是威妥玛拼音的用法，而该英译之后半段则来自福州方言。
1934年，有位笔名叫“宜茀”的人写了一篇《鼓岭考》的文章，其中提及：
鼓岭本荒山穷僻之地，初无人烟，二百余年前农人或由长乐，或由闽县乡村迁来，建草楼，辟荒莽，种番薯，后渐蕃殖，迄于今约计一千五百余人。……居民系杂姓，若王、梁、郭、刘皆是，而以郭、刘为最夥。
此文发表于当年福州出版的《南风》第八期上，对于鼓岭之地理、气候、居民、物产、生活、行政、商业、宗教、教育、娱乐和名胜等，都作了全景式的描摹。从中可见，鼓岭先民芟夷垦辟，凿井而饮，耕田以食。此地后因缘际会成为避暑胜地：“西人避暑所，始于十年前之英国连昵医士。时乡人误以为洋人欲建炮台，群起阻挠。……美以美会、公理会长老，均租地构宅，而天主教、洋行及海关之洋人，亦相继起盖，鼓岭洋楼遂有百十有七所。”文中提及，外国人在鼓岭建造房屋，始于文章发表的“十年前”，此说显然不确。稍早于“宜茀”所撰《鼓岭考》，陆颂慈撰写的《鼓岭闻见记》则指出：
鼓岭之有外人避暑，不过五十余年历史。先有英国安立间教士胡某传教至其地，见气候既佳，风景又美，乃建屋于嘉湖，虽以传教为名，实开外人避暑鼓岭之新纪元。寻建校舍于螃蟹岭，以糕饼分赏儿童，复用金钱魔力招饵学生，男女来校读书者，每人每日津贴大钱十文。乡人爱钱，相率而来，究其实在，当时乡民仇教甚深，实骗钱而已。是后外人踵接而至，先后建筑凉屋于梁厝里与螃蟹岭，水土甚合，而外人上岭避暑者摩肩不绝。嘉湖以地理关系终归淘汰。迄今五十余年，经惨淡经营，蔚成巨观，筑路造屋，大具规模。当时民智未开，排外思想甚重，见外人日众，互相惊扰，谣传外人建炮台于山巅，居高临下，省城堪危，一时民气沸腾。事闻于福建提督，提督惧，派闽侯知事吴某亲临察核，令乡民不得以土地卖与外人，几经商议，始准外人租地建屋，注明期限，至今岭上外人只有房屋而无土地。由一片荒野，而成为一完善秀丽之避暑胜地，可见事在人为而已。
此文发表于1933年出版的《华年》第二卷第三十一期。文中对于鼓岭避暑胜地之形成，有着更为翔实的状摹。其中提到“五十余年历史”，显见避暑胜地之形成，应在晚清光绪年间。此前，我在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北华捷报》）上查到1889年1月26日的一则新闻，其中提及：根据the Foochow Echo's correspondent（《福州每日回声报》）的报导，总督采取有力措施赶走鼓岭上的外国居民，这引起通商口岸外国领事的关注。关于“谣传外人建炮台于山巅”一事，应当就发生在光绪十五年左右。
（三）
以上的说法皆来自报章或回忆，当然需要更为确切的证据。近年来，在福建民间历史文献收集的过程中，也意外发现了一些与鼓岭相关的契约文书。例如，此前暨南大学历史系周正庆教授致力于发掘闽东文献，承他慨允分享，我读到了数份与鼓岭相关的契约。
在这些契约中，年代最早的一份为清嘉庆九年（1804年）十一月，该契写道：
立卖断（山）契。林禄禄□祖遗阄分份下有民山一块，□落闽邑双溪里毛蟹岭地□，土名三乂路降头顶，东至□路□为界，西至自己楼为界，南至大路为界，（北）至大塝为界，其四至俱载明白。今因要用，托中将此山场卖断与毛蟹岭郭处永远为业，三面□（嘀？）议，本日卖断，出价银囗十五两三钱，九七色，其银即日收足，其山即□郭家栽种，开荒耕作，起盖造坟，统听从其便，不得阻留之理。但此山系林家祖遗阄分份下，房内亲疏伯、叔、兄、弟、侄无干，并未曾重张典当他人财物。自卖断之后，价足心愿，永断葛藤，永不得别生枝节之理。如有来历各等情不明，系林家出头抵当，与郭家无涉，两相允愿，各无异说。今欲有凭，立卖断山契一纸为照。
中人 叶天根（押）
嘉庆九年十一月吉日立卖断山契。林禄禄（押）。
知契：母陈氏（押）。
在见：弟照照（押）。
代笔：王云清（押）。
清嘉庆九年（1804年）十一月的卖断山契
此一卖断山契之左上角，书有“大熟”二字，这是福州一带契末的书写惯例，寓含着交易双方对未来的良好祝愿。契约的内容是说一个叫林禄禄的人，以十五两三钱的价格，将山场卖与毛蟹岭郭姓。虽然我一时查不到毛蟹岭之所在，但福州东门外有桑溪和鳝溪，故有双溪里之称（亦称桑溪里）。在晚近的另一份契约中，也出现“闽邑鼓岭双溪里地方”的字样，可知毛蟹岭应在鼓岭之上。从契约文书的一般惯例来看，此一契约应是此后诸多文书之上手契。另据陆颂慈所撰《鼓岭闻见记》记载：“鼓岭在前清本为荒山穷野，惟梁厝里有住民数户，皆梁姓，故名。后有长乐郭姓者，迁居螃蟹岭，以耕种为生，后渐发祥，披荆斩棘，辟良田，构茅舍，即今之螃蟹村，距今才百余年。相传村中有石螃蟹一，往昔苦旱，泉水由石螃蟹中涌出，村人乐之，因以为名。二村距离甚近，今避暑凉屋星罗棋布其间，居然成为鼓岭中心矣。”据此，则契约中的“毛蟹岭”，或即后来的螃蟹村。
除了上引十九世纪初的“卖断山契”外，这一批契约基本上都是清末民国时期的资料，其中较早的一份为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租字：
立租字。庄保镛住在鼓岭下歪，并因力为廉先生代余保认两次，一为白姑娘保三百元，一为华先生保三百元，咸为建屋用，以故力为廉先生现今鼓岭所祖之屋，本十年为限，于今再加两年，无租银，故庄保镛于尾两年，不得取讨一文租银。再者，庄保镛以后自出承认庄志滥租与力为廉鼓岭之屋，现今业主系庄保镛，故出卖租银各等事，皆庄保镛自己担承，恐口无凭，特立约字一纸为照。
在见：林宗曾（押）。
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念七日立租字业主庄保镛（押）。
代笔：林宗曾（押）。
根据民国时人的描述，鼓岭上的避暑区计有七处，即蟛【螃】蟹岭、梁厝里、下歪、崎头顶、合浦楼、柱楼顶和柱槓顶。其中提及的传教士力为廉（William Henry Lacy，1858-1925），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光绪十三年（1887年），他被美以美会差会派往福州传教，曾任鹤龄英华书院教习、福州和上海两地美华书局（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经理。1925年9月3日，力为廉在上海去世。力氏在福州周遭的遗迹颇多。例如，2013年被列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力礼堂（Nind-Lacy Memorial Chapel），为原英华书院校舍的组成部分，系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力为廉偕夫人为纪念母亲而捐建。而在鼓岭之上力为廉所建的别墅，应为当地较早的一批度假别墅之一，今已不存。值得注意的是，此契的年代为1892年，与通常所说的1886年传教士初辟鼓岭的年代相距不远。
稍后的一份契约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八月初五日：
立收字。郭治宝等，今因八年间借房下□□等山地起盖楼厂两口，本年此山租与宝教士起厝，当议折【拆】厂还基，宝教士贴宝等工资银四十七元五角正。兹先文洋银一十五元正，其余俟两厂折【拆】完交清，两无异喙，此照……
在福州方言中，“厝”是房屋之意，“起厝”亦即造房子，外国人所造别墅，福州人通常称为“番仔厝”。在这批契约中，其后另有一同年稍早时分书立的收据，反映的是郭传标同胞弟郭治柱收到“宝教士”租地银十元。关于“宝教士”与郭家的交涉，还有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的一份契约：
立租约。据郭治义仝堂弟治昌，承祖手遗有山场一所，坐址鼓岭地方，土名三乂路，于光绪二十三年间，经故胞叔传标手，凭中租与大英国宝教士约翰架屋居住，自光绪二十三年起至光绪五十三年止。其四至、租价银，俱载在前租约据内明白，递年看守厝屋，外给工资伍员【圆】。今因盗贼窃取，失去硋器、椅棹、零星等物，共计约有番银七十员【圆】。义等无银赔还，愿将光绪五十四年起至光绪八十四年止，再租与宝教士居住，将此租银以为赔款。从今以后，义自愿退守，倘有盗贼窃取，与义无干。其年限俟至光绪八十四年止，囗递年理纳租银三员【圆】。如限未满，义不得凑近，以及妄生枝节等情，两允无悔，今欲有凭，托立租约据一纸，付与为照……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租约
据此可知，“宝教士”为英国传教士宝约翰。契中提到的“硋器”，是一种介于陶器与瓷器之间的黑瓷，在福建的制作历史相当悠久。目前周宁（原属毗邻福州府之福宁府）的硋器制作最负盛名，曾于2021年被列为宁德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硋器在福州民间日常生活中有着广泛的使用，不过，一般认为，随着宋代建安“北苑贡茶”之兴起，硋茶具成为斗茶的重要器皿。据此或可推测，鼓岭宝约翰家的硋器，可能也是供避暑喝茶时所使用。
另外，此一契约追溯前事，说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郭家将山场一所租与英国宝约翰建造房屋，以三十年为期。与此同时，郭氏为其看守房屋，约翰付给工资五元，其间因发生盗窃，造成的损失估价在七十元。由于郭家无银赔还，所以续立租约，延长房屋租期三十年，郭治义仍然为之看守。揆诸史实，光绪纪年到三十四年（1908年）就已结束，但此一契约竟约定了从“光绪五十四年”（顺势推断应在1928年）至“光绪八十四年”（应在1958年）的事情。
光绪年间，外国传教士纷纷在鼓岭上兴建别墅，由此而留下的契约相当不少。除了上揭契约之外，还见有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凑泊约字”，其内容是一位叫箱鸿茂的人，将山地租与“美国伊教士”，为时二十五年，收得价银洋银九元【圆】。并规定二十五年限满之后，再交泊租银九员【圆】。“凑泊”的意思是靠近、捉摸，南宋严羽《沧浪诗话》有“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一句，这是指盛唐诗歌之高妙处在于形象空明超脱，不可捉摸透彻。不过，福州方言中何以称为“凑泊约字”，则颇为耐人寻味。近代名臣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曾提及：“古来成大事者，半是天缘凑泊，半是勉强迁就。”“天缘凑泊”是指各种有利因素恰好凑合在一起，互相迁就，互相成就，这或可成为“凑泊约”一类的注脚。该份契约上有误写改正之处，皆于契末注明，以昭慎重。此处的“伊教士”，在翌年八月十七日的另一份契约中也曾出现：
立永远租地契。梁日美、梁时钿原有祖园一所，坐于闽邑鼓岭梁厝地方，土名后门山，东至伊教士自己界，西至柴宅杉【木臭】界并宓界，南至信义界，北至石堘界，四至俱载明白。今托中，并园内树木，统租与大美国教士伊芳廷永远为业。三面言议，自收租银足重洋番六十员【圆】后，其地永远听凭伊教士掌管，日美、时钿两人不得异说。此山园地与本、别房亲疏伯、叔、兄、弟、侄无干，亦未曾重张典当他人财物，各等情。倘有此情，系美、钿自己出头抵当，不涉伊教士之事，恐口无凭，特立永远租地契一纸为照。
光绪三十年（1904年）八月十七日立永远租地契
梁厝里距螃蟹岭半里许，此处幽静肃穆，泉水甘冽。上揭契约中有的是方言字，如“【木臭】”字，在福州话中即树的意思。契中提到的“伊教士”也就是伊芳廷（Edward H. Smith），为美国康乃狄克州人，系美以美会传教士，他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二十八岁时来到中国，后长期在福州府永泰县传教、办学、行医，为永泰近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伊氏前后在永泰生活了四十余年，说着一口流利的永泰方言，在民间素有“伊菩萨”之称。此一契约与前述的租地各契皆有所不同，称为“永远租地契”，由于没有期限，所以出租人梁氏收到的租金多达六十元。梁厝也就是鼓岭旧街一带，契约左上角附有此处地块的简明地图，并有1916年5月10日伊芳廷的英文批注。
除了将“祖园”永远出租与伊芳廷外，梁日美还将园地一所租与“美国孙师姑”：
立租约字。梁日美今有园地一所，坐产闽邑鼓岭双溪里地方，土名牛栏头，兹有大美国孙师姑要用，美将此地东至平路连沟，又至大石边，西至三株排松柏处为界，离墓约有一丈零，南至大路墘，北至蕃茹园边，四至界限俱载明白，租与孙师姑起盖涼风亭。面约二十五年为限，本日得讫租银八十元。至限满之日，如孙师姑再租，其租银照凭原价，美不得议说。倘有来历不明等情，係美承当，与师姑无涉，今欲有凭，立租约字一纸为据。
在见：苏医生。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廿二日。立租约字梁日美。
代笔：陈日煌。
关于“师姑”一称，在这批资料中所见不多。宋人庄季裕《鸡肋编》卷上曾曰：“尼讳师姑，呼为女和尚。”在传统语境中，“师姑”即尼姑之意，而在近代，民间亦以“师姑”称呼女性传教士。福州每至夏季刻晷偏长，骄阳肆虐，孙姓女传教士在鼓岭上起盖“凉风亭”，显然也是为了消受暑天清福。此一契约现存有两份（其上皆有英文批注。一份注明“租字”，署名后有画押，应是原件。另一份上则有“copy”字样，未曾画押，故相当于抄白），其内容则大同小异。上引一份上有一些福州方言词，如“墘”是边的意思，而“蕃茹”即番薯之意（这在另一份契约上直接写作“番薯”）。在清代，福州俗有“鼓岭番薯战坂芋”之谚，说的是番薯自明万历年间从吕宋引入福州，在台江纱帽井试种成功，并在福建巡抚金学曾的倡导下，在全省推广种植，民众得以度过饥荒。而番薯之引进，对于开发山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鼓岭山民也多以番薯充饥，故在闽谚中，鼓岭的番薯便与福州战坂之芋头同样有名。
此外，类同的另一契约，其后另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十二日的“条约胪列”，个中规定：“厝屋风墙以及树木，须（梁日）美看守，面约每年工资五元。厝屋风墙以及树木，美须忠心看守，如有损坏，听师姑另招他人看守，美不得霸留。”揆情度理，别墅之所以由原地主梁日美看守，是因为这些建筑为度假别墅，除了盛夏季节，那些传教士平时并不住在山上，故需要乡民代为看护。及至民国元年（1912年）八月廿七，梁日美又立“招租字”：
鼓岭梁日美自有园地一所，坐落闽邑鼓岭双溪里地方，土名牛栏头，兹因大美国孙师姑要用此地，美乃托中向前出租，并将该地段各至载明如下：东至平路连沟及大石边，西至三株桃树处，离墓约有一丈零，南至大路墘，北至蕃薯园边，四至界限俱载明白，租与孙师姑起盖凉亭，面约念拾伍年为限，本日出得租银八十元正，其银已收讫。今又三面言议，年限增长，由民国元年起至九十九年终止复租，出价银八十元，其银即日同中收讫，至限满续租，照凭原价，美不得异说。此地倘有来历不明，系美承当，不涉承租者之事，今欲有凭，特立合同约字二纸，各执一纸为据。
合同明确了土地租赁的具体条款，包括租赁期限、租金、土地界限以及双方的责任和义务。此一“招租字”上除了中文外，另有英文批注，租限很长，竟长达一百年以上，基本上也就相当于斩断葛藤的永租。
在鼓岭上，除伊芳廷、孙师姑外，梁家还将山地租与其他传教士：
立永远租约字。梁高信自己有山地一区，坐落闽邑鼓岭地方，土名牛篮头，横阔九丈一尺零，直长九丈一尺，四向立有界牌为限，托中将此山地永租与大美国教士聂以仁处，起盖涼风亭全座。三面言议，租出龙番八十员【圆】正。其银即日收讫，其山地即听聶教士起工建造。所用之土石，信宜指地一所，任从匠人开掘。面约聂教士居屋五丈以外，方许开作粪池。并看守凉亭，约定每年工资五员【圆】。如不留神处，听从聂教士改换他人看守。以及开井之所，信当指地一区，与聂教士穿凿觅源。如有聶教士不在福州，任从教士转租他人，信不敢藉词阻留。倘来历不明者，信自己出头承当，不涉聂教士之事，两相允愿，各无反悔，恐口无凭，立租约字二纸，各存一纸为照。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租约
1908年示意图
此乃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梁高信将山地租与美国传教士聂以仁的契约，这也是没有租期的永远租约，故而收银高达八十元。聂以仁所盖为凉风亭，显然也是为夏季避暑之用。同样地，梁高信也为前者看守凉亭，每年所得工资五元。此一租约目前保存有两种，其内容在文字上则大同小异。而关于聂以仁，从其有限的生平史料来看，其人曾主理过福州的美华书局，与蔼树棠等一样，担任过闽清基督会布道司，并曾在福州义序、古田一带活动过。民国时期，聂以仁似乎仍然颇有名气。1932年《广东省政府公报》上，有《保护美国人聂以仁携眷游历》；1942年《福建省政府公报》（1326—1337期）上，则有《保护美国教士聂以仁等游历令》。
上述绘有地图的纸张上头有福州和上海两地美华书局经理的抬头，这幅地图反映的当然只是鼓岭的局部，但它与1895年出版的《鼓岭及其四周概况》（A Sketch of Ku-Liang Mountain and Environments）中的建筑分布图可以比照而观。
及至民国时期，仍有数份在鼓岭上建造别墅的相关契约遗存。如民国四年（1915年）十二月的一份合同，其内容是鼓岭人梁日茂将手置山园一坪，“托中租与大美国蔼树棠处为业，三面议本日得讫价银八十五员【圆】正，其银即日收足，其园地即听蔼先生掌管，或栽种树木，或起盖，听从其便，面约以九十八年为限，每限满之日，如有续租，再纳租银一拾员【圆】”。契末还约定：“面约粪池秽物自己之地须离拾丈，……无论本地屋或楼仔，一切不得于十丈以内起盖……”此一规定，显然反映了外国传教士对于别墅周遭环境卫生的看重。
1915年的租山园契
从内容上看，上揭一契是鼓岭村民梁日茂与美国传教士蔼树棠（J. B. Eyestone）之间的交易。蔼树棠于清末来到福州，先后在英华书院、协和道学院等处工作，后曾前往闽清，在当地生活、工作了二十余年，于1922年曾拨款捐助、修建闽清白中保惠堂，并长期担任闽清天儒高小和天儒中学（今闽清一中）校长。根据不久前华东理工大学林轶南所撰《一个家族与一幢楼的重生》（载《闽都文化》2024年第5期）一文的介绍，2017年9月，受福州市政府、鼓岭管委会的邀请，七个外国人家庭（共十九人）前来福州，参加“寻梦追忆鼓岭行”的活动。其中，就有来自缅因州的霭树棠外孙女凯丽·康迪特（Karyl Condit）。
美国传教士霭树棠夫妇和他们的女儿Josephine Eyestone，约摄于1918年（转引自林轶南文）
鼓岭之上的霭树棠别墅
与蔼树棠相关的契约，在这一批资料中还有一份：
立批穙字。梁时品今向大美国蔼牧师澍棠处，批出山园一坪，在时品厝前，系五五买来；又一坪，系时就买来；又一坪，系日茂买来；又三坪，系日松买来；又一坪，系大顺买来。又田尾一坪，系时就买来，共计八坪，批来栽种。递年应纳批穙银大洋一十元，期至七月初十日交纳，面约五年为限，限满之日再议。该地不得开作粪池，以及安放秽物。地内茶、【木臭】听品刈除，栽种他物，两相允愿，各无反悔。今欲有凭，立批穙字二纸，各执一纸为照。地主蔼澍棠。
中华民国十五年、西历一千九百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立字 梁时品（押）
一千九百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立约起，至一千九百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止。
在见 梁时林（押）
蔼澍棠亦即蔼树棠。此一契约上有“批穙合同”半字，说明是交易双方“各执一纸”。该契与前契相隔十一年，因前契曰：“其园地即听蔼先生掌管，或栽种树木，或起盖，听从其便。”故当时的山园等为传教士所支配，契中遂有“地主蔼澍棠”的字样，可见他已反客为主，将土地出租给中国人耕种。这份“批穙字”中的“穙”、“厝”、“【木臭】”等，皆为福州方言字。尤其是“穙”字，颇为耐人寻味。曾在福建任按察使、布政使多年的清初学者周亮工曾指出：“闽种荔枝、龙眼家多不自采，吴、越贾人春时即入赀，估计其园。吴、越人曰‘断’，闽人曰‘穙’，有穙花者、穙孕者、穙青者。树主与穙者，倩惯估乡老为互人。互人环树指示曰：‘某树得干几许，某少差，某较胜。’虽以见时之多寡言，而后日之风雨、之肥脊，互人皆意而得之。他日摘焙，与所估不甚远。估时两家贿互人，树家嘱多，穙家嘱少。”（《闽小纪》卷上《穙荔》）此类商业资本的运作结果之一，便是产生了一种类似公证人的行业，即所谓“互人”。这些“互人”既是行家，又是从双方获利的经纪人。此类先付钱后取货的买青活动，实际上是对农产品的包买，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已包含着某种程度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了，但我以为这好像是有点扯远了。
1926年8月20日的租约
值得注意的是，与上揭契约落款日期相同的另一份租约则稍显复杂。该契天头之“Rental agreement”等显然是英文，但其下之文字乍看则颇难索解。不过，根据旧中国永泰牧师、教会学校校长在1949年以后的追忆：传教士伊芳廷在永泰各地广置田产，“他把所有房地产的契据，抄成中文和罗马字福州音的文字各一本，锁在铁柜内，视为千秋永固的基业”。（杨名声、林钦一等：《美国传教士伊芳廷》，载《福建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由此看来，此一租约，应当也是以罗马字拼写的榕腔契约。
（四）
福州地处东海之滨，海外贸易有着悠久的历史。民间传说，曾有村民掘得一石，其上写有“走马山前看走马，番船浦内泊番船”之谣。一开始，福州人并不清楚这究竟说的是什么。及至十九世纪中叶《南京条约》签订后，福州成为五口通商城市，外国人纷至沓来。根据清末《闽县乡土志》、《侯官乡土志》的记载，福州有“耶稣教”和“天主教”，前者“分安立间、长老、福音、美部、美以美等会，本境教民约七百有奇，亦有华人为牧师者”。闽县城内外有耶稣教堂十二所，而侯官城乡则有耶稣教堂十所，天主教堂三所。咸丰十一年（1861年），英国在泛船浦（即番船浦）设立洋关（闽海关）。当时，“头春已过二春来，榕城四月茶市开。陆行负担水转运，番船互市顿南台”。（翁时农：《榕城茶市歌》）同治初年，“洋人择（走马）山前数十顷为试马场，乡民逐之，洋人诉领事，遂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令有司向民买田，而租与之，以其租充会垣越山书院膏火。自是互市愈盛，番船且由大桥上水口，乃知兹事盖有先兆矣”。
美国政府解密档案《美国驻中国福州领事馆领事报告（1849-190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
外来的传教士等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产生了大批的契约，如今保留下来的虽然不多，但零缣片楮亦弥足珍贵。2019年，笔者曾在荷兰莱顿大学找到雅裨理（David Abeel，1804—1846）在厦门租地的三份契约，因其涉及传教士早期活动的历史而极富学术价值。（详见拙文《传教士雅裨理在鼓浪屿的三份契约》，载《南方周末》2020年11月5日）而就上揭的这批契约来看，因其与福州鼓岭的历史变迁密切相关，亦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福州地处亚热带，夏季高温多雨，暑气熏蒸，湿热难耐。按照目前一般的说法：光绪十一年（1885年），美国传教士吴思明（Simeon F. Woodin）因抄近道前往连江出诊，无意间发现了深山僻壤中的鼓岭异常清凉。根据清末《闽县乡土志》的记载，鼓岭上“有牛头寨、螃蟹岭等隘”。无论是牛头寨还是螃蟹岭，都在前述的契约中提到。而由此后所注“接壤侯官、连江”来看，吴思明抄近道前往连江的说法，也是言之有据的。作为传教士，吴思明在当时颇为活跃。吴氏于咸丰年间来到福州，主持美部会福州差会兼任学校主理，曾驻永泰传教。他翻译过不少榕腔文献，如同治八年（1869年）福州城内太平街福音堂就刊有吴思明所抄的《基督徒日用神粮书》。此后，光绪二年（1876年）美华书局刊印的榕腔《救主行传》，以及光绪十五年（1889年）福州救主堂刊行的榕腔《入道初学》等，也都是吴思明所译。另外，他还以福州平话（亦即榕腔）编写了数学课本《西算启蒙》。这些，都反映了吴思明对于福州地方社会及相关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因此，他首先发现鼓岭的魅力，显然并非偶然的巧合。
吴思明（Simeon F.Woodin）所编《西算启蒙》，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
在吴思明发现鼓岭之翌年，英国人托马斯·任尼（Thomas Rennie）在鼓岭上修建了第一座别墅。此后，英、美、法、日、俄等国的侨民麇集鳞至。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一月三日《字林沪报》上，就以“鼓岭纪事”为栏目标题，报道福州的新闻，由此可见鼓岭在当时的重要性。根据清末《闽县乡土志》的记载，及至1906年前后，鼓岭上已是“外国官商士女避暑岭巅，筑有洋楼多所。……初，后屿郭某居此，转租西人，官不能争，今俨若外人所固有矣”。关于这一点，前引契约中出现的“地主蔼澍棠”字样，也就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一些传教士的喧宾夺主。此后，鼓岭愈形热闹。对此，1937年7月7日的《社会日报》第4版上，有一篇《鼓岭：福州的避暑胜地，六七月间热闹如城市》，对当时情形之描述颇为生动：
迨清朝鸦片战争起，外国人来福州的逐日增多，外国人平素善探访，不多时就被他们晓得，鼓岭是福建唯一避暑的地方，比青岛、烟台、庐山等处，并不见到怎样逊色。由是每当盛暑来临，三伏期内，他们纷纷由仓前山迁上鼓岭。起初外人，觉得气候虽极凉爽，但食宿多感不便，恰好有一般投机商人、洋行西崽，极力替洋财神谋安妥，在不久间，外人衣、食、住都得到满意的利便，遂乐不思蜀，反相率写信，叫朋友也来。以后一年多一年，中国人也渐渐加多，洋式房子，由二三间增到几百间，各种商店几乎都有，延至现在，鼓岭每到夏季，俨然成小城市，电话，电灯，警察局，市场，浴场，礼拜堂，学校，百货商店等等，都设备完全，平日贸易，食品类以牛肉、牛乳、鸡蛋、面包、豆酪、米菜等占大宗，此外古董丝绣，数亦可观。
随着鼓岭的盛名冠世，福州本地的一些富人也闻声相求，相率在鼓岭之上修建别墅，寄情山水，托迹烟霞。此外，也有不少著名人物前来鼓岭避暑，如著名作家庐隐、郁达夫等都曾到此一游，并留下过脍炙人口的文字。从中可见，鼓岭水色山光足以娱目骋怀，令人心旷神怡。1933年，陆颂慈在《鼓岭闻见记》中指出：
岭上因常有暴风，故住宅建筑多系一层低屋，砌石为墙，盖屋以瓦，红窗绿户，玲珑悦目。或立于山巅，或荫于树下，幽静宜人，尤饶逸趣。交通虽山路崎岖而整洁非常，旁植树草，青翠秀丽。四围景色，树木苍郁，园林幽僻，野草茂盛，溪水一勺，点缀其间，郊游散步，胸怀为之一畅，工余坐息，疲劳尽除。因地处高山，清风习习，故来此一月，虽闻京、沪炎热达百度，然此间早晚皆用夹衣或羊毛衣服，如晚秋天气，生活舒适为城市所无。清晨薄雾迷天，咫尺不辨，俄而旭日东知，气象更新，晚间明月当空，疑为白昼，举目仰视，万星齐动，皎洁无比，远望田野，禾苗遍地，近风招展，娇艳欲绝，瞻对久之，虽夜凉如洗，犹不忍去。
当时，山川聚秀、民醇土腴的鼓岭成了蜚声远近的夏季度假区，甚至有“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美誉。
鼓岭成为避暑胜地，对于当地的开发与社区之构建，具有重要影响。早在1914年，福建闽侯县私立后屿小学学生陈宗玑就作有《劝鼓岭某友人多种茶树柬》：
某某仁兄如晤：分袂以来，不觉一易寒暑，每欲造府盘桓，奈道途遥远，又以事牵，恒为中止，歉甚！歉甚！兹启者，贵处日暖风和，前者多种茶树，近因洋人避暑岭上，乡人奔走其间，谋生较易，视种茶未免乏味，岂知多种茶树，常年可以增进利源，视为洋佣以得值者，其品格不可同日语。兄盍以山园闲旷之区，广为种植，使子孙有实业可靠乎？刍荛之言，务乞哂纳，余容面叙，专此，顺候近佳。弟某某立正。
此信洋溢着青年学生朴素的民族主义情绪。揆诸实际，在“品格”与生计之间如何拿捏，端赖于民众个人的理性判断。但从中亦可见，因为洋人之纷至沓来，鼓岭一带地利日兴，家计渐裕，一般百姓纷纷依倚度假经济为活。
由于洋人众多，鼓岭繁华若市，西式别墅社区的相关建设亦颇有可观。陆颂慈在《鼓岭闻见记》中指出：
到鼓岭后，与吾人最深印象者，即外人组织能力之表现，与对于公共事业之努力。该地大团体，有中华公益社与万国公益社。……万国公益社，不分国界种族，主其事者，多洋行经理与外国教士。规模伟大，设备完善，有办事室、礼堂、医院、球场、泅水池、学校（外人学习国语之用），音乐室等。组织方面：社务委员会外，下设卫生、道路、网球、游泳、文艺、运输、刊物、评断、音乐各股，分工合作。事工方面：则建筑道路，协定劳动工资，促进公共卫生，检验牛羊，化验牛乳与饮水，雇工清道并派人往社员家收集垃圾，发行《鼓岭报》，介绍买卖及租赁房屋，举行音乐会、球赛、演讲会及戏剧表演等，并聘华员二人充任干事，各项工作井井有条，无不名符其实，在在使人满意……
稍后的《鼓岭考》也指出，向来鼓岭行政，在暑期时都由洋人所设的万国公益社控制。后来山上的中国人另设中华公益社，但因经济支绌等原因而中途停办。随后，由于赴鼓岭避暑者渐众，其中不乏经济、政治地位较高的中国人，故万国公益社也审时度势，邀请华人入会，共同参与社区管理。当时，由鼓岭返城开有公共汽车，一天计有两班。热暑炎天邮局开办普通邮件递送，按时收受。倘遇有沪、港大宗邮件，则临时派遣专差递送，办事颇为周到，居人甚感便利，社区建设与治理井井有条。
鼓岭万国公益社旧址
万国公益社相关档案（昔日的Kuliang Council，今改译作Kuliang Club）
（五）
2024年4月，笔者返乡扫墓，顺便走访鼓岭旧街。其时正值“清明时节雨纷纷”，徜徉其间，但见村墟林壑苔藓斑驳，鼓岭之上空山寂寞，风飘雾遮。据了解。鼓岭一年之中有云雾的天气多达两百多天，很多时候，人们只能透过雾里看山，见识此地的美景……
在加德纳展示馆，我意外读到另一份契约，也是与传教士租地建房相关的资料。准情酌理，迄今所见的鼓岭契约，都是与传教士相关的史料。透过这些一百年前后的文字，畴昔满川星月四时佳兴，仿佛尽在眼前。其间，我们似乎听不到契约另一方——鼓岭乡民的真实声音。不过，这些稀见契约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所展示给我们的，显然是五口通商之后，经过长年的冲突、磨合，看似较为和谐的历史画面。
迷雾中旧街拐角处盛开的鲜花
鼓岭加德纳展示馆所见相关契约
晚清以来天运将隳，纪纲渐紊，其时中外虽然强弱异势，但在民间，互动的双方皆有着悠久的契约文化传统，那些纷至沓来的外国传教士，在标榜“平等”、“博爱”的宗教热诚推动下，面对中华大地上源远流长的契约文明，亦入乡随俗，在闽东地方契约的传统脉络中，与纯朴的鼓岭乡民交易、互动，彼此价清业楚。于是，在这个通商口岸，丛林幽雅，栋宇宏深，在鼓岭之巅形成了特别的社区，在那个动荡的时代缝隙中，悄然绽放出一处宁静的天地。也因此，中外各色人等在特殊的背景下，于襟山带海的福州盆地边缘同此凉热，在风景秀丽的“左海小庐山”之上，共享着那一片蔚蓝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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