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沧澜江上游方向，一路驶过城区的高楼、郊外的蔬菜大棚，和半山腰的玉米地，穿过热带雨林环绕的盘山路，才见河边村。
河边村距离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50公里，乡村CEO盘永飞开着新买的二手车来接我和中国农业大学的徐进老师进村。
河边村有57户人家，家家户户居住在瑶族风格的干栏式木房里，房屋以木桩为底，采用架空式设计，陡峭的屋顶被黛青色瓦片装点，依山而立。山脚临河，远看宛若世外桃源。
如今的河边村。
盘永飞说，2017年以前，盘山路还是泥巴路。村民骑摩托车往返，中途得停车清理几次轮胎上的泥巴。最近几年，村里有20多户买了汽车。
过去，盘永飞靠打零工，务农为生。目前，他的主要收入来源于“瑶族妈妈客房”、卖蜂蜜、以及村里合作社给CEO团队的补贴。近十年来，河边村农户的生计变得多元化，户均年收入由2015年的10000多元增长到2024年的70000多元。
作为曾经的深度贫困村，河边村的发展，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政策帮扶背景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李小云团队的师生们长达十年的驻村扶贫工作密不可分。
2015年，李小云开始推动河边村脱贫工作，在村里建设了以“瑶族妈妈客房”为核心的复合型产业，村里开始有了小型会议、研学、休闲、旅居等新业态。2018年11 月，村里成立“雨林瑶家合作社”，由村民担任乡村CEO负责经营管理。
李小云将他在河边村的实践称为中国式的新发展主义，他想在河边村所探索一条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实现乡村脱贫和发展转型的新路径。他坦言，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中国乡村和人口数量的减少将不可避免。但他希望留下来的村庄能在新技术和新消费的语境下，赶上时代发展的列车，用新的业态和生计，让乡村的年轻一代找到“守土”的意义和希望。
多元生计对抗风险
在河边村建设“干栏式木房”是李小云的主意。
河边村村民家的老房子。
河边村建设中的干栏式木房。
2015年2月，他第一次到河边村考察。当时村里的房屋以木板和石棉瓦为主要建材，还有农户用泥巴自制瓦片，散养的冬瓜猪、茶花鸡随处可见。村里唯一像样的房子是用空心砖盖的村民大会的“公房”。
村里的茶花鸡住在树上。
但河边村的优势同样明显。它地处热带雨林之中，空气新鲜，在村里散步，有人甚至会醉氧。村里保留完整的农耕文化和瑶族文化，在李小云看来，这里适合发展休闲旅居、康养研学的新业态。
“干栏式木房”是当地特有的建筑风貌。李小云提出，农户拿出一半的房屋经营“瑶族妈妈客房”项目，既有民宿收益，也能解决游客住宿问题。
村支书邓林国当时是村会计，起初他不同意。他住了一辈子木房，希望像城里人一样住上混凝土房。当时，村民居住的木房没有窗户，屋内光线昏暗。为了通风，他们从木墙上切下几块可以推拉的小木板。邓林国理想中的房子是有阳光照进屋里，有现代化卫生间。他想象不出李小云设计的木头房的样子。
2016年，村民们紧锣密鼓地到林场选木料建房，几乎每棵树都被村民做了标记。邓林国也担心，全村都盖起“木房”，唯独自己盖砖房会影响整体效果。
“立一栋房子，要30多人齐心协力。”邓林国记得，2016年汛期，村里男女老少齐力将砍伐的树木抬入河中，顺流而下运回河边村。
待木料晒干后，村里进入“立房子”关键期。邓林国说，每家房子立起来时，几乎是全村出动。待到傍晚，房子主人杀鸡、宰猪请客吃饭。他边说边指着村道灌木丛旁一个低矮的石棉瓦棚，那是他和妻子、两个儿子建房时期的居所，如今成了杂物间。
根据李小云团队2023年出版的《小农生计》一书记载，2017年底，邓林国家的客房已经开始接待客人，当年客房收入6712元，约占家庭总收入的1/5。
此外，“精准扶贫”阶段，根据政府规定，每家人可获得6万元无息贷款（按新政策2018年起贷款变为补助，不用偿还）、1万元建房补贴，建档立卡贫困户还可获得4万元建房补贴。
李小云创办的“小云助贫中心”也筹资为每户提供2万余元用于采购窗户、窗帘和安装现代化卫浴。
2018年，河边村大部分客房已投入使用。为了满足客人吃饭的需要，村里开了五家农户自营餐厅，邓林国家是其中之一。2020年疫情之前，他家的客房和餐厅收入一年有五六万元，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河边村的客源一开始主要靠李小云团队牵线，但随着河边村知名度的提升，越来越多自驾游的客人自主在平台上预订客房。
2024年12月，村民李云芬。
2024年11月，20名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乡村CEO来到河边村，村民李云芬家也来了客人。李云芬和两名非洲客人语言不通，依靠比划手势，完成客房打扫和更换一次性用品的需求。
李云芬和村里的妇女参与过多次公益性培训，有政府聘请的老师教他们按照酒店标准打扫客房、整理床铺，学做面食。邓林国觉得，“瑶族妈妈客房”拉近了村民和外界的距离，虽然村民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但服务意识和对现代化事务的认识得到了提高。
在河边村时，我住在村民李新民家。他家120平米的宅基地，有两处木质楼梯，分别通往二楼40多平米的客房和他自己约20平米的卧室。客房的露台安装了护栏和照明灯，室内沙发、实木办公桌一应俱全。
2024年12月，李新民告诉记者如何割胶。
李新民说，建房时，李小云交代过客房要搞得宽敞些，以适应外来客人的需求。因此农户在保留自家居住空间需求的基础上，都尽量把客房建得宽敞明亮。
年近60岁的李新民一直单身，每年八千多元的客房收入足够维持生计。同时，他帮人割橡胶，单日最高有200元收入。
河边村村民们齐心协力建房留下的影像照片。
李新民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满意。上世纪90年代，他是村里的代课老师，由于母亲生病，他错过了考核成为正式教师的机会。2001年村小撤并后，个头不足一米六的他到镇上工地做小工，或帮人管理冬季农作物，维持一天百来块的收入。
根据李小云团队调研，2019年河边村参与“瑶族妈妈客房”项目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客房及餐厅，占总收入的44.59%。2021年，“瑶族妈妈客房”开始接受线上预订，村里散客多了起来。
随着客人的增多，农户的收入来源也日益多样化。2022年，25岁的尹昌贵把家门口改造成一间十平米左右的落地窗式茶室，开始做普洱茶和蜂蜜的生意。
有时外来客人经过尹昌贵的茶室，他会主动邀人喝茶。有团客时，合作社也会组织农户举办集市，销售特色产品。尹昌贵说，过去用塑料桶装蜂蜜，因为客人喜欢小瓶装，于是他在网上采购了玻璃罐。
2024年12月，去往河边村的路上。
盘永飞也是村里的养蜂人。2018年，“小云助贫中心”联系到“北京中农寻蜜人生科技有限公司”，一支农大博士生组成的养蜂创业团队，到河边村教农户养蜂，再统一收购农户的蜂蜜。
养蜂成本不高。前期，盘永飞会在蜜蜂喜欢的干燥场所放置蜂箱，野蜂被吸引过来。他只需每月上山检查蜂箱，确保没有蚂蚁进入。智能手机普及后，盘永飞通过直播分享养蜂经验。蜂蜜在网上很快售罄，每年有近万元收益。
李小云说，2019年左右，随着客房和接待游客的收入超过务农收入，村里出现“去农化”趋势，有农户连水稻都不再种植。
直到2020年疫情之后，农户意识到单靠旅游收入，生计并不稳定， 家家户户又开始种植水稻、冬季蔬菜，并靠割橡胶增加收入。2024年12月，我在村里采访时，赶上拖拉机运输车来收橡胶。走在村里，远处轰鸣声不断，农户家门前堆放着用麻袋装好的橡胶，等待装车。
来往于村路上负责收橡胶的拖拉机。
村民们提到，最近几年国际橡胶价格上涨，收购价达到8元/斤。从4月到11月，河边村农户每天早晨四五点到地里割胶，用瓷碗接橡胶树流出的乳胶汁，待橡胶凝固再装入麻袋。
村民尹昌贵坐在自家茶室里接受采访。
尹昌贵家种了600棵橡胶树，收入将近3万元。他说，村里几户种植2000棵橡胶树的村民，去年收入都接近10万元。李小云认为，脱贫不一定需要人离开农业和乡村，也不需要遵循“城市发展、乡村衰落”的传统路径。
2016年1月李小云和建房村民交流。
村民成为CEO
2020年以来，河边村告别了尘土飞扬的建设期，牲畜被赶到山上圈养，房前屋后有了秩序感。
李小云说，这五年里，他和团队在做的事是“远距离关注，近距离关怀”。作为外来者，他们只能提供一般性支持，客房等项目具体的实践，由“雨林瑶家合作社”的乡村CEO们来展开。
如今，“雨林瑶家合作社”成员五人，邓林国任理事长，四名村里的瑶族青年担任“乡村CEO”，负责经营管理客房、财务和外联等事务。
2021年7月，李小云与河边村乡村CEO讨论工作。
31岁的周志学是总经理。初中毕业后，他到深圳做过搬运工、厨师。2016年，他回村后再未离开。周志学是家中的老大，当时他的一个弟弟、两个妹妹还在上学。
刚回村时，李小云鼓励周志学等村里的年轻人加入“青年创业小组”，做“天然雨林鸡蛋”项目。由于农户散养的茶花鸡以昆虫和野生植物为食，鸡蛋品质高，李小云建议周志学们从农户家统一收鸡蛋，通过电商以每颗10元的价格卖到城里，从自给自足转变为走向市场。
全村一年卖鸡蛋的收入有两三万元，客源以李小云团队的亲属、朋友等为主。周志学记得，最开始，他们用稻草包裹鸡蛋，但运输途中鸡蛋磕碰易碎，后来才采购了纸箱包装。
2019年2月，河边村注册成立“雨林瑶家专业合作社”，村里的年轻人成为合作社的主力。李小云认为，村里只有产生现代化的就业，才可能留住更多年轻人。
考虑到村民建房不易，全村客房采取轮流入住方式，客房收益尽量惠及到参与“瑶族妈妈客房”的人家。
但在执行过程中，周志学发现，有的农户只打扫二楼客房，忽视了底楼的环境卫生。而客人集中在冬夏两季入住，客房空置期间，有农户在客房内堆放杂物，不常开窗通风。客人反映居住体验差，要求换房。
为解决此类问题，2022年起，合作社引入市场管理机制。根据客人的评价反馈，给客房评级打分。家里卫生条件好、待客热情、积极参与村里公共事务的村民，客人入住率更高。
但乡村社会是人情社会，与乡村CEO同宗同姓的亲戚难免因客房分配问题产生不满。周志学的叔叔多次抱怨他“胳膊肘往外拐”。叔叔是村里的“顽固派”，坚持在家门口养鸡养猪，家里卫生达不到待客的标准，客房自然被客人冷落。
与此同时，合作社与农户的客房收入分成也在探索中完善。2023年以前，合作社与农户的分成比例是1:9。合作社所获资金用于村里步道修缮、排水管改造、客人用车、聘请代账公司等事项，常常入不敷出。
疫情之后，河边村团客减少，散客增多。农户们发现在家招待零星散客，不如上山割橡胶，他们经营客房和参与为客人准备的篝火晚会等活动的意愿下降。
周志学告诉澎湃新闻，2023年过年前夕，合作社召开村民大会，提出合作社与农户五五分成的方案，接待客人和客房打扫全由合作社负责，农户只需领取分红。
争得村民同意后，五名乡村CEO独立撑起了2023年的春节——接待冬令营学生团队最多时，单日接待客人达80人。过年期间，五天时间经营收入达16万元。
解决吃饭问题并不容易。周志学是主厨，负责客房维修的邓生勇打辅助，三餐都是自助餐形式，六菜一汤。“鸡肉、鱼肉、猪肉、素菜……眨眼功夫就要再添一盆。”
合作社餐厅只能容纳两桌，餐厅前的小广场上摆满桌椅，篝火晚会的火光照耀下，客人们载歌载舞。周志学感到浑身酸痛，他从早晨6点忙到次日凌晨2点，一天下来锅不离手，餐厅要收拾好碗筷才关灯打烊。
周志学经常凌晨四五点还没睡，忙着处理客人的订单和咨询电话。晚上水压不稳，电路跳闸、连不上网络等突发情况，都要乡村CEO第一时间出现。
后面的几天，他们雇村民做帮工，一天150元。邓生勇、盘永飞，以及副村长黄志成则骑摩托车跑遍全村为客人更换床单被套，补充洗发水、沐浴露。他们仅坚持了三个月，就发现身体吃不消。
彼时，乡村CEO每人每月的补助金是一千元，周志学意识到团队成员有些泄气。2023年初春，他们再次召开村民大会，合作社和农户的分成比例改为3:7。客房卫生由村民负责，餐饮和客房用品由合作社提供。
从河边村鳞次节比的“干栏式木房”前经过，几户人家里的木房底层水泥地上堆放着成袋的土豆、玉米等。窗玻璃上贴着“餐厅”字样，但并不营业。
邓生勇说，除了合作社餐厅，村里其他四家餐厅以接待团客为主。“人少了饭菜不好弄。”但合作社餐厅为了两三个客人到镇上买菜、做饭，收多少钱对客人和餐厅来说都不划算。
周志学认为，客人不多时，由农户为住家客人提供餐食是理想状态。但不排除有农户白天在地里干活，家里饭菜简单，也拿不出手。
在我来之前，李小云团队的博士生林晓莉已在河边村驻村工作三个月。村里人说，小莉第一个月住在尹昌贵家，第二个月搬到李新民家，后来又搬回了尹昌贵家。为了让客房项目惠及到更多农户，合作社规定客人不能连续在一家客房居住超过一个月。
尹昌贵的妻子平时在家照顾上幼儿园的女儿，一日三餐多做一份小莉的饭，每月收一千元餐饮费。但单身汉李新民家提供不了餐食，他自己一把无筋豆，一碟咸菜和一碗米饭便果腹一顿。
合作社的工作，使乡村CEO没有精力兼顾农活。但在合作社，周志学负责财务、对接市场客户，以及团客在河边村的行程策划，他感觉在运营过程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2023年，河边村第一批客房改造项目经费到位，村里23户客房完成改造。李小云利用外部资源，为村里争取到5户高端客房改造的经费。即客房由开放式厨房、露台和多卧室组成，满足客人的多元化需要。
合作社的周志学、盘永飞和邓生勇家均成为了首批高端客房改造户，村民对此也有议论之声。徐进表示：“外面的知识、资源进入村庄，需要进行某种程度的示范，也需要结合农民自身的能力。农户的受益有先后，也是个正常的过程。”
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团队成员。
此外，中国农业大学与腾讯共同组织的乡村CEO培训项目也在托举河边村的发展。该项目采用双导师模式，让乡村CEO到深圳腾讯总部学习技术，到北京、浙江、云南、上海、重庆等地的乡村民宿考察学习。
盘永飞是第二期学员，他记得，2022年在浙江农村，村里没有年轻人，民宿运营团队是外聘的职业经理人，民宿全权交由外人打理，年底给村民分红。
他觉得，村里没有了年轻人，凡事靠外人打理，这在河边村是不敢想象的事情。但这也恰恰是李小云的初衷——充分调动村里的壮年劳动力，让农民有致富能力，把产业收益留在自己手里。
李小云团队给合作社输入的是规范化的管理，这些都是基于城市化的技能。而合作社的成员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的日常生活与灌输给他们的知识、技能之间存在很大的张力。李小云和他的团队坦承，这一模式也许是一个“浪漫的想象”。
留下和离开、个体和群体
随着河边村现代化的发展，村里买车的家庭越来越多，每年油费和车辆保险费用加起来近万元，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村民娱乐的范围扩展到勐伴镇、勐腊县，甚至景洪市，喝酒、逛街、唱卡拉OK。
经济的转变带来思想的变化。邓林国发现，村民的想法不似过去那般淳朴。过去邻里之间的互助，主人家请客顿饭，喝点自酿的白酒是常事。但现在请人帮忙，要给100元到200元的帮工费。他不知道这个变化是好是坏。
有团客来河边村，行程计划一般由乡村CEO们安排。周志学介绍，他们会带客人转一转河边村和周围的热带雨林，讲解河边村的发展史，体验瑶族文化。如制作糍粑、上山采摘密蒙花等植物，制作植物染饭、粽子，以及举办篝火晚会，和跳瑶族舞蹈。
这些都是客人们感兴趣的活动，也都需要村民配合参与。2024年，经过合作社成员的商议，决定每场演出给篝火晚会上跳舞的妇女们发放500元补助，过去则属于义务劳动。
村里关于“人”的工作做不通时，一般由当了12年村干部的邓林国出面协调。2024年初，有村民在家门口私建台球厅，占用了村路，导致村民出行被堵。邓林国发现时，台球厅的水泥地基已经打好，他立刻叫停了工程，并让对方把村路修复。
村支书邓林国
但建台球厅的红砖和水泥，村民已经花过钱，对这类娱乐活动也有需求。邓林国说服他到离家几米远的空地上建了台球厅。12月，已过割胶的季节，村里七八名男青年时不时聚在台球厅，有说有笑。
河边村的建设规划，还包括在进村处的河道两岸铺上步道和建一处连心亭。最终，沿河步道没能全部覆盖，原因在于过去沿河两岸允许村民做挡土墙，有村民种了蔬菜和芭蕉，认为村里建公共设施应该给他赔偿。
对此，邓林国感到束手无策。“给了一户赔偿，其他家要不要给？”在他看来，如果当初的河边村按照现代化的思想执行，推倒房屋地基重建、拆掉猪圈，把猪赶到山上养，这些都要给赔偿，很多事情是干不了的。
至于规划里的连心亭，会影响到桥头村民家的用地。由于没做通村民的思想工作，最终，将连心亭的两个亭子拆开建。其中一个亭子选址在邓林国家对面的土坡下方。但建好后，又有村民觉得不公平。
村民李云芬记得，以前村里是土路，随地有乱丢的垃圾。但有了客房项目后，为维持村里的环境卫生，采用排班制，住得近的几户人负责一个公共片区，每周轮换。
李小云称，现代化是乡村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农户共同体”的特点弱化，公共的、集体的、家庭的观念被淡化，但并不会马上消失。
农户个体化的特点强化，他们更加关注自身。面对这种新的变化和趋势，李小云觉得，外界能做的是为河边村发展提供机会，究竟如何抉择，要交给河边村人。
“如今的河边村，在留下和离开、个体和群体、个人和家庭之间，正在挣扎寻找一种出路。”李小云说。
“不会消失的村庄”
河边村幼儿园位于村里的中心地带。宽敞的木房教室里，孩子们按年龄分坐在原木色的长桌两端，对面一块可移动的白板记录了他们学拼音、学汉字的过程。
河边村幼儿园。
22岁的邓雪仙是村里唯一的幼儿园老师，她每天早晨9点会给21个孩子做早餐，再上六个小时的课，教小班、中班、大班三个年龄段的孩子，收入2500元/月，由合作社发放。
邓雪仙的两个姐姐都嫁到外村，她是家中的老幺，留在村里照顾年迈的父母。幼儿园老师是适合她的工作。
两年前，邓雪仙高中毕业，考上昆明的卫校，每年学费一万多元。父母希望她贷款把书读完，但她父亲因车祸残疾，母亲务农养家，她觉得压力太大，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
邓雪仙这一代河边村人，没接受过学前教育。村里和她年纪相仿的女孩，要么外出工作，要么嫁到外村。2018年9月，河边村幼儿园落地，李小云觉得抓好教育是防止返贫的根本。邓雪仙发现，现在的家长对教育越来越重视，村里适龄的孩子都被家长送去幼儿园。
有家长定期检查孩子的学习情况，还有家长怕孩子在课堂上坐不住自己跑回家，守在教室门外的台阶上，坐着陪孩子。
河边村幼儿园老师邓雪仙
19岁的盘龙娟是前任幼儿园老师，也是邓雪仙的表妹。2024年，她辞去幼儿园的工作，决定去城市挣钱。她在景洪市的茶叶店找了份销售工作，收入有四千多元，但很辛苦，每天要带客人往返店里和茶山。她租住的独立单间价格每个月一千多元，攒不下什么钱，干了一个月，她就辞了职。
盘龙娟想等过完年再找工作。她告诉我，她有高中文凭，不想做苦力活。但留在村里做幼儿园老师或者到镇政府找一份体面的临时工活儿，挣得又太少。关于未来，她的设想是嫁到外村，找个有钱人。
相比于村里稀缺的单身年轻女性，“光棍儿”问题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儿。村民们都说，已经好几年没参加过婚礼，因为河边村没有人娶亲。
2024年夏天，邓林国统计过，河边村在22岁以上的男性中，离异后单身的有8人，一直未婚单身的有28人。
邓林国也心急，他觉得村里人丁兴旺有利于后代延续，否则再过几年，村里可能再没有小孩上幼儿园。
合作社的五名成员，除邓林国外，都是单身或离异状态。周志学和邓生勇等人表示，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原因在于河边村地理位置相比其他村庄较为闭塞，女孩更愿意嫁到离县城、市区近的地方。与此同时，经济条件的改善是相较于他们的过去，和城里有正式工作的上班族相比，收入并不稳定。
徐进认为，当河边村与外部联系加强，农户的生活质量提高以后，他们的眼光也在提高，对于婚姻的期待已经不止于生儿育女。
但社会的残酷在于，他们去过城市，能力也有了提升，觉得自己跟城里的青年一样。但实际上外面的人看他们，还是农村人。他们的成婚道路依然艰难。
李小云觉得，河边村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不会消失的村庄。河边村没有“空心化”，也不缺乏劳动力。但是，未来如何，现在很难断言。
李小云团队的新书中提到：对于村民来说，他们很难适应工厂里严格的生产制度。2020年初时，河边村曾有八个村民在亲戚的介绍下决定一起组队远赴苏州的一家电子厂打工。但这家电子厂的流水线昼夜交替轮班，睡觉时还要忍受工友的噪音，其中三名村民只坚持了九天就辞职回家。
住在李新民家隔壁的盘金富今年23岁，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去年年初也选择和女友回老家务农。
盘金富曾在景洪市的饭店、冷饮店和夜场酒吧工作过。他做得最久的是酒吧销售，底薪三千元，绩效高时有五六千。但业绩压力大、熬夜、生活成本高、缺乏升职机会等等原因，让他最终回到家乡。
河边村有过外出打工经历的男青年，大多遇到和盘金富相似的情况。“因为教育程度低和缺少社会资源等原因，他们只能依赖打工，职业和婚姻都很难在城市里安定下来。”徐进说。
现在，河边村几位乡村CEO正在积极讨论提升生态旅游产品种类，如开发雨林探险、雨林野餐、雨林徒步等体验项目。同时，在政府的推动下，合作社的管理制度和流程、账目也在变得更加规范化、透明化。
邓林国觉得，村里买车的家庭只会越来越多，如果村里有专门的停车场，和堆放待卖的橡胶等农产品的地方，将减少村路的拥堵。
2024年12月，有村民家里买了新车，组织大家聚会庆祝。
此外，河边村的村路早已铺成水泥路，但农户们通往农田的生产道路还是泥巴路，雨季难以下地干农活。邓林国希望等村里有钱了，将生产道路进行改造。
疫情三年，让村民普遍意识到复合型产业的重要性。经营客房、上山割橡胶、种植短期经济作物、季节性外出打零工，都是河边村村民的生存抓手。
李小云说，稳定、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核心是，要有适合农民的知识技能和资源特点的产业，这样的产业与农民的知识技能相结合，就构成了农民的内生动力。李小云将之称为“新生产主义的新劳动”。他将这样一个特点作为他倡导的新发展主义的核心内容。
河边村瑶族妈妈的客房建成后，李小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河边村是否可持续？以往他经常说，这需要时间来回答。
2025年，他在河边村已经十年。当我问他同样的问题，他似乎更有信心。但他说，这个过程太艰难，也太复杂，涉及到社会经济转型的大问题，一个局部案例的意义是有限的。这也是他作为一个发展主义者的经常性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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